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程朱理學的“複興”
嘉道年間，是清代學術的轉換時期。冷落了近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學再度引起人們的重視，開始從發展的低穀走向複興，而曾經紅極一時的漢學則不斷受到人們指責，走上衰敗的道路。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複雜的，是由各種社會因素所決定的。
自乾隆朝後期，清王朝統治危機開始暴露出來，到嘉道年間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整個國家出現了千瘡百孔、江河日下的衰敗景象。有人把當時的中國社會比作一位病入膏肓、四肢麻痹的垂危之人，稱：“方今良法美意，事事有名無實。譬之於人，五官猶是，手足猶是，而關竅不靈，運動皆滯。是以當極盛之時，而不及四期，已敗壞至此。”[1]為了尋找解決國家社會危機的辦法，有識之士積極進行思想上的反省。他們中的多數人都是用傳統儒家“德治教化”的觀點及思維方式來思考問題，自然得出了國家出現危機的原因在於“道德廢，人心壞，風俗漓”的結論，而道德、人心、風俗的敗壞又在於“正學不昌”，即乾嘉漢學排斥了程朱理學。學者潘德輿說：“程朱二子之學，今之宗之罕矣。其宗之者率七八十年以前之人，近則目為迂疏空滯而薄之，人心風俗之患不可不察也。……而七八十年來，學者崇漢唐之解經與百家之雜說，轉視二子不足道，無怪其製行之日趨於功利邪癖，而不自知也。”[2]在他們看來：“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則必恃學術。”[3]所謂“恃學術”指的就是依靠程朱理學。正如陝西理學家李元春所說：“獨宋程朱諸子，倡明正學而得其精。通世顧橫詆之亦大可惑矣。”[4]在他看來，在各種學術中隻有程朱理學獨得聖賢之學的精蘊，才具有充當“正人心，厲風俗，興教化”的資格。
關於調整學術的呼喚，不僅出現在民間，而且反映在社會上層。嘉道兩朝的統治者一改過去推崇考據學的舊調，開始強調提倡程朱理學的重要作用。嘉慶曾命令侍臣在經筵進講之時，增加講授程朱理學的內容，以作提倡“正學”的示範。他訓誡皇子“唯當講明正學，以涵養德性，通達事理為務”[5]。所謂“正學”便是程朱理學的代名詞。道光不僅號召士人學子多讀程朱之書，而且還把清初理學名臣湯斌從祀文廟，以示對理學的獎掖。統治者的倡導對於當時學術風氣的轉換無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從學術自身發展狀況來看，經過百餘年的發展，原來風行於學壇的考據學已成強弩之末，它所具有的瑣碎、褊狹、拙於思辨、漠視現實等缺陷和弊端積重難返，引起眾多學者的不滿，失去了往日那種對士子的吸引力。由於考據學作為乾嘉時代主流學派的地位發生動搖，再加上文字獄**過後出現的略微鬆動的政治局麵，學術界開始活躍起來，原來被壓抑或者受到排斥的學派開始萌動、複活，以充實主流學派衰退後的學術領域。這些開始萌動、複活的學派主要有今文經學、陸王心學、諸子學及程朱理學。就當時情況而言，在學術基礎、社會影響、實力和政治地位等方麵，程朱理學占有很大優勢。明清時期，程朱理學已經滲透到文化教育的各個領域。由於科舉考試題目主要從《四書》中挑選，所論內容也以朱熹的《四書集注》為準則，這就迫使人們必須從初學階段起誦讀程朱的著述，接受其說。另外，程朱理學還占據著書院的教育陣地，像湖南嶽麓書院等學府，一直保持著講習理學的學術傳統，即使在考據學最風行的年代，這種治學傳統也未改變。由於這些原因，在全國不少地方都有一些講求理學的學者，固守著自己的學術陣地，如福建的陰承方、孟超然；江蘇的王懋竑、任璦、朱澤沄；直隸的王植；陝西的孫景烈、劉紹攽；湖南的羅典；貴州的陳法等。他們不願隨波逐流，以宏揚程朱理學為己任，與漢學分庭抗禮。
