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是一個開放的體係。它在曆史上多次吸收外來語言中的詞匯,不斷得到豐富充實,增強了它的表達力,使它成為世界上最豐富多彩的語言之一。鴉片戰爭以前,漢語對外來語匯的吸收主要有兩次:一是漢代以後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大量佛教詞匯融入漢語之中,如“佛”、“魔”、“劫”、“禪”、“閻羅”、“菩薩”、“世界”、“袈裟”、“羅漢”、“莊嚴”、“法門”、“因緣”、“因果”、“因明”、“彼岸”、“懺悔”等詞匯,其影響超出了宗教的範圍,有的已經成為人們經常使用的語言。二是在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中,利瑪竇、湯若望等西方傳教士在譯編西書時引進和創造出一批新詞匯。一些采取音譯的詞匯如“斐西加”(今譯物理)、“落日加”(今譯邏輯)、“斐錄所費亞”(今譯哲學)等,不易理解,未能沿用下來;而另一些采用意譯的詞匯則得到保留,被人們所沿用,如“幾何”、“對數”、“地球”、“赤道”、“泰西”、“耶穌”、“自鳴鍾”、“天主教”、“南極”、“北極”、“遠鏡”、“比例”、“測量”、“曲線”、“西學”、“螺絲”、“天學”等[57]。這兩次對外來語匯的吸收對漢語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然而漢語對外來語匯更多的吸納還是在鴉片戰爭以後。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被迫對外開放,世界各國的商品、宗教、堅船利炮、學術文化蜂擁而入。在這些五光十色的舶來品麵前,傳統漢語語匯顯然不能全麵、準確地反映社會現實發生的這些變化,難以適應變化了的新形勢,亟待引進和創造大量新詞匯來滿足人們社會交往、日常生活的需要。參與翻譯西書的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就曾談到中國舊有詞匯不足應用的情況,指出:“今日而譯書仍不免有窒礙者。試觀英文之大字林,科學分門,合之其名詞不下二十萬,而中國之字,不過六萬有奇,是較少於英文十四萬也。譯書者適遇中國字繁富之一部分,或能敷用,偶有中國人素所未有之思想,其部分內之字必大缺乏,無從迻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他認為除了引進外來詞匯外,還需要創造新字詞。關於創造新字詞,他提出了三種方法:“一以相近之聲,模寫其音;一以相近之意,仿造其字;一以相近之□,撰合其文。然□者未經深究,即離晳者,以其非熟習也。然苟不依此三法以代之,□非中國之六萬字,彼西方尚有十四萬字,何從表見於中國之文中乎?故新名詞不能不撰。如化學、醫學、地質學、心理學等科,中國字缺之者更夥。”[58]劉師培也認為:“中國則不然,物日增而字不增,故所名之物無一確者。今者中外大通,泰西之物多吾中國所本無,而中國乃以本有之字借名之,丐詞之生從此始矣。”他主張:“今欲矯此弊,莫若於中國文字之外,別創新字以名之。”[59]這些論述反映出晚清社會對新詞匯的需求。

鴉片戰爭後成立的諸多翻譯出版機構、新學堂及服務於其中的中外學者,對於新詞匯的引進和創造做出重大貢獻。墨海書館、同文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廣學會、商務印書館等機構出版的西書匯集、使用了大量新名詞。李善蘭、徐壽、華蘅芳、嚴複、林紓、偉烈亞力、傅蘭雅、林樂知等中外學者都為新名詞的引進創造做出積極努力。晚清時期新詞匯的形成與外來學術文化的傳播、中國社會變化的程度有著密切的關係,前者要受後者的製約。大致而言,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前形成的新詞匯主要來源於歐美國家,反映的內容以自然科學、經濟技術和軍事術語為主,也有一些社會政治、日常生活方麵的用語。中日甲午戰爭後由於大量日本書籍的翻譯,又從日本引進了一係列新詞匯,進一步充實了中國語言。

