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形成，總是與支撐它的生態環境息息相關。因此，人類的文明史是一部人與自然的關係史。中國神話中，中國原始先民從生存、發展，到麵臨災害、治理災害、再發展，無一不是“人與自然”關係的體現。可以說，正是在這種“人與自然”關係的交互過程中，人類生活不斷改善，人類社會不斷發展，並搖曳出人類文明（包括生態文明）的絢麗之花。
中國神話中，穀種起源是人類生存與發展過程中的典型母題，而這一過程浸潤著人與動物的共同努力，甚至男人付出生命、狗付出八條尾巴的重大犧牲。在農業生產的推動之下，原始先民的物質生活得到極大的改善，並因農業生產之所需開始了穩定的定居生活。我們可以說，這種農業的生產最初是在保障人類生存的基礎上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改善，而農業生產的定居又推動了“人與人”關係的變化。當時，中國各地都出現了一些“村落”組織，大多由兩個至多個層次的群體構成，各群體的向心力與認同感普遍增強。但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曆史進程並非一帆風順，會遇到各種各樣的自然災害，一旦人類的私利之心膨脹，不能與自然和諧共處，就會遭受到自然的懲罰，甚至會發生滅絕人類的世界性大洪水。中國“洪水再殖型神話”中，人類在神的昭示之下，並通過動物或植物的幫助，躲過自然災害，重新回歸到自然之母的懷抱，開始生兒育女，盡情享受幸福、美麗、安定的生活，人類文明再次向前發展。當然除開世界性、毀滅性的大洪水之外，原始先民還會遭受地震、幹旱、洪水等各種自然災害。中國神話中，在女媧、大禹等的帶領之下人類通過偉大的實踐活動，治理了自然災害。但是，這種對自然災害的治理，不是破壞性的，而是對自然秩序的恢複，是人與自然互滲的修複活動。
中國神話中，人類的生產與突圍過程中走過的這段艱辛曆程，亦是人類社會真實的生存與發展的曆史過程。在一些人看來，神話完全是虛構的，與曆史無涉，但我們認為，這些神話雖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曆史事實，但背後也存在一些“史影”。因為，在原始神話中，“神”和“人”是完全可以溝通的，凡“過去”的（死了的）人都是神，他們離開了這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去繼續存在（活著），在這個方麵，卡西爾同意斯賓塞的意見，認為中國早期的祖先崇拜表現得最為典型，在這個意義上，“神話”自然就是曆史。[1]正如呂振羽所說：“傳說竟如此普遍的被傳述，說明它正是曆史真實的流傳和反映”。[2]郭沫若也說：“這些神話傳說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認為那時的一些血緣氏旅和部落集團，都分別出於各自的一個想象的祖先，而這個想象的祖先又往往是神話式人物。所以，傳說裏的氏族和部落一般是從神話中引申出來的。事實上，氏族和部落比關於他們來源的神話要古老得多。盡管如此，透過這樣的神話，或者把這樣的神話僅僅作為氏族和部落的代號，仍然可以從傳說中理出當時的一些頭緒來。”[3]也就是說，神話不一定確有其人其事，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當時曆史的發展情況。因此，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說，穀種神話、“洪水再殖型神話”、女媧補天、後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等，也是文明發展進程中人與自然協進演化的過程，是對人類真實曆史曲折與隱晦的表現。
在此基礎上，我們重新審視人類生存與災害突圍過程中的中國神話，有以下幾點思考：
第一，自然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前提與基礎。人是自然之人，自然指向人類的出處與歸處，亦決定著人類的走向與命運，穀物神話、“洪水再殖型神話”、治災神話莫不是自然在引導著人類的前行之路，同時為人類生存與發展奠定了必須的物質基礎。人類發明農耕那一刻如此，治理自然災害的那一刻如此，未來無論何時也必將如此。因為，人不可能完全離開自然、擺脫自然，自然是人類社會存在與發展的必須。首先，人類要生存就必須存在於一定的空間，這種空間顯然不是人為的創造，而隻能是一種自然的存在。其次，人類要生存，就必須有一定的物質資料，這種物質資料無論是通過采集、狩獵的方法直接得到的，還是通過人類的勞動進行農業、畜牧業的物質資料的生產獲得的，人類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始終離不開自然界和自然物質。再次，人類生產實踐的工具，生產實踐的對象也都是自然，或是與自然密切相連的，離開了自然的基礎作用，就連勞動本身也無法進行，當然也就不會有物質資料的生產了。因此，人從自然的母體中誕生，自然是人類之母親，人類必須依存在母親的懷抱，才擁有生存的基礎與發展的資格。這是永恒不變的法則，無論將來人類智慧如何發達，力量如何強大，創造出的科技如何先進，都不能改變人是自然之子這個基本的法則。當然，人類之子與自然母親之間的關係又是互動的。自然自人類出現開始，便無時無刻不打上了人的烙印，自然因人的規定而存在，以滿足和適應人類的需要。總之，人與自然是一個有機聯係、無限循環的大係統，兩者之間無時無刻不進行著物質、能量、信息的交互與交換，這種交換既是精神的，更是物質的，是人與自然精神生命的合一與互動。
第二，人類的生產實踐是人與自然有機統一的中介與紐帶。自然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前提與基礎，又與人類處於一種廣泛的、無所不在的聯係之中。但是，人是萬物之靈，作為有理性的社會存在物，人又可以以價值主體的身份對自然進行能動的把握，其中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需要是人與自然有機統一的中介與紐帶。正是因為生存與發展的現實需要，人類發現了穀種、發明了原始的農業工具，這便是生產實踐的出現。在這種生產實踐中，人的活動引起人與自然之間、自然與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和能量轉化。從另一個角度講，自然隻有為人類所利用，才有將其存在的潛在價值轉換為現實價值，提供生產與生活資料，造福於人類；而人類如果不從自然中提取或獲取一定的生活資料，人類將無法生存，更不用說實現發展的需要了。這一過程中，人類社會與自然社會的交界點或者中介點也都是指向人類的生產實踐活動。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發現，生產實踐活動不僅是人與自然有機聯係的中介，還是理解人與自然關係的鑰匙。因為隻有在這種生產實踐活動中，才能使人從自然中分化出來，成為與自然界相對立的力量；而另一方麵，又是這種生產實踐活動使人與自然統一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總之，當我們洞曉與明察人與自然的關係時，人類的生產實踐是其中最為重要的環節，也是聯係兩者之間的紐帶與橋梁。