還要看到，乾嘉時代的漢學家並不全都對程朱理學采取水火不相容的敵視態度。戴震、章學誠等固然激烈排宋，而惠棟、江永等人則主張興漢學而不廢宋學，這就在學術營壘中給宋學留下了一定的斡旋空間。
嘉道年間，程朱理學出現了“複興”的跡象，在全國一些地區出現了區域性的理學群體，突出的地區有3個，即關中地區、皖南地區和湖湘地區。
關中地區原是宋代理學四大流派之一的關學的發源地。講求理學的風氣在關中學者群中代代相傳。嘉道時，關中倡導理學的代表人物有李元春、路德等人。李元春治學恪守程朱家法，以誠敬為本，兼顧本末、體用。他注重分辨學術上的是非，尊崇朱子之學為正學，鄙薄華而不實的辭章八股為俗學。他帶出眾多弟子，能傳其學者有賀瑞麟、楊樹椿等人，都是同光時期關中倡導理學的後勁人物。
理學在安徽地區的發展主要借助了桐城派的聲勢。桐城派雖然是一個文學派別，但恪守孔孟程朱的“道統”。反對漢學對宋學的排斥。其代表人物姚鼐主張“義理”“考據”“辭章”三種學術一體多用，並行不悖。姚鼐的弟子方東樹、姚瑩、梅曾亮、管同等，都是活躍在道光、鹹豐時期力倡理學的著名學者。尤其是方東樹寫的《漢學商兌》，全麵而尖刻地抨擊漢學，為程朱理學的振興鳴鑼開道，使延綿於清代學界多年的漢宋之爭出現了新變化，開始了宋學對漢學的反擊，改變了宋學在漢宋對峙中的守勢地位。
湖南地區是晚清理學發展最活躍的一個區域。以嶽麓書院為首的湖湘書院講堂，大都比較重視傳習理學，並從中培養出一批崇儒衛道的文人學士。湖南理學士人最突出的特點是強調義理與經世相結合。嶽麓書院山長羅典就教諸生明習時務，嘉道年間的能臣嚴如熤就出於其門下。賀長齡在魏源的協助下編成《皇朝經世文編》一書，強調恪守孔孟程朱之學和學以致用的原則，體現了“義理經濟”合一的精神。這部書在湖南士人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一時間，“三湘學人，誦習成風，士皆有用世之誌。”[6]值得注意的是，湖南理學具有全國性的影響。湘籍理學大師唐鑒曾在1841年任太常寺卿，一些向慕理學的京官從其就讀。其中著名者有倭仁、吳廷棟、曾國藩、呂賢基、何桂珍、竇垿、邵懿辰等人，在北京的官僚士大夫中形成一個頗具影響的理學群體。這些人在後來幾乎都成為鹹同時期理學“中興”的骨幹人物。唐鑒在京師的講學活動為理學“中興”作了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
曾國藩像
直隸：李鴻藻、王用誥；
河南：劉廷詔、蘇源生、李棠階、王檢心；
陝西：賀瑞麟、楊樹椿、柏景偉；
山西：薛於瑛；
安徽：吳廷棟、夏炘、夏炯、蘇惇元、方宗誠、方潛、楊德亨、何慎珍；
江蘇：劉熙載、成孺、廖壽豐；
浙江：宗稷辰、邵懿辰、高鈞儒、朱一新；
江西：吳嘉賓、劉繹、龍文彬；
山東：遊百川；
福建：陳慶鏞、林啟；
四川：範泰衡、餘煥文；
湖北：洪汝奎、萬斛泉、宋鼎、馮禮藩、黃嗣東；
湖南：曾國藩、劉蓉、李元度、郭嵩燾、丁善慶、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鑫、鍾近衡；
兩廣：龍啟瑞、朱琦、朱次琦；
雲南：何桂珍、竇垿；
吉林：於蔭霖；
旗籍：倭仁、崇綺、徐桐。
這批人竭盡全力地為清王朝效勞，在政治、軍事、思想文化等方麵釋放出了巨大的能量，終於把太平天國革命之烈火撲滅下去，幫助清王朝渡過了難關，實現了所謂“鹹同中興”的局麵。“鹹同中興”在學術上的表現就是所謂理學“中興”。
二、衰落中的晚清漢學
