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教
道教是中國傳統社會固有的宗教，不屬於“外來戶”。它淵源於先秦時期的巫術、神仙術，西漢盛行的黃老道是它的前身。東漢順帝（125—144年在位）時，張陵（又稱張道陵）創設五鬥米道，奉老子為教主，以《老子道德經》為宗教經典，逐漸形成道教。道教把先秦道家的思想觀念“道”加以神秘化、宗教化，由“道”推衍出“三元”“三寶”“三清境”“三十六天”“五道轉輪”“成仙為神”等一係列宗教教義。道教同樣有一套頗為複雜的製度、儀軌，包括稱呼、宮觀、殿堂、戒律、修煉、符籙、齋醮、占卜、節日活動等。其戒律類似其他宗教，以揚善罰惡為原則，如新天師道的皈依“五戒”為：一者不得殺生，二者不得葷酒，三者不得口是心非，四者不得偷盜，五者不得邪**。道教為多神教，所供神祇甚多，除了尊先秦道家創始人老子為“太上老君”，尊張陵為“張天師”外，其餘神祇以玉皇大帝為最尊。所謂玉皇大帝在道教中的地位本來不高，後來逐漸顯赫，甚至超過了太上老君和張天師。宋以後，玉皇大帝的地位扶搖直上，超越了道教的界限，成為民間廣泛信仰的至尊天神。除此以外的神祇還有三清尊神、四禦、王靈官、王母娘娘、碧霞元君、驪山老母、關帝聖君、六十甲子、南鬥北鬥，以及受尊神管轄的普通神仙，如李鐵拐、呂洞賓、張果老等八仙之屬。
清政府敕建江蘇淮安道教孚佑宮傳戒道場
道教在清代以前的發展有盛有衰，但到清代以後走上衰敗的道路。其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清王朝對道教采取了抑製政策。清初，道官尚可與眾文武官員同列朝班。乾隆五年（1740），第56代正一天師遣人至禮部投職名，欲隨班祝皇壽，鴻臚寺卿梅瑴成上奏反對，稱：“道流卑賤，不宜濫廁朝班”。[62]乾隆帝敕禮部定議，規定嗣後正一真人不許入朝臣班行。以後又降正一真人為正五品秩，革去天師封號，並令原來在太常寺擔任樂官的道士改業，另任儒士充當樂官。同時，官方設立專管道教的機構和官員，以控製道教的發展。設在北京的道官署叫道錄司，內設左右“正一”各1人，左右“演法”各1人，左右“至靈”各1人，左右“至義”各1人，執掌京師道教之事，又在各城設道官6處。定其品秩為：“正一”正六品，“演法”從六品，“至靈”正八品，“至義”從八品。道官之選取升補由內務府辦理，由禮部給劄。在地方，則於府、州、縣亦設相應的道教管理機構和官員。設於府的有道紀司，設都紀1人，秩從九品；副都紀1人，品秩未入流，為管理一府道士之道官。設於州的有道正司，設道正1人，為州之道官，品秩未入流。設於縣的叫道會司，其官的品秩、升轉補授情況均與州道正相同。通過這些機構和道官，清政府有效地實現了對道教的控製。與清代前期相比，晚清道教更為江河日下。以上海地區所建道觀為例，道光朝以前各朝所建道觀數量：順治朝3所，康熙朝20所，雍正朝6所，乾隆朝30所，嘉慶朝11所，共計70所。道光朝以後各朝所建道觀數量：道光朝7所，鹹豐朝4所，同治朝7所，光緒朝5所，共計23所。[63]如果算上16所不明建成年代的道觀，清代上海地區共有道觀109所，其中建於道光朝以前者有70所，占總數的64.22％，建於道光朝以後者有23所，占總數的21.10％，前者為後者的3倍多。道光後上海道觀建設的蕭條景象正是晚清道教衰落的一個縮影。
道教盡管受到清朝統治者的壓抑，被逐出皇宮，但在民間卻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擁有大批信徒，有的教派如全真道甚至出現興盛的局麵，顯示出世俗化的趨向。
