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策的極端重視和大規模地多樣運用，在康、雍、乾三朝是超越過去任何時代的。因為滿族本身沒有文化，對擁有高度文化的被征服民族，企圖用八旗武力鎮壓民氣，事實上證明成績有限了，企圖用程朱道學昏塞民心，事實上又證明收效甚微了，補救八旗武力的逐步朽腐，不得不逐步加強對漢族文化的摧殘，代替程朱道學的虛偽寡用，不得不出力獎勵考據學派（古文學派，或稱西漢學派，或稱樸學）的發達。弘曆利用考據學作閉塞思想工具，承認考據學派統製文化界，乾、嘉兩朝，專家繁多，訓詁名物而外，別無思想可言，文化政策，確收頗大的成功。雖然含有思想革命意義的今文學派，當古文學派極盛時代，開始自立旗幟，與古文學派對立，可是撼搖封建製度的作用，卻在鴉片戰爭以後，才表現出來。
（一）康熙時代
滿洲入關，竭力收買漢族士大夫，對一般讀書人，采取寬大態度。福臨時常宣稱“明臣不想念明朝，一定不是忠臣”。這不僅給降官們遮蓋羞恥，而且在忠臣名義下，可以招誘許多新的降官。康熙初年，滿洲統治已漸鞏固，凶殘麵目，也就暴露出來。
歸安（浙江吳興縣）富人莊廷鑨撰《明史》，中多指斥清人語。革職歸安縣知縣吳之榮謀起複官職。康熙二年，之榮到刑部告發。其時廷鑨已死，清朝令剖棺戮屍，廷鑨弟廷鉞及作序人、參校人、買書人、賣書人、刻字人、地方官（隻有將軍鬆魁一人免死）一律處斬，家屬男子十六歲以上同死，妻女發極邊做奴，先後凡殺七十餘人。
這一次慘殺，當是輔政大臣鼇拜等所為（玄燁僅九歲），玄燁親政以後，知道殘殺的功效不如誘騙那樣大，因此創立了不少文化上的懷柔政策。
玄燁為要提高自己的智力，學習曆代地主的統治經驗，求學非常勤勉。五歲讀書，到老不休，上自天象、地理、曆算、詩文、音樂、法律、戰術，下至騎射、書法、醫藥，蒙古、西域、拉丁文書字母，無不精熟，他是統治者中從古少見的博學者，掌握了豐富的統治法術，足夠取得群臣們的敬服。他的文化政策是：
優禮文士——康熙十七年，借修《明史》為名，舉行博學弘儒科，取錄五十名，各授翰林院官職。二十一年，召內閣、翰林等文官九十三名，入乾清宮飲酒賦詩，又令諸臣陪遊釣魚，諸臣認為稀有的榮幸。玄燁五十歲生辰，不許臣下獻珍物，下諭道：“朕專好文學，諸臣能獻詩文，朕當收受閱覽。”他這樣優禮文士，主要是做給全國文士看，誘令專心學習八股和詩文。
提倡理學——玄燁自稱八歲就愛讀《大學》、《中庸》，一字不肯放過。竭力推崇朱熹，認為儒學的正宗。令李光地等編纂《性理精義》、《朱子大全》等書，頒布全國，企圖用理學消滅反滿思想。當時程朱派理學家李光地、湯斌、陸隴其等人都大受寵幸。這些人也確表現了正心誠意、竭忠事主等等美德，可是正像別一程朱派理學家呂留良所說：“孔子為什麽讚美遺棄原來的主人公子糾，投降仇敵齊桓公的管仲，甚至稱為仁者（孔子自己不敢當仁者的名稱）呢？這實在是一部《春秋》（《春秋》包含尊王、攘夷兩大宗旨）的大道理。因為君臣名分固然重大，但還有比君臣名分更重大的，就是攘（驅逐）夷狄救中國這個大道理。”難道呂留良說得不對嗎？那麽，凡是降滿做官言必孔子的理學家，無非是喪盡廉恥的漢奸罷了。
編書——玄燁招集大批文士，編修《明史》，允許撰稿人報答先朝舊恩，在一定限度內替明朝皇帝說些好話。此外各依學術類別，編纂許多大部書籍，如《康熙字典》（四十二卷）、《曆象考成》（四十二卷。天文曆算學）、《數理精蘊》（五十三卷，高等算學）、《淵鑒類函》（四百五十卷，類書）、《佩文韻府》（四百四十三卷。作詩典故）、《全唐詩》（九百卷）、《詞譜》（四十卷）、《曲譜》（十四卷）、《律呂正義》（五卷。樂理），都是有用的著述。規模尤其巨大的書叫作《古今圖書集成》，凡一萬卷，明朱棣編《永樂大典》（二萬二千九百餘卷，書已大部散亡）以後，這是最大的一部類書。
禁毀**書——康熙五十三年上諭：“治天下必先正人心、厚風俗，要正人心、厚風俗，必須崇尚經學，所有小說**詞，應嚴禁銷毀。”朝臣遵諭擬定辦法道：“凡書坊一切小說**詞，嚴查禁絕，著將版片書籍，一並盡令銷毀。違者治罪，印刻者杖、流（充軍），市賣者杖、徒（徒刑）。”印刻人處流刑，著書人自然治罪更重。大概正人心、厚風俗以外，主要用意還在防禁漢族義士借小說鼓吹反滿。