漢學，又稱考據學、樸學，是清代儒學中的一個重要派別。清代漢學肇端於顧炎武，後經閻若璩、胡渭等人的發揮，初具規模。至乾嘉年間，清代漢學達到鼎盛時期，成為學界中的顯學。此期漢學雖然取得可觀的成就，但也存在著嚴重弊端，如脫離實際、瑣屑拘執，崇古複古等，引起士人們的不滿。嘉道以後，由於漢學自身弊端和矛盾的發展，再加上今文經學、理學、諸子學、經世之學的相繼興起，使得曾經盛極一時的漢學走上衰落的道路。盡管如此，晚清漢學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保持著重要的學術地位，仍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究其原因：一是由於漢學曆史悠久，影響深遠，在士大夫中有廣泛的基礎；二是受到封建統治者的支持，包括皇帝和曾國藩、張之洞等顯官的支持，得以繼續發展。曾國藩等人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廣設書局，采訪遺書，刊印經史圖籍，惠棟、戴震、王念孫等漢學大師的著作亦被刊刻出版，為日趨衰落的漢學注入了一劑強心針。
王先謙像
由於上述原因，晚清時期，漢學仍然保持著一個龐大的作者群，著述如林，成績斐然。光緒時，江蘇學政王先謙輯成《續皇清經解》，蒐集乾嘉後的經學名著，兼收阮刻《皇清經解》[8]於乾嘉前所遺漏者，計收書209部，1430卷，作者113家。《續皇清經解》在收錄書種、卷數和作者人數上，都超過《皇清經解》所錄。可見，漢學在晚清的聲勢仍然餘威尚熾。從學術內容上看，晚清漢學的主要成就集中表現在經學和小學兩個方麵。
經學方麵：《易》《書》《禮》《詩》《春秋》等儒家經典，是漢學家們研究的持久不衰的主題。晚清以前，漢學家對《易經》《尚書》的研究達到較高水平。在晚清，雖然有劉毓崧寫了《周易舊疏考證》、黃式三寫了《易釋》、成孺寫了《尚書曆譜》等，但都影響不大。相對說來，晚清漢學對《詩經》《禮經》和《春秋》的研究則取得可觀的成就。
關於《詩經》的研究有三位學者成績突出，他們是胡承珙（1832年去世，著《毛詩後箋》）、馬瑞辰（著《毛詩傳箋通釋》）、陳奐（著《詩毛氏傳疏》）等。丁晏的《毛鄭詩釋》也是治詩名篇。在《禮經》研究方麵，影響較大者有丁晏（著《儀禮釋注》）、鄭珍（著《儀禮私箋》）、郭嵩燾（著《禮記質疑》）、陳喬樅（著《禮記鄭讀考》）、胡培翬（著《儀禮正義》）等。這些著作對《儀禮》和《禮記》都作了不同程度的闡述，不乏學術創見。《三禮》當中，對《周禮》的研究成就突出。晚清以前雖有專治《周禮》的著作，但多為局部性的研究，缺少通貫全局的綜合研究專著。晚清的黃以周、孫詒讓填補了這方麵的空白。黃以周的《禮書通故》、孫詒讓的《周禮正義》和《周禮政要》等書，均為總結性的治《周禮》名著。孫詒讓的《周禮正義》“博采漢唐以來迄乾嘉諸經儒舊說，參互譯證，以發鄭注之淵奧，裨賈疏之遺闕。其於古製疏通證明，較之舊疏實為淹貫”。[9]深受學界稱道。《春秋》是孔子唯一的著作。漢代解釋《春秋》的有《左傳》《穀梁傳》和《公羊傳》三家。漢以後，《公羊傳》因失傳而成絕學，《穀梁傳》也久稱孤微，傳下來的隻有《左傳》。在晚清，對《春秋》三傳的研究均有大的進展。《公羊傳》《穀梁傳》均為今文經學的經典，暫且不論，治漢學者則尊《左傳》。清代學者關於《左傳》的研究著作很多，其中劉文淇祖孫三代治《左傳》的影響較大。劉文淇積40年之功為撰著《左傳舊注疏證》而努力，書未完成而去世。其子毓崧、孫壽曾相繼編著，但僅編至“襄公五年”為止，全書仍未編完，書稿已達80卷。
小學方麵：小學包括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等方麵，相當於今天的語言文字學。在封建時代，小學作為經學的附庸而存在，是研究儒學經典的入門功夫，為漢學家所看重。小學在乾嘉時代已經碩果累累，王念孫的《廣雅疏證》、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等書，都是小學方麵的傳世之作。晚清漢學家在小學研究方麵雖然未超過其前輩，但仍取得不可小視的成就。在文字學方麵，王筠的《說文釋例》《說文句讀》，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等，均有獨到見解，為這方麵的代表作。在音韻學研究上，江有誥的《音學十書》為總結性著作，影響頗大。俞樾的《古書疑義舉例》對古書中用字造句以及文學、篇章的錯亂、辨缺，舉出88條公例詳盡說明，得出音訓、校勘等方麵的一些規律性的結論。
