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就是空間和時間合一。而中國神話中，時空始終與人、與自然的生命節奏相聯係，時間主要表現為從過去、現在到未來，也就是人與自然生命的生長過程；空間主要表現為長、寬、高（或形狀、距離、方向），即是人類與自然的相互融通與纏繞的場所。因此，神話中時間與空間始終與人與自然的種種糾集相連，它不僅是一個內涵豐富的生活問題，也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哲學問題，還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生態倫理學問題。
從宇宙的原點——混沌狀態，走向陰陽的產生，天地的開辟，日月星的流轉，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四時、四方，四時與四方的對應與互換。“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廣博無垠的空間和橫貫古今的時間，又不是空寂的、靜滅的，而是人與自然的生命展演場。從此，“鳶飛戾天，魚躍於淵”，人與自然在此廣博的宇宙時空中出生、壯大、衰退、消亡，各安其所，各盡其性，展演出生命節律的無所不在的聯係與巨大的化育力。這些既來自於中國神話，又推進到中國文化品格的方方麵麵，並在人與自然交織的實踐中得以超越和提升。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時間與空間是人與自然生命演繹之網絡與載體，也是一個關乎於生態倫理學的重要話題。
早在神話的發軔期，中國的原始先民就已經形成了天地人三位一體的宇宙觀：宇宙是人與自然生命運動的載體，它遵循四季交替循環的規律，季節的更迭又是按照空間的四方進行循環的運動，而人居這一切中心地位，溝通天地人神。在西方哲學中，時間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為容器式的時間，一為絕對主觀化的時間。而在中國文化中，時間則始終與人生實踐與萬物化育相聯係，與生活世界、自然密切融合和統一。甚至，可以說掌管四方與四時的天神就是人類自身。《山海經》記載的“神”往往指氏族部落或其酋長。上文提到的1988年南陽市西麒麟崗上漢墓出土的漢代天象圖，畫中四周由“四神”環繞，上為朱雀，下為玄武，左為白虎，右為青龍，而黃帝居中央正襟危坐。根據《山海經》等對黃帝及其兒孫的描述來看，他們既是天神，又是偉大的人，是華夏各部落、各民族融合的象征。黃帝居四神中央其實就是人居宇宙的中心位置的另一表達。也就是說，人才是宇宙（時間與空間）價值的展演者，離開人與自然的種種互動與交織的時空是不存在的，也是無意義的。
這一觀念，在距今六千年前仰韶文化遺址中出土的蚌圖中得以印證。該遺址共出土三組蚌圖，第一組蚌圖與墓葬結合。整個墓室模擬“天圓地方”的“蓋天說”神話宇宙觀進行布置，墓主頭頂蒼天，腳踩大地，墓主東西兩側分別蚌塑一龍一虎，用蚌殼堆塑北鬥圖案，鬥柄用兩根人脛骨組成，表示圍繞著北天極旋轉的北鬥七星。由此可知，墓主在此居於中宮天極星的位置。從這我們也可以看出，天神乃是人間之凡人，在中國的觀念中，居於宇宙中心地位的正是我們人！
正因為人居宇宙中央，所以，時間與空間都是以人為中心鋪陳開來。在此，時空不是一種特定的“事物”，而是一種流動的“過程”，時間、空間的流動，使得生命聯係無所不在、無所不通，共同編織成龐大、圓融、交織、纏繞的生命之網。其中人雖然為宇宙中最有靈氣者，但它卻又隻是生命的一種組織形式，必須與其他生命組織形式共同匯入到宇宙的生命共同體中。中國文化的這一思想並非是貶低人類，而是促進了人與自然萬物的相連與契合，並在相連與契合中參讚化育，將類我的生命融入到圓融無礙的宇宙時空之中。這種獨特的時空觀，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倫理思想的意蘊，因為時空中任何生命，或人，或自然萬物，都不是一種僵死的存在，而是一種活潑之物，人不能從存在的世界中抽離出來，萬物也不能以簡單的外物視之，而是共同融入生命的“過程”，並形成宇宙的共同體。在這個“宇宙共同體”中，人與自然萬物不是一盤散沙，而是高度有機地聯係在一起的。第一，人與萬物各司其職，各成其己，離開“其職”或“其己”，天地萬物並無自性，亦無存在之理由。是“其職”先於存在。第二，“宇宙共同體”是一個“內在的”或“內在關係式”的有機共同體。人與天地萬物、萬物之間相互依靠，互致影響，無一不交織、關聯。第三，“宇宙共同體”是“渾沌式”的、渾然一體的共同體。它不分自然與人為，物與我、內與外，自然律與道德律。即是說，人事之理即是物界之理，人事之理與物界之理又即是神界之理。第四，“宇宙共同體”是道德主義或價值主義的，認為人與自然的有機存在是真善美之價值的唯一表現。這既是一種對時間與空間的深邃思考，又是一種對人與自然關係的生態倫理把握。
