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後，是為戰國。太史公作《六國表》，始於元王元年，迄秦二世，凡二百七十年。實則《春秋左傳》終於元王八年，當自貞王元年始入戰國 ，而秦始皇二十七年後，即秦統一之時，亦未可附於戰國。要戰國之始末，自周貞王迄秦滅齊，凡二百四十八年。其曰“戰國”者，亦以《國策》記其時事，劉向定其名為《戰國策》，故緣書而名其時也。此期史事，頗多闕軼，顧亭林嚐論之：
《日知錄》：“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年，為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又五十二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為從長；自此以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考古者為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者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
按太史公作《六國表》隻本《秦記》，未見周室史記。
《秦記》，記載秦的曆史的史著。隻有年，而無月、日的記載，文辭簡略，極不完備。為司馬遷著《史記》參考的古籍之一。
《史記·六國表序》：“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複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
其文之闕軼，當以此為最大關係。又當孟子時，諸侯已去周籍。
《孟子·萬章》：“北宮鑄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則秦雖不燒諸侯史記，而周家典章製度之變遷，亦未必可考。晉之亡也，其太史抱圖法歸周。
《呂氏春秋·先識篇》：“晉太史屠黍，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
周之衰也，太史儋西見秦伯。
周太史儋，周代史官。生卒事跡不詳。司馬遷疑其即老子。
《史記·周本紀》：“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另五百載複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
史官轉徙，圖籍隨之湮淪，則諸侯雖不去之，亦未必完全無缺也。僅就秦史所記，及其他殘缺不完之書，推論當時狀況，已難得其實際，而論者多從退化方麵著眼，如劉向《戰國策序》有曰：
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並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涽然道德絕矣。
益使人覺此期之史事無足道，然就其變遷之大概言之，有退化者，有進化者，亦不可執一而概其餘也。
古代疆域之廣袤，頗難質言。以春秋，戰國兩期較之，則戰國時拓地之廣，過於春秋遠甚。江西、湖南之地，大半為楚、越所辟，
《史記·越世家》：“龐、長沙，楚之粟也；竟陵澤，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正義》：“楚之四邑，龐、長沙、竟陵澤也。龐、長沙出粟之地，竟陵澤出材木之地，此邑近長沙、潭、衡之境，越若窺兵西通無假之關，則四邑不得北上貢於楚之郢都矣。戰國時永、郴、衡、潭、嶽、鄂、江、洪、饒並是東南境，屬楚也；袁、吉、虔、撫、歙、宣並越西境，屬越也。”
越則南及閩中，
《史記·越世家》：“楚威王伐越，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複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楚則西及巴、蜀、滇、黔。
《史記·西南夷列傳》：“楚威王時，使將軍莊[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6746864.jpeg" /]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6749952.jpeg" /]至滇池，方三百裏，旁平地肥饒數千裏，以兵威定，屬楚。”
秦伐楚、蜀，其地益廣，
《史記·秦本紀》：“惠文君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裏，置漢中郡。……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犁臣蜀 。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
西攻義渠，遂置隴西北地諸郡。
《漢書·匈奴傳》：“魏有西河、上郡，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於秦。秦昭王時……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
燕、趙二國開拓北邊，所置之郡，亦不下於秦。
《漢書·匈奴傳》：“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裏。……燕亦作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穀、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
三垂之辟，皆由國大力強所致，非封建諸侯盡並而為此四五國者，未能揮斥裔夷若此之廣也。
春秋以來，井田之製漸隳。
《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產為政，使田有封洫，鄭人誦之曰：‘取我田疇為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戰國之初，猶有存者，故李悝作盡地力之教，猶以提封萬頃為言。
《漢書·食貨誌》：“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裏，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裏之增減，輒為粟百裏八十萬石矣。”“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嚐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
然自文侯至孟子時，不過百年上下（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武侯十六年，惠王三十六年，襄王十六年），而各國已皆呈經界不正之象，則其變遷之速可想矣。
《孟子·滕文公》：“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漫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製祿可坐而定也。”
商鞅與孟子同時，獨屍開阡陌之名。
《史記·商君列傳》：“為田開阡陌封疆。”
《通典》：“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複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製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