由上可見，晚清漢學盡管在總體上沒有達到乾嘉漢學所達到的學術水平，但在許多學術研究領域內仍然取得不少成就。那種視晚清漢學無成就可言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就漢宋學關係而言，二者在晚清時期經曆了由“對峙”到“合流”的變化過程。
三、從“漢宋對峙”到“漢宋合流”
漢學的衰敗給宋學的複興提供了有利的時機。理學派學者乘漢學之衰對漢學進行攻擊，挑起了新的漢宋之爭。方東樹寫的《漢學商兌》便是嘉道年間宋學攻擊漢學的代表作。
《漢學商兌》成書於1826年（道光六年），時方東樹居廣東，客阮元幕。身任兩廣總督的阮元學主漢學，輯《皇清經解》，與方氏治學路向不同。《漢學商兌》是一部學術論辯性質的著作，以“辟漢揚宋”為宗旨，仿朱熹《雜學辨》的體例，引文辨文相間而行。該書全麵地討論了漢宋學論辯的諸問題，如學術來源、治學內容、治學方法等，指名道姓地批評了幾乎所有的漢學名家，正如方東樹在《序例》中所說：“首溯其（指漢學）畔道罔說之源，次辨其依附經義小學似是而非者，次為總論”。[10]稱得上是宋學對漢學的一次總結性清算。繼方東樹之後，抨擊漢學的還有賀瑞麟、邵懿辰、方宗誠等人。但是，方東樹等人的激烈排漢並沒有在晚清學界產生更大的影響。這是因為漢宋學在晚清發展的基本趨向是合流而不是對峙，挑起漢宋之爭不合時宜。另外，《漢學商兌》觀點偏激，帶有門戶之見，受到不少學者的非議。清末的今文經學家皮錫瑞批評說：“方東樹遂作《漢學商兌》，以及攻漢學。平心而論，江氏（指江藩）不脫門戶之見，未免小疵。方氏純以私意肆其謾罵，詆及黃震與顧炎武，名為揚宋抑漢，實則歸心禪學。與其所著《書林揚觶》，皆陽儒陰釋，不可為訓”[11]。
在對待漢學的問題上，晚清宋學派中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是排漢主張，另一種是融漢主張。大致來說，在嘉道年間由於方東樹等人的鼓**，理學中人以辟漢為時尚，排漢論占了上風；至同光時期，隨著整個儒學內部的變化，調合漢宋的觀點漸取上風，成為一種學術發展走向。此期的許多理學要人，如曾國藩、朱次琦、夏炘、徐桐、成孺、劉熙載等都力主此論，並從不同的角度論述了漢宋合流的問題。他們提出的融合漢宋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用“孔門四科”的旗號化解漢、宋學的對立。持這種觀點的人把漢學、宋學都看成孔門儒學的一部分，它們大同而小異，殊途而同歸，均為達到聖賢境界的門徑。曾國藩說：“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即《宋史》所謂道學，在孔門為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為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為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即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為文學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12]在他看來，無論是漢學，還是宋學，都是孔門中的一門具體學科，其所關注的側重方麵雖有不同，但是所本的宗旨、所起的作用卻是相同的，有著共同性。“此四者缺一不可”，便是對漢、宋學的共同性的肯定。這種共同性便是漢、宋學相互融合的基礎。朱琦也說過：“學之為途有三：曰義理也，考訂也，詞章也。三者皆聖之道也。”他把京師比作“聖人之道”，把漢、宋學分別比作通向京師的東路和西路，無論是循東路，還是走西路，都能到達京師。就可以到達目的地這點而言，“出於東與出於西無以異也。”他說：“夫道猶京師也，學者所從入之途，或義理，或考訂，猶途有東西之分，其可以適於京師一也。”[13]