既然，時空之中的人與萬物是一種生命的存在，那麽可以說，時空的開辟就是創設生命的，生命就是時空的最本質的存在和最高的道德情操。《易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在這裏，天地指的就是時間和空間，指的是流淌不息的宇宙。天地以生命為本，天地的精神就是不斷化生生命。在空間軸上，人與自然萬物均出自於神話中陰陽二氣的氤氳，故物物相連，生生相通，旁通互貫；在時間軸上，人與自然萬物的生命不過是氣之聚散，從氣中化生而來，最終又歸於氣，歸於無限的宇宙。人也是這龐大宇宙中的一員，在時間與空間軸上與萬物發生聯係，人齊萬物，但又是五行之秀，天地之心，故能以無量的般若智慧體證生生、闡揚萬物，與萬物共臻至美。這主要表現為以時空之節律來安頓人之生活。
為使人之生命節律與時空之節律相應，中國先人劃分出四時、二十四節氣，七十二候，還把陰陽、五行、五德、五音、幹支等納入解釋生命的演化過程。這些理論的出現對神話改造作用明顯，同時又使得中國神話更為複雜、豐富，並對後世人們的生活產生著影響。如傳統文化中，把奉天守時看成君子的最高道德標準，《文言》雲：“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故君子適時而動，方為元吉也。所以，《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中，春三月“使誌生”；夏三月，“使誌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的泄”；秋三月，“無外其誌，使其清”；冬三月，“使誌若匿。”這樣使人的生命節奏與時空之節奏同步。
甚至人的情感也要求與時空高度契合，以自己獨特個性參與宇宙生命的律動。中國古人有悲秋的習慣，所謂“愁者，心之秋也”。宋玉《九辯》亦曰：“悲者，秋之氣也。”秋天，乃是成熟之季，果實累累，悲從何生？但在神話時空互換的軌跡中，秋又體現了生命即將走到它的否定方麵，正如將墜落的太陽，再美亦不過強弩之末了。因此，悲秋乃正是中國人的生命與宇宙生命之同步，是中國神話獨特時空觀之顯現。故北宋郭熙說：“春山煙雲綿聯，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陰，人坦坦；秋山明淨搖落，人肅肅；冬山昏霾翳寒，人寂寂。”時空之節律，不僅是人，其他自然生命甚至微蟲亦可感知。正如《文心雕龍·物色》所雲：“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人與自然萬物的生命乃至情感、心理，是契合宇宙時空之節律，又是相互感通的，這些都體現了中國神話中的時空模式在人類生活中的文化安頓。
因為，時間和空間是相互對應和可以轉換的，因此，人的情感與空間也存在著契合關係。中國文化中，東、西、南、北、中根據太陽運轉方位的不同分別對應不同的季節與一日的不同時間段，也就具有了各不相同的象征意義及情感內涵，這影響到人們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方方麵麵。如我國夏商周的建築遺址經複原後，大多為坐北朝南走向，《冬官考工記》載：“匠人營國，方九裏，旁三門，城中九經九緯，經途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市朝一夫。”後來，“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前朝後寢”成為我國建築的基本格局，祖先牌位也按始祖居前“左昭右穆”的結構排列，不同的空間方位表達著人們對事物的不同認識。《禮記·明堂》載：“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因為南方象征著神聖、光明，北方象征著死亡、黑暗，所以“麵南背北”是天子的朝向，諸侯隻能是“北麵而事之”，南北方向遂成為尊卑高下的象征。
可以說，神話中的時間、空間觀多層次的和全方位的滲透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麵麵，時間不隻是簡單的鍾表刻度，空間也不隻是簡單的容器大小，而是始終與人與自然的生命、生活、態度、心理、經驗、感受等因素密切聯係在一起，時間與空間往往會被性情化、感性化。正由於，時空直接與人生命運、生活世界相融合，所以，中國人似乎更善於從時空中引申出人的存在價值與意義，人們普遍相信人出生的年、月、日、時，即所謂的生辰八字決定著一生的運勢走向，作為君子必須“知命”、“樂命”，順從時間的刻度終其一生。總之，正是這種時空的規律與節律，使得人的生命與自然生命相應，人的情感與自然情感互答，並呈現一種可依賴的社會與自然的秩序總和。“這種秩序保證了那種支撐著生命和心靈，並成為全部知識和安全的基礎的生態的和生物化學過程的穩定性。”[1]但大自然又是充滿了偶然性的，而這一點又增加了大自然的神秘和人生的不確定性，使得兩者既規律而合乎法度，又精彩紛呈。
以上主要是漢民族為主體的神話時空觀在文化中的影響與發展，但中國文化的發展始終是一個多民族不斷融合、相互影響的過程，因此，漢民族的神話時空觀形成是多個民族融合的結果，又對多個少數民族時空觀的形成與流變有著重大的影響。也有相當多少數民族有著自己獨特的神話時空觀，並以此為基石，滲透到民族日常生活、生產乃至個人情感的各個方麵，將人與自然共同有序地納入到廣闊的宇宙演化過程之中。