全真道是金代道士王重陽於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在山東寧海創立的，它與正一道同為元以後道教兩大重要派別。該教派中的龍門律宗第七代律師王常月鑒於全真道戒條簡單，一改舊製，公開傳戒，並取得清廷支持，於順治十三年（1656）主講白雲觀，度弟子千餘人。此後，他率弟子南下，在南京、杭州、湖州、武當山等地設壇講道，皈依者如雲。清代中期後，不僅興盛於江浙、上海，而且擴展到內地及邊遠各省，如東北、西北、西南等省區也有他們的傳播之跡。上海道士徐至成就是晚清龍門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徐至成（1834—1890），字海卿，嘉定人，出身書香門第，青年時在上海棄家從道，皈依龍門派王明真，改名至成。1881年，他赴北京白雲觀聽方丈高仁峒說戒，成為龍門派第21代弟子。返滬後，聚集巨款在城北建雷祖殿。1888年，徐至成赴北京請領道藏經，得到皇室和高仁峒的幫助，歸即易額改殿名為“海上白雲觀”。從北京請領至滬的《道藏》和《續道藏》8000餘卷供奉在該觀藏經閣。又購地建立塔院，作為十方道眾常住墓地。徐至成自任海上白雲觀監院，遵北京白雲觀的規製，建立了較健全的清規戒律，確立了海上白雲觀為全真十方叢林的地位。此外，湖北武昌的長春觀，在清末“著屋千間，道友萬數”，[64]為當時龍門派的一大叢林，與西安八仙庵、成都二仙庵等著名道觀並駕齊驅。奉天盛京（今沈陽）太清宮，從1823年至1879年，先後傳戒4次，受戒者每次遞增，達數百人。全真道的興盛還表現在新的支派不斷衍生出來，如龍門派所屬的支派就有金山派、霍山派、金輝派、華山派、紫陽派、先天派等。霍山派就是由山東福山縣道士張宗璿在1884年前後創立的。先天派則於1860年傳入台灣，在台南設報恩堂。在全真道的寺觀中，香火最盛的莫過於北京白雲觀。它不僅常年有大批善男信女光顧朝拜，而且其住持道士還結交宮禁，勢傾京師。該觀第20代住持高仁峒，與清廷太監首領結為把兄弟，並受到慈禧寵信。他“以神仙之術惑慈禧，時入宮數日不出。其觀產之富甲天下。慈禧又封峒元（即高仁峒）為總道教司，與龍虎山正乙真人並行。其實正乙真人遠不如其勢力也”。[65]直到民國初年，北京白雲觀仍有土地5800餘畝，年收入達3萬餘元。[66]
近代名士鄭觀應向好道教，在數十年間刊布道教各種經典文獻眾多，嚐自謂：“觀應枕葄丹經五十餘載矣。雖蹭蹬仕途，奔馳商界，與當代名流晉接，日不暇給，而旁搜博覽之餘，每於經史詞章外，就百家諸子之言道者，探賾索隱，擇尤紀錄，刊印二十餘種，以廣流傳。”[67]實際上，他刊布的道教文獻遠非此數。僅就《盛世危言後編》所記載的書目有：《陰符經》《道德經》《通元真經》《衝虛至德真經》《周易參同契》《唱道真言》《心經》《指玄篇》《呂祖詩文集》《瑣言續》《古法養生》《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煉丹法》《闡微管窺編》《就正錄》《林奮千書》《西王母女修正色》《女家雙修寶筏》《天仙心傳問答》《三一音符》《金笥寶籙》《呂祖詩集》《修真傳道集》《呂祖靈應跡》《悟真篇》《神功廣濟先師救化寶懺》《金丹真傳》《慧命經》《金仙證論》《群真玄奧》《玄要篇》《劍俠傳》《道法紀綱》《金液玉液論》《神說論》《凝神論》《海山奇遇》《龍門秘旨》《方壺外史叢編》《古書隱樓藏書》《真詮》《梅華問答編》《道言精義》《還丹下手秘旨》等。其中有的書是叢刊本，一書中包含了多篇道藏文獻。如《方壺外史叢編》中有《玉皇經》《陰符道德經》《參同契》《呂祖師百字歌》《邱祖師青天歌》《龍眉子金丹印證詩》《玄膚論》《金丹大要圖》等8種文獻。《古書隱樓藏書》中有《陰符》《龍虎》等7種文獻。