《開阡陌辨》（朱子）：“《漢誌》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製其廣狹，辨其縱橫，以通人物之往來。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耦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奸。而阡陌之地，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並買賣，以盡人力；墾辟棄地，悉為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複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奸；使地皆為田，而田皆出稅，以核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為計，正與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為兩稅者同。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雲‘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劃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奸也。所謂靜民生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以是數者合而證之，其理可見。”
度他國亦必仿行，而史文不具耳。
《七國考》（明董說）：“引《水利拾遺》雲：李悝以溝洫為墟，自謂過於周公，未知其說所本。若依此說，則魏之廢溝洫，必廢阡陌，其事尚早於商鞅矣。”
董說（1620～1686），明末清初文學家、藏書家。字若雨，號俟庵。明亡後，改姓林，名蹇，字遠遊，號南村，亦稱林胡子。中年出家，法名南潛，字月涵。著有《豐草庵雜著》、《豐草集》、《七國考》、《棟花磯隨筆》、《西遊補》等十餘種。
田製既變，人民之生計，遂至貧富相懸甚遠。
《漢書·食貨誌》：“及秦孝公用商君，壞田井，開阡陌，急耕戰之賞，……王製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又引董仲舒說：“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製，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越製，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裏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複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國有之地變為民有，其害在生計不均，其利則在以競爭而促進人之智力。經濟之發展，當以此期為最大之關鍵矣。
春秋之時，惟《管子》有黃金一斤直食若幹之語，他書未有言金粟交易之價值者。蓋人皆有田，不須購粟，故亦無市價可言。至計然為越王勾踐謀國，始以穀價高下相較。
《史記·貨殖列傳》：“計然曰：‘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
粟石僅值二三十錢，較之今日，似為極廉。然以家有餘粟之人，至於日日購米而食，亦可謂之巨變矣。史稱秦並天下，始用二等之幣。
《漢書·食貨誌》：“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鎰為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
實則戰國之時，已專用黃金，或以鎰計，
《孟子·公孫醜》：“於齊，王饋兼金一百，……於宋，饋七十鎰而受，於薛，饋五十鎰而受。”《戰國策》：“蘇秦為趙相，白璧萬雙，黃金萬鎰。”
或以斤計，
《戰國策》：“姚賈出使四國，資車百乘，金千斤。”“孟嚐君予馮諼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嚐。”
或不言斤、鎰，而但稱金若幹。
《戰國策》：“溫囿之禮，歲八十金。”“唐睢載音樂，予之五十金。”
《史記·貨殖列傳》：“朱公……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虞、夏、商、周雖有金幣，未聞用金如是之多。戰國之時，號為亂世，而各國用金，動輒千百斤鎰者，又經濟之大變也。吾意春秋百數十國，至戰國時僅餘數十國，各國之府藏儲蓄，悉數流衍，此金多之一因也；農夫變而為商賈，治生之術日精，貨幣與實物交易之量驟增，二因也；僻遠之地，以次開辟，礦產必多發見，三因也。史稱：周顯王六年，天雨金於秦之櫟陽，四月至八月，秦自以為得金瑞，作畦峙於櫟陽，祀白帝。世無雨金之事，此必礦產之溢出於外者，為風雨鼓**，而飛於空，故以為雨金耳。又稱：蜀王與秦伯遇，秦以金一笥遺之。又作石牛五，朝寫金其後，曰“牛便金”；蜀使人請石牛，秦許之，乃遣五丁開道迎石牛，所謂“金牛道也”。此事雖近於小說，然亦可見其時秦國金多矣。世道離衰，物力進步，雖謂戰國為黃金時代，非溢詞也。
春秋之時，列國交兵，其數之多，不過數萬，至多亦不過十萬耳。至戰國而競以眾勝，靡國不然，蘇、張之徒，盛稱其數。
《史記·蘇秦傳》：“說燕文侯曰：燕地方二千餘裏，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說趙肅侯曰：趙地方二千餘裏，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說韓宣王曰：韓地方九百餘裏，帶甲數十萬。”“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說齊宣王：齊地方二千餘裏，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說楚威王曰：楚地方五千餘裏，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
《史記·張儀傳》：“儀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裏，卒不過三十萬。” “又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說韓王曰：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
其言雖誇，然實數必去所言不遠。觀《史表》載秦斬首之數，尤可互證。
《史記·六國表》：“秦惠文王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斬首八萬。”“武王四年，拔宜陽城，斬首六萬。”“昭王七年，擊楚，斬首五萬。”“十四年，白起擊伊闕，斬首二十四萬。”“二十七年，擊趙，斬首三萬。”“三十三年，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三十四年，白起擊魏華陽，斬首十三萬，沉其卒二萬人於河。”“四十七年，白起破趙長平，殺卒四十五萬。”
斬殺之多如是，所將之兵之多可知。即曰秦尚首功，或多虛報，然以十為一計之，其多者亦有數萬。如白起擊伊闕斬首二十四萬，以二萬四千計之，亦春秋時二軍之數矣。秦並六國，用兵尤多，攻楚一役，至六十萬。
《史記·王翦傳》：“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