第三，人類的生產實踐可以推動人與自然的協進演化。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必須從自然獲取一定的物質資料，而人又是有意識的存在物，為滿足這種需要，就必須自覺地協調人與自然的關係，使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係統處於一個整體的、動態平衡的狀態之下。如果這種平衡被打破的程度超出了自然係統正常自我調節功能的限度，那麽就會發生“女媧補天”中的地震、“後羿射日”中的幹旱、“大禹治水”中的水災等自然災害，直接威脅到人類的生存。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初階段，由於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原始先民根本無法區分主體與客體、精神與物質、人與自然之間的區別，一切現象在他眼中隻是一種神秘的“互滲”關係，加之知識的缺乏、生產力的落後，由此人類隻能被動、消極地適應自然、崇拜自然，這時人與自然的關係處於一種被迫式的、無奈的協調與統一之下。隨著穀種的發現及原始農業的到來，由於農業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氣候、水源、土壤等自然因素，一旦人與自然之間長期維持的平衡被打破，便前功盡棄，甚至直接威脅到人類的生命。因此，先民必須謹慎地協調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來維護農業生產的需要。這既是對自然秩序的維護，同時又是對社會秩序的維護。因為，一旦發生的自然災害打破人與自然之間的動態平衡，那不僅威脅著自然生態係統自身的完整與穩定，而且威脅著人類的“經濟、社會與政治”的安全。因此，在此基礎上，人類的實踐活動就必須同時指向人與自然：既滿足人類生存與發展之所需，又使自然的生態係統處於一種基本平衡的狀態之下，特別是自然災害發生之時，人類治災的實踐活動就直接指向人與自然之間的動態平衡，成為了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中介或橋梁。中國治理自然災害的神話，就折射出人類早期社會對農業生產與定居生活的保護與推動，並集中反映出中國早期社會人與自然協進演化的曆史過程。總之，在此意義上說，正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實踐活動同時推動人類組織與自然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進程就是人與自然的協進演化。
第四，人與自然的協進演化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我們說人類的生產實踐可以推動人與自然的協進演化，而人類的生產實踐是一個永恒發展的過程，人與自然的協進演化也是一個永恒發展的過程。首先，自然環境和生態係統是一種動態的、開放的平衡，而地球的地質構造、地理麵貌、生物種類以及物質和能量循環的各個具體係統，也按照一定的規律，緩慢而又不斷地發生變化。其次，人類社會的生產實踐也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從采集狩獵到采集文明時期，人類順從、被動地適應自然；到農業文明時期，人類發明穀種、進行農業定居生活開始建造自己的人工自然環境；再到工業文明時期，人類“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最後到生態文明時期，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發展，這種人類生產實踐以及背後隱藏的人與自然的關係都體現了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因此，建立在兩者基礎之上的人與自然的協進演化也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永恒過程。不同社會曆史階段上，不同的生產水平條件下，人與自然的關係都會有所不同，但是隻要人類的生產實踐活動能夠體現人與自然的協進演化，或者能夠維持其生存所需的自然條件時，那麽人類的生產實踐活動也被看成是合理的，即“應當”的。總之，人類生產實踐以及文明創造過程體現了人的自我創造以及和自然之間的統一關係，也規定了人的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和自然不斷進步的可能性。通過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正確認識，人類未來的生產實踐活動必然足以支撐人與自然的和諧與良性互動，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不斷協進演化。
當然，這是我們站在時代前行的基礎上的回望與思考，中國古人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之下，不可能對人類生存、發展與突圍過程中人與自然的種種關係進行科學的揭示與展演。但是，在穀物神話、洪水神話、治災神話等神話母題的浸潤下，中國文明發展過程中卻是人與自然的一起協進，共同推動著中國各民族的前行之路。用現代生態倫理學家羅爾斯頓的話來說，即是文化與自然的不相容性充其量隻是半個真理，而自然與文化的關係的另一半真理是，文化與自然之間還具有一致性，並且這種一致性是通過人的生命活動與生產實踐來實現的，因為“沒有一個充滿資源的世界，沒有生態係統就不可能有人的生命。從哲學和倫理學的角度看，如果人對事物的評價不能超越他們自身的局限，那麽，人的生命就遠遠沒有達到它能夠、也應該到達的環境。人不可能脫離它們的環境而自由，而隻能在它們的環境中獲得自由。除非人們能時時遵循大自然，否則他們將失去大自然的許多精妙絕倫的價值。他們將無法知曉自己是誰，身在何方。”[4]因此，必須將自然與人類的生存相結合，並轉化成一種個人的信念和品格，並最終成為民族生存與發展的安身立命之所，這就是中國文化“天人合一”、“和諧共生”的基石。