中日甲午戰爭前新詞匯的大量出現主要是在19世紀60年代以後的洋務運動期間。當時,與中國打交道頻繁的主要是英、美、法、俄等歐美國家。清政府主要引進西方自然科學及軍事、經濟技術,此類詞匯的出現占了絕大多數,甚至在社會上產生了影響。有人談到此期上海方言時說:“乃自海通以來,不僅中國各地方之語,均集合於上海一隅,即外國語之混入中國語者,亦複不少。例如‘剛白渡’之為‘買辦’,‘密司脫’之為‘先生’,‘引擎’、‘馬達’之為電氣用品,‘德律風’之為電話,或中國本有其名而習用外國語者,或無其名而不得不用外國語者,或無其名而新立一名,其效力仍不及外國原名者。”[60]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同文館、廣學會等文化機構都為新詞匯的形成作出不懈努力。僅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在此期間出版的譯書中創造新字詞多達1萬以上[61]。歸納起來,此期出現的新詞匯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62]。

自然科學、經濟、軍事等方麵的新詞匯:

代數學 微積分 數根(今譯素數) 平三角 弧三角 乘方 開方 對角線 斜方形 銳角 鈍角 重學 地心 吸力 通物電光(今譯X射線)

斜麵 壓力 活塞 電筒 電管 電堆 電圈 電池 電瓶 馬力 測電表

電氣 化學 輕氣 養氣 炭氣 硫強水 金類 非金類 植物學 博物學

機器局 招商局 剛白渡 船政局 鐵廠 織布局 織呢局 鑽鐵機 劈鐵機

水缸廠 打鐵廠 鑄鐵廠 合攏鐵器廠 水力壓鋼機 發電廠 發電器 轉鋸廠 車床 企業 洋秤 炸炮 鐵甲艦 來福槍 栗色火藥 鋼彈 洋槍藥 毛瑟槍子 沈雷 碰雷 格針(今譯撞針) 前膛開花凝鐵炮彈 火輪船 火車 火車棧 鑄字機 銀行 賽珍會 技藝館 洋行 星宿盤(今譯羅盤) 杠杆 齒輪 螺旋 顯微鏡 鏹水 火油 鍍金器具

日常生活方麵的新詞匯:

影戲 自來火 賽馬 跑馬場 攝影 皮酒(今譯啤酒) 德律風(今譯電話) 電報 照相 苟苟(今譯可可) 彈故辣得(今譯巧克力) 保命之行(今譯人壽保險) 弧光燈 白熱電燈 風雨表 寒暑表 洋車 螺絲釘 啟邏邁當(公裏) 道克德爾(博士) 立德(升) 邁當 美德(米、公尺) 密司脫(今譯先生) 醫院 喀馬(克) 密斯(今譯小姐)

政治、文教及外國史地方麵的新詞匯:

伯理璽天德(今譯總統) 議院 國會 君民共主 議員民政 國民 報館 新聞紙 日報 電線傳遞 民主 公法 息兵會 廓密尼士(今譯共產黨) 莎舍爾德瑪噶裏會(今譯社會民主黨) 希臘 雅典 塞爾維亞 斯巴達 葡萄牙 勞爾德士(又譯比爾士,即上議院議員) 高門士(即下議院議員) 嘎爾格達(今譯加爾各答) 幹白雷池(今譯劍橋) 密蘭諾(今譯米蘭) 寇倫(今譯科隆) 雪梨(今譯悉尼)

在以上新詞匯中,一些詞匯存在的時間比較短暫,像“伯理璽天德”、“廓密尼士”、“彈故辣得”、“勞爾德士”等名詞,如不加注解很難明白,不便於在社會上使用,旋興旋滅,在所難免。這類詞匯以音譯者為多。還有一些詞匯,包括某些音譯詞匯流行了一段時間,但由於又有了意義更確切、使用更方便的詞匯,遂被取代,如“報紙”取代“新聞紙”、“火車”取代“火輪車”、“火柴”取代“自來火”等,即是如此。“德律風”、“密司脫”、“密司”等詞皆屬音譯,都曾在晚清長期流行。當然,經過曆史的過濾,也有大量新詞匯被保留下來,得到廣大民眾的認同,一直沿襲下來,最終匯入漢語中,成為中國語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日甲午戰爭後,中國社會發生深刻變化,資產階級政治鬥爭蓬勃開展起來,與此同時,西學東漸也出現了新的**。這種新**的一個標誌就是反映西方哲學、社會政治學說等方麵的書籍被大量譯介輸入,而相當多的內容是從日本轉譯而來的。與這種變化相適應,這一時期出現的新詞匯以反映近代中國及世界的政治、思想、學術、社會變革的內容為特色。茲舉例如下:

政治方麵的新詞匯:

革命 維新 進步 改良 立憲 過渡時代 統一秩序 殖民 民權 人權 女權 地權 國權 共和 自治民族主義 社會 獨立 政黨 主義 虛無黨 平等 自由 階級 帝國主義 公理 社會主義 憲法 聯邦 強權

行政法 民約論 政治學說

文化學術方麵的新詞匯:

天演論 進化論 達爾文學說 生存競爭 優勝劣敗 物競天擇 群學

生計學 論理學 法學 新史學 哲學 文明 學戰 工業發達史 德育 名學 邊沁 盧騷 孟德斯鳩 麥喀士(今譯馬克思) 科學 研究會 修身

教科書 倫理學 霍布士 法蘭西革命 文明進化論 美國獨立戰史 意大利建國史 英國憲法史 美國獨立檄文 盧梭學案 亞丹斯密 華盛頓傳 彌勒約翰之學說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新詞匯中的大多數都譯自日本書籍。當時的開明之士大多數人都以讀日本書、習日文相標榜。梁啟超為此專門寫了一篇題為《論學日本文之益》的文章,強調學習日文的重要性。他認為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所譯所著有用之書不下數千種,而尤詳於政治學、資生學(即理財學,日本謂之經濟學)、智學(日本謂之哲學)、群學(日本謂之社會學)等,皆開民智強國基之急務也”。而中國譯出的西書“偏重於兵學藝學,而政治資生等本原之學,幾無一書焉”,通曉日文後便可以閱讀這些“有用之書”。另外,日文與中文相近,易懂易學。梁氏說:“日本文漢字居十之七八,其專用假名不用漢字者,唯脈絡詞及語助詞等耳”,因此,“學日本語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學日本文者數日小成,數月大成”。[63]這種認識不僅反映了梁啟超個人的看法,也是當時中國多數開明知識分子的共識。隨著大量漢譯日本書籍的出版,眾多譯自日本的新詞匯源源不斷地被引進中國。這些新詞匯主要分兩種情況:一種是沿用中國固有語匯中的詞匯,但日本人在使用時賦予了新的意義;另一種是當中國無適當成語可用的時候,日本人組合不同的漢字來創造。

屬於前一種情況的詞匯有“經濟”、“革命”、“社會”、“思想”、“悲觀”、“文明”、“具體”、“文學”、“列車”、“政府”等。這些詞匯全都是中國語匯中的成語,流行既久,約定俗成,但日本人在近代使用時作了新的解釋,改變了原來的詞義,成為新詞匯。以下舉例說明:

經濟一詞,《文中子》:“皆有經濟之道”,原是“經世濟民”的意思,語義相當於現代漢語中的“政治”一詞。現代日語中“經濟”借用為economy的意譯語,指一個國家國民經濟的總稱,又作“節儉”理解。這些用法為我國所沿襲。

革命一詞最早見於《易經·革卦》:“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中國古代統治者認為帝王受命於天,王者易姓稱為“革命”,原詞僅限於界定改朝換代。日語擴大了該詞詞義範圍,凡事物由舊質態到新質態的變革,都稱為革命。

社會一詞在《世說新語》有“鄰裏修社會”,原意指人們在社日裏集會,即每逢節日,裏社之民集會,稱社會。這與西方學者所說的“社會”差異甚大。19世紀末西方社會學傳入中國,西語“社會”最初被譯作“人群”、“群體”,“社會學”譯作“群學”。而日文中“社會”一詞的含義與西文一致。20世紀初,“社會”一詞從日本傳入中國,國人才用這個詞匯來表示“群”及“群體”。