納西族神話中，有著雌雄二元化萬物說、三生九、九出母體說，天方地圓、天地空間為五方的宇宙時間與空間觀，這些時空觀與納西人現實生活激**、融合，便使得時令、物候、人情、世事在時間與空間軸上變奏出同一個人與自然的生命節律。東巴經中《占星擇日經》，根據二十八星宿講每天適合幹什麽，不適合幹什麽；永寧達巴有本占卜日子的書，全書12篇，每篇記載一個月的每一日的行為指向，這些都是以整個宇宙為整體，宇宙有序的流轉決定了人類生命的有序律動的文本注腳。以此為基礎的東巴教的陰陽五行（青蛙雌雄無形）說中融會了納西先民的時空方位觀、天幹地支、立法、屬相生肖及方位神靈等融宗教與哲學、天文等文化因素於一體的思想體係，對納西族古代文化和社會生活有重大影響，納西人的誕生、命名、成年、結婚、喪葬等人生禮儀都與陰陽五行觀念密切聯係。[2]
藏民族醫學的發展亦是以神話時空觀為基礎的，強調人的自然生命與宇宙時空相對應和統一。公元7世紀，鬆讚幹布統一青藏高原，建立起強盛的吐番王朝。大唐文成公主入藏帶去了大量的醫學著作和醫生，同時藏王還請了印度、尼泊爾醫生入藏，結合高原古老的醫學，編輯整理了大量的醫學經典著作，其中最負盛名的是雲丹貢布所著的《四部醫典》。《四部醫典》認為，宇宙是由小五行（金、木、水、火、土）和大五行（氣、火、土、水、空間）組成，小五行在人體是指心、肝、脾、肺、腎；大五行則包括整個宇宙，時空的流轉都是大五行運行的結果。而在人體中這一小空間中，大五行則表現為“隆”（氣）、“赤吧”（火）、“培根”（水、土）三大元素（三因學說）的協調和平衡，任何一個元素的盛衰都會引起疾病發生。通過這些對應關係，西藏醫學把人的小宇宙鑲嵌於大宇宙之中，使人的生命節律與自然時空的節律合為一體，與漢民族的中醫理論有著一定程度的相似之處。
從上述中國各民族文化傳統的枝丫與細節中，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任何曆史觀念的形成並不能單純從曆史表象中尋找根據，從最本真的意義上看，一個民族的文化形成與走向應該直接來源於這個民族創世神話的源起。杜維明先生曾分析，中國傳統哲學有三個“基調”：一是存在的連續，即“把無生物、植物、動物、人類和靈魂統統視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關乃至相互交融的實體”；二是有機的整體；三是辯證的發展。這種“存在連續”的本體觀，與學者所“複原”的中美洲和美洲許多古代文明所共有的意識形態有著一致之處：一是“自然和超自然環境中的各種現象乃是‘化生’的結果，而不是像猶太基督教傳統中的自虛無而生的創造”；二是“環境中所有現象都由一種生命之氣或靈魂賦予活力”，它把萬物視為都是有生命的，因此必須加以撫慰、體貼，甚至一定的尊敬；三是“它的宇宙是分層的，主要有下層世界、上層世界和中間層。宇宙的層次之間以‘大地之柱’加以連接”。[3]正是中國神話中獨特的宇宙觀，使得中國文化與把“存在界”割裂為神凡二分的西方文化形成鮮明對比，並把人與自然萬物的生命、情感、心理納入到時空的軌道之中，洋溢著濃鬱的生命與生態基調。由此，中國神話到中國文化的時空觀實現了形而上與形而下、神聖生活與世俗生活的對接，宇宙的生存法則與內在邏輯通過層層展開，最後指向人與自然最妥當、最帖服的生命演繹，時空是，也隻是人與自然生命的展演場。
21世紀傑出的理論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說：“宇宙必須有個開端，並可能有個終結。”[4]他還說：“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本身預言了：空間——時間在大爆炸奇點處開始，並會在大擠壓奇點處（如果整個宇宙坍縮的話）或在黑洞中的一個奇點處（如果一個局部區域，譬如恒星要坍縮的話）結束。”[5]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這裏既有對時間流逝的理性認識，但更多的還是對人生的感慨和歎籲。我們甚至可以說，時空就是情感，就是人們在某一時刻、某一位置的人或者其他生命之物的思維心理狀態與心情指向。這一意義上，時空隻有當下，而沒有曾經和將來，但也是這無限的當下構成了宇宙的無底。由此可以說，不管時空將走向何處，延續或是終結，時空一定會和人與自然當下的生命、情感、心理緊緊相聯係，這樣時間的流轉、空間的舒展，由始及終，由終及始，在開端與終結之間，終結與開端之間，必會呈現真實、絢爛、生機的人與自然的生命之花的交互潤澤與有機滋養，在縱與橫的時空坐標點上驚豔“綻放”，並煥發出永恒之價值。
[1] ［美］霍爾姆斯·羅爾斯頓：《環境倫理學》，楊通進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第29頁。
[2] 楊福泉：《納西古王國的東巴教》，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7，第172～173頁。
[3] 張光直：《考古人類學隨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第59～61頁。
[4] ［英］霍金：《時間簡史》，吳忠超譯，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第43頁。
[5] ［英］霍金：《時間簡史》，吳忠超譯，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第1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