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初期，在龔自珍、魏源等啟蒙思想家的倡導下，詩歌和散文都發生了明顯的變革，從而為其後的“文體革命”和“詩界革命”開辟了道路。但在小說界，卻仍是一潭死水。龔自珍等人囿於輕視小說的傳統觀念，沒有認識到小說的社會作用，沒有將新的思想觀念引入小說界