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文化選擇
從1901年到1911年的10年間，是辛亥革命的準備時期。這一時期中國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清王朝對內橫施暴虐，對外搖尾乞憐的醜惡行徑，充分證明它已經腐敗透頂，完全墮落為“洋人的朝廷”。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更加肆無忌憚，任意在中國駐紮軍隊，強租土地，掠奪資源，乃至直接出兵在中國的領土上互相廝殺。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喚醒了人民，激勵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決心，同時也為中國人在這個時期對文化出路的探索添加了新的動力。戊戌維新運動的失敗，清王朝的腐敗墮落，使許多一度相信過改良主義的人從夢幻中驚醒，轉向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邊。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樹起推翻清王朝、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旗幟，在政治、軍事和思想文化戰線上展開了不屈不撓的鬥爭，領導了這個時期的曆史潮流。因此，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潮流，是20世紀最初10年間中國社會曆史發展的主流。
這一時期資產階級的壯大和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崛起，又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提供了新的社會力量。許多進步知識分子通過報刊、學堂、譯書等途徑，把歐美、日本等國的新知識、新理論、新學派輸入國內，形成近代史上西學傳播的一個高峰。引進的內容不僅有大量的自然科學，而且還有各種人文科學，而西方的各種社會思潮，從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的古典哲學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西方流行的各種主義，都被介紹進來。西學的大量輸入大大開闊了人們的視野，給國人深入探討中西文化問題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和思維方法。西學思潮又與劇烈動**的社會相呼應，形成了各種不同的文化觀念。“歐化”論有之，“國粹”論有之，守舊與維新、改良與革命……各種觀點紛紛登場，相互衝撞，呈現出一幅斑斕駁雜、紛紜多變的曆史畫卷。思想觀點盡管形形色色，但所討論的問題依然沒有脫離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這兩種不同文明之間的相撞相融問題。正如《浙江潮》刊登的一篇文章所說：“十九世紀者，東西文明之抵觸之時代也。物質之文明由歐而入亞，靈性之文明自亞而之歐。兩大潮流相擊相觸，發為雄聲奇彩，以震眩此世界。……此二十世紀，將融合渾化而生一光被全球之大文明歟！”[29]辛亥革命時期的文化論爭，就是這兩大文明“相擊相觸”而迸發出的耀眼火花。
這個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主流文化觀主要以孫中山和章太炎等人的主張為代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既是資產階級革命派政治主張的理論表現，也是這個派別進步文化觀念的集中反映。孫中山不僅從政治上徹底否定了封建帝製，批判了帝王思想，具有強烈的反封建的戰鬥性，同時他還努力地保留傳統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如傳統文化中的民族思想、愛國主義及大同理想都被他繼承下來，成為自己思想體係中的重要成分。孫中山還用積極進取的態度對待西方文化，力求吸取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他不僅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的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共和國政治方案，而且還吸收了社會主義學說的一些觀點。孫中山自己曾說：“餘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跡者，有吾創獲而獨見者。”