賈平凹80年代的長篇小說《浮躁》，以政治經濟變革與文化尋根的巧妙融合為人所稱道。1993年出版的《廢都》則轉向了對自我精神世界的揭示，有靈魂自剖的傾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標示著作者自我主體精神的形成。

《廢都》一方麵寫出了在物欲橫流的現代都市中，一些知識分子在精神上的自我迷失，渴望自我確證而又無從確證的痛苦和絕望；另一方麵又對在欲望中沉淪掙紮的人們和混亂頹廢的社會世相作了極鮮活的表現。小說塑造了西京城內四大文化名人之首的莊之蝶，一位具有濃鬱傳統士大夫特點的作家形象。莊之蝶其實是作者的一個精神載體，是一個符號化的人。作為名人，大家眾星拱月似地包圍著他、需要他，但他又不願別人以名人待他，卻又掙脫不掉，他真正成了“名”的仆役。作為作家，他為周圍的人事所累，寫有償的報告文學，寫假論文，寫假情書，為法院某人之子代寫文章，他找不到真正屬於自己的時間和空間。他腦子裏塞滿了《素女經》《閑情偶記》《浮生六記》之類的古代典籍，因此一心要在現實中尋找他心中的古典美。他和唐宛兒在賓館裏醜態百出，不一會兒又在大會的主席台上正襟危坐。於是，莊之蝶沉溺女色，穿梭在牛月清、唐宛兒、柳月、阿燦等多個女人之間，目的是為了在溫柔鄉裏逃避文化的擠壓。作者通過對莊之蝶這樣一個孤獨而病態的靈魂的塑造，揭示出在急遽變革的現代社會進程中，一個缺乏人格支撐和理想追求的“作家”如何走向“文化休克”的精神悲劇。

《廢都》的創作也留下了諸多遺憾。作者在創作莊之蝶這個缺乏使命感、也缺乏現代意識的知識分子形象的時候，並沒有保持適當的審美距離。作者以苦悶之心寫苦悶之人，感同身受，莊之蝶的角色經常被作者代替以致無法分解，書中對莊之蝶沉溺於與多個女人性關係的描寫，趨於鬧劇化、感官化、輕薄化，感性的放縱淹沒了精神上的探索。由於對人物形象缺乏必要的洞觀和超越，作品批判的力度和悲劇的力量被削弱了。另外，對唐宛兒這個女性形象的塑造，也某種程度上暴露了作者陳腐的女性觀。唐宛兒原本是一個不安分的女人，她從鄉下私奔出來，固然有不堪忍受丈夫虐待的一麵，但更有對都市生活的豔羨和想改變生活處境的一麵。她與莊之蝶之所以一拍即合，不排除依附於名人的強烈功利心態。作者肆意地將許多封建士大夫的、男權主義的觀念加到她身上，從而使這個人物形象失去了藝術的統一性。例如莊之蝶希望她癡情，作者就寫她的落淚；希望她**，就寫她滿口褻語；希望她多愁善感，就寫她望月傷懷。作者基本上是以玩賞的態度對待唐宛兒這個“尤物”，而對莊之蝶身上濃厚的舊文人習氣，作者也是基本認同的。這就使創作失去了理性審視距離，從而也減弱了美感。

《高老莊》寫省城大學教授高子路攜帶年輕美貌的妻子西夏，回到家鄉高老莊祭父，並以他們的所見所聞，激活了高老莊這個有鎮政府、有派出所、有工廠、有葡萄園、有商店的俗人世界。長期棲居城市的高子路與結發之妻菊娃離異，如今的妻子是典型的城市知識女性，生活在一個與高老莊完全不同的知識分子圈子中。此時的高子路已具有雙重身份：遊子與教授。不管高子路是否自覺，他回鄉祭父，多少讓人感覺到一些“光宗耀祖”的陳腐意味。為了表達對父恩和鄉情的虔誠與懷念，高子路竭力將自己還原為高老莊的一員。在高子路原來的印象中，高老莊人正直、善良、淳樸，而他從無奈的城市生活中回到家鄉，實際上是對精神家園的一種尋覓，渴望回歸。可是當他力圖重新融入已經疏遠了很久的家鄉時，卻發現，現代文明催生了高老莊人的貪欲，種種人性惡的極端發展比起都市人有過之而無不及，高子路因此陷入了徹底的失望之中。高子路的“根”在高老莊，但他的精神歸屬卻最終是彷徨的。

小說還寫到了曆史上高老莊人為了保持本族人種的純粹性，絕不與外族人通婚，結果導致了生命力的極度萎縮，人種嚴重退化，高老莊人統統都是矮子。尤其可悲的是，高子路與菊娃結婚，兒子石頭一生下來就身體殘缺，而即使與非本族血統的西夏結婚，終因父係遺傳基因的衰敗一直未能懷孕。類似的事情，在高老莊比比皆是。這裏寓含著作者對傳統文化的理性反思和批判意識。然而，作者通過對現代工商業文明挺進下高老莊人貪欲的極度膨脹和人性的沉淪的描寫，又表達了對現代文明的戒備、敵意和恐懼。可以說，作者的精神立足點基本上是傳統的農業文明。作者現代意識的匱乏，影響了《高老莊》向更縱深的文化和精神岩層開掘。