具體一詞在《孟子·公孫醜》中謂:“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是四肢都具備的意思,即具有全部形體。後來的具體與抽象相對應,指個別的、實在的、有形的事物。

屬於後一種情況的詞匯非漢語所固有,是日本人利用漢字的組合來表達歐美的語詞,由漢字薈萃而成。其構詞法,有的是形容詞+名詞,如哲學、美學、背景、**、碩士、古典等,有的是動詞+賓語,如放射、進口、斷交、生產、動員等,有的采用複合語,如治外法權、最後通牒、生產關係、自由競爭等。

在晚清,到底有多少新詞匯從日本輸入,確難統計。如果人們翻開當時的出版物看閱,隨處都可以看到來自東洋的名詞術語。有的論者指出:“光緒甲午我國與日本抅釁,明年和議成,留學者鹹趨其國,且其國文字迻譯較他國文字為便,於是日本文之譯本,遂充斥於市肆,推行於學校,幾使一時之學術,寢成風尚,而我國文體,亦遂因之稍稍變矣。”[64]由於日文新詞匯的流行,使不少以前輸入中國的時髦詞匯(主要是從歐美引進的新詞)逐漸被淘汰,茲舉例如下:

晚清時期新詞匯中發生的這種更迭,反映出這部分日文詞匯具有易懂、準確的優點。它們最終成為漢語的一部分,有的進入基本詞匯的行列。當然,此期的日文新詞引進也存在著過於泛濫,簡單照搬的情況,引起有識之士的憂慮。1915年出版了一本題為《盲人瞎馬之新名詞》的書,作者署名“將來小律師”(彭文祖),尖銳地批評了日譯新名詞使用中出現的弊病,列舉詞例59個,其中包括“各各”、“偶素”、“手形”、“切手”、“引物”、“支那”、“讓渡”等佶屈聱牙的詞匯。這些詞匯的存在,與中國語言日益大眾化、通俗化的發展趨勢相違背,最終為廣大人民所拋棄。

注釋

[1] 王筠:《說文釋例自序》,同治四年刊本。

[2] 王筠:《說文釋例自序》,同治四年刊本。

[3] 王筠:《說文解字句讀自序》,四川尊經書局,光緒八年刊本。

[4]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自序》,上海積山書局,光緒十三年(1887)石印本。

[5] 王國維:《周代金石文韻讀序》,《觀堂集林》卷八,394頁,北京,中華書局,1984。

[6] 胡樸安:《中國訓詁學史》,328頁,北京,中國書店,1987。

[7] 章太炎:《俞先生傳》,《章太炎全集》第4冊,211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8] 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下冊,1300頁,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0。

[9] 《龔自珍全集》下冊,309頁。

[10] 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文書匯編》,61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

[11] 沈學:《盛世元音自序》,倪海曙:《清末漢語拚音運動編年史》,43頁。

[12] 同上書,42頁。

[13] 梁啟超:《沈氏音書序》,《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1頁。

[14] 蔡錫勇:《傳音快字自序》,倪海曙:《清末漢語拚音運動編年史》,34~35頁。

[15] 溫灝:《拚音字譜序》,倪海曙:《清末漢語拚音運動編年史》,61頁。

[16] 王炳堃:《拚音字譜序》,倪海曙:《清末漢語拚音運動編年史》,62頁。

[17] 梁啟超:《沈氏音書序》,《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1~2頁。

[18] 譚嗣同:《仁學》,《譚嗣同全集》下冊,352頁。

[19] 劉師培:《中國文字流弊論》,《左盦外集》卷六,《劉申叔先生遺書》第46冊,2~4頁,寧武南氏校印本,1936。

[20] 盧戇章:《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清末文字改革文集》,2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21] 王照:《出字母書的緣故》,《清末文字改革文集》,33頁。