[30]這段話明確地表白了他自己文化觀的思想來源。在他的主張中既處處洋溢著資產階級民主理論的光彩，又留下不少與傳統文化妥協的痕跡。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章太炎則是位具有深厚經學根底的思想家。他推崇“國粹”，主張“用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他雖提倡民權平等，但卻反對“委心向西”，而立意於弘揚“佛學”。他所夢寐以求的，是在繼承祖國優秀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創造出一種能夠抵製西方資本主義思想侵蝕的民族文化，推動正在艱難前進的民族解放事業。這就是他的文化觀的本質。
在革命派文化觀中，除了有孫中山、章太炎代表的正統文化觀外，還有以《新世紀》派為代表的激進的“歐化”派文化觀、以《國粹學報》派為代表的“國粹”派文化觀，從而使這一時期的文化論爭，既有革命派與改良派之間要不要實行民主共和的論爭，又有革命派內部激進派與保守派之間圍繞著“歐化”與“國粹”問題進行的論爭。
二、革命派與改良派的文化論爭
革命派與改良派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資產階級的兩大政治派別。革命派的形成和發展，與偉大的民主革命家孫中山的革命活動緊密地聯係在一起。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創立了興中會，提出了“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綱領。在實現民主共和的旗幟下，中國形成了最早的資產階級革命派。1905年孫中山把幾個主要的革命團體統一起來，在日本東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成為革命派的核心組織。改良派的前身是戊戌變法時期的維新派，康有為是該派的領袖。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流亡海外。他並沒有從失敗中接受教訓，仍然寄希望於光緒皇帝重掌大權，堅持已經破了產的改良主義道路。康有為在戊戌維新時期曾經是充滿革新銳氣的維新領袖，但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曆史潮流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已經過時的君主立憲政治主張，這就落後於時代了。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他不僅拒絕與革命派合作，而且公開與革命派為敵，散布保皇複辟、反對革命的種種論調，竭力美化和吹捧封建舊文化和舊製度，成為民主革命潮流發展的絆腳石。為了在思想上澄清改良派造成的混亂，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不得不對改良派的思想觀點進行清算，揭開了雙方論爭的序幕。
在1905年以前，革命派與改良派圍繞著要不要進行民主革命的問題進行了多次辯論。到1905年夏秋之際，同盟會成立及其機關刊物《民報》創刊後，雙方論戰全麵展開，進入**。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長、涉及問題之多、鬥爭之激烈，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史上罕見的場景。據不完全統計，雙方投入這場論爭的報刊多達20餘種。革命派的主要輿論工具是《民報》，參與論戰的主要撰稿人有孫中山、章太炎、陳天華、宋教仁、朱執信等。改良派的主要輿論陣地是《新民叢報》，在論戰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康有為、梁啟超。雙方論辯的問題很多，其中一個主要問題就是關於民主共和與君主立憲的論爭。
革命派認為，共和製是近代政治製度中最理想的製度。陳天華說：“近世言政治比較者，自非有國拘流梏之見存，則莫不曰：共和善，共和善。”中國“而求乎最美最宜之政體，亦莫共和若”。[31]在他們看來，僅僅實行推翻滿洲貴族壓迫的民族革命是不夠的，還不能改變君主專製政體，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問題，隻有實行以民主共和為綱領的民主革命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因為民主共和製度真正體現了“天賦人權”、平等、自由、博愛的精神，能夠恢複國民固有的人權，全麵體現“民意”。實行“三權分立”的民主政體可以“除專製政治之壓製”，“摧破專製政體”，“把我們中國造起一個二十世紀頭等的共和國”[32]。
革命派論爭的主要報刊《民報》
