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開世界性、毀滅性的大洪水之外，原始人類還會遭受各種自然災害，如地震、幹旱、洪水等。麵對各種自然災害，中國先民不是逃跑，不是躲避，也不是遷徙，而是通過偉大的實踐活動治理自然災害。但是，這種對自然災害的治理，不是破壞性的，而是修複性的，是人與自然互滲的努力，亦是對人與自然之間的常規秩序的恢複。
一、女媧補天
“女媧補天”，講述的是女媧戰勝地震災害，恢複自然秩序的實踐活動，被公認為中國遠古文化最具魅力的神話之一。而“女媧補天”，亦被認為是中國先民通過與自然互滲的修複，實現宇宙天地之間的和諧共生活動的開端。從此，中國原始先民一次又一次勇敢地麵對並治理自然災害，使之成為中國生活實踐與文明發展形式的常態。
在中國神話體係中，女媧的功績主要有二：一是造人，二是補天。據說，女媧創造人類之後，日月星辰各司其職，子民安居樂業，四海歌舞升平。一天自然突然災難降臨，據漢《淮南子·覽冥訓》記載：“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1]這段文字描述了當時災難突發時的嚴重情況：天的職責是“兼覆”，因為支撐天的四根大柱子折斷了，塌開了一個大漏洞，不能全部覆蓋住大地，所以大火從天而降；地的責任是“周載”，因為遇上了強烈的地震，斷開了大裂縫，不能普遍負載著萬物，所以洪水從地下湧出；由於“天失其職”“地失其責”，而引發了水火之災，因有水火之災，又造成了天地之間“萬物失其所”，即人類逃離了家園、禽獸竄出了山林，一時之間，猛獸吃人民、凶禽抓老弱，宇宙秩序大亂，原始先民掙紮在天災、地難、禽禍、獸害的多重苦難之中。
關於災害發生的原因，司馬貞《補三皇本紀》中有所解說：“女媧末年，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融，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煉五色石以補天。”[2]也就是說是水神共工與火神祝融為爭奪霸權而發生戰爭，共工失敗後惱羞成怒，以頭觸不周山，從而引發自然災害。其實，因權力之爭引發災害，這隻是原始先民的想象罷了。當地震、洪災、山體塌方等從天而降的時候，處於蒙昧狀態的先民不能解釋這些自然災害發生的原因，因此他們隻能憑借生活的經驗進行猜度。而在原始先民心裏可能想到的最殘酷的情景就是以殺人、破壞為主要內容的戰爭。所以，幾乎所有的災害神話，都與戰爭有著密切的關係：洪水的災難，說是天帝與水神的戰爭；來自火災的劫難，說是火神戰爭，等等。從這個意義上說，“女媧補天”神話雖然包裹了一層“天神戰爭”的外殼，但其原型也隻能是自然引發的災害。
對女媧補天中引發自然災害發生的原因，曆代學者都對此進行了探討：有隕石說、洪水說、極光說、火山爆發說、地震說等眾多學術觀點，其中吳伯田、王金壽、王毅等學者認為女媧補天神話與地震有關係，本文亦讚同“地震說”這一觀點。如果說古籍所載和民間傳說，缺乏可靠的事實證據，那麽2008年的汶川地震與2010年的玉樹地震，則為解讀女媧補天提供了大量新的事實證據，能更加清楚和深刻地接近客觀事實的原貌。汶川及玉樹地震災害中，出現了諸如山體倒塌、地縫開裂、泥石橫流、河流改道、堰塞湖等大量生態災害現象，這些現象所造成的嚴重後果與女媧神話記載的恐怖情狀十分相似，所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情景，不過是地震後引起的次生災害，從而造成天地、人畜之間的生態失衡，人與自然之間的原初秩序遭到破壞的恐怖情景。由是觀之，我們可以說，女媧“補天”主要是對原始先民治理地震自然災害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水災等次生災難的記述。
