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學的巨大變革在散文方麵表現得非常突出。在這短短的幾十年中，散文從思想內容到文體形式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傳統的桐城派適應時代的要求，對自身加以改革，從而一度出現“中興”的局麵；以龔自珍、魏源為首的經世文派的興起，使散文的社會作用受到重視，為晚清散文注入了鮮明的革新精神；而梁啟超等人所倡導的“新文體”，更是為近代散文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其後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進一步將散文革命引向深入，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晚清時期散文發展基本上可以歸納為兩條主線：一是晚清桐城派的複興，一是“文體革命”的興起。
一、晚清桐城派的複興
桐城派自康熙年間創始之後，由於符合當時清王朝實行文化專製和崇奉程朱理學的需要，從而得以迅速發展，在清中葉文壇占據主導地位。但到了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新的思想逐步傳入，所有這些，都使得空談義理的桐城派無法繼續獨霸文壇，而是麵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桐城派所提倡的那一套孔孟程朱的迂腐之道，及其在創作上所遵循的那一套起承轉合的清規戒律，都已不適應新形勢的要求。特別是姚鼐去世之後，桐城派的顯赫之勢也隨之而去。賴以繼桐城餘響的是他的四位高足。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雲：“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1]管同（1780—1831）在鴉片戰爭以前即已去世。方東樹（1772—1851）是桐城派的理論家，代表著作有《昭昧詹言》等，不過，此書主要是以桐城“義法”來論詩的，他在散文方麵並沒有太大的成就。姚瑩（1785—1853）則不僅在散文理論上有所建樹，而且在散文創作方麵也做出了不小的成績，他的《東溟文集》中的許多散文，在當時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而在四人當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則是梅曾亮。
梅曾亮（1786—1856）是姚鼐去世後桐城派的核心人物。他雖係姚門著名弟子，但由於受社會形勢的影響，其文學思想和興盛時期的桐城派有著明顯的區別。他主張文章要“因時”，認為隨著時代的變化，文學也要變化；作家要適應時代的需要，創作出能夠反映現實生活、富有時代特色的作品來。這對於日漸程式化的桐城派來說，無疑是一大改進，其結果是使得桐城派逐漸向經世文派靠攏。在創作實踐中，梅曾亮的作品確實反映了新的時代內容，在藝術上也有自己的審美個性。特別是他的散文在當時極負盛名，曾被當時的桐城派奉為“大師”。他的散文善於以小言大，借古喻今，往往從現實生活小事或某種曆史現象出發，去探討當時社會存在的普遍問題。如在《觀魚》中，作者描寫了魚在網中跳躍的情景，有入者，有出者，“躍而出者”欣然自得，“躍而不出者”黯然失意，然而，它們都跳不出那張更大的網——魚池。作者由此感歎人生在世，盡管為了名利前途奔波一生，但最終都擺脫不了整個社會環境的束縛，反映出作者對社會現實的深刻思考，說明作者已經用自己手中的筆來正視現實。再如他的《帝鑒圖詩序》《十六國宮詞序》《平準書後》等都是以古諷今的名篇。梅曾亮的紀傳體散文也很有特色。如其《蔣念亭家傳》《栗恭勤家傳》《艾方來家傳》等，通過對傳主日常瑣事的描寫，刻畫出一個個鮮明的人物形象，並力求通過這些形象勾勒出整個時代的“風俗好尚”。在語言方麵，梅曾亮的散文突破了桐城前輩的束縛，吸收了漢魏六朝文章的辭采，從而大大提高了其藝術魅力，這對桐城派來說又是一個大的發展。
