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章中，敘述前漢的經學，最初是淵源於魯人申培的魯學，後來轉而為以董仲舒為祖的齊學。但這是極大概的論列，即令在董仲舒以後，魯學的係統還是不絕，在宣帝的時代，與以《公羊》為主的齊學同時，源於《榖梁春秋》的魯學，也設博士。但魯學是發源於否定天人的關係的荀子之學的，反之，齊學是出諸肯定天人的相關的孟子的。這兩派，在根本思想上，是不會一致的，其經說的不同，實不遑枚舉。如果經學是“紙上談兵”，那麽，如此的差異，也可以作為異說而並存著；但這是指導國家社會的活生生的學問，所以其差異非調和不可。由於這樣的必要而產生的，便是叫作“古文學”的一派；所謂古文學，在前漢末抬頭，在後漢興盛。
與後漢的經學稱為古文學相對，前漢的經學稱為今文學。所謂“今文”，是漢代通用的文字隸書的意思，前漢的經書是秦焚書後，學者將暗誦的著作用隸書寫下來的本子，用這種本子來講述的經學，叫作今文學。例如，《尚書》是秦博士伏生所傳的二十九篇，《禮》是魯高堂生所傳的《士禮》十七篇，《詩》是轅固生與申公所傳的三百篇，《榖梁春秋》與《公羊春秋》是到那時為止，以口傳的方法傳授的，到漢代，才上了竹帛；這些，都是用隸書寫下來的。
但到景帝末年，魯恭王為擴張其宮殿，毀壞孔子的舊宅，在其壁中，發現了用先秦時代的古文字寫的《尚書》《禮經》《論語》《孝經》等古本數百篇。同時，河間獻王盡力於書籍的搜集，得《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等，這些都是用古文寫的古本。在獻王之下，有毛公、貫公等學者，貫公好北平侯張倉獲得的古文《左氏春秋》，毛公倡古文《毛詩》學，作《毛詩故訓傳》。這些古文的經典，由獻王獻給了朝廷，為一部分的學者所研究，但還沒有引起一般的注意。
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命光祿大夫劉向，整理武帝以來藏在朝廷秘庫中的書籍；到哀帝的時候，劉向整理了一半，死了，便命其子劉歆繼承父業。於是劉歆能遍閱秘庫中的書籍，將秘庫中的古文《易經》與施孟、梁丘的今文《易》相對照，發現今文中常有脫字，反而民間通行的費氏《易》的經文，與古文相合。他又取《尚書》的古文經，與今文經相比較，發現今文比古文少十六篇，而且有脫文脫字，文字的差異有七百餘。又，《禮》的古經，有五十六卷，比高堂生所傳的《士禮》多三十九篇，在許多地方，他感悟到古文的經典的應該尊重；尤其是，因讀《春秋左氏傳》而愛好它的當時的丞相尹鹹、翟方進的詢問其大義而發明的很多，因此，決定提議將《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及《古文尚書》立於學官。但當時的學者，不苟讚同。因此，他將這些古文經送給太常博士，論列國初以來經學的消長，辯論古今文的優劣，甚至於說，與其誤而立之，不如誤而廢之。但當時的當路者，以為劉歆非難先帝所立而改亂舊章，不準所請。
這個時候劉歆的意見雖則不被容納，但到哀帝死，平帝立（公元元年），王莽執國政，便增置《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的四經博士，到王莽的時代，置《周官》博士，到了這個時候，古文學是被公認了。
試據兩漢《儒林傳》等，就古文學的係統，立表如後：
上列三經之外的古文《易》、古文《禮》及《周官》之學，雖則是由劉歆倡導的，但劉歆以前的學者不詳。通覽上列三經傳授的係譜，《毛詩》與《左氏春秋》都通過河間獻王的博士，尤其是，通兩經的學者貫長卿；《古文尚書》，最初起於孔子的裔孫孔安國，似與獻王沒有關係，但獻王得《古文尚書》《禮經》及《周官》之事，是《漢書》的本傳中明記著的，所以這些經書定與獻王有關係。傳《古文尚書》的胡常，同時傳《左氏春秋》，所以到了漢末，《左氏春秋》與《古文尚書》之間有了聯係。於是，古文經的研究，是以起於河間獻王的門下為主的學問，這與齊魯之學相對，可以叫作燕趙之學。
其次，據上列的表，《左氏春秋》之學，出於荀卿，似與《榖梁春秋》同其源流，而且，這一派的學者尹更始、尹鹹、翟方進，也都是列名於榖梁家的人，劉歆的父親劉向也是《榖梁》的學者。我們注意到上列的幾點，便可以想象，在《左氏》與《榖梁》之間，有著一種關係。又《毛詩》表上也表示出於荀卿，在現在的《荀子》中，說明《詩》的部分與《毛詩》義相一致的很多，所以這個係譜不一定是無稽之談，而如前所述，《魯詩》也出於荀卿，所以，《魯詩》與《毛詩》也定有深深的關係。又楚元王曾從申培學《魯詩》，元王之子休侯之曾孫劉向也傳《魯詩》，劉向之子劉歆重《毛詩》，但也承認在三家詩說中，《魯詩》最好。由這一點上來看，可以知道，《魯詩》與《毛詩》的關係並不淺。我想，《毛詩》與《左氏春秋》，是由後出的古文經傳，改訂了《魯詩》義與《榖梁》義的吧。現在，《毛詩》的《總序》與《魯》說類似，在《毛傳》之中有引《周官》之文而說詩的部分，這說明了上述的想象並不錯誤。我以為，古文之學，是由新出的古文經傳修正了魯學的。