於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滛水”。首先，女媧從東海之外的海上仙山——天台山煉石，燒煉了49天，熔煉出了膠狀的補天石；然後，女媧花費了7天的時間，修補完蒼天上的大漏洞；接著，女媧殺了一隻大海龜，取其四足立在大地的四周，以代替擎天大柱；再次，女媧把水邊的蘆草焚燒成灰堆積起來，填到冀州大地的裂縫裏，以堵塞大水的湧出；最後，女媧殺死了邪惡勢力的元凶——黑龍，以震懾其他的凶禽猛獸，最終取得了治理自然災害的成功。而“女媧補天”的材料也是自然之物，補天之石頭、煉石之蘆葦，乃至斷殺之鼇足，都是純天然的自然常見動植物，隻有女媧特有的慈愛、纖細、敏感母性之心，才帶領氏族成員將這些自然之物精致、細密、絲絲入扣地融合、配置，實現著對地震這一自然的修補。天，乾也，至剛之物；女媧，地母，坤也，至柔之物，然而至剛之天發生災禍時，隻有由至柔之大地母神才能擔負起如此艱巨的補天大任，也表明隻有天地和諧、陰陽和諧，天地合德、陰陽合德，才是溝通宇宙的生態密碼，才能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值得注意的是，女媧的“補天”與現代“勘天”有著重大區別，前者是以天地為本，人進行輔助性修複，後者則是以人為中心，視天地為可以主宰的工具。女媧補天神話是以母性之心投入到自然的生態鏈接之中，呈現的是人神在無序的自然世界中，與天地進行橫切橫截式的溝通、滲透，追求著自然秩序的生命努力。於是絢麗的蒼天之下、肥美的大地之上，原始先民在治理自然災害之後開始重建家園，生兒育女、繁衍後代，呈現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穩定、繁榮發展的局麵。
從曆史的視角來看，治災神話“女媧補天”對應的時期，學者通常認定屬於母係氏族社會新石器時代。馬克思在概述摩爾根關於原始社會分期時寫道：“蒙昧時代是以采集現成天然產物為主的時期；人類的製造品要是作獲取天然產物的輔助性工具。野蠻時代是學會經營畜牧業和農業的時期，是學會靠人類的活動來增加天然產物生產方法的時期。文明時代是學會對天然產物進一步加工的時期，是真正的工業和藝術產生的時期。”[3]馬克思所說的蒙昧時代相當於舊石器時代，野蠻時代則相當於新石器時代，是兩個相互區別、相互連接的階段，共同構成人類的起源階段。神話中的女媧時期，中國的原始先民進入新石器時期，並逐漸學會農業生產。這一時期，先民們開始遠離舊石器時代的單純向自然索取的非生產性勞動——采集狩獵，而從事一種基於改造自然、適應自然的生產性活動——農業生產。這種農業生產，最側重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人類改造自然，自然也會在此過程中影響人類的活動。與舊石器時代的采集狩獵不同，也與西方野蠻時代以經營畜牧業為主的新石器時代不同。首先，農業生產需要尋找一個適宜農業生產的自然生態環境，並且必須不斷地進行治理和改造方能維持，稍有懈怠或中斷便會前功盡棄。其次，農業生產還需要一套遠比狩獵複雜得多的生產技術——水利設施、天文氣象知識、養殖技術知識等，才能進行生產。這就需要全體社會成員定居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生態環境中，合理分工，齊心協力，常年不懈地對自然生態進行積累與維護。
正因如此，一旦發生自然災害，對以農業生產、定居生活為主要生存方式的女媧部落來講，不但直接破壞了自然生態的整體平衡，而且嚴重危及部落的生產性活動，甚至對部落的生存造成直接影響。因此，當人與自然的共同利益遭受到嚴重危機之時，當時的部落的女首領（家長）——女媧，必須走在治理災害的最前列，帶領部落成員戰勝自然災害。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說，女媧治理地震災害是中華民族通過有組織的、自覺的人類活動抗禦對自然生態係統的破壞，恢複自然界的正常秩序，它是治理自然災害的開端，又是中華民族治理自然災害的基礎與根據。女媧以後的時代，每一位部落首領或者是“政治領袖”，都不約而同地把對自然生態係統的維護作為最為重要的“政治事務”，並將之運用於社會組織與權力結構的各個環節和層麵，來維護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正常秩序與生態和諧關係。