桐城派在晚清初期得以中繼和擴展四方，梅曾亮起了很大作用。在他的影響下，湧現出了一大批桐城派作家，其中較為有名的有朱琦（1803—1861）、吳敏樹（1805—1873）、曾國藩（1811—1872）、戴均衡（1814—1855）、王拯（1815—1876）等。他們大都能適應時代的需要，對以前的桐城古文加以變革，寫出一些麵向現實、具有時代精神的作品。如吳敏樹的《書謝禦史》、王拯的《陳將軍畫像記》《王剛節公家傳跋尾》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和時代風貌，體現了晚清初期桐城派的重大變革和新的成就。
隨著姚氏高足的相繼去世，桐城派麵臨著更加嚴峻的局麵，衰落之勢日漸明顯。就在此時，曾國藩高舉桐城派的大旗，利用自己政治上的勢力，大力收羅天下文士，從而使桐城派再度出現所謂的“中興”局麵。當時聚集在曾氏周圍的幕府賓僚多達百人以上，其中除十幾人不以文學見稱外，其他如張裕釗（1823—1894）、黎庶昌（1837—1897）、薛福成（1838—1894）、吳汝綸（1840—1903）、郭嵩燾（1818—1891）、李元度（1821—1887）、俞樾（1821—1907）、王闓運（1832—1916）等，都是當時提倡古文的著名人物，一時人才濟濟，蔚為大觀。由於曾國藩是湘鄉人，故人們又將桐城派的這一支係稱為湘鄉派。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說：“湘鄉曾國藩以雄直之氣，宏通之識，發為文章，而又據高位，自稱私淑於桐城……此又異軍突起而自為一派，可名為湘鄉派，一時風流所被，桐城而後，罕有抗顏行者。”[2]
曾國藩很早就開始學習桐城文，自稱“國藩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3]後來，由於經世文派的興起和桐城派的衰落，曾國藩對桐城古文也有了新的認識。他覺得桐城派要想振興，就必須順應時代的要求，對以往的理論進行變革。他受梅曾亮“因時”觀的影響，認為隻有經世致用，才是挽救桐城派的唯一良藥。他在姚鼐所提倡的“義理、考證、詞章”三項中又加入“經濟”，認為此四者缺一不可。所謂“經濟”，即經國濟世，實與經世致用同義。提倡文章的“經濟”作用，重視文章在政事上的實用性，以糾正桐城古文的空疏迂闊，這是曾國藩對散文發展的一個突出貢獻。曾國藩很推崇魏源所編的《皇朝經世文編》，因為該書完全是以經世致用為標準選錄的。作為仿效，也作為自己“義理經濟”觀的具體體現，曾國藩選編了《經史百家雜鈔》。與姚鼐的《古文辭類纂》相比，該書打破桐城派的桎梏，選了經、子和六朝的文章，擴大了選錄文章的範圍，集中體現了桐城派從姚鼐到曾國藩之間的顯著變化。
曾國藩在政治方麵，是封建統治的得力維護者。他極力宣揚儒學義理等封建文化思想，正是為了重整清王朝的統治秩序。他在文章方麵提倡的“經濟”觀，是想借助文章這種工具為維護封建統治服務，從這種功利主義的目的出發，為了更好地發揮文學的政治作用。曾國藩強調“道統”與“文統”的統一，在重視儒家義理的同時，也重視古文的文藝性質。他對宋儒“崇道貶文”的做法深表不滿，對桐城派的各位宗師也均有批評，尤其對方苞散文的缺乏文采屢加貶責。他深知，“言之不文，行而不遠”，文章要想發揮維護封建統治的政治作用，就必須文道俱重，講究文采。也隻有如此，才能挽救桐城派日漸衰落的局麵。曾國藩重視文章的修飾，注重“文境”的追求。他把姚鼐提出的陽剛、陰柔再分為八，“陽剛之美曰雄、直、怪、麗，陰柔之美曰茹、遠、潔、適”[4]，顯示了他對文章藝術美的深刻理解。他還主張散文創作應從經學和道學中解脫出來，獨辟蹊徑。主張衝破桐城“義法”的框框，認為古之文初無所謂“法”，後人所創造的“法”，乃是本不能文，強取古人所造而模擬之的結果。曾國藩勇於突破桐城舊軌，大膽創新，開辟藝術新境界，為桐城古文的振興帶來了一線生機。
