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神話深深鐫刻著人類群體的發展曆程，其內容幾乎遍及衣食住行點點滴滴的前行之路，如燧人氏鑽木取火、黃帝發明舟車、嫘祖發明養蠶、神農發明農耕和醫藥等等神話廣為流傳，深深地烙印在民族的記憶中。在這些母題眾多的神話中，關於穀種、薯類或其他農作物起源的神話尤為重要，因為中國農耕文明的起源，是中國人類從蒙昧走向文明的偉大革命，從此，中國先民在農業生產滿足生存需要的基礎上定居下來，有了房屋的建造、農具的改進、草藥的研製、陶器等日用品的豐富，進而推進了天文學、地理學、數學、物理學等自然科學的產生。而這一係列的過程中，人類大多是以自然為友，或者以自然為師的，在自然的幫助之下，完成了生存與發展的演化進程。
農耕生產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礎和食物保障。其中，一個重要步驟就是糧種的發現與栽培，或為穀，或為粟，或為麥，或為蕎，或為包穀，或為青稞，等等。但是，糧種品種的差異主要源於栽培地域的差異，並不具備完備的實質性意義，因為神話所要強調的無非是糧食作物的起源過程，其中出現得最多的應該為穀種起源神話。據考古資料分析，7000多年前的中國南方許多地區已形成了以種稻為主的農業文化，如分布於杭嘉湖平原、寧紹平原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桐鄉羅家角、餘姚河姆渡、上海裕澤、吳縣草鞋山、海安青墩、高郵龍裘莊等史前文化遺址中，都發現過大量的種植水稻的遺存。正是在這種農業文化的浸潤之下，出現了搖曳多彩的穀種起源神話。
漢族神話中，是太陽神炎帝教人民播種五穀。炎帝，又稱赤帝、烈山氏，人身牛首，頭上有角，相傳是上古時期薑姓部落的首領。炎帝少而聰穎，三天能說話，五天能走路，三年知稼穡之事，是醫藥和農耕的發明者。據說，炎帝發明農耕的時候，天空落下來許多穀種，他指導人們把這些穀種收集起來，播種到未開墾的土地上，就有了以後的農業。還有一種美麗的說法，在炎帝苦思冥想尋找穀種的時候，天邊一隻美麗的丹雀銜著九穗禾飛來，九穗禾墜地，炎帝遂拾起，由此發明農耕。王嘉《拾遺記》載曰：“（炎帝）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1]還有一則流行於炎陵縣的神話說：經過神農的教導，人們都學會耕種，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有一年秋天，人們像往常一樣把打下來的穀子放在山溝裏的大石板上曬。一天下午，突然刮起狂風，下起暴雨，在人們來不及收拾的時候，把曬在石板上的穀子全都衝走了。這時炎帝喂養的獅子狗跑了過來，它勇敢地跳到洪水中，泅到石板附近，爬上石板後在稻穀中打滾，當他身上的濕毛沾滿穀子後，便又泅渡回到炎帝神農氏身邊。雖然狗身上沒有剩下幾粒穀子，但它高高翹起的尾巴上依然沾著許多稻穀。炎帝神農非常細心地將這些穀子一粒粒收集起來，然後交給人們耕種。後來，在吃新米飯的時候，炎帝就會想起獅子狗搶救穀種的功勞，便會親自裝一碗新米飯給它吃，作為它為人們做好事的獎賞。從此以後，讓狗吃新米飯的習俗就傳了下來，以至每年“嚐新”時，家家戶戶都要用新米飯“賞狗”。
這樣，在神話中，炎帝播種五穀、發明農耕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向動物學習或是以自然為友的過程，是這份人與自然之間冥冥暗定的心靈契合。
漢族神話中，穀種的起源源於美麗之鳥——丹雀給予人類的奇思妙想，那麽少數民族神話中，穀種起源更是與動物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一般來說，少數民族穀種起源神話大體分為天神型、天婚型和動物型三類。天神型認為穀種是神創造的，是神將穀種賜給了人類並教會人類種植；天婚型認為穀物的起源是人和神的婚配所帶來的；動物型則將穀物的起源與一種或幾種動物聯係在一起，一般內容多為：人類原本沒有穀種，某個人或某個（些）動物，或者在某個人在某個（些）動物幫助下，到天上或其他地方取來穀種，人類從此開始了穀物栽培的農業生產。筆者認為，動物型穀種起源神話，最能反映人類生存與發展過程中人與自然相交、相契、相合的親緣關係。