阿來（1959— ），生於四川西北部阿壩藏區，藏族。80年代中期開始創作，出版過小說集《舊年的血跡》和詩集《梭磨河》。《塵埃落定》為其第一部長篇小說。

《塵埃落定》是對藏族這個未經現代意識和現代經驗整合的特定生命群體的曆史想象與詩意闡釋。具體地說，這個獨特的生命群體是指漢藏交界地帶的藏族人。在小說塑造的獨特世界中，汪波土司的貪婪招致了麥其土司搬來漢人軍隊實施征服；隨漢人軍隊而來的罌粟在使麥其土司富甲整個土司世界的同時，也引發了土司們之間的罌粟之戰；當麥其土司家族失去對罌粟的壟斷而罌粟席卷整個土司世界時，糧食的匱乏卻帶來毀滅性的饑荒；正是在周圍的土司們紛紛種植罌粟的這一年，麥其土司因改種糧食又再次暴富；麥其土司在邊境地帶建立的糧食市場帶來了比糧食、罌粟更多的財富，但市場又孕育出梅毒、戰爭，甚至最終導致整個土司世界的覆沒。

無論是題材內容，還是修辭技巧，《塵埃落定》都有其新鮮與獨特之處。小說敘寫的，是廣大讀者知之甚少又頗為好奇的人和事，具體地說，是發生在中國邊鄙之地的一群藏族土司之間的奇特故事。在這部小說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作者的精神氣質和文學追求。他自覺地追求語言的詩性效果，善於用充滿詩意情調的語言渲染氛圍，抒情狀物。有時，他甚至能夠把詩意轉化為畫境。小說一開始描寫野畫眉在雪中叫喚以及母親在銅盆中洗手的情景，就仿佛一幅色彩明豔、生動逼真的風景畫令人難忘。還有，他的某些比喻修辭，也顯示出頗為不俗的連類取譬的想象力，如“太陽當頂了，影子像個小偷一樣蜷在腳前，不肯把身子舒展一點”。阿來還是一個能心照神交地對天地萬物進行觀察和體味的人，這一點我們從這部長篇小說中的大量景物描寫中可以看出來。他對氣味、聲音、顏色等，都有極為靈敏、精微的感受力。

但《塵埃落定》也有明顯缺陷。小說是通過“我”來敘述，而“我”是聲勢顯赫的康巴藏族土司在酒後與漢族太太生下的傻瓜兒子，是一個“白癡”。這是一個“不可靠敘述者”。運用這種“不可靠敘述者”敘述故事，並不鮮見。小說家這樣做的目的，是想以一種特別的方式更加真切地揭示世事的真相。但要達到這樣一種目的並不容易，因為運用“不可靠敘述者”是一種很有難度的修辭技巧：小說家巧妙地利用“不可靠敘述者”傳達出來的信息，最終要像利用可靠敘述者傳達出來的信息一樣妥實、可靠。運用“不可靠敘述者”這一技巧，最難的是如何實現從不可靠到可靠的連接和轉化。如果敘述者純粹是一個傻子或白癡，那他是不可能提供任何可靠的判斷的。這就需要作者同時運用可靠的修辭手段來解決這一問題。但《塵埃落定》在這方麵的處理是並不很成功的。阿來想用含混的方法來解決這一難題：他既賦予“我”這個敘述者以“不可靠”的心智狀況，又想讓“我”成為“可靠”的富有洞察力和預見能力的智者。這難免造成敘述上的混亂。既要運用“不可靠敘述者”這種修辭手段，又要讓“不可靠敘述者”變得“可靠”，這是阿來創作《塵埃落定》時最大的失誤。為了讓“我”變得“可靠”，阿來就不能把敘述嚴格地限製在“我”的敘述域限裏，而是把一些“我”壓根兒不可能感知和體驗到的生活內容，也交給“我”來敘述。換句話說，他把限知性敘述變成了全知性敘述，把“不可靠敘述者”變成了超視超知的“可靠敘述者”，這就勢必導致文本內敘述的混亂。例如，在“我”這個幾乎一字不識的“傻子”的敘述中，竟然出現了這樣的句子：“這是麥其土司領土上出現的第一家酒館，所以，有必要寫在這裏。我聽人說過，曆史就是由好多第一個第一次組成的。”很明顯，這是作者想借人物之口來說自己的話，才使得“我”成為一個複雜而混亂的角色。

敘述的混亂，也導致小說意旨的曖昧不明。小說的敘述，從根本上說，是封閉而又破碎的，給人一種單調、沉悶、虛假和陌生的感覺。讀者很難從小說中把握到有價值的、“普遍性”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