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說，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人類社會生活的進步與發展推動著自然環境的維護與發展，而自然環境的維護與發展又將更好地推動人類社會生活的進步與發展。正如馬克思所說：“一旦人類終於定居下來，這種原始共同體就將依種種外界的（氣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條件，以及他們的特殊的自然習性（他們的部落性質）等等，而或多或少地發生變化。”[4]基於此，通過對地震自然災害的成功治理，對“人與自然”的關係的處理自然而然地被納入到女媧部落的重大議題和重要事務之中，並通過有組織的部落活動來維護這種人與自然間和諧共生。
女媧時期，根據曆史學與考古學的發現與印證，早期中國社會應該出現了許許多多的部落和部落首領，但隨著曆史的流逝，這些與女媧同時代的首領逐漸被人們所淡忘，以致徹底消失在曆史或神話的長河之中，而女媧作為人類始母，以及治理地震自然災害的偉大功績，被子孫後代深深銘記與眷念，各處的女媧廟至今香火鼎盛。而女媧本人，作為母係氏族的首領（家長），“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其一生也應該是功績眾多，卻唯有“造人”、“補天”兩項深深地烙印在民族的記憶深處。如果說“造人”是人類社會產生的開始，那麽“補天”則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生態基礎。沒有女媧造人，就沒有人類社會的開始；而如果不帶領氏族成員治理自然災害，那麽造人的功績就會毀於一旦，更不用說過著農業生產的定居生活。因此，女媧的功績是雙向的，一是孕育了偉大的人類，一是恢複了自然的秩序，從這個意義上說，女媧既是人類之母，又是自然之母。正是在始母女媧的推動與卓越的努力之下，女媧之子——人與自然，攜手並進，實現了戰勝自然災害後的再次發展，中國文明一步一步向前推進。
二、後羿射日
“後羿射日”神話，講述的是原始先民治理幹旱自然災害一次傑出的活動，它與“嫦娥奔月”神話相結合，一個氣勢恢弘，一個精巧奇妙，恰似兩顆璀璨的明珠鑲嵌在奇異而迷人的中國神話天空。這則神話中，射日神話英雄羿，因為射落多餘的九個太陽而戰勝自然災害，使得當時的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兩個方麵都得以和諧發展，成就了堯的“天子”偉業，堯時代亦成為了中國古代政治清明與生態和諧的成功典範之一，數千年來為中國後人所頂禮膜拜與競相效仿。而堯與羿亦以神話文化英雄之名數千年來被億萬中國人們敬仰與懷念。
神話中的堯時代，從曆史學與考古學的角度，對應著中國的銅石並用的時期。當時，銅器在社會生活中占據一定的地位，生產力、生產技術得以長足發展。更為重要的是我國中原及周邊地區逐漸進入一個較原始氏族部落更高級的社會組織形式，實現著野蠻時代向文明時代的過渡。
神話中的堯時代，自然災害頻發，諸多古籍中都有記載：
（1）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射殺之，在昆侖虛東，羿持弓矢，鑿齒持盾，一日（持）戈。
——《山海經·海外南經》
（2）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天問》
——《淮南子·本經訓》
（4）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為宗布。
——《淮南子·氾論訓》
在此基礎上，我們解讀後羿射日神話發現，羿治理十日並不是十日並殺，而是對自然原初秩序的一種恢複，一日規律地升落於扶桑樹正是宇宙天地間的初始麵貌，也正是這種太陽升落的規律成就了人與萬物生長、活動之規律。所以，從這一意義上說，羿之射日正是對人與自然原初秩序的恢複。此外，這種恢複又是人與太陽之間的互滲與互流，當後羿手中之箭射向太陽，實質上正是羿與日之間的能量與物質的交換，最終達到兩者之間的平衡，以此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故此，後羿射日還是人們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努力。