其二，以儒學的“致用”精神來融通漢學和宋學。傳統儒學的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具有實用性。無論是先秦時的孔孟，還是後來的程朱，都強調治學的“致用”意義。漢宋學調和論者便據此揭示漢學、宋學所包含的“致用”精神，試圖使之調和。“精研漢學，服膺宋儒”的陳慶鏞從儒學的實用性出發，看到漢學、宋學的一致性。他說：“漢、宋之學，其要皆主於明經致用，其歸皆務於希聖希賢。他人視為二，吾直見為一也。”[14]曾國藩進一步闡述了漢、宋學在“致用”性方麵的內在聯係。他把漢學宗旨概括為“實事求是”，把宋學宗旨提煉為“即物窮理”，認為二者在基本精神上是相通的。他說：“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為浩博。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鈞研詁訓，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為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稱即物窮理者乎？名目自高，詆毀日月，亦變而蔽者也。”[15]他還認為，“即物窮理”，也不是朱熹的發明創造，而是古來聖賢共同遵循的治學原則。他說：“即物窮理雲者，古昔賢聖共由之軌，非朱子一家之創解。”[16]在他看來，漢學講的“實事求是”，宋學講的“即物窮理”都貫穿著傳統儒學的“力行”“致用”的務實精神，是二者調和的基礎。
其三，漢宋學各有所長，不容偏廢，應該互相取長補短。晚清的一些學者看到，漢學、宋學各有自己的長處。漢宋之爭隻能導致二者各自抱殘守缺，排斥對方的結果，妨礙儒學的發展，由此提出漢、宋學不可偏廢的主張。方濬頤說：“訓詁、義理二者不可偏廢。何有漢、宋之分哉？今之講漢學者目宋學為空疏，講宋學者詬漢學為穿鑿，於是有專宗漢學者，有專宗宋學者，判然兩途，幾乎不可複合。雖通儒正士猶不免泥門戶之見而斤斤焉，謂吾之師承在此，凡彼之沿訛踵謬者，皆宜屏絕焉。累牘連篇，互相攻擊，歧漢宋而二之。一若言訓詁，則義理可勿談；言義理，則訓詁可勿論也。嗚呼！是直學中之蠹矣。恐漢宋諸儒亦未必樂有此高足弟子也。”[17]曾國藩的弟子張裕釗用“道器相備”的觀點總結了清代康乾以來的漢宋學發展狀況，指出：漢學的流弊在於“窮末而置其本，識小而遺其大”，宋學的缺陷則是“摒棄考證為不足道”。二者都因排斥對方，把自己的長處變成了短處。他說：“夫學固所以明道，然不先以考證，雖其說甚美，而訓詁製度之失其實，則於經豈有當焉？故裕釗當以為道與器相備，而後天下之理得。至於本末精粗輕重之微，是不待以說之辨而明者也。”[18]也就是說，漢學重於實證，宋學長於思辨，這些功夫都是治學不可缺少的基本功。二者相斥，學則弊；二者相濟，學則益。正如方濬頤所說：“學一而已，不窮經不可以為學，不講道不可以為學。窮經者何？訓詁之學也，漢學也；講道者何？義理之學也，宋學也。有訓詁之學而後義理不蹈於空虛，有義理之學而後訓詁不鄰於穿鑿。二者相需為用，而弗容以偏勝也。……然於訓詁之非義理弗明，義理之非訓詁弗著。合樸學、正學而一以貫之，無穿鑿之害，無空虛之病。斯處則可以為師儒，出則可以為卿相。”[19]
調和漢、宋學的主張不僅出現在宋學營壘中，而且在漢學營壘中也得到回應，可以說是當時學界流行的一種帶普遍性的觀點。由於親身經曆了考據學的衰敗及受到理學“複興”思潮的影響，漢學營壘中的一些有識之士放棄了固守門戶的立場，開始對乾嘉漢學進行反省，把學術目光移向宋學，主張在經學研究中借鑒宋學的一些方法來彌補考據學的不足。陳澧、丁晏、顧廣譽、黃式三及其子黃以周等人就是當時主張融合漢宋的著名漢學家。
