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文化，特別是大母神文化，是最初的文化源頭，亦是現代女性主義，包括生態女性主義文化尋根的落腳點與理論基石。生態女性主義既是一種女性主義理論，又是一種生態倫理學思想，同時還是一種多元的文化視角，目前在世界範圍，尤其在西方國家的女權運動、環境運動和生態倫理學發展與傳播過程，作用十分明顯。1974年法國的奧波尼首次使用了“生態女性主義”（ecological feminisms）一詞，來呼籲女性為拯救地球而發動一場生態革命。生態女性主義是女性主義與生態主義思想結合下產生的，它沒有形成完全意義上的統一理論，但生態女性主義者的共同目標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揭示對女性的控製和對自然的控製在本質上的內在聯係，爭取女性與自然的共同解放。
生態女性主義堅持當前全球危機是可以預言的、是父權文化的產物，指出人類對女性和自然的雙重統治有著深刻的文化原因和曆史原因：在西方“父權製”文化中的“價值二元論”（Value dualisms）“價值等級製”（value hierarchies）把世界上的事物都分為兩類對立的範疇，理智與情感、心靈與肉體、文化與自然、人性與獸性、男性與女性等，在這種二元思維模式中，男性總是被歸於文化、心智、理性、客觀的主流的文明的領域，女性則與自然、肉體、情感、主觀的從屬的生育世界相關聯，而“父權製”認為每一對範疇的兩端都是對立的，且前者優於後者並對後者具有支配權或統治權，從而使自然和女性同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成為被動的機器和玩偶，遭到無情的剝削和嚴重的貶抑。因此，女性在哪裏被貶抑，自然就在哪裏被降格。壓迫與支配女性的社會心態，也正是導致濫用地球環境的社會心態。
此外，生態女性主義還指出，女性的生命節律與自然的四季循環有著密切的聯係，女性創造和孕育生命的方式亦是純生態的，當新生命的脈搏跳動代替了月事的節奏，當女性的血肉之軀成長出新的生命，當自然食物轉化為哺乳嬰兒的母乳時，這些體會足以使女性打破個我的界限，融入自然的生態流動之中。又由於女性做母親的經曆與對孩子與生俱來的喜愛，使她們善於用情感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一種和諧的母子關係代替男性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等級和統治關係。如果將這種獨特生活經驗的女性文化和價值理念從私人領域帶到公共世界，就可以改變戰爭與政治領域的暴力與衝突，並用一種情感的、和諧的、陰性的價值與理念取而代之，就可以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和睦相處。
由此得出，女性比男性更適合於為保護自然而戰，更有責任也更有希望結束人類對自然進行統治的現狀，因此，女性爭取自由的鬥爭也代表著被對象化、受剝削、被貶抑的自然的挑戰。在此基礎之上，女性主義必須和環境主義結成同盟，與統治女人和自然的共同邏輯作戰。即是說，生態女性主義者將傳統的女性主義擴展為這樣一種運動，它通過認識和闡明所有壓迫體係的內在聯係來終結男性對女性的壓迫。在這個過程中，被納入解放視野的不僅僅有女性、窮人、少數族裔、第三世界的成員，還包括動物和植物在內的所有生命，隻有所有生命獲得解放之時，女性才能獲得解放，這就是生態女性主義所要表達的終極含義。