曾國藩的散文主要有《曾文正公全集·文集》中的古文4卷。其中一半以上屬於壽文、碑文，其餘的則是為同僚和友人而作的序以及為文集所寫的序、跋。在思想內容方麵，這些散文具有明顯的封建政治傾向和迷信色彩。其中很多篇章都與反對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有關。如《李忠武公（李續賓）神道碑》、《羅忠節公（羅澤南）神道碑銘》是歌頌湘軍將領的；《林君殉難碑記》《畢君殉難碑記》是表彰與太平軍作戰而陣亡的將士的；至於他的那篇《討粵匪檄》，更是一篇汙蔑農民革命運動的反動檄文，對於這些糟粕應該堅決剔除。在散文藝術方麵，曾國藩基本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在繼承桐城派傳統的基礎上又有了一些新的發展。他的一些散文禁忌較少，奇偶並用，內容質實，舒展而有氣勢，與以往的桐城古文有著明顯的區別。梁啟超曾稱譽曾氏散文為“桐城派之大成”，但據實而論，曾氏的散文創作遠不及他的文論成就大。
曾國藩雖然被推為桐城中興的盟主，但實際隻是利用桐城派的影響來宣傳自己的文學主張，其目的在於借助桐城派這塊金字招牌，來擴大自己在文壇上的影響。他借助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籠絡了一批文人學士，使湘鄉派一時蔚為大觀。但由於他並沒有放棄桐城古文以闡發儒家義理為根本宗旨的立場，這種桐城“中興”的局麵僅僅是曇花一現。隨著封建統治的日漸沒落以及西學的逐步傳入，桐城派後人被迫作出更為積極的反應，朝著更加接近經世文派的方向發展。
曾國藩之後，桐城派中有名氣的人物有所謂曾門四弟子：張裕釗、黎庶昌、薛福成、吳汝綸。四人之中除張裕釗外，其餘三人或者當過外交使節，或者出洋考察，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思想比較開通。他們的散文能夠突破桐城古文的局限，注重反映社會上的新事物、新生活、新氣象，從選材、構思到語言表達都對散文創作進行了大膽變革。在某種意義上，他們的散文已為新體散文的產生提供了一些新因素。
但是，無論桐城派如何變革，它畢竟是在舊的框框內的修修補補，已經很難滿足日新月異的時代變化的需要。曾門四弟子之後，有影響的桐城派作家已屈指可數。特別是到了辛亥革命後，桐城古文已成為阻擋新文化運動的障礙，盡管有林紓（1852—1924）、馬其昶（1855—1930）、姚永概（1866—1924）等人相互標榜，但桐城派的沒落之勢已成定局。隨著新文化運動的逐漸深入，桐城派便逐漸在近代文壇上銷聲匿跡了。
二、“文體革命”的興起
伴隨著桐城古文的複興和消亡，一股新興勢力在散文界開始出現並迅速壯大。早在晚清初期，以龔自珍、魏源為首的啟蒙主義者就開始尋求一種能夠表達時代內容的新的文體形式，他們的散文理論和創作是近代文體革命的曙光。
龔自珍生活在中國曆史大變革的前夜，嚴峻的社會現實培養了他的進步思想。他深刻認識到空談義理的文章於時世無補，極力提倡清初由黃宗羲、顧炎武所發起的經世致用之文，堅決反對煩瑣的虛談，主張文章必須聯係實際、切合實用，解決有關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以他為起點，形成了晚清初期文壇上頗具影響的經世文派。龔自珍針對晚清社會現實而寫的政論文最能反映他“經世致用”的文學觀，如《明良論》《乙丙之際箸議》《平均篇》等都是其代表作品。這些散文打破了桐城文法的陳規陋習，隨筆直書，筆力遒勁，犀利精辟，言之有物，深刻揭露了封建衰世的社會現實，滲透著作者特有的敏銳的時代感和深沉的曆史感，為近代散文的革新和發展開辟了一條新道路。
魏源是經世文派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散文在當時也很有名氣。特別是他的政論文，借古喻今，犀利深刻，切中時弊，集中體現了他作為注重時務的政治家的經世文風。他在《皇朝經世文編·敘》中明確提出：“善言心者，必有驗於事矣。”“善言古者，必驗於今矣。”強調文章必須切合實用。其散文名篇如《默觚》《籌海篇》等，大多以時務政事為題材，剖析有關事務的原委利弊，闡述自己的獨到見解，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經世文派發展到鹹同年間，又出現了馮桂芬、王韜等代表人物。馮桂芬（1809—1874）在散文創作上繼承了龔、魏“經世致用”的傳統，主張文章要幹預時政，反映社會現實。他特別反對桐城派的“義法”，表現出要求散文創作走向解放的意向。他在《複莊衛生書》一文中，針對桐城派專尊程朱的“道統”，提出“舉凡典章製度、名物象數，無一非道之所寄，即無一不可著之於文”；又針對桐城派拘泥唐宋定法的“文統”，提出寫文章應“稱心而言，不必有文法”，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桐城派文學主張的基石。他的政論文不僅眼光敏銳，表現出作者思想的深刻和認識上的卓見，而且文筆暢達，具有很強的表現力。