陳澧等人對漢學流弊同樣具有清醒的認識，看到漢學末流隻重考證，忽視義理的危害性。陳澧批評說：“今人隻講訓詁考據，而不求其義理，遂至於終身讀誦各書，而做人辦事全無長進，此真與不讀書等耳。此風氣急宜挽救者也。”[20]他們擯棄門戶之見，肯定宋儒的學術地位。丁晏認為，朱熹治學對注疏極為講求，說宋學不講考證是不對的。他說：“竊謂為學之道，莫先於讀經；讀經之法，莫先於讀注疏。注疏之學，朱子教人之學也。”又說：“餘謂漢學、宋學之分，門戶之見也。漢儒正其詁，詁定而義以顯；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詁以精。二者不可偏廢，統之曰經學而已。”[21]他看到漢宋學各有長短，互為補充，完全可以在“經學”的旗號下統一起來。
晚清時期的漢宋合流不僅表現為有關學者的呼籲提倡，而且還出現了一些體現漢宋融合特點的學術著作。邵懿辰的《禮經通論》、夏炘的《檀弓辨誣》《述朱質疑》、顧廣譽的《學詩詳說》、黃式三的《申戴氏氣說》、黃以周的《對義利問》《德性問學說》等篇章，都是匯通漢宋的經學著作。邵懿辰和夏炘都是學宗程朱的宋學派學者。邵懿辰在道光時曾隨桐城派大師姚鼐高弟梅曾亮習古文辭，後又拜唐鑒為師，講程朱理學，晚年轉攻經學。他的學術主要由程朱理學、古文辭學和經學三部分組成，然而起主導作用的是程朱理學。在治學問題上，他主張匯通經學、理學和古文辭學，指出：“經者，天地之心；史者，天地間簿籍也，必木板刻之精善而究心焉。外此，宋儒者言理、道之書，乃經之支流，亦天地之心所寄。韓、歐以來之述作言文而行遠，乃釋經作史之準的也。”[22]他所寫的《禮經通論》本清初理學家李光地《禮學四際約言》的著述立意。李光地治經的特點是“以朱子之意貫串漢儒”。這一治學特點影響了邵氏的治經路向，使他“獨得嗜之，所著《禮經通論》《尚書通義》《孝經通論》亦既無愧於二溪矣。”[23]所謂“二溪”即指李光地（福建安溪人）和方苞（清初文學家，桐城派創始人，號望溪）。夏炘的《檀弓辨誣》也是在匯通漢宋的觀點影響下寫成的。作者在宋儒懷疑《檀弓》篇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考證，從而得出否定《檀弓》篇的結論。這是晚清理學士人在《檀弓》研究上作出的一個貢獻。該書刊行後，在士大夫中備受推崇，稱讚此書集漢學、宋學之長，“本末兼賅，源流畢貫”，是學界通漢宋二家之結的樣板。曾國藩評價說：“《檀弓辨誣》發千古之覆，成一家之言，足與閻氏《古文尚書疏證》同為不刊之典。”[24]顧廣譽的《學詩詳說》也是一部兼采漢宋的經學著作。該書“衷之毛、鄭、陸、孔、朱、呂，以正其端；參之歐陽、蘇、李、範、嚴，以究其趣；博采之宋、元、明、國朝諸家，以暢其文。”他尤其重視朱熹的治詩成就，評價說：“朱子何可非也？朱子之度越諸子，固自有在。即以釋《詩》，論其義理之精微，他家有之乎？曰無之。辭氣之通暢，他家有之乎？曰無之。……自來說《詩》者所未及。雖以質之百世，而莫可易者。”[25]黃式三、黃以周父子治鄭學，長《三禮》，但不排斥宋學。他們不僅積極主張把義理與考據合為一體，而且批評攻擊宋儒的漢學家。如黃式三作《申戴氏氣說》、《申戴氏理說》、《申戴氏性說》等文章，用兼采漢宋的觀點，闡述“理”“氣”“性”等理學概念，批評戴震反宋學是“矯枉過正”。黃以周寫過《對義利問》《德性問學說》《道德說》《辨虛靈》等文章，論述了以往漢學家不屑一顧的理學範疇中的問題，表明晚清時的部分考據學家不僅注意在注疏經典時發揮義理，而且破除門戶藩籬，把治學興趣轉移到宋學方麵來。這種治學宗旨與理學士人邵懿辰、夏炘等人兼采漢宋的治學方法是不謀而合的。可見，調和漢宋的呼聲不僅見於理學營壘，而且在漢學營壘中也產生了積極的回應。有在野學人的呼籲，再加上曾國藩、張之洞這些身居顯要的封疆大吏的提倡，到同光之際，調和漢學成為學界重要潮流。至此，漢學、宋學關係發生了新的變化，從過去的“鼎峙”轉向“合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