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母神崇拜階段，人類社會尚處於自身發展的嬰兒期，原始先民的意識還在蒙昧狀態之下，他們還弄不明白**與生育孩子之間的關係，隻是看見肥沃的土地能成長出茂密的植物，強健的女人能生出眾多的孩子，而這些都又是維係人類生命的基礎，於是，他們把土地和女人當作自然生命的源頭與最高的神靈頂禮膜拜，於是出現了女媧、“蝴蝶媽媽”、薩巴天、“幹木”女神等一係列大母神的神話意象。當我們追溯到世界文化的源頭時，發現當時所崇拜的神，不僅是中國，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也都是母神的天下，如巴比倫的伊西塔，古希臘的蓋婭，古埃及的伊西絲，等等。這還是因為，當時人類社會處於舊石器時代的母係社會，女性從事采集，男性主要從事狩獵，由於狩獵的風險大且收益不確定，因此人類所需的生活用品和食物基本依靠女性提供，男性的生活也要依靠女性。所以，女性地位高貴而受到尊重，大神的性別也就呈現為女性。
隨著金屬工具的出現和原始農業、原始畜牧業的發展，從事農業、畜牧業、製陶業的男性的貢獻逐漸超過女性，氏族中的統治地位也逐漸被男性替代，世係由母係轉為父係。但是，這種女權向男權的權力轉移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樣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應當是男女平權的存在。與此同時，隨著生產實踐的發展和對家養動物的長期觀察，先民們發現大地之所以長出植物，是因為把種子放到了土地裏，雌性動物之所以能生育後代，是因為雄性動物把“種子”種到了雌性動物的身體裏。由此推出，女人能夠生孩子，並不是由於她們天生固有的神秘力量，而是男女結合的一種自然產物，這樣，女始祖神話逐漸向陰陽同體神話、雙性崇拜神話轉化。
在這種背景之下，原始先民紛紛為創世女神尋找配偶，以此證明人類生命由來的合法性。漢代磚畫中，女媧已經成為了伏羲的妻子，或是兄妹婚中的妹妹，他們腰身以上為人形，腰身以下為蛇身，兩尾相纏，女執圓規，男拿曲尺；或一人捧日，一人捧月，組成一幅男女、陰陽、日月、科技共生的生態圖畫。在這裏，女媧已由獨立的大神向對偶神轉化，伏羲成為了造人神話的重要角色，最終女媧獨立造人神話被兩性生殖神話所取代。這種生殖崇拜催生出中國的陰陽觀念。《周易》中不連續的線段象征陰，連續的線段象征陽。古人看到有天地、晝夜、日月、寒暑、男女的相對關係，遂認為天地萬物是陰陽交互的結果，八卦中有乾坤二卦，將陰陽與男女聯係了起來，《易經·係辭》中更是寫道：“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認為陰陽結合而生萬物，男女結合而生後代，在性質上是完全一致的。《老子》亦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也說明陰陽二氣相交產生萬物之理。
滿族著名的神話《天宮大戰》中最大的是天神、地神與星神，彼此並沒有從屬關係，由她們衍生出300多個女神。其中，有一個叫教欽女神的叛逆者，她集所有動物的智慧和力量於一身，不甘心當地神的看守者，反叛後，被地神用兩塊石頭打出了一支角，且多了一個男性**，變成了一角九頭八臂的兩性合體神，並可自行生育。此神為奪女神大權，繼續反抗，逐漸變為男性惡魔神耶魯裏，男神與女神之間的鬥爭因此繼續不斷。細讀這則神話，我們可以依稀感覺到人類從女神崇拜到陰陽同體，由陰陽同體再到男女爭鬥的演變曆程。
我國各地出土的文物中，對這一時期的陰陽同體和雙性崇拜也多有印證。內蒙古昭烏達盟寧城出土的一件兩側曲刃青銅短劍，在劍柄上鑄有**立像，一麵為男，雙手撫腹，一麵為女，雙手上抬交叉於胸前，兩性器突出，這是典型的雙性同體的構型。湖南出土的青銅手勺柄部由蛙和蛇的形象組合而成，蛇象征**，而蛙，在女媧神話的解讀中，我們便知是**的象征，兩者合二為一象征著陰陽同體與雙性崇拜。廣西恭城發掘的春秋晚期墓和在廣州發掘的西漢趙昧墓中，均出土有蛇蛙互鬥的器物，這說明在母權製向父權製過渡時期，女性是不甘退出曆史的尊貴地位的，兩者之間經過了長期的、勢均力敵的鬥爭。