傣族神話《穀種從天上來》為天神型穀種起源神話，但動物（麻雀和老鼠）在其中起著神秘的作用。神話記載：開天辟地的時候，創世主英叭神在創造萬物時就創造好了穀種，但沒有在大地上撒下。到後來，英叭神發現人類在大地上到處拚命地搶奪食物，把地上的樹葉草根都吃光了，如果再找不到新的食物，人類就會全部死亡。於是，英叭神便把穀種撒到大地上。誰知，穀種剛落到地上，就被眼睛銳利的麻雀和老鼠發現，它們搶先吃光了全部的穀種。但穀種是英叭神創造的，具有不死的生命力，所以麻雀和老鼠屙屎的時候，穀種又隨同雀屎和鼠屎鑽了出來。人們從雀屎和鼠屎裏發現了穀種，拿到田裏栽種，因此，在傣族古老的穀種裏有雀屎穀和鼠屎穀之分。[2]在傣族的另一則神話中，穀種的起源則與洪水神話相聯係。傣族神話《麻雀救穀種》（又譯為《穀種與麻雀》）中說：
動物型穀種起源神話中，從神處取回了穀種的多為人們熟悉的動物。如：瑤族的老鼠，佤族的大蛇，德昂族的水牛，哈尼族的大魚，布朗族的螞蟥等，尤其是狗，在很多民族神話中都是取回穀種的英雄，而且狗往往又與男性相結合，彰顯出男人在農業生產中的特殊作用。湘西、貴州西部的苗族神話中說，人派狗去天上盜糧種，要它向神討取“五尺長的果、五寸長的稈”的糧種，結果狗摔了一跤，記錯了吩咐，要回來“五寸長的果，五尺長的稈”的包穀種。人們為了懲罰狗，便讓它吃屎。傈僳族神話《糧食種子的由來》中說，洪水淹沒人類之後，隻剩下兩兄妹和一隻狗，狗到天上向天神要糧食種子，用耳朵帶到地上，人間才有了今天的糧食。因此，傈僳族至今仍保留著逢年過節先喂狗的習俗。侗族神話中說，人們派狗渡海到東方盜穀種，狗在穀種堆裏打滾後趕緊往回跑。守穀種的人追來時，狗倉皇跳入海中，上岸後，身上的穀種大多被水衝走，隻剩尾巴上的一小點。藏族神話《青稞種子的來曆》中說，古代一個叫阿初的王子，到蛇王那裏去討青稞種子，不幸被吝嗇凶狠的蛇王發現，罰他變成了一隻狗，後來，這隻狗獲得土司三姑娘的愛情，又恢複了人身。由於他們的辛勤播種和耕耘，大地上長滿了青稞。從此，人們吃上了用黃燦燦的青稞磨成的香噴噴的糌粑。
如此眾多的民族神話中，人類都是在動物的直接努力下取回了穀種，邁出了農業生產的一大步。在此基礎上我們認識到，神話不是無意識的產物，而是有意識的創造，它既是維護人與自然原初秩序的神聖工具，又是對現存狀況合理性的終極解讀。比如在一些民族神話中，老鼠、麻雀為人間帶來穀種，其實是因為，原始先民們剛開始發現野生稻穀並把它移植栽種的時候，會遇到各種難以抵抗的自然災害，如水災、旱災、蟲災、鳥災、鼠災等，特別是老鼠、麻雀等動物經常偷吃糧食，人們除之無術、恨之無補，於是隻好說穀種是它們最先吃到的或是經曆千難萬苦，從天上為人類尋回的，這樣也就等於間接地承認了老鼠、麻雀偷吃的合理性。於是，古代的時候有著祭鳥與祭鼠的儀式。祭鳥儀式多是在田野裏進行，祭時邊念祭詞邊將祭物拋撒在地上，憑雀鳥撿食。據說，吃食祭品的鳥類便會保佑人們五穀豐收，並且在穀子成熟時就不會成群搶吃。祭鼠儀式則主要在各戶的家中進行，每年新穀入倉，都要先給鼠獻飯，讓鼠吃了神飯後不侵犯穀倉。有些地方，人們為了報答老鼠送來穀種之恩和請求鼠的庇佑，甚至答應除夕夜讓鼠結婚。如常州市的武進縣一帶，至今除夕節都要準備帶魚肉的鼠飯，讓小孩子在米團上插花，置於鼠穴旁，謂之送嫁。