若合兩方計之，則秦、楚之戰，其兵不下百餘萬矣。吾人讀史，不可徒譏其殘暴，當知其平時養兵之費，教兵之法，馭兵之方，以及戰時指揮調度之才若何，而後可以勝之，非惟大將軍著名者如起、翦、頗、牧之類，非春秋時卿士將兵者所可及，即其偏裨將校，度亦必有過人之能，而後可與於戰事。觀韓信論漢高將兵之才不過十萬，則戰國時人才之多為何如乎？
春秋之時，多世卿執政，其由布衣崛起，驟至卿相者，不數數見也。至戰國而風氣一變。窶人下士，抵掌遊說，往往取貴族世臣之權而代之，而階級之製遂以漸泯。蓋當戰國之初，篡位奪國者皆強宗世族，其人雖甘冒不韙，恒懼他人之師其故智。
《孟子·萬章》：“齊宣王：‘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複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此即可以見當時國君之心理。
故思以好賢禮士之名，羅致疏賤之士，畀以國政，而陰削宗族大臣之權，以為其子孫地，此一因也。（按戰國之初，魏文侯最好士，其事田子方、段幹木，用李克、吳起、西門豹、樂羊子，皆以抑其宗族也。史稱公子季成謂魏侯曰“君與子方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魏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子方，仁人也；非成之所得議也。”公子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季成為文侯弟，且為魏相，而文侯抑之如此，可以窺其隱矣。）疏賤之士，既握政柄，必與貴戚世臣不相容，恃其言聽計從，則力排異己以為快，雖有因之失敗如吳起、商君之類者。
《史記·吳起傳》：“魏侯時，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要在強兵，……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屍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並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並中王屍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又《商鞅傳》：“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又《範雎傳》：“範雎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後、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後，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睢為相。”
而遊士相踵，爭取高位，貴族不能一一傾之，而列國之風氣，以之大變，此二因也。國家積弱，宗族大臣不能自振，則人主急於求士，士亦爭往歸之，此三因也。
《史記·秦本紀》：“孝公時，河山以東強國六，……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士。’”又《樂毅傳》：“燕昭王以子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未嚐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僻遠，力不能製，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
數千年之貴族政治，以此三因，遂漸轉而入於平民之手，豈非至奇之事乎？！
戰國之初，惟人君好士，如魏文侯、齊宣王之類，皆其著者也。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於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複盛，且數百千人。”
其後，則大臣貴族亦以養士為高，士無賢不肖，麇聚而求食，遂成一時之風氣。
《史記·孟嚐君列傳》：“孟嚐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嚐君。孟嚐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又《平原君傳》：平原君“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又《魏公子傳》：信陵君“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廉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裏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又《春申君傳》：“春申君為楚相，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又《呂不韋傳》稱：“呂不韋家僮萬人。以信陵、春申、平原、孟嚐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不韋……羞不如，亦招賢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蘇軾論此事，至謂六國之所以久存，秦之所以速亡，蓋出於此 。雖未必盡然，然亦不可謂非一因也。戰國之君，權勢之隆，過於周之天子。即其公卿大臣，亦不下於周之諸侯。徒以養士之風，陰弭貴賤之階級，而王公貴人之權威，轉有不敵匹夫之名譽者。
《說苑·尊賢篇》：“魏擊遇田無擇於途，下車趨謁，無擇坐乘如故。擊意不說，因問曰：‘不識富貴者驕人乎，抑貧賤者驕人乎？’無擇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士貧賤，行不合，言不用，則躡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富貴者奈何能同之哉？’擊乃再拜而後退。”
《戰國策》：“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
觀戰國時人之議論，可想見其時士氣之盛，故戰國雖為極殘暴極混亂之時，然亦可謂極平等極自由之時。有挾策以幹時者，有隱居而遁跡者，王公貴人不屈己以求士，士不之附；即屈己以求之，亦有終不可得而屈者。而貴賤之位乃相反，此亦他國史策所罕見者也。
戰國之時，不獨重士，且甚重民。蓋當時有國者，雖日事戰爭，殘民以逞，而國家常備之兵，非有百萬或數十萬，必不足以一戰。兵出於民，民多則兵多，故恒以地狹民寡為慮，而於來民及養民之術，不憚勤求，而民遂為有國者之所重矣。
《商子·算地篇》：“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眾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事來。”《徠民篇》：“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民眾，……此其土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今利其田宅，而複之三世，然則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
秦既重民，三晉也知重之。觀趙威後之言，尤為深識立國之本：