在陰陽同體神話思維的影響下，中國很多民族至今仍然流行著陰陽雙性崇拜的民俗。雲南寧菠縣叭兒橋區的南山上有一石筍，一麵似男，一麵似女，當地人稱“公母石”。當地村民為求生育常來叩拜那尊“公母石”，天旱求雨時也來祭祀這尊“公母石”，據說這尊雙性同體的“公母石”是當地村民的保護神，不僅主宰生育，還能保佑當地風調雨順，穀物豐產。[1]四川省木裏縣卡瓦村前有一石洞，洞內有一天然圓錐狀鍾乳石，柱高八十厘米，根腳外移至直徑九十厘米，頂端一凹坑，不斷有水滴入，納西族稱此石柱為“汝魯”，意為“男兒石”，稱此泉水為“木基”，意為“女兒水”。青年男女結婚時，都要到此舉行求子儀式。求育婦女由達巴率領向石祖跪叩念經，求育婦女將細竹管插入凹坑水裏吮吸幾口，而且當夜夫妻必須同床[2]。有如麗江觀音峽有一處洞穴名曰“求子洞”，象征著母性的**，洞內有一形似**的小石柱名曰“**石”，又叫“生命之根”，當地百姓或外地遊客經常在此叩拜求子。
陰陽同體反映的男女兩性對人類生命延續的共同影響，這一觀念作用到自然萬物上便是種子的播種與土地的孕育的交互關係。大母神崇拜的階段，原始先民認為女性可以獨自孕育生命，正如土地可以單獨養育萬物，這一切是自然而然的，並不需要人為的幹涉，因此，在此境遇之下，女性與自然都是自由的，女人蓬勃的性能力、強大的生殖能力，自然繁茂的生長、季節性的更迭，都是率真、偉大、高貴之大事，應該獲得先民們的膜拜，甚至奉為至高之神。但在長期實踐和觀察過程中，人們逐漸意識到男人在生育中的作用和種子在萬物生長中的作用，於是從女神崇拜轉向陰陽雙性崇拜，並開始學會通過人為的調節來改變女性的生育與萬物的生長。隨著原始農業的興起，男性可以通過播種種子選擇性地引導植物生長的種類，盡管這種選擇性的引導隻是陰性的、對自然的改變不會產生太多的負麵影響，但畢竟邁出了人類對自然施加影響的第一步，自然的自由也隨著女性的被貶低而逐漸被壓抑。當人類社會過渡到男耕女織模式，女神們高貴的身份紛紛墜落，人與自然逐漸走向不和諧。
與此同時，隨著人類的不斷發展，男性自覺在人類的生殖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所以**崇拜也成為了生殖崇拜的一種。當男耕女織模式和私有製出現的時候，**崇拜顯然超過和取代了**崇拜，男性**開始被當作家庭創造者父親的權威和力量的象征，以至最終被當作造物主本人的象征。男神、女神共同創造世界的時代一旦過去，陰陽同體神話也就隨之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男神的一統天下，男神成為人們崇拜、敬仰、頂禮的中心。而女性，作為男性的私有財產和家庭的附庸，其生育功能降低到“孵育器”的地位，大量女神的地位下降，甚至一些在曆史長河中逐漸黯淡、消失。
與女神的失落相伴相隨的是男神數量的明顯增多。如《山海經》中稱帝的神有女媧、炎帝、黃帝、顓頊、帝俊、帝堯、帝禹等，男神在席位上占有明顯的優勢。其中，黃帝、伏羲，都是中國神話中神通最為廣大的神明，他們有父母，有妻子，有世家和血緣譜係，並創造了人類的種種文明。很顯然，這是先民在父權製意識下，將大多數女神的豐功偉績都統統歸於男神，從而讓男神們靈光閃閃，出盡風頭，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盤古創世神話的出現。