後世在解讀後羿神話時，有些學者認為射日的實質是祈雨，或者是巫術，再或者是生殖崇拜，本書認為這些都是對後羿射日的錯誤解讀。因為，除開在漢民族廣泛流傳的後羿射日神話之外，中國有20多個民族出現了“多日”與“射日”的神話，如：壯族“特康”射日、布朗族“顧米亞”射日、蒙古族“烏恩”射日，等等。其中，獨龍族神話《獵人射太陽》中說，天上兩個太陽照得大地草木枯槁，於是一個善射的獵人奮勇前往射日，射落男太陽後，女太陽嚇得藏匿起來，人們隻好請雄雞把太陽喊出來，女太陽冉冉生起。而被射落的男太陽瞎了眼睛，則變成了月亮。今天人們看到的月亮上的那個黑點，就是獵人在月亮上走動時留下的影子。[6]湖南永順、龍山土家族神話《果老射日》中說，神人張果老造天製地不久，天下又突然發了一場大洪水。洪水接連漲了七天七夜，把天地都衝垮了。隨後，張果老又造天製地，洪水退了下去。可是，大地到處水糊糊的，張果老就叫十二個太陽來曬地。大地曬幹了，可是草木也枯了。張果老隻好製造鐵箭銅弓，爬上馬桑樹射下了多餘的十一個太陽。為了不讓人們爬上馬桑樹去射最後一個太陽，張果老用棒子打彎了馬桑樹，大地又重新恢複了生機。而在冀東一代則流傳著二郎神射日的神話：
遠古的時候，天上出了十個太陽，莊稼枯死了，草和樹曬焦了。老百姓活不下去。玉帝知道了這件事兒，降旨把二郎神召到天庭，讓他去鎮服這些太陽。二郎下界。一晃三尖兩刃刀，把它變成一根金扁擔。二郎用這根金扁擔挑著山趕太陽，抓住一個，用一座山壓住，再抓住一個，又用一座山壓住。追啊，壓啊，他一口氣壓住了九個太陽，眼看最後一個太陽就要抓住了，“哢嚓”一聲，扁擔卻折斷了，擔著的兩座山“呼隆”一聲掉了下去，一座落到了口外，一座落在了偏崖子。現在，偏崖子那半拉山上還有兩個方方正正的石洞，據說就是當年二郎神插扁擔的地方。二郎的扁擔一折，太陽便跑遠了。他轉念道：“罷了，就留一個給人間照亮吧！”[7]
如此多的民族不約而同地出現與射日相關的神話，可見遠古中國確實存在著頭頂烈日、草木幹枯的現實觀測，射日神話的物質基礎隻能是幹旱的自然災害。更為重要的是，祈雨、巫術、繁茂的生殖力，這些固然偉大和靈光閃耀，但似乎還不足以成就堯的千古“天子”之業，致使“堯舜禹”新的曆史時期的到來，甚至不足以使後羿成為萬民敬仰的英雄。又有什麽比拯救人民於自然災害之中，讓他們過上安定、太平、和諧的生活更偉大的功績和更宏大的曆史事件呢？
射日神話產生之後的漫長歲月中，中國上古曆史上又出現了另一個後羿，即東方有窮氏之君。因兩位後羿同名，且均為東方之人，所以戰國以來，故事出現相互融合、重疊，甚至涇渭不分的現象。但是，關於有窮後羿的事跡無論後世如何改造，都無法躋身於神話行列，更不能取得如射日後羿般英雄之神的地位。
因此，我們說，後羿射日神話成就了兩位英雄，一位是堯，另一位則是羿，盡管後羿不是當時的“政治人物”與部落首領，但一旦他受到“政治領袖”堯的委派而執行治理自然災害的任務時，後羿手中之箭就被賦予了雙層含義：一是人類射向自然之箭，是對自然生態的自覺修複；一是人類射向自身之箭，這支箭使得人類社會的組織形態發生突破性的進展。這樣，人類的發展與自然的維護，在射日神話中契合成一個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體。後羿之射日也就不單單隻是戰勝自然災害的技術與方法了，而是一項堯的“政治決策”與“政治能力”的具體貫徹，更是人類文明發展與前行的關鍵一步。此時，人類社會的發展已經與自然世界的和諧深深相聯係，人的發展離不開和諧自然的保障，而和諧自然的形成又是人類治理自然災害的必然結果。由是觀之，後羿射日神話是對自然秩序的恢複，亦是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推動，人類治理自然災害與自然互滲的過程，即是人與自然協同發展的過程。
三、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是原始社會後期為穩定自然秩序和社會秩序而治理自然災害的美麗神話，在中國民間流傳甚廣，甚至一貫嚴肅的史書亦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呈現曆史與神話相膠著的特點。而大禹治水的功績和後果，不單單是解除了洪水泛濫給人民帶來的巨大自然災難，更為重要的是它引發了一係列重大的政治事件，把原始社會的製度推到了頂峰，從而為文明的發展及國家的出現創造了一切必備的條件。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說，大禹治水是人與自然互滲與共同協進發展的成功典範，並為後來中國人與自然的共同發展確定了行為坐標與指向。