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派始終堅持過了時的君主立憲舊調，竭力反對革命派選擇的民主共和道路。梁啟超在《清議報》發表《立憲法議》一文，極力讚美君主立憲，說：“君主立憲者，政體之最良者也”，“為永絕亂萌之政體也”。康有為在《法國革命史論》一文中，也以史論的形式盛讚歐洲的君主立憲國家，稱讚他們“為民之仁政，備舉周悉，法律明備，政治修飭，彬彬矞矞，光明妙嚴”。而對民主革命和共和製度則大加醜化。他把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說成是“妄行殺戮，慘無天日”的“恐怖之世”，把法國大革命領導人稱為“酷毒民賊”、“屠伯悍賊”。在他看來，民主製、民權論簡直就是罪惡之源，“故自由革命民主自立之說，皆毒溺中國之藥也，其萬不可從，不待言也”[33]。
改良派對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能否在中國實行持否定意見。康有為認為：“人權平等”、“主權在民”、“普通人有權選舉”固然很好，但是在中國則行不通。因為處於君主專製時代的中國，隻能經過君主立憲才能達到民主共和製的時代，斷言君主立憲是中國社會發展不可逾越的曆史階段，既不能阻止，也不能超越，隻能循序漸進，“斷難踖等”。他還借口實現民主共和必須經過革命的途徑，大肆渲染革命的危害，說“夫經革命之後，全國散漫，控禦無方，內亂並起，而外侮乘之，中國之亡益速耳”，建立民主共和不過是“妄引法國夙昔野蠻之俗”，“安平無憂而服鴆自毒，強健無病而引刀自割”[34]。與其冒革命流血之險，不如“合舉國之力”推倒慈禧太後，使光緒帝複辟，推行君主立憲更為穩妥可靠。梁啟超在這個問題上甚至認為，中國不僅不能實行民主製度，而且連實行君主立憲的條件也不存在，隻能實行“開明專製”。他認為共和製不能在中國實行的原因是中國人尚不具備享受共和製的“資格”。這種“資格”包括兩個方麵：一是“人民程度未及格”，指中國人思想文化水準低下，參政、議政、行政能力尚很“幼稚”，不能履行共和製所要求的權利和義務；二是“施政機關未整備”，指中國沒有實行共和製所必需的各種製度、規章、組織等社會條件。認為如果人民不具備這些參政資格，而“強欲效顰”，最後的結果隻能是“徒增擾亂”。因此，他的結論是：“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製。”[35]從主張君主立憲到提出“開明專製”，是他退步落伍的一個縮影。
與此相對，革命派則對中國實行民主共和製的現實性抱著樂觀的態度。他們認為共和製度及民主思想不是西方國家的專利品，其在我國的曆史傳統和民族精神中同樣具備。孫中山認為“三代之治”，實行的就是“共和之神髓”[36]，汪兆銘也認為自由、平等、博愛三者對於人類具有普遍意義，因而也適用於中國。既然在我國的曆史文化傳統中存在共和製和民主自由精神的因素，那麽在現實中實現這些東西就有足夠的理由。革命派並不否認在文化教育落後、民智未開的情況下實行民主製的艱巨性，但他們認為這種情況可以通過發展近代教育，進行文化啟蒙的辦法來解決：“教育者，於革命之前、革命之時、革命之後，皆一日不可缺者也。”[37]為了使民主共和製度更適合於中國的國情，孫中山把同盟會綱領的實現分成三個時期來實施，即軍法之治、約法之治和憲法之治，逐步掃除專製時代遺留下的積弊。其中包括興教育、厲風俗，培養人民的民主法製觀念，以“循序以進，養成自由平等之資格”。[38]從而為民主共和製的實行設計了一條可行的道路。
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文化思想都屬於資產階級的性質，在對許多問題的看法上有不少相通之處，但他們之間確實存在著新與舊、進步與保守的差別。這場論爭以民主共和否定君主立憲而告終，掃除了革命鬥爭道路上的思想障礙，為辛亥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
三、“國粹主義”與“醉心歐化”
“歐化”派觀點和“國粹”派觀點，都是新型知識分子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對中國出路問題及中西文化關係問題進行的探索。“歐化”派以吳稚暉、李石曾等《新世紀》派為代表。《新世紀》周刊於1907年6月創設於法國巴黎，是革命派內部一個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刊物。其同人倡言“三綱革命”、“孔丘之革命”、“祖宗革命”，對封建舊文化進行猛烈批判，頗有振聾發聵之聲勢。但該派有全盤否定中國曆史與文化的民族虛無主義傾向。近代中國的國粹主義思潮萌芽於19世紀末，形成於20世紀初。1905年初，曾經主編過《政藝通報》的廣東學人鄧實在上海主持成立了旨在“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的國學保存會。