《還丹下手秘旨》中收錄了24種道教文獻，鄭氏在刻書序中說：“年來蒙陳抱一祖師傳授玄科口訣，何合藏仙師傳授先天口訣，爰手輯呂純陽祖師《百句章百字篇》陳抱一祖師《訓釋道黑幕文》《詠道詩》張三豐祖師《打坐歌》《道要秘訣歌》及《刪正樵陽經》《玉液還丹秘旨》抱仁子《重訂玉液還丹秘旨》李含虛真人《收心法》希一子《補天隨功候篇》《太微洞主授鄭德安玄關口訣》尹真人《添油凝神入竅法》《神息相依法》《聚火開關法》《治心法》《築基全憑橐籥說》《元性元神說》《歸根複命說》邱祖師《秘傳大道歌》、太虛真人《道程寶則》、止唐先生《論道四則》、陸潛虛真人《內外藥論》。以上各篇皆重人元之學，而所編不厭重複，曆引諸真之言，互相引證，庶免讀者疑惑，並錄文先生《易學歧途辨》，陳真人《翠虛吟編》為一冊，名曰《還丹下手秘旨》，皆掃除譬喻，直露真詮，用以自鏡。”[68]總計以上所列，鄭觀應刊布的各種道教文獻共45種，如果把其中的3種叢書所包括的文獻種類數量也算在內，共達84種。這些道教文獻的絕大多數都是在“癸未至庚戌”即1883至1910年間刊行的。在晚清時期的道教居士中，熱心刊布道教經典文獻者不乏其人，然而刊行數量如此之多者，並不多見。
二、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形成於阿拉伯半島的麥加地區，早在公元7世紀中葉已經傳入中國。伊斯蘭教教徒稱穆斯林，初時為西亞僑民，後漸中國化，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個新成員——回族。回族主要分布在我國西部及西北部地區，還有不少散居在內地各省。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除了回族外，還有維吾爾、哈薩克、塔吉克、東鄉、保安等民族。伊斯蘭教奉穆罕默德為教祖，不祀天神人鬼，“其俗不食肉及人家熟物。人以雞魚等生物饋之者，必親手宰烹，仍同眾食……每月至同類住齋一次。其法坐於浴盆，以熟水從首澆下，浴畢，坐床，一晝夜而起。”[69]這段材料對中國曆史上伊斯蘭教的一般情況作了形象的描述。
清王朝在中國的統治建立之後，伊斯蘭教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出現了許多新的變化。一是在我國西北地區的穆斯林族群中形成了門宦製度。明末清初，一些阿拉伯、中亞的伊斯蘭教修道派傳入我國西北地區，其宗教組織形式帶上中國的特點，逐漸發展成為門宦製度。這種製度在甘、寧、青一帶較為流行。“門宦”一詞，相傳由中國古籍中的“門閥”、“宦門”兩詞的第一個字組合而成，用以表明其權勢和地位。其特點是：教派以教主為中心而形成，創始人和首領被尊為教主（或道祖），教主的身份、地位、權力均為世襲。崇拜教主、教主家族和拱北（教主墳墓），規定教徒在辦“教門”外，還要進行各種修道功課（如坐靜）等。清代西北地區著名的門宦有：虎非耶、格底林耶、庫不林耶、哲合林耶，時稱“四大門宦”。此外，清代伊斯蘭教的經堂教育也有進一步發展。明代下半葉，陝西渭城的胡登洲（1522—1597）提倡經堂教育，開中國伊斯蘭教正規宗教教育之先河。清代時，經堂教育在其他地區推廣開來。這樣，伊斯蘭教一度在清代出現了一個頗為振興的局麵。
清王朝對伊斯蘭教的政策不同於對待佛、道，壓抑和限製的色彩更濃厚一些。尤其在乾隆年間發生的以蘇四十三為首的甘肅、青海回民反清起義及鬆江“海富潤教案”後，清政府對伊斯蘭教采取了高壓政策，用分化、挑撥的手段對待回族，故意製造回、漢等各族人民間的人為對立，以利於封建統治者來分而治之。這樣，清代中期以後的伊斯蘭教便沿著迂回曲折的道路向前發展。