《戰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後，書未發，威後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悅曰：‘臣奉使使威後，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尊貴者乎？’威後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問末者耶？’”
正不獨《孟子》有“民貴君輕”，《呂覽》有“順民心而立功名”之說也。
《呂覽》，即《呂氏春秋》。因該書內容有八覽，故又稱《呂覽》。
《孟子·盡心》：“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呂氏春秋·順民篇》：“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者，上古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
國家知對外之本於民力，又由民力之盛衰，推及於政法之良否，則政法因以革新，而吏治亦必整肅，此皆相緣而為因果者也。春秋之時，惟管仲知改革政法，其餘列國之卿大夫，大都因循舊製，圖補敝救偏之計，或因私利而更舊製。如魯之用田賦作丘甲之類，止可以為民病，不能有利於國與民也。戰國時國家之形式，既與春秋時迥殊，故其立國之精神，亦不得不變。而凡有識之士，多致意於改革，新舊爭執，相因以生。如商鞅、申不害、趙武靈王、楚懷王，皆力圖改革，而秦、趙二國新舊之鬥最烈。
《周季編略》：“韓申不害既相，以韓地墩民險，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古相反，前後相繆，百官皆亂，不知所用，於是更定其法。韓侯問曰：‘行法何其難乎？’不害對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今君設法而徇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韓侯曰：‘吾自今知行法矣。’”
《周季編略》，考證戰國史的著作。清代學者黃式三（1789～1862）著。
《史記·商君傳》：“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暗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製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
又《趙世家》：“趙武靈王曰：‘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群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義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愚者暗成事，智者睹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公子成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川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拂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之圖之也。……’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製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穀之便乎？……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製俗也。’公子成聽命，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招、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諺曰：以書禦者，不盡馬之情；以古製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製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
趙武靈王（？～前295），戰國時趙國君主。名壅。力行改革，提倡胡服騎射，使國力大增。
又《屈原傳》：“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
此等爭執，至韓非時猶然。
《韓非子·五蠹篇》：“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後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禹、湯、武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禦駻馬，此不知之患也。”
大抵墨守故製者，不知社會變遷進化之理，其說常絀。識時知變者，又專務苟且偷薄，雖適於時，而其為法亦不能以無弊。戰國之時代，蓋新黨競勝舊黨之時代也。後世新舊爭執之議論，多不能出其範圍，故備列之，以資學者考鏡焉。
胡服騎射，為社會狀況變革之最大者。近海寧王氏研究胡服之源流，援據甚博，茲附錄之，以見古之所謂胡服者，今且視為漢人之古製矣。
《古胡服考》（王國維）：“胡服之入中國，始於趙武靈王 。其製，冠則惠文 ，其帶具帶 ，其履靴 ，其服上褶下袴 ，戰國之季，他國已有效其服者 。至漢而為近臣及武士之服，或服其冠，或服其服，或並服焉。漢末軍旅數起，服之者多，於是始有袴褶之名。魏、晉以後，至於江左，士庶服之，百官服之，天子亦服之。然但以為戎服及行旅之服而已。北朝造自戎夷，此服尤甚，至施之於婦女。後魏之初，以為常服及朝服，後雖複古衣冠，而此服不廢。隋則取其冠以為天子之戎服，取其服為天子田獵豫遊之服，皇太子侍從田狩之服，上下公服武官侍從之服，取其帶與履，以為常服。唐亦如之。武弁之服，用其冠；平巾幘之服，用其服，常服用其帶與履。唐季褶服漸廢，專用常服。宋初議複之而未行，然儀衛中常用之。又自六朝至唐，武官小吏流外，多服袴褶，此胡服行於中國之大略也。”
《古胡服考》，初名《袴褶服考》。近代學者王國維著。旨在以服飾的考辨提示古代中國民族的複雜性。
騎射之法，實不始於趙武靈王。顧氏《日知錄》嚐言之：
《日知錄》：“春秋之世，戎翟之雜居於中夏者，大抵皆在山穀之間，兵車之所不至，齊桓、晉文僅攘而卻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車故也。中行穆子敗翟於大鹵，得之毀車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鍾，以開其道，其不利於車可知矣。勢不得不變而為騎，騎射所以便山穀也，胡服所以便騎射也。是以公子成之徒諫胡服，而不諫騎射，意騎射之法，必有先武靈而用之者矣。”
惠棟曰：“案《韓非子》秦魏公送重耳疇騎二千，則單騎不始於六國。”
按蘇秦以周顯王三十五年說燕，三十六年說趙；趙肅侯之十七年也，距武靈王胡服，凡二十六年，而其言已曆稱某國騎幾千匹，某國騎幾萬匹，是騎射之法，在武靈王未胡服之先已盛行矣。惟其由車戰驟變而盛行騎兵之製，則未能質言其事也。
顧氏亦雲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雲車千乘，騎萬匹，是也，而未考蘇秦先於趙武靈王。吳起仕魏，臥不設席，行不騎乘，事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見《通鑒》卷一，亦先於蘇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