關於盤古化生萬物的神話，先秦的一切典籍著述都無法找到，甚至在《山海經》、《穆天子傳》、《帝王世紀》等這種專門搜集古今上下非常可怪之事的神話書中也不見蹤跡。春秋時期的屈原在《天問》中問：“邃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他所問的是宇宙天地究竟是怎樣起源的。很顯然，當時還沒有盤古開天辟地、化生萬物的神話，如果有，屈原一定會提到，就如女媧神話，屈原就問道：“女媧有體，孰製匠之”，其實上古的神話屈原幾乎都問到了，不提盤古之名，是因為當時根本沒有盤古。關於盤古神話，最早的文獻記錄是三國時吳人徐整所著《三五曆記》，可見是漢代之後人們的補記。正如顧頡剛指出的，在中國上古史以及神話譜係化的形成過程中，存在“層累地造成”，“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時代愈後，傳說的中心人物愈放大”，因此，越是後出現的人神，他們的輩分越高、資格越老。[3]盤古的開天辟地和化生萬物神話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後人為了凸顯男性偉大功績，杜撰出一個化生萬物的男神，並將大母神創世的內容全部歸於其下。既然，創世之功都歸於男神，那麽其他的相關發明創造也會是男神們的功績，如黃帝製衣冠、造舟車、發明指南車、定算數，製音律、創醫學，炎帝製耒耜、種五穀、立市廛、辟市場、治麻布、作琴樂、製陶器，等等。男神們是無所不能的創造者，而女神們似乎除開替男神生育孩子傳宗接代也不再有，也不需要有其他功用了。
至此，女媧以及各民族的女媧們，作為創世女神的意義在邁入父權社會後發生了嚴重的傾斜，其以生育神為中心的神格得到了極大程度的誇大，用以滿足男權社會對血緣繼承的要求及對女性社會角色的規定，而化生萬物、祈福蒼生的神格因違背了男權社會對女性從屬地位的要求而隕落。女神從擁有獨立神格的大神而淪為男神的附庸，如果想得到身份光耀，就一定要依附於男神，甚至生硬地與某位男神扯上關係，仿佛非得這樣才能抬高身價。昔日花團錦簇、姹紫嫣紅的女神世界就這樣凋零了，女神們有的被改造成了男神，有的被淹沒不提，有的則改造成為了男神的配偶、姐妹、女兒等，還有的雖然神名猶在，但和她們輝煌時期相比已是相去甚遠了。正如柯靈斯所說：“隨著向父權製的過渡，婦女在宗教中的主導作用被男子排擠掉了，女性的精靈變為男性的精靈。”[4]
西王母是上古神話中的大神。據《山海經·西次三經》記載：“又西三百五十裏，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發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這裏的西王母是一位蓬頭散發、滿嘴虎牙、拖著一條豹尾、動輒發出陣陣長嘯，掌握刑殺和災病的女神。從神話的形成與發展的軌跡來分析，西王母的形象應當是從上古巫術儀式中的女祭司形象發展而來。原始社會的母係氏族時期，祭司等職位由部落中的女性長者或部落首領擔任，負責主持祭祀、溝通天地鬼神，是部族權威最高的人。而上古時期的祭祀中，殺死祭物（包括活人）是一項重要的內容，而殺死祭物的工作則由女祭司擔任，這也是西王母充滿獰猛之氣和被視為掌握刑殺的重要原因。盡管西王母麵目猙獰，但並不影響其社會地位的崇高，《山海經·海內北經》有關於西王母使用“梯幾”的記載，而“幾”是古代對有才德的老者表示尊重的專門設施之物，由此可見其高貴的身份與地位。隨著父權社會的興起，西王母莫名其妙的多了來曆不明的一個丈夫——東王公，這個本來具有獨立神格的大女神成為了男神之妻與附庸。托名晉代葛洪的《枕中書》中，東王公為天皇、扶桑大帝，其地位已躍居西王母之上。最為有趣的是，隨著西王母神格的下降，其容貌也發生了重大改變，由穴居善嘯、似人非人、似獸非獸的怪神，變成了一個雍容平和、容貌絕世、光儀淑穆的婦人。在這裏，西王母容貌與性格是按照男性的審美觀徹底地改寫了，因為，在女性成為男性私有財產的男權社會裏，溫順與美麗是男人對女人的最大要求。
作為大母神的西王母的命運尚且如此，其他女神的命運更是可見一斑，甚至“女神”之稱謂也轉向為“神女”。“女神”，“女”是對“神”的修飾，強調的是“神”；而“神女”，“神”則是對“女”的修飾，強調的是“女”，“神”與“女”兩者的地位完全不能比肩。如娥皇、女英是堯之女，舜之妻；女節是少昊之母、女狄氏是禹之母、女登是神農氏之母、華骨是伏羲之母、薑姬是後翟之母等，她們都是古籍記載的神女，雖然貴為男神的女兒，妻子，母親，但她們並無獨立的神格，亦無傳世的功績，而是依附其父、其夫、其子的偉大功績的點綴與修飾而被人們記憶。