從神話的原初秩序到“以農為本”的中國社會，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與思想理念的精髓就是對神話思維的傳承，“天人合一”與“和諧共生”，成為中國文化處理人與自然關係的主旨。這種“天人合一”與“和諧共生”，意味著人與自然對立要素和多樣性的有機結合，其一是存在，向異質開放的蓬勃狀態和結合方式；其二是融洽，是一個動態的、調和的、協同進化的進程。這種觀念與理念的展開、推行對於中國先人正確處理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來說是必須的，也是頗具效果的。因此，傳統中國“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經常聽到金魚在池子跳躍，鳥兒在枝頭歌唱不停，白天總是陽光燦爛，夜晚也總是月白風清。”或者說，這種在中國文明發展過程中的“天人合一”與“和諧共生”就是一種人與自然的協進演化的進程，它呈現出以下兩個方麵的特性：一是多樣性與統一性相結合。從人類誕生時起，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就成了人類與萬物共同完善的、內在的、根本的因素，並隨著中國社會曆史的發展融入新的內容、注入新的特點，這樣就構成了人與自然協進演化的多樣性與統一性的基礎。二是縱向與橫向相結合。縱向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的內容、外延、途徑、標準、要求等隨著時代的變遷在改變與更改；橫向上，在特定中國社會曆史時期，人們往往根據時代的發展狀況，實現人與自然的共同的繁榮與發展。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在中國神話浸潤之下的中國文明的發展其實就是人與自然協進演化的過程，或者可以說，中華文明就是華夏大地上特有的地域文化對自然生態環境的適應過程，這是一個人與自然在地理、時間和空間的多維合一的進程。在這種文明範式的影響之下，中國曆朝曆代十分重視對自然環境的維護與對自然災害的治理。正如管子所說：“善為國者必先除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火一害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為大”。出處尤其是在治水方麵。曆代治國者必以治水為重點，或者說善為國者必須先除水旱之苦，這是由中國特殊的地理條件決定的。也就是說，統治者必須帶領人民維護好自然環境，隻有通過對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調整重構，才能保證人類社會的清明發展。這裏麵蘊涵著深刻的辯證法。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說，公共事務的管理機構與國家機器存在的合法性與合理性，不僅僅是維持常態的社會秩序，更包括是否能有效地維護與處理好自然環境。因此，翻開中華民族的發展史，就是人與自然協進演化的曆史。
著名的考古人類學家張光直先生曾提出，世界文明史上的原創國家文明中，處於西方文明區係的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毀滅，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明區係的國家文明卻延續不斷。主要原因還在兩種文明中國家起源的模式有根本不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國家起源模式是連續性的，其先民在邁向國家社會時，是實現自然與人類社會共同發展的過程，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而以蘇美爾文明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起源模式是突破性的，其先民在邁向文明的門檻之時，是通過技術、貿易等新因素的產生突破完成的，很大程度上造成人與自然生態係統之間的隔閡乃至對立。這種突破性的西方文明，在世界觀和價值觀上營造出人類高於自然的假象，並造成人和自然關係的緊張，進而引發生態危機。
由是觀之，文明的起源與發展必須依靠生態環境的養育和支撐，隻有人與自然協進演化，人類創造的文明之樹才能常青並不斷發展。但是，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人的發展與自然的發展又不是完全同步的，當今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與生態危機再次威脅著人類社會的生存發展。因此，我們必須在神話與曆史的生態軌跡中尋找養分和智慧源泉，通過對自然環境的自覺調整與修複，使得生態環境朝著有利於人類文明進化的方向變化和發展。這樣，人類將與自然結成一種和諧的夥伴關係，也就是說，人類會成為大地的看護者和生態秩序的自覺維護者，在圓融互通的美善生活與文明的延續中協進演化，展現出各自的價值世界與意義空間。
[1] 葉秀山：《思·史·詩——現象學和存在哲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第22頁。
[2] 呂振羽：《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第5頁。
[3] 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第108頁。
[4] ［美］霍爾姆斯·羅爾斯頓：《環境倫理學》，楊通進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第4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