王韜（1828—1897）是近代著名的政論文作家，他在其主編的《循環日報》上大力宣傳變法圖強的政治主張，形成了一種新的報章政論體，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他的文章，特別是他的政論文，深受先秦縱橫家的影響，不僅筆鋒犀利，縱橫捭闔，而且直抒胸臆，氣勢雄渾，具有強烈的鼓動性。他一生寫了大量的政論文章，有《弢園文錄外編》12卷。這些散文有意不遵桐城“義法”，隻求辭達，寫得明白曉暢，在古文通俗化方麵跨出了一大步，成為梁啟超“新文體”的先驅。
經世文派盡管做出了不小的成績，但由於曆史的局限性，他們不可能提出更加明確的文體革命目標，這一重任曆史地落在了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肩上。資產階級改良派為了宣傳自己的新思想，擴大其社會影響，開始在舊的流派之外另辟蹊徑，去尋找一種更加通俗、更易於普及的新文體，從而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文體革命運動。走在這次運動前列的有康有為、譚嗣同等人，而真正使新文體得以形成的則是梁啟超。
康有為是一位思想家、政治家兼文學家。他的散文創作是他從事維新政治活動的一部分。為了更好地起到宣傳維新變法思想的作用，他的散文一掃傳統古文程式，散偶結合，文筆曉暢，感情豐富，氣勢磅礴，具有巨大的鼓動性和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如傳頌一時的《強學會序》、著名的“公車上書”（《上清帝第二書》）等，都具有這樣的特點。他的政論文敢於直陳時弊，大膽建言，見識卓越，議論深刻，體現出作者敏銳的政治眼光。他的遊記散文語言通俗暢達，描寫生動形象，具有很強的藝術表現力。這些散文從內容到形式都已不見桐城派清規戒律的蹤影，實際上已成為梁啟超“新文體”的先導。
譚嗣同的散文創作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他早年頗喜桐城文章，並刻意學習數年。後來他漸漸看到桐城派的擬古風氣和形式主義對文人的束縛，於是轉而學習魏晉文和駢文。他有意打破古文和駢文之間的界限，主張散文的語言應該駢散合一，應該吸取駢文在氣勢方麵的特長。他的散文氣勢雄渾，感情充沛，汪洋恣肆，辭藻華美，帶有明顯的魏晉文的特色。維新變法期間，譚嗣同為了宣傳維新思想，開始提倡文體解放，大力頌揚“報章體”。他在《報章文體說》一文中，突出強調報章文體的重要性，對於推進散文自身的解放和革新，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他所寫的報章體之作，大都氣勢充沛，筆鋒犀利，語言質樸曉暢，條理井然有序，論述邏輯性強，時而雜以俚語、新名詞和外國譯語，完全打破了桐城文“義理”和“雅潔”的樊籬，使文章顯得清新活潑，富有朝氣。像他的《論湘粵鐵路之益》《記官紳集議保衛局事》等，都是報章體的名篇。譚嗣同在報章體方麵的努力和他所形成的藝術風格，為後來“新文體”的形成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梁啟超是晚清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代表，是維新變法運動的重要宣傳者，同時也是文學革新運動的主將之一。在其政治改革活動中，梁啟超始終沒有忘記使用文學這一重要宣傳工具。為了使文學更好地適應宣傳新思想的需要，他對幾種主要的文學形式都進行了大膽的革新，相繼提出了“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等口號，成為文學革命的主要發起人和領導者。