同年2月該會創辦了《國粹學報》，公開亮出了國粹派的思想旗幟。這份報紙既是國學保存會的機關報，也是國粹思潮的主要論壇。從此，國粹派作為中國近代思想文化領域中的一個派別正式形成了。國粹派的思想主流主要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關於提倡“國粹”的宗旨，章太炎講得很清楚：“為甚提倡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隻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曆史。這個曆史就是廣義說的，其中可以分為三項：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製度，三是人物事跡。”[39]從《國粹學報》發表的文章來看，這個派別討論的問題相當廣泛，排滿光複、政治改革、複興古學、曆史考據、詩文辭賦，無一不在他們關心的範圍之內。然而，對中國傳統文化前途的思考及糾正歐化論的偏頗則是他們始終關注的核心問題。
《國粹學報》封麵
如何評價中國傳統文化，兩派觀點明顯相異。國粹派對中國傳統文化評價很高，稱之為中華民族的靈魂，中國的立國之本，應該得到繼承和發揚。在他們看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就是所謂“國學”，即包括孔孟儒學和諸子百家之學在內的中國傳統學術。國粹派讚美傳統並不意味著他們一概排斥西方文化，他們在一定程度上還是承認和肯定西方文化價值和作用的，並且在不少的思想主張中已經包含了西方文化的內容。1905年8月出版的《國粹學報》第7期刊登了許守微的一篇題為《論國粹無阻於歐化》一文，談到了保存國粹與實行歐化的關係。作者一方麵認為歐化是“救中夏之道”，“固吾人所禱祀以求者也”；另一方麵又強調歐化離不開國粹的發揚。他認為中國開關數十年輸入西學“莫收其效”，原因在於沒有注意發揮自己的內在因素。中國的內在因素就是培養“民德”，發揚國粹，即用本國的曆史學術教育人民，煥發他們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精神。他以古代埃及、希臘、印度為例，說明這些國家“皆以失其國粹，或亡或滅，或弱或微”。而近代歐洲則因複興古學而強盛起來，“今日歐洲文明，由中世紀倡古學之複興。”中國應以歐洲為榜樣，“急起直追，力自振拔”。國粹與歐化在這裏得到統一，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國粹也者，助歐化而愈彰，非敵歐化以自防，實為愛國者須臾不可離也雲爾。”歐化必須在堅持中國文化主體的前提下來進行，這種觀點在國粹派中是帶有普遍性的。
與國粹論者相反，歐化論者則把西方文化讚譽為“近代文明之春雷”，是“度越前古、淩駕東亞”的“新文明”，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和拯救中國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寶方良藥”。西方文化在一切方麵都優越於中國文化，中國必須以西方文明為榜樣，實行“歐化主義”才有出路。歐美諸國被他們視為最理想的文明導師和榜樣。“歐美者，文明之導師也；日本者，文明之後進也。……歐美者，文明之出產地也，欲求實學，必於歐美。”[40]在政治上，他們向往美國、法國等實行資產階級共和製的國家。有人撰文說：“今世之人，不必援英吉利、德意誌、日本為比例，須步法蘭西、美利堅後塵也。”[41]在思想文化上，他們把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看作振興中國學界的靈丹妙藥，大聲疾呼：“非灌輸路索（盧梭）、孟德斯鳩、達爾文、斯賓塞諸儒之學說以淘洗之，茫茫大陸將隨學界長淪於黑暗之中矣。”[42]有人甚至主張廢除漢字，改用西方文字：“中國文字野蠻，歐洲文字較良”，提出“棄吾中國之野蠻文字，改習萬國新語之較良文字，直如脫敗絮而服輕裘，固無所用其更計較”。[43]在近代時期，中國傳統文化落後於西方文化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國家實行開放，引進西方文明正是中國文化振興的重要轉機。歐化論者的言論反映了這一曆史發展的要求，從總體上來說是正確的，無可厚非的，但是，不少持歐化論者都過分貶低了傳統文化的價值，這又是它的不足。
總之，在對待中西文化問題上，國粹論與歐化論都各執一端，或者固守本國傳統，漠視西方文化，或者完全醉心歐化，鄙棄本國文化。盡管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從總體上看都不是正確的態度，反映出辛亥時期文化選擇的急迫性和多元性，也為民國初年的文化論戰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