19世紀50年代，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太平天國起義爆發了。在雲南、貴州、陝西、甘肅、新疆等地也爆發了與伊斯蘭教關係密切的回族、撒拉族、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人民的起義和反清鬥爭。與此同時，俄、英等國及境外的分裂勢力利用伊斯蘭教在我國西北地區進行分裂破壞活動，使這些地區的伊斯蘭教呈現出複雜的局麵。為了保住自己的統治地位，清王朝對這些起義和反清活動用武力進行了殘酷的鎮壓，同時對伊斯蘭教采取了嚴厲的政策予以控製。鹹同年間我國西北、西南地區的回族、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遭到極大的摧殘。參與鎮壓回民起義的清軍將帥，上至欽差大臣左宗棠，下至督軍將領劉鬆山、都興阿、楊玉科、董福祥之輩，無不以屠殺回民著稱。清軍所到之處，老幼皆被屠殺，房屋均遭焚毀，並被永遠作為禁地。如甘肅原有回民300萬人，經過戰亂的浩劫減少了2／3。連造成這種人間慘劇的禍首左宗棠也不得不感歎：“平、慶、涇、固（按：指甘肅東部之平涼、慶陽、涇川、固原四府州）之間，千裏荒蕪，彌望白骨黃茅，炊煙斷絕，被禍之慘，實為天下所無。”[70]清政府在鎮壓回民起義的同時，對伊斯蘭教采取更為嚴厲的政策，尤其把伊斯蘭教新教當成“異端邪說”，稱之為致亂之萌，嚴行禁止。清政府鑒於陝甘戰爭甫定，恐又轉生枝節，隻許在陝甘禁絕新教，其他各省“可以緩辦”。清政府實行的這種強硬政策使伊斯蘭教在晚清的處境極其艱難。
盡管清政府推行高壓政策，但是伊斯蘭教在晚清還是有新的發展。這主要表現為它在清末出現的新教派及該教興起的文化更興。
在清末，中國西北地區的伊斯蘭教分化出兩個新興的教派，即伊合瓦尼派和西道派。
伊合瓦尼，阿拉伯文Ikhwn的音譯，原意為“兄弟”，引申為“凡穆斯林民皆為兄弟”。一作“伊黑瓦尼派”，也有稱其為“聖行派”“尊經派”“新派”“新教”的。有的學者稱格底木為“舊派”，門宦為“新派”，伊合瓦尼為“新新派”。[71]伊合瓦尼派的創始人是東鄉族人馬萬福（1853—1934），因他出生於東鄉縣果園村，又名馬果園，通稱果園哈誌。1888年他和東鄉瓦裏家阿訇去麥加朝覲，留學於沙特阿拉伯學堂受教。1892年馬萬福回國，與誌同道合者研究朝覲帶回的伊斯蘭教經典，並對當時盛行的門宦及格底木不合經典的禮儀和風俗提出批評，決心以遵循《古蘭經》為唯一宗旨，“憑教行經”“尊經革俗”。經過與10位阿訇的商量，他提出改革中國伊斯蘭教的十條綱領，俗稱“果園十條”，主要內容有：不聚眾念《古蘭經》，一人念眾人聽；不高聲讚聖；不多做“都阿”（祈禱）；不朝拜拱北；不聚眾念“討白”（懺悔）；不紀念亡人的日子等。其基本精神是按照伊斯蘭教教法舉行宗教活動和儀式，革除不合教法的禮儀，強調《古蘭經》關於“凡穆民皆兄弟”的經文。伊合瓦尼派具有革新精神，教義簡明，吸引了眾多信徒，很快在甘肅各地傳開。1908年，該派在河州西川講經會上公開提出以伊合瓦尼統一各教派和各門宦，遭到格底木、門宦等傳統勢力的反對，馬萬福無法立足，被迫離開河州，去新疆發展，但也屢受挫折。直到1918年，在長期統治青海的馬騏、馬步芳父子的支持下，馬萬福才在青海站住腳，使該派成為在青海占統治地位的伊斯蘭教派，西寧東關大寺成為青海各清真寺的總寺，有“中國小麥加”之稱。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伊合瓦尼除在青海外，在甘肅、寧夏也有較大影響，甚至在河南、天津、滄州等地也有一定勢力，儼然為伊斯蘭教中之一大教派。