在散文革新方麵，梁啟超做出了突出貢獻。早在主編《時務報》時，他就倡導一種麵向現實、幹預時政的文風，主張文章必須以國人最關注的內容為題材。他在《時務報》上發表的《變法通議》，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後來，在《夏威夷遊記》中，他又明確提出“文界革命”的口號，掀起了文體革命的新浪潮。為了掃清“文界革命”道路上的障礙，梁啟超對八股時文和桐城古文進行了有力批判。他認為八股文隻不過是替聖賢立言的工具，根本不能表達作者的思想，也不符合創作的規律，應該予以徹底摒棄。對於桐城文，梁啟超也素不喜愛，認為桐城古文因襲矯揉，無所取材，空疏虛浮，無益社會，拘於義理，死氣沉沉。他認為，散文已到了非變不可的時候了，而改變的唯一方向就是要造就一種趨向“言文合一”的通俗文體，這也正是這次文體革命運動的基本主張。在創作實踐中，梁啟超逐漸實現了這一目標。他在報刊上寫過大量“言文合一”的政論文和雜文，這就是他所竭力探索的“新文體”。這種新體散文大量出現在報章上，特別是《新民叢報》上，所以又稱“報章體”或“新民體”。
關於“新文體”的特點，梁啟超說：
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自是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暢，筆鋒常帶感情，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5]
可見，新文體在內容上敢於突破傳統的樊籬，思想解放，視野開闊，信筆所至，毫無禁忌；語言上通俗流暢，灑脫無拘，大膽使用俚語、韻語和外國新名詞，使讀者耳目一新；結構上邏輯嚴密，條理清晰，不故作搖曳跌宕之姿；風格上筆鋒銳利，感情充沛，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與肅斂晦奧的桐城派古文相比，這種文體確實具備了許多新的特征。
梁啟超的散文創作全麵反映了上述特點。他的散文內容十分豐富，涉及當時社會的各個側麵，而且選題“必擇眾人目光心力所最趨注者”，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其內容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麵：（1）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野心的揭露；（2）對封建社會腐朽製度及思想文化的批判；（3）對維新變法及新民說的宣傳。這些內容正是當時中國人所最關切的問題，因而每一文出，都引起了讀者的強烈共鳴，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效應。其重要散文如《少年中國說》《變法通議》《嗬旁觀者文》《論中國國民之品格》《新民說》等，都能體現他的政治主張。這些文章直抒胸臆，大聲疾呼，感情飽滿，議論縱橫，具有很強的鼓動性，與桐城文的無病呻吟、空洞無物形成了鮮明對照。
梁啟超的散文語言形式靈活多樣，或奇或偶，或文或白，或中或外，都能運用自如。他特別主張散文語言的平易暢達，致力於一種讓婦孺庶民均能讀懂的新語體。在行文當中，根據表達的需要，時駢時散，且雜以俚語、韻語和外來語，給人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他的散文善用比喻，把抽象的事物具體化，把深奧的問題淺顯化，從而使文章更加形象生動，通俗易懂，收到更好的宣傳效果。他還受駢文的影響，喜用對偶和排比句式。為了說理的透徹，不避重複，不惜筆墨，在關鍵之處反複強調，大肆渲染，使文章具有**、不可阻遏的氣勢，代表著中國近代散文創作的新水平。