那麽，古文之學，是提倡什麽的？這，由這一派的代表者劉歆之手所成的《七略》，可以看到大概。劉歆的《七略》，早已亡佚不傳，但《漢書》的《藝文誌》，大體是根據《七略》的，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劉歆的古學的大意。《漢書》的《藝文誌》，把經書分為《易》《書》《詩》《禮》《樂》《春秋》的六經，比較各經的今古文，強調古文的優秀點，最後，總論六藝：
《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
依據這一段話，劉歆以為，《樂》《詩》《禮》《書》《春秋》這五經，是分別地教以仁、義、禮、智、信這五常的，以《易》為五常的源泉。因為六經中，《易》是最哲學的著述，其中說述自然界之理，這自然界之理，便是被看作人類道德的根本基礎的吧。劉歆在如此地把六藝排了順序之後，再把論語類、孝經類與小學類（研究文學的書籍）的三類，附加於六藝類之後，這恐怕是因為把六經當作孔子以前的典籍，把《論語》《孝經》當作傳達六經的精神的書籍，把小學書當作訓釋六經的字義的書籍的緣故吧。在後世的經學中，也有企圖闡明六經的精神的學派，與注重文字訓詁的學派，劉歆是早已認識到經學上有這兩個方麵的人，他自己也以認識有這兩個方麵為心得的吧，其後的古文學，僅向訓話的方麵發展，顯示了經學便是訓話學的情狀。
後漢初年，繼前漢之後，立為朝廷的學官的經博士，都是今文學；不知道在什麽時候，古文學占了優勢，後漢經學的特征，便在於這古文學的發達。試將後漢古文學者中著名的人物的學問係統，立表如後：
表中隻有加“2”號的，才是入後漢以後的學者，此外都是為顯示其來源，記下了前漢時的學者的。這些後漢的學者，都是以訓詁著名的人，寫了許多的注釋書，其中，許慎可以說是訓詁學的大成者，其名著《說文解字》，比較篆文及古文籀文，從文字的構造上說明其意義，其中，廣引桑欽、杜林、衛宏、徐巡、賈逵的說法。許慎之後，有名的馬融出，馬融的弟子中，有盧植和鄭玄兩大家，這些學者，對於古文諸經，廣作注釋，遺留了許多著作。
其中，鄭玄（公元127—200年），是山東高密人，最初，師從京兆的第五元先，治今文學，後來，由於盧植的關係，事馬融治古文學，是折衷古今文而自成一家的學者。其著述，有《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等注，又論列六經之要的，有《六藝論》等。他的折衷的態度，在《儀禮注》《毛詩箋》《論語注》中，最為明了。他注的《儀禮》，是將今文、古文兩派的本子，比較對照，勘正經文的異同，在采用今文經的地方，在下麵注明古文作某字，依據古文的地方，在下麵注明今文作某字，以定其長短。他作《詩箋》，以《毛詩》為主，對於毛義隱略的部分，加以敷陳，對於毛義的不足部分及不穩妥的部分，采用三家詩說——尤其是《齊詩》說。他注《論語》，也據《古文論語》，訂正張禹《魯論》。他這樣地折衷今古文，而自成一家，但其重心，在於古文。與他同時的今文學者何休，著《公羊墨守》《左氏膏盲》《榖梁廢疾》三書，排斥《左氏》《榖梁》兩家，而稱揚《公羊》。他反對何休，著《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排斥《公羊》，特重視《左氏》，由於這一點，也便可知道他的重心在於古文了。他對於六經全體的見解，在《六藝論》中說，《易》，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又說，孔子以六藝之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之離散而後世不知根，故作《孝經》總會之。
由於上述的話來推測，可以知道，他也是把《易》當作說述人道的根源，把《孝經》當作說明六經的精神的，這與劉歆的見解，大略相同。因而，在這一點上，對於劉氏，並沒有特殊的發展；但他比較今古文，考證文字，研究訓詁，使經學歸於一是，這不能不說是非常的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