漢族神話如此，其他民族亦如此。如元摩梭人從母係社會開始進入封建領主社會時，為突出男性在政治、經濟和家庭中的主要地位，竭力鼓吹男神的威風和男神的力量。永寧土司及貴族每年春節都要敲鑼打鼓，鳴放槍炮隆重祭祀阿沙大男山。同時，當地每一個男山、男神又都有一個女山、女神作配偶，有意思的是這些女山、女神消失了曆史上的種種神格，淪為單純服侍男山、男神和專為其丈夫生育子女的女神。例如，永寧巴措古村有一高一低兩座山崗，高的山崗名“阿汝瓦”男山，低的山崗名“鬱青瓦”女山，當地摩梭人認為鬱青瓦女神是阿汝瓦男神的妻子，阿如瓦男神按住了鬱青瓦，女神一抬頭，永寧壩就會發生旱、澇、雹、蟲災、人畜患病、穀物歉收。[5]
在男神對女神的貶低，男性對女性的貶低的同時，自然的地位也不斷下降，原來所擁有的蓬勃的生機、燦爛的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抑製。正如男性懂得可以通過性行為控製女性生育一樣，他們也學會了播種莊稼改變植物的種類，飼養家畜影響動物的種類，總之，自然萬物是可以通過人的喜好不斷改變的，而不再是以前自由的、純天然的發展，特別是隨著農業、畜牧業的成熟，父權製的強化，這種對自然自由的幹涉無論在行為模式上，還是在心理模式上都不斷固化，自然與折斷天使翅膀的女神都掩麵無淚。也可以這樣說，男性在剝奪了婦女的生產資料和生產權利後，還篡奪了早期神話中對女性與自然的崇拜地位，經過了“人類所經曆過的最激進的革命”後，女性與自然共同遭到了“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失敗”。
值得慶幸的是，中國傳統哲學是在神話主客體一體化和生命一體化原則的意象思維模式的庇護之下形成的，強調天人合一、心物合一，很大程度上消融了父權對萬物自由的抑製，填平了人與自然的鴻溝，所以，中國進入父權社會之後人與自然的緊張關係被控製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並持續了數千年。此外，中國傳統哲學還十分注重陰陽、男女和諧與合德的作用，強調“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陰陽、男女的交互且動靜相宜即是生生不已的生命之火薪傳過程，是天地之大德。故此思維之下，中國父權社會雖大力壓製女性的地位與生存空間，又在一定的領域保持了女性的主要地位與作用，以適用陰陽和合文化的需要。
總之，雖然中國文化傳統在父權製條件下，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女性與自然的獨特的、陰性的作用，但是與大母神時期相比，自然與女性地位已經明顯下降，成為了男性社會的附庸。久遠而充滿詩意色彩的大母神也隨著時間的流逝，有的銷聲匿跡，有的改頭換麵，女性與男性之間，自然與男性之間的鴻溝一步一步地加大，成為不可逾越的深壑。
[1] 楊學政：《衍生的秘律——生殖崇拜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57頁。
[2] 楊學政：《衍生的秘律——生殖崇拜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57頁。
[3] 顧頡剛：《我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60頁。
[4] 柯文斯：《原始文化史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第181頁。
[5] 楊學政：《衍生的秘律——生殖崇拜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2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