西道堂，又稱道堂派、漢學派，是清末伊斯蘭教教派分化出的一個著名派別。其創始人是甘肅臨潭的馬啟西。馬啟西（1857—1914），原名生春，入學後始稱啟西，字公惠，傳教後又取字慈祥，道號西紀元。早年曾中秀才，通《四書》《五經》，阿拉伯文和漢文造詣頗深。他不求仕途，喜博覽群書，尤刻苦研究劉智、王岱輿等人的伊斯蘭教漢文著述。中年後，他一麵進行宗教功修，一麵設帳講學。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他在甘肅臨潭創立西道堂，專講漢文伊斯蘭教譯著，發身心性命之理，明天命五功之要，把原來講學的學堂“金星堂”更名為“西道堂”。以馬氏為首的西道堂尊崇清初伊斯蘭教學者劉智的學說，“根據清真教教義，並祖述清真教正統，以發揚金陵介廉氏（按：劉智字介廉）學說，而以本國文化發揚清真教學理，務使本國同胞了解清真教義為宗旨”。[72]其基本特點是：在宗教上遵奉伊斯蘭教的基本信條，遵行五功，把劉智等人的學說貫徹於宗教實踐之中；在禮儀方麵，兼有格底木和哲合林耶的特點，並采取有別於其他教派的特殊禮儀與習俗；教權結構上與門宦相似，實行教主集權製，教主言行對教民有約束力，實行終身製，但不世襲，教主繼承人由全體教民推選；組織上分集體戶和個體戶兩種，部分教民以道堂為家過集體生活；經濟上，凡由道堂經營管理的商業、農業均為道堂公有，本道堂教育、建設及一切公共事業費用均由其供給。西道堂是一個十分獨特的伊斯蘭教派，既是宗教派別，又是一個社會經濟組織，帶有“實業辦教”的色彩。它的創立對改善遭受災難的一部分穆斯林的生活，恢複臨潭地區穆斯林的民族經濟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晚清時期中國伊斯蘭教另一個特色是該教出現的文化更興。這種文化複興受到清末崛起的資產階級新文化的影響。
王寬是近代中國最早倡導更新伊斯蘭教文化的人物。王寬（1848—1918），字浩然，又名哈誌阿布杜拉合曼，中國近代著名的伊斯蘭教學者，北京人，回族，出身經學世家。他自幼受其長輩及其他伊斯蘭學者的影響，學習阿拉伯文和伊斯蘭教經籍，學識淵博，成年後出任清真寺教長。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他偕弟子馬善亭赴麥加朝覲，遊曆埃及、土耳其等國，索得經書千餘卷。歸國後辦學授徒，宣傳教旨。1907年，他在北京牛街清真寺內創辦回教師範學堂。次年，他又與馬鄰翼等在牛街清真寺後院興辦京師公立清真第一二等學堂。這些學校與舊式經堂不同，在學校體製、教學內容等方麵都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增加了新內容，基本上是近代新式學校，適應了社會發展的潮流，為少數民族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積極貢獻。在王寬興學的帶動下，各地回民普遍辦起了小學和師範學校，尤其在辛亥革命後新式回民學校更是大量湧現，數年間已達六七百所，[73]造就回民子弟無數。與王寬興學相呼應，1908年留日中國穆斯林學生在日本東京創辦了《醒回篇》雜誌，大力鼓吹中國伊斯蘭教的文化更新。該雜誌刊登的《留東清真教育會章程總則》明確提出：“本會以聯絡同教情誼，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為本旨”。[74]《醒回篇》盡管隻出版了一期，但它開近代伊斯蘭教報刊的先河，從此時至20世紀30年代，中國各大、中城市先後創辦的同類刊物達六七十種。[75]晚清時期的伊斯蘭教新文化事業雖然規模不大，數量有限，但它卻代表了中國近代伊斯蘭文化發展的方向，為民國年間中國伊斯蘭新文化運動**的出現奠定了基礎，其積極影響是不可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