玄燁的懷柔政策，並不能掩蔽他的殘酷性。康熙五十年，發覺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南山集》記載明末桂王由榔事。刑部奏上判決文：戴名世淩遲處死，方孝標（著《滇黔紀聞》，戴名世采入《南山集》）開棺銼屍，戴、方兩族男女及作序印刻人，處死刑流刑凡數百人。玄燁假意表示寬大，改判戴名世從寬處斬，免淩遲，方氏族人發黑龍江充軍。
（二）雍正時代
胤禛時旗人生活益趨腐化，綠營成為維護政權的實際力量，“滿漢”、“華夷”這類名詞，更使滿洲統治者心驚魄動，掩耳不願聞，文字獄也就連年發生了。
汪景祺獄——雍正三年，景祺作西征隨筆，中有譏刺玄燁詩，又作功臣不可為論，同情年羹堯（遼寧北鎮縣人，立戰功，遭胤禛忌滅族）的功高冤死。胤禛認為大逆不道，判處死刑，親屬發黑龍江充軍。
錢名世獄——四年，名世曾作詩稱頌大將軍年羹堯平西藏功德。發覺革職，發回原籍管束，並書“名教罪人”匾額，令地方官張掛名世居宅大門上。
查嗣庭獄——五年，江西正考官查嗣庭出“維民所止”試題，被人告發，說“維”、“止”二字是取雍正斬首的意思。嗣庭死監中，胤禛令銼屍梟首示眾。又因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停止浙江鄉會試。
謝濟世獄——五年，濟世注《大學》，譏議程朱，坐斬刑，後免死罰充當苦差。
陸生柟獄——生柟（音南）著《通鑒論》十七篇，有反對君主專製的議論，胤禛認為罪大惡極，處斬刑。
徐駿獄——八年，翰林徐駿上奏章誤寫“陛下”為“狴（獄）下”，又詩中有“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句，胤禛認為譏刺滿人不識字，大怒，斬徐駿。某次胤禛微服遊書市翻閱書籍，微風吹來，書葉上下翻飄不止。一士人忽吟“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詩句，胤禛怒，殺士人。
以上都是較小的文字獄，死的人雖然冤苦，牽連卻還不大。獨雍正七年呂留良、曾靜一獄，政治意義特別重大，殺戮也特別慘酷。
程朱派理學家浙江人呂留良，康熙時被薦應博學弘儒科，留良誓死拒絕，薙發為僧，著書闡述攘夷大義，不遺餘力。康熙二十二年留良死，湖南人曾靜讀留良書（留良利用八股文評語作宣傳），遣弟子張熙至浙訪求全書，自此曾靜與留良弟子嚴鴻逵、沈在寬深相結納。當時川陝總督嶽鍾琪多立戰功，號稱名將，曾靜寫信使張熙往見嶽鍾琪，陳說華夷區別不可不嚴，嶽飛（鍾琪的祖先）被金人（清金同屬女真族）害死，子孫應報世仇，勸嶽鍾琪舉兵反滿。鍾琪召集巡撫西琳，臬司碩色（滿人）會審張熙，熙抵死不供。後來鍾琪假稱願意起事，立誓表示誠意，張熙才說出主謀人曾靜。胤禛得鍾琪奏報，大驚，急捕曾靜與留良家族、學徒，至京嚴訊。胤禛發現反滿學說的廣泛和深入，想出一種巧妙的處置法。對呂留良采厲嚴態度，剖呂留良、呂葆中（留良子）、嚴鴻逵棺戮屍梟示，滅呂氏、嚴氏、沈氏（沈在寬）全族，斬尊信呂氏學說的黃補庵、車鼎豐等若幹人，發寧古塔做奴的二十三家。對曾靜、張熙采寬大態度，替曾靜假造悔罪書，編輯曾靜的口供“歸仁說”（悔罪書）和胤禛迭次頒布的上諭（駁呂留良學說並竭力說明天下一統、滿漢一家，不得妄分中外華夷的道理）成《大義覺迷錄》一書，發給全國學校閱覽。曾靜、張熙免罪釋放。
胤禛這種嚴懲首謀、勸誘悔過的方法，並不見實效。弘曆登位，收回《大義覺迷錄》，作為禁書，曾靜及徒屬仍處死刑。
（三）乾隆時代
乾隆是清朝武功全盛時代，造成所謂十全武功的兵力，主要依靠漢族的綠營，如果反滿思想滲入綠營將士，滿洲統治就有傾覆的危險。因此弘曆對文化政策的重視遠超玄燁、胤禛兩代。
文字獄——弘曆吹求文字過失，愈益苛細，如胡中藻督學廣西，試題有“乾三爻不象龍說”，弘曆指為譏乾隆不像皇帝，中藻淩遲處死。滿人鄂昌（鄂爾泰子）作詩，稱蒙古為胡兒，弘曆指為沾染漢人習氣，勒令自殺。彭家屏家藏明末野史數種，段昌緒圈點吳三桂叛清檄文，並處死刑。齊赤若私刻呂留良遺書，事發寸磔死。徐述夔作詩有“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句，弘曆指為壺兒即胡兒，剖述夔父子棺戮屍。沈德潛作詩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句，剖棺銼屍。全祖望作文有“為我討賊清乾坤”句，“賊”字放在“清”字上，下獄治罪，幸得大學士某解釋免死。諸如此類，多不勝舉，說明滿洲統治者對漢人民族思想的恐怖。