20世紀後期，隨著女性主義與生態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與拓展，學者們紛紛把注意力投向神話領域，企圖通過對女神的複興與文化的尋根，找到人類最初階段女人與自然的真實麵貌，並積極地反思自己喪失這些權力的根源，使潛在的、失聲的“女性”話語、“自然”話語浮出曆史的地表。女神形象的再發掘和再闡釋在生態女性主義運動中引人矚目，成為反思和重新審視宗教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文明起源等一係列重大課題的新起點。
在生態女性主義的視域之下回望中國神話，更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不同時期、不同民族、不同文本中的女神與自然之間那段洶湧跌宕、如歌如泣般的生命交集、糾集、纏繞，甚至整個人類的命運也隨之起伏動**。可以說，中國女神的真、善、美與她們的造化之功都是在與自然的種種糾集之中完成與實現的，她們人格深深鑲嵌在自然博大的胸懷之中，與自然的真、善、美緊緊地交織在一起。曆史一頁一頁地隨風而逝，那**肥臀的女神卻永久地烙印在民族的記憶之中，這種記憶更多的是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曆史的懷戀與向往。
中國的大母神，無論是女媧、“姆六甲”、“蝴蝶媽媽”、“薩天巴”、“伢俁”、“阿布卡赫赫”，還是大小不一、材質各異、出土地點不同卻同樣有著碩大**、強大**的女性雕像，都充盈著原始生命的張力，她們本身就是自然自由的存在，是女性自由與自然自由的合一。
侗族的始母“薩天巴”，她生天地，育人類，化萬物，是人類與自然的偉大母親，而這一位母親身上又有著明顯的動物的特征。侗族史詩唱道：“薩天巴有四隻手，一掰開萬丈長，薩天巴有四隻腳，橫行直走無阻擋，薩天巴兩眼安千珠，放眼能量百萬方。”“住在荒涼的天空中，八麵張起銀絲網。”這是典型蜘蛛的形象。再以民俗學的材料來驗證：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程陽大寨楊姓侗家人，嬰孩們出世後，在第一次參加的祭祖儀式中，當祭師唱誦《嘎茫莽道時嘉》時，取出用楓葉之類誘集的一隻隻紅、白、黃色的幼小蜘蛛，裝入布袋係於每個孩子的心口，說是薩天巴賜給了靈魂，保佑孩子聰明靈俐、健康成長。為病者喊魂時，也必須找到一隻蜘蛛，裝入布袋係於病者心口，說是薩天巴為他找回了靈魂，保佑他早日康複。侗家偶爾見到蜘蛛含絲下垂，便認為大吉大利。侗家對於不結網的金斑大蜘蛛（侗語名稱“薩巴”），尤為尊重，說它是薩天巴的化身，人的手指不得對它亂指。[1]在此，我們可以看出，始母“薩天巴”是由兩種身份化合而成，一種作為母親的女性形象，一種作為蜘蛛的圖騰形象，在創生生命過程中，兩者身份始終是膠粘在一起，“薩天巴”是女性，也是蜘蛛。
我們再來看在多個民族廣為流傳的人類始母女媧。女媧的特征或是與蛙的動物特性相聯係，或是人首蛇身與蛇的特性相契合，創生人類與萬物生命的行為始終由具有女人特質的女媧和具有動物特質的女媧共同完成。苗族的始母“蝴蝶媽媽”則是楓樹中走出來的，具有樹的特性，正如《苗族古歌》所唱的：“還有楓樹幹，還有楓樹心，樹幹生妹榜，樹心生妹留，古時老媽媽。”意思是說，楓樹幹和楓樹心生出了“妹榜妹留”。“妹榜妹留”是苗語，翻譯成漢語即是“蝴蝶媽媽”。這樣，始母“蝴蝶媽媽”化生的苗族便有著兩種親緣關係，一是源於女人，一是源於樹，因此，現今各地的苗族仍保留著楓樹的圖騰崇拜的習俗，他們建房的時候必須用楓木做中柱，象征著祖先神靈的庇護。其他民族的大母神也很大程度上呈現出女性與自然（動物或植物）合一的特點。
在此基礎上，我們發現，在中國最早的女神——大母神或是人類始母，一開始就與動物或是植物糾集在一起，或者可以說，這些大母神本身就是女人與動物（植物）的共同化生，即是萬物生命的形成，包括人類生命的形成，始終是人類與自然界共同的精美傑作，或者說，女性與自然在生命的最初處與最本質的功能上是不可分或者是合二為一的。這便是從生態女性主義視域審視中國神話，顯現於世人麵前的第一個特點。
