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時期的所謂“軍事文學”中，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和吳強的《紅日》是影響較大的兩部長篇小說。

杜鵬程（1921—1991），陝西韓城人，先後在延安的魯迅師範學校和延安大學學習，1949年隨軍進駐新疆，1954年任職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作品除《保衛延安》外，還有《夜走靈官峽》《在和平的日子裏》等。長篇小說《保衛延安》是較早的一部反映國共內戰中延安保衛戰全過程的長篇小說，出版於1954年。但據作者介紹，從構思到動筆共經曆了四年多，原先是一百多萬字的報告文學，後來幾易其稿，最終才定型為三十多萬字的小說。不過，這種從報告文學到小說蛻變的痕跡在作品中依然時常可見，尤其是在作品的後半部更為明顯。

小說重點塑造了英雄周大勇的形象。在作品中，他是一個不斷成長的英雄：一開始，麵對氣勢洶洶的國民黨胡宗南軍隊，當中共中央決定要從延安撤退時，他從情感上無法接受，認為這是在對敵人示弱，但盡管如此，他還是毅然擔負起掩護中央機關撤退的重大任務；後來，在完成任務之後，他領導的連隊卻與主力部隊失去了聯係，在敵人的重重包圍中麵臨著嚴峻的考驗，他帶領著部隊連續苦戰，疲憊不堪而又饑渴難耐，然而他和他的戰友們卻沒有倒下，而是用驚人的毅力與鬥誌，依然時不時地給敵人以重大打擊。正是在這樣一係列血與火的考驗麵前，周大勇逐漸成長，最後成為一名成熟的指戰員。小說著重凸顯了他沉著、機智、勇敢、頑強的英雄氣概，突出了他的“用特殊材料製成的”的鋼鐵戰士形象。此外，也塑造了他的眾多戰友的英雄群體形象：王老虎平時言語不多，但在戰場上卻如猛虎下山；炊事員孫全厚默默無聞而任勞任怨，為革命事業鞠躬盡瘁；李江國幽默勇敢；馬全有英勇無畏……

小說在這時期同類作品中的一個獨特之處，還在於塑造了彭德懷的形象。盡管整部小說對其著筆不多，但依然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作品呈現的，是一個“胸中自有雄兵百萬”、運籌帷幄決勝千裏的軍事指揮家形象，對這一形象的意義，馮雪峰有如下評論：“作者畫出了彭德懷將軍的這一幅肖像，使這部英雄史詩更生色，更有重量；同時，這個成就，對於我們今天的文學事業也是有意義的。”[5]不過，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遭貶之後，這部作品卻因為對彭德懷的描寫而獲罪，作者也備受迫害。

《保衛延安》在出版之初，曾受到極高評價，馮雪峰更是認為“真正可以稱得上英雄史詩的，這還是第一部”[6]，當時評論界將它視作史詩的理由，主要是認為它格調高昂，氣勢恢弘，而且“作品中的人物好像是用巨斧砍削出來的，粗獷而雄壯”[7]，具有一種豪壯之美。不過，與其後不久出版的另一同類題材長篇小說《紅日》相比，這部小說有著明顯的不足，尤其是在人物塑造上，顯然還缺少應有的力度與深度，小說的後半部分也顯得鬆散、拖遝，給人以強弩之末的感覺；作家的情感過於外溢，缺乏含蓄、內斂，因而略顯浮泛。不能說《紅日》就沒有這些缺點，但與《保衛延安》比較起來較為成功的地方在於，它對人物的塑造較為立體化，作品的整體結構也比較沉穩、均衡。

吳強（1910—1990），江蘇漣水人，1938年參加新四軍，後長期在部隊工作、生活，曾任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副主席。《紅日》是吳強的代表作，出版於1957年，是繼《保衛延安》之後另一部被稱作“史詩”的長篇小說。作品描寫的背景是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初期的山東戰場，重點描寫了漣水、萊蕪以及孟良崮戰役，較為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軍人形象，其中，沈振新、梁波、劉勝、石東根以及反麵人物形象張靈甫是塑造得較有特色的幾個人物。沈振新、梁波是作為高級將領的英雄典型來塑造的，作者除了賦予他們英雄人物必備的正麵政治屬性（如作為一個高級指揮員所必備的堅強、忠誠、膽識過人、指揮若定等）外，更重要的是還多多少少地寫到了他們內在的某些人性品格，如沈振新的個人情感與婚姻生活，梁波待人處世態度中濃烈的人情味。劉勝、石東根這些中下級指揮員形象的描寫也或多或少地突破了當時流行的英雄典型的模式，注意到了人性化的個性刻畫。尤其是反麵人物張靈甫，更是這時期文學中難得一見的形象。《保衛延安》中也寫到不少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如董釗，基本上是平麵化地一味突出其政治上的反動性，毫無個性特征。而張靈甫則不一樣，盡管作者也無法擺脫單一的政治的切入視角，但作者沒有將其符號化，而是盡量深入他的內心世界，寫出他較為曲折的心理活動。孟良崮戰役開始時他十分狂妄自大，夢想“立馬沂蒙第一峰”；隨著戰事的失利，他的心理逐漸緊張，甚至有些神經質，直至最後精神崩潰。這一過程盡管也脫不了當時常見的對反麵人物的漫畫化描寫，但畢竟多了些人性化的真實。對此，作者也說過：“寫敵人，切忌寫死了，寫假了。寫死了，使活的敵人等於僵屍，以僵屍為敵，我們算得什麽強手。寫假了，不可信，引不起人們的憎恨。”因而應該將敵人寫成“有血有肉的活的具體的人”[8]。小說盡管並沒有完全實現這個目標，但在當時的文學潮流中已實屬難得了。

此外，《紅日》較好地處理了敘事節奏，注重一張一弛，一鬆一緊，將緊張的行軍、戰鬥與悠閑的部隊日常生活結合起來，從而使整個作品呈現出較為豐富的色彩和內涵，在這點上顯然也有別於《保衛延安》的單調色彩。在整個藝術風格上，作品也較統一，宏大的敘事規模與精細的細節描寫的結合基本上能做到和諧，對自然景物與生活場景的描寫也能透出一些生機與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