梁啟超的散文與桐城古文相比，無論是思想內容還是藝術形式，都稱得上是一次大解放。它完全拋棄了桐城派的義法，走上了一條自由化、通俗化的道路，給近代文壇帶來了一種全新的氣象，為中國古典散文向現代散文的過渡做出了重大貢獻，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辛亥革命前後，資產階級革命派從文學的功利主義出發，更加重視散文的宣傳和鼓動作用，要求散文能夠成為戰鬥的武器。這種主張集中體現在章太炎的《革命軍序》一文中。作者在文中首先揭示了革命宣傳工作的重要性，認為：“凡事之敗，在有其唱者，而莫與為和，其攻擊者且千百輩，故仇敵之空言，適以墮吾事實。”革命事業要想成功，就必須擁有自己的宣傳工具。他還認為，革命文學要想達到鼓動群眾、感染群眾的目的，就不能采用委婉含蓄的表現手法，而要創造出一種“跳踉博躍”、“叫啕恣言”的藝術風格，從而使文學作品具有昂揚、激越、雄偉、悲壯的審美特征，成為蘊含雷霆萬鈞之勢、橫掃千軍之力的戰鬥武器。章太炎的散文創作正是他這種文學主張的具體實踐。特別是他的政論文，旗幟鮮明，筆鋒犀利，富有強烈的戰鬥色彩。他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是膾炙人口的政論名篇。作者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論戰方法，緊緊抓住立憲與革命這個關鍵問題，對康有為進行了有力的駁斥。立論有理有據，駁論切中要害；博引經史，援古證今；善用比喻，形象生動；喜用排句，富有氣勢，讀來激昂慷慨、酣暢淋漓。
此期與章太炎風格相似的散文作家還有鄒容和陳天華等人。陳天華（1875—1905）是一位資產階級革命宣傳家和政治活動家，同時又是這時期的一位文學家。他的作品多數是政論文。這些作品尖銳批判封建君主專製製度，大力宣傳反帝愛國思想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當時起到了較大的影響。其中如《警世鍾》《猛回頭》《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等，都是傳誦一時的名篇。鄒容（1885—1905）是近代傑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宣傳家，他的著名散文《革命軍》在當時引起了很大轟動。該文完成於1903年，章太炎曾為之寫序。文章刊登在《蘇報》上，從而引發了轟動全國的“蘇報案”。章太炎被監禁，鄒容自投捕房，關在獄中，備受折磨，於1905年死於上海西牢，年僅21歲。《革命軍》是一篇富有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和強烈戰鬥性的長篇政論，反對封建專製，呼喚民主革命，是該文的兩大主題。文章深刻揭露了清政府的醜惡本質，高聲呼喚人民群眾起來革命，推翻清政府的黑暗統治，建立民主自由的“中華共和國”。文章極盡渲染之能事，大量運用排比句，循環往複，步步深入，一詠三歎，氣勢雄渾，正如“霹靂一聲，驚數千年之睡獅而起舞”，字裏行間，飽含著革命**，具有強烈的鼓動性。
章太炎、鄒容、陳天華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者的散文創作，以其鮮明的戰鬥色彩和卓越的藝術成就，將梁啟超所倡導的“文體革命”引向深入，在近代文學史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總的來說，以梁啟超為主將的“文體革命”的功績是卓著的，它實現了舊體散文向“新文體”的轉化，大大推動了文體革命的進程。但是，這次革命仍帶有極大的不徹底性，它所倡導的“新文體”仍然采用半文半白的語言形式，沒有從根本上對散文語言進行改造。如梁啟超、章太炎的散文語言多數是淺近的文言或言文參半。特別是晚期的章太炎，對白話文時有微詞，因而在後來遭到魯迅的批評。魯迅在《名人和名言》中說：“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覺，小學的大師，倘談文獻，講《說文》，當然娓娓動聽，但一到攻擊現在的白話，便牛頭不對馬嘴。”[6]這一問題隻是到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中，才能得到徹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