[22] 陳虯:《新字甌文學堂開學演說》,《清末文字改革文集》,41~42頁。

[23] 吳稚暉:《評前行君之〈中國新語凡例〉》,《清末漢語拚音運動編年史》,185頁。

[24] 引自倪海曙:《清末漢語拚音運動編年史》,189頁。

[25] 章太炎:《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章太炎全集》第4冊,337~346頁。

[26] 劉師培:《論中土文字有益於世界》,《左盦外集》卷六,《劉申叔先生遺書》第46冊,1頁。

[27] 同上書,2~3頁。

[28] 劉孟揚:《中國音標字書弁言》,《清末文字改革文集》,84頁。

[29] 參考倪海曙:《清末漢語拚音運動編年史》,9~12頁。

[30] 朱文熊:《江蘇新字母自序》,倪海曙:《清末漢語拚音運動編年史》,150頁。

[31] 同上。

[32] 轉引自倪海曙:《清末漢語拚音運動編年史》,55頁。

[33] 王照:《官話合聲字母·凡例》,倪海曙:《清末漢語拚音運動編年史》,81頁。

[34] 王照:《小航文存》,轉引自倪海曙:《清末漢語拚音運動編年史》,84頁。

[35] 勞乃宣:《增訂合聲簡字譜序》,《清末文字改革文集》,51頁。

[36] 勞乃宣:《江寧簡字半日學堂師範班開學演說文》,《清末文字改革文集》,56頁。

[37] 勞乃宣:《江寧簡字半日學堂師範班開學演說文》,《清末文字改革文集》,56頁。

[38] 王照:《官話合聲字母》原序按語,轉引自倪海曙:《清末漢語拚音運動編年史》,213頁。

[39] 曾紀澤:《文法舉隅序》,《使西日記》,21頁,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40] 沈學:《盛世元音》,轉引自倪海曙:《清末漢語拚音運動編年史》,44頁。

[41] 馬建忠:《馬氏文通後序》,呂叔湘等編:《馬氏文通讀本》,7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

[42] 同上。

[43] 馬建忠:《馬氏文通·緒論正名》,《馬氏文通讀本》,48頁。

[44] 同上書,59頁。

[45] 呂叔湘等編:《馬氏文通讀本·導言》,35~37頁。

[46] 宋教仁:《我之曆史》,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下冊,689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

[47] 同上書,703頁。

[48] 宋教仁:《我之曆史》,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下冊,707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

[49] 宋教仁:《我之曆史》,《宋教仁集》下冊,698頁。

[50] 引自王力:《中國語言學史》,179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51] 章太炎:《文例雜論》,《章太炎全集》第4冊,49頁。

[52] 參見《張滌華語文論叢》,129頁。

[53] 呂思勉:《章句論》,引自《張滌華語文論叢》,130頁。

[54] 張德彝:《歐美環遊記(再述奇)》,197~198頁,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55] 參見倪海曙:《清末漢語拚音運動編年史》,59頁。

[56] 劉孟揚:《中國音標字書》附例,轉引自倪海曙:《清末漢語拚音運動編年史》,182頁。

[57] 所舉詞例參見鄧玉函等譯《奇器圖說》、湯若望著《遠鏡說》、利瑪竇等譯《幾何原本》、畢方濟等編譯《天學略義》等書。

[58] 林樂知:《新名詞之辨惑》,《萬國公報》卷一八四,1904年5月出版。引文中畫“□”者係為漏字。

[59] 劉師培:《中國文字流弊論》,《左盦外集》卷六,《劉申叔先生遺書》第46冊,3~4頁。

[60] 姚公鶴:《上海閑話》,19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1] 林樂知:《新名詞之辨惑》。

[62] 所舉詞例參見李善蘭譯著《代微積拾級》《考數根法》《談天》《重學》,徐壽等譯《化學鑒原》《化學考質》,傅蘭雅主編《格致匯編》,廣學會出版之《萬國公報》,鄭觀應著《盛世危言》,及郭嵩燾、張德彝、曾紀澤、薛福成等人的出使、遊曆日記。

[63] 梁啟超:《論學日本文之益》,《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80~81頁。

[64] 諸宗元等:《譯書經眼錄序》,《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