堯舜時期，一度洪水泛濫、民不聊生，眾多酋邦在黃河中遊集中、融合，引發矛盾和衝突，因此治理水災成為堯舜酋邦聯盟所麵臨的最為緊迫的重大問題。《史記》中曰：“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洪水肆虐，給先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夏的建立者夏後氏（或稱作有崇氏），原本是堯舜禹族酋邦聯盟中的一個邦，居住在古河濟之間，由於善於治水，它的首領鯀和禹被先後推舉領導酋邦聯盟治理洪水的工作。據記載，鯀治理水患九年，依然是“滔滔洪水，無所止極”。鯀為了製服洪水，不待天帝允許，私自取了“息壤”去治理洪水，息壤是天庭中一種生長不息的土壤，取一點投向大地，就能積成山、堆成堤。鯀的行為觸怒了天帝，被天帝殛殺於羽山之野。《左傳》雲：“鯀化為黃熊，入於羽淵，淵東有羽山。池上多生細柳，野獸不敢踐。”另據《山海經·海內經》記載鯀死後屍體三年不腐，天帝命人剖開他的肚子，肚子裏跳出一條虯龍，這就是鯀的兒子禹。大禹奉命繼承了父親未竟的事業，治理水患，曆經十三年之久。
禹治理水患自然災害時有三件寶，一是河圖，二是開山斧，三是定海神針。據說黃河水神將黃河的水情與治理的辦法畫在河圖上，交給大禹以供治水之用。據說，當時黃河中遊有一座大山，叫龍門山堵塞了河水的去路，奔騰東下的河水經常溢出河道，從而形成水患。禹到了那裏，觀察好地形，帶領人們開鑿龍門。在他的帶動下，經過艱難的努力與巨大的犧牲，大山終於豁然屏開，形成兩壁對峙之勢，洪水**，向下遊流去，江河從此暢通。此外，禹得到了應龍的幫助，“禹治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地，導水所注”[8]，就是說，禹開渠排水、疏通河道的時候叫應龍走在前麵，拿它的尾巴畫地，應龍尾巴指引的地方，禹所開鑿的河川道路就跟著它走，一直流向了東方的汪洋大海，成就了我們今天的大江大河。此外，禹還與共工進行了殊死的戰鬥。共工，是位興風作浪的惡神，也是洪水的製造者。為消滅共工，禹在會稽山大會諸神。首先擒殺了共工的主要助手相柳氏。相柳氏身為長蛇，有九個頭，食於九座，所到之處立即變為溪澤。然後與共工進行猛烈的決戰，最終打敗共工，獲得偉大的勝利。為把洪水引到大海中，禹還發明了原始測量工具——準繩和規矩，走遍大河上下，用神斧劈開龍門和伊闕，鑿通積石山和青銅峽，使河水暢通無阻。此外，禹和老百姓一起勞動，戴著箬帽，拿著鍬子，帶頭挖土、挑土，以至於“排無朧，脛無毛”，小腿上的毛磨光了，腳指甲也磨掉了，“故行踱也”，得了足病，成了跛子。
為了徹底治理水患的自然災害，禹十分重視以興修水利為目的的溝、渠、道路等基礎設施的建設並發展了灌溉、農耕等技術。《漢書·食貨誌》、《史記·夏本記》、《論語·泰伯》、《國語·周語》等記載了“禹平洪水”，“製土田”；“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破九澤，度九山”；“盡力乎溝恤”；“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命後櫻，予眾庶難得之食”；“豐殖九數，泊越九原……能以嘉扯殷富生物也”的事跡。說明，禹在治理洪水的同時，帶領各地諸侯和民眾開發了九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等州），修築了通往九州的道路，壘築了九州的湖澤堤障，計量了九州山嶽脈絡；開建了引水的溝、渠（恤）；並叫助手伯益發放稻種，教導百姓在卑濕處種植稻子及其他作物的方法，引水到少水的澤地和高原，使這些地方莊稼豐茂，物產殷富，成為百姓和物產集聚之地，使華夏大地成為興水利、重農工的富裕之國。