纂修書籍——弘曆招集文士經生，大規模纂修各種書籍，如《通鑒輯覽》（一百十六卷）、《續通誌》（六百四十卷）、《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卷）、《續通典》（一百四十四卷）、《皇朝通誌》（一百二十六卷）、《皇朝文獻通考》（三百卷）、《皇朝通典》（一百卷）、《大清會典》（一百卷）、《大清律例》（四十八卷）、《大清一統誌》（五百卷）、《醫宗金鑒》（九十卷）以及弘曆自撰詩文集雜著，約在百種以上，連同玄燁、胤禛所篡諸書，頒示全國，借收思想統一的功效。可是這些官書，多數無人過問，胤禛令各省布政司刊刻木板，準士子呈請刷印，請印的卻寥寥極少。弘曆改令招募商人，任令印賣，以廣流傳，除《康熙字典》、《通鑒輯覽》、《醫宗金鑒》一類常用書外，許多書仍是少人過問。
禁毀書籍——弘曆嚴令地方官吏借購求遺書名義，廣搜有關忌諱的野史詩文集，悉數銷毀（刊版）查禁。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據兵部奏報，共毀書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種，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弘曆還不放心，五十七年，仍嚴諭遵行，尤著重搜查江西、江蘇、浙江等省民間藏書，認為督撫視作等閑事，所以不能禁絕。諸臣怕得罪，連不關重要的書也隨意焚毀。
修《四庫全書》——乾隆時代考據學派已達全盛的境界，朝廷從來崇尚的理學，漸次失去收服人心的效用。所謂考據學派自然有它學術上的貢獻，但脫離現實社會極遠，專力論證上古三代的訓詁名物，在文字獄盛行時代，確是士大夫明哲保身、避嫌免禍的良法。弘曆利用這種學術界新潮流，索性設立四庫（經史子集）全書館，收羅海內著名考據專家，如紀昀、陸錫熊、莊存與、任大椿、邵晉涵、周永年、戴震、朱筠、翁方綱、金榜、王念孫等人，參與校纂，紀昀（總纂官）、戴震（編校經部）、邵晉涵（編校史部）出力尤多。總計存書（合格著作正式入庫）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萬九千七十卷，存目（認為不合格的著作僅附見書名）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卷。
《四庫全書》編成後，儲藏文淵閣（宮中文華殿後）、文源閣（圓明園）、文津閣（熱河行宮）、文溯閣（遼寧沈陽）四處，又在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各藏一部，供士人閱覽謄錄。江浙是文化發達的地方，也是反滿思想濃厚的地方，弘曆特立江浙三閣，並諭地方官吏訂立閱覽章程，獎勵領出抄錄，廣為流傳，弘曆本意在提倡考據學（供給大量考據材料），無意中卻創立了公共圖書館製度。
弘曆自述修四庫宗旨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大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胥（都）於是乎係（依靠）。”為了適合這個宗旨，第一，審查明末遺書，凡不利滿洲統治的一律焚毀；第二，全書中有一部分違礙滿洲的，刪去數卷或數篇或改定字句；第三，古書中如南宋人斥金，明初人斥元，或刪去或改定；第四，凡有礙“世道人心”的詩文，不得列入“四庫”；第五，改古書中忌諱字如“夷”字改“彝”字，“狄”字改“敵”字，“虜”字改“鹵”字（弘曆特諭令不必改字，免得夷、狄、虜等字義更明顯）。
弘曆編《四庫全書》，指示任事諸臣，備極周詳，迭次頒諭說明編纂方法，凡有關君臣名分、華夷大義處，一字一句也不放過，像他那樣精力卓絕、思慮細密，確是文化史上罕有的苦心人，同時反而也顯示漢族民族意識的強固，無法可以消滅。
考據學派盛行，給滿族在民族鬥爭中一個喘息的機會。弘曆知道這隻是暫時的機會，防範仍不敢寬縱。《四庫》總纂官紀昀曾從容說到江南財力困疲，應該想些救濟的辦法。弘曆大怒叱罵道：“朕看你文學還好，叫你管四庫書館，不過養一個戲子罷了，你怎敢大膽妄談國事？”
用各樣方法，迫令讀書人不談國事，這是清朝文化政策的一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