至於狗與稻種起源扯上關係，大概是由於狗在人類由狩獵、采集的生產方式向農業生產的曆史演進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後來便自然而然地與稻種來源發生了因果聯係。人類社會生活中最早的勞動分工是按性別來進行的，男性主要從事狩獵，女性主要從事采集，這是前農業生產時代人類普遍的分工模式。男性在狩獵過程中開始了對動物的馴化。“狩獵者常常長時間地飼養同類獸，有時他們特意留著幼小的母獸和幼獸以保持食物來源的生存。在捕獵中活捉的幼獸可能被帶回宿營地，依靠捕捉它們的人們生活，這樣就達到了部分馴化。狩獵者可能會獲得控製一些帶頭動物情況的可能性，獸群總是跟在它們後麵。動物寵愛或者限製獵物活動的經驗一旦暗示出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人們就可能開始了對不同種類動物的馴化試驗。”[3]大多數動物學家認為狗是由狼馴化而來的。狗馴化成為家畜以後，經常陪伴男性外出捕獵，在山野之中東奔西跑，身上粘了野生植物的種子，帶回“家”後，撒落在附近，生長出來，被女性在采集過程中發現逐漸培養成農作物，並在此基礎上發明了農業生產。“毫無疑問，農業的發明是婦女對人類財富的最大貢獻之一。在攫取經濟中，經常關心以植物產品供應家庭的是婦女，因此婦女可以把種植這項偉大的發明付諸實現。”[4]而與此相應的是，在這一過程中狗卻是男性馴化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人們把男性就等同於狗，特別是隨著男性在農業生產中地位的凸顯，人們就在穀種起源神話中把對男性的崇拜與對狗的崇拜合二為一。由此，在一些民族的穀種起源神話中，男人和狗是可以互相變化的。如上文提到的藏族神話，阿初的王子到蛇王那裏取青稞種籽，被蛇王變成狗，得到姑娘的愛情之後，他又變成了男人。而苗族神話中則說，禦狗翼洛揭了神農的皇榜，從西方恩國取來穀種後娶神農的女兒為妻，繁衍苗族和漢族的祖先。這些神話雖然沒有直接說出狗變成男人的情形，但還是暗示以狗為圖騰的男子與狗之間互為易形的關係。
總而言之，取回穀種的動物都不是隨意選定的，而是在人類的文明史上與人類有著各種各樣的機緣、糾葛、親情等等，是它們的幫助讓人類克服饑餓的困境，最終遠離動物般的生活，而作為“人”尊嚴、能動地生存下來。所以，神話之中，尋找穀種的過程絕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曆經千辛萬苦：偷穀種回人間的男子甚至付出生命代價（如哈尼族），偷回穀種的動物也是九死一生（如壯族的九尾狗被追殺者砍斷了八條尾巴）。原來，中國神話隻是用生態倫理意象的方式說明：人類農業時代的那份巨大艱辛以及艱辛曆程中動物與人類既互相幫助又互相依存的血肉親情。由此看來，隻涉及人與人之間的倫理學是不完整和完善的，人類必須懂得敬畏動物，敬畏一切生命，關心它們的生命與生存，這樣在人類發展與前行的危難之時，它們亦會伸出援助之手，幫助人類走出困境，走向發展的新曆程。因此“一次新的、比我們走出中世紀更加偉大的文藝複興必然會到來：人們將由此擺脫得過且過的現實意識，而達到敬畏生命的信念。隻有通過這種真正的倫理文化，我們的生活才富有意義，我們才能防止在毫無意義的、殘酷的戰爭中趨於毀滅。隻有它才能為世界和平開辟道路。”[5]
中國民族神話中雖然有了穀種，但要進行農業生產，還必須具有一定的農業工具。於是，炎帝神農在發明五穀之後，又“作耒耜，教民耕”。據說有一天，炎帝被野豬嘴巴紮進泥土、一撅一撅把土拱起的情景吸引了，他反複琢磨，終於借鑒野豬拱食的原理製作出耒耜。耕地時，人們先將耒耜尖齒插入土中，再腳蹬橫木下踩，然後將手柄向懷裏扳動，便將土塊撬起。如此反複，便可以連片翻耕。耒耜的發明既省工、省力又易於操作，極大提高了耕作效率，在農業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1977年，浙江餘姚河姆渡出土了大量的骨製耒耜與其他木製的農業工具，說明距今約6900前的中國原始先民就開始了農業生產，創造了早期的“稻作文化”。
而在傣族神話中，則是由天神教人類製造工具，傣文古籍《巴塔麻嘎捧尚羅》中說：“臘哈納羅天神又來到人間……教人造工具，教人造弓弩，教人做犁耙。”此外，傣族還有生產工具是來自於動物的神話。如桑木底神話中，在談到桑木底要建蓋第一間房子時，說是森林裏的動物都自願來幫忙：猴子獻出頭做木槌，所以現在的木槌都叫猴頭槌；螞蟥獻出全身做釘子，所以現在的釘子都叫螞蟥釘；穿山甲獻出嘴巴做鑿子，所以以後便叫穿洞鑿；野豬跳來幫助拱地，所以以後的鋤頭都叫豬嘴鋤；等等。[6]這些，都反映出傣族先民在製造工具的時候，或許從這些動物的特性中得到過啟示，或者傣族先民製造工具的過程本身就是對動物特性的模仿。