總之，“大禹治水”，是原始先民修複自然秩序的一次偉大而具有裏程碑意義的努力。這次努力延續了“女媧補天”、“後羿射日”對人與自然關係的處理，所謂“治水”，實質上就是人類通過艱辛的社會實踐抵禦自然災害，恢複自然秩序。因為，當時水患之大，亦因為治水時間之長，還因為這次治水的成功對古代中國，乃至今天中國的影響之大，故數千年來“大禹治水”的思維與模式一直是中國人處理與自然關係之仿效對象。通過對河流的治理，也推動著當時社會組織的前行，並為中國文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治理水患自然災害中，鯀、禹起初的角色都屬於“公仆”的性質，但是由於這項工作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全局性，需要組織各部落（或是酋邦）的廣泛參與，並對各部落（或是酋邦）的人力、物力進行調配、指揮和統一管理。在這個過程中，禹（包括他的父親鯀）難免利用聯盟賦予自己的職責與權力對各部落（或是酋邦）施加更多的影響，甚或強製和幹預。治水過程中，大禹請來後櫻、皋陶、伯益等有名望的酋邦首領“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共商治水大計；政治上，團結酋邦作為自己的“股朧心替”，建立治水機構；組織上，“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按酋邦分布的地域調劑勞力；經濟上，“單平水土以品庶類”，按權力高下分配治水的勝利果實。這樣使原本比較鬆散而缺乏約束力的部落聯盟（或酋邦聯盟）的管理機構發生權力集中的傾向，並使之逐漸淩駕於眾酋邦之上。據說禹年老的時候，曾經到東方視察，並且在會稽山召集酋邦首領會盟。每個朝見禹的首領手裏都拿著玉帛，儀式十分隆重。隻有一個叫作防風氏的部落首領，沒有到會。禹認為其怠慢了他的命令，把防風氏斬了。這說明，此時的禹已經從“公仆”變成名副其實的國王了。禹死後，其子奪得權力，通過武力控製局勢，變聯盟為世襲王朝，我國古代第一個王朝——夏代國家產生。
“大禹治水”與“洪水再殖型神話”劫後餘生的逃命方式截然不同，在滔天洪水來臨的時候，不是逃，不是跑，不是靠上帝恩賜的方舟拯救災難，甚至沒有躲進葫蘆、瓜等自然的子宮躲避災難，而是把人類組織起來，依靠“人民”的力量治理水患。這樣，人類的社會實踐活動並沒有導向破壞自然這一結果上來，而成為了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中介或橋梁。這種通過人類的社會實踐活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也成為一種曆史的表象，深潛於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並形成一種曆史的慣性。當洪水災害過去，早期中國不但穩定了自然秩序與社會秩序，而且因這場洪水走到了國家的邊緣，為成為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國之一奠定了良好的自然基礎與社會基礎。
[1] 袁珂：《中國古代神話》，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第54頁。
[2] 袁珂：《中國古代神話》，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第54頁。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4頁。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4頁。
[5] 袁珂：《中國古代神話》，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第215頁。
[6] 李金明：《獨龍族文學簡史》，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2004，第83頁。
[7] 轉引自鄭伯農：《後羿射日乎?——關於神話和曆史的雜糅》，《文藝理論與批評》2003年第5期。
[8] 袁珂：《中國古代神話》，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第2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