從生態女性主義視域審視中國神話的第二個特點便是，雙性同體或是兩性崇拜神話思維的長期延續。中國從大母神崇拜時期過渡到雙性同體或者是兩性崇拜時期後，這種深植於神話思維的長時間存在並相對固化，影響了數千年中國文化的走向。中國神話中雙性同體與兩性崇拜強調男女在化育生命中的作用，並且強調這種作用是平等的，沒有高下之分，是兩者和諧合力的共同結果。當這種思維擴展到人之外的整個世界，便形成了神與人、人與自然的平等、和諧與統一，正如這一時期兩尾相交、手托日月的伏羲與女媧，是在承認男與女、人與自然差異的基礎上，彰顯出男人與女人、人與自然就應當像中國太極圖中的黑與白、陰與陽一般的交融、統一、互滲、運轉不息，共同形成了生機勃發的宇宙世界。
乃至今天細讀《易經》的卦象爻辭，仍不難發現這種雙性同體文化的印痕。《易經》中兩個最基本的符號陰爻和陽爻——“—”和“--”，一定程度上就是從“**”、“**”崇拜轉化而來。錢玄同在《答顧頡剛先生書》中說，原始的《易》卦，是**崇拜時代的東西，乾、坤二卦即是兩性的**的符號。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中曾指出，八卦的根柢是古代**崇拜的孑遺，畫“—”以**，分而為“--”以象**，男女**，陰陽相迭，則激**出生命繁衍的永恒不息，並從而演化出男女、父母、陰陽、剛柔、天地的觀念。再來看《易經》中開篇的兩卦“乾”與“坤”，也代表著兩性生殖崇拜的內蘊。《周易·係辭下》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也；坤，陰物也。”又雲：“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代表天，指稱父，是男性的象征；坤，代表地，指稱母，是女性的象征。《周易·係辭上》還更直接描述兩性行為：“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辟，是以廣生焉。”因此，“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在兩性生殖、陰陽和合的基礎上，推衍出萬物的化生繁衍。
由於中國文化對這種兩性同體與陰陽和合文化的保存，中國女性的地位出現了極端發展的趨勢。一方麵，女性的社會地位異常低下，完全被排擠在公共領域的社會參與之外。另一方麵，在中國陰陽和合思想與“男外女內”的社會分工的引導下，女性撫育孩子、管理家庭的權力不斷強化。《易經·家人卦》說：“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隻能在男女雙方齊心協力下，才能實現中國人國與家合一的千秋大業。那些真正享有“主內”大權的女性，亦無不以“家族大業”為己任，她們“主中饋、育兒女、侍公婆、務蠶織、和親族”，而且還要“相夫教子”，“夫”與“子”的家業、事業有多大，她們“相”與“教”的職責範圍便有多大。即使在貧寒的家庭，能否娶來一房“稱職”的好媳婦，便往往成為家道中興的關鍵與指望。如《紅樓夢》中的賈母，作為女性完全被禁錮在公共領域的政治、經濟等活動之外，但在賈府的大宅院中，賈母無疑是最高權位者，即使貴為朝廷命官的兒子賈政在賈母麵前都必須小心謹慎、畢恭畢敬。
可以說，賈母正是中國父權製條件下，女性存在狀況的縮影。同時，由於女性代表著自然的地位與自由，那麽自然生存境遇便是女性的翻版。因為，中國文化強調“陰陽和合”，這種和合反映到人與自然之間的便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出現。“天人合一”思想認為人與自然不是處在一種主體與對象之間的關係，而是處於一種部分與整體、扭曲與原貌或為學之初與最高境界的關係之中，因此必須實現人與自然間物質價值的和諧與精神價值的統一。正是這種從神話思維延續而來的思想，使得中國人與自然的緊張關係被控製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並持續了數千年。