綜上所述，從取回穀種到農業工具的發明，人類的農業生產得以形成，而農業的出現，恰恰是人類利用與改造自然的開始與前行。“事實上，人類永遠都不可能在不觸及自然界、不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前提下獲得生存和延續，因為‘人的本質是在通過有意識的對象性活動生成或顯現的，這決定了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亦即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即改造無機界，人證明自己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所以，隻要有人類存在，便有認識、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實踐活動。但是人類的實踐活動並不會必然導向破壞自然這樣唯一的結果上來，而完全可以成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中介或橋梁。”[7]
而“農業是整個古代世界的決定性部門”，農業勞動“是使其他一切部門所以能夠獨立化的自然基礎”。在農業生產的推動之下，原始先民的物質生活得以極大的改善，並因農業生產之所需開始了穩定的定居生活。與此同時，中國先民與自然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也因為農業產生的紐帶作用進一步密切與固化，這是因為農業生產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氣候、水源、土壤等自然因素，因此，人類必須小心謹慎地協調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一旦稍有閃失，便會對農業收成造成重大影響，甚至會使先民一年的辛勤勞動付之東流。因此，中國先民必須通過協調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來保證農業生產，進而獲得人類生存所需的最重要的物質基礎——糧食。而正是在完成了原始農業的定居生活的基礎上，中國先民才創造了一係列的精神文化：樂、舞、繪畫、雕塑、原始宗教等，開始了走出蒙昧、走向文明的曆史軌跡。
[1] 袁珂：《中國古代神話》，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第73頁。
[2] 轉引自岩峰：《論傣族穀物神話與穀物祭祀》，《雲南社會科學》2006年第3期。
[3] ［美］B.M.費根：《地球上的人們——世界史前史導論》，雲南民族學院曆史係民族學教研室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第273～274頁。
[4] ［德］利普斯：《事物的起源》，汪寧生譯，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0，第94頁。
[5] ［法］阿爾貝特·史懷特：《敬畏生命》，陳澤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88頁。
[6] 參見岩峰：《論傣族穀物神話與穀物祭祀》，《雲南社會科學》2006年第3期。
[7] 李培超：《環境倫理學本土化的重要視點：傳統文化與環境倫理學的衝突》，《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