而西方神話時代似乎就將所有的事物一分為二，理智與情感、心靈與肉體、文化與自然、人性與獸性、男性與女性，仿佛兩者之間永遠對立與互鬥。所以，天神宙斯與天後赫拉之間，充滿著**、背叛、嫉妒與爭鬥，在此之下的西方女神多表現出熱情、奔放、容貌出眾和注重肉欲享樂的特點，與中國女神整體呈現為溫柔、典雅、含蓄、道德高尚的精神風貌有著很大的不同。西方古代神話的這種精神特質與思想傾向一旦定格為一種思維範式，便會在人與自然關係上存現出兩者之間的格格不入。著名神話學家約瑟夫·坎貝爾在其著作《神之麵具》中就曾精辟地解析過這種東方和西方神話起源上的差別。
在當代生態女性主義的神話複興運動中，人們重新回歸到女神那裏尋找拯救的希望，同時也讓我們看到在文化中幾乎被人遺忘卻深有價值的獨立女性形象，以及在無數神話中表現出的那種蓬勃的生命力與完整的創造性。女神的複興，不僅意味著對當代西方人的精神拯救，也意味著對西方文化的理性主義、物質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等文化偏頗、文化弊病的糾正與治療。而經過幾代女性主義者的探索和努力，從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到貝蒂·弗裏丹的《女性的奧秘》逐漸意識到性別的差異，而以西蘇、伍爾芙為代表的女性主義者則提出多元化“雙性同體”思想，在強調男女差異的基礎上，提倡構建和諧一體的兩性關係。中國神話中大母神與自然千般糾集的生命力與生殖力，雙性同體中男與女、人與自然類似陰陽合一的辯證互補的和諧理想，都代表著人類精神上最初的渾然完整的聖潔狀態，一定程度上，可以為女性生態主義解讀神話、重寫曆史，最終實現人類未來女性與生態的解放和發展提供良好的解讀文本。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生態主義解構神話、重寫曆史並不意味著回歸到曆史之中去，更與倒退完全無涉，而隻是希望通過與古代神話的對話，尋找人與自然的原初秩序，為已經走到極致的現代工業社會尋獲一個行走的基礎。同時，對女神的研究也是教會我們另一種觀察世界的方式，這種方式超越了種種日常理性的分析能力，而在感性的世界中收獲一種別樣的精神力量：第一，神性的擁有。這種關於宇宙創生與終極的秘密，無時無刻不充盈在自然與我們周遭的世界中，它不是超力量的上天之神賜予的，而是我們與自然與生俱來擁有的特質與力量，如同自然天生的自由與女性蓬勃的生殖力。第二，內在力量的獲得。一旦人們參悟與體證到個體作為宇宙遺產的屬性、本質，便可以獲得巨大的、超出日常想象的內在力量，這種內在力量可以讓碎片化、功利化、日常化的現代人回歸到清淨、正覺正悟的人性的本真狀態以及與自然最深層、最糾集的聯係網絡之中。第三，再生意識的擁抱。人類從生命走向死亡、從死亡走向生命的再生過程，就是自然的無限循環、動態發展的過程，大母神既創造了我們的生命，也引領著眾生在廣博的宇宙之中獲得永恒的生命，從而使得擁抱再生就是擁抱自然恒無涯際的無限生機。
總之，從生態女性主義的視域對中國神話的解讀與重述，可以使我們把女性與自然從壓迫性男性文化中解放出來，使女性（作為個人和集體）發現她們與自然的真實本性，從而在他者的世界觀裏找到自己的位置，建構一個兩性平等、平衡、和諧，人與自然平等、平衡、和諧的世界觀。中國神話的生態女性主義審視與思考，這又是一場話語和觀念上的革命，是一場精神上的改造運動，人類的精神生命可能因此將再次開花吐豔。
[1] 楊保願翻譯整理：《嘎茫莽道時嘉》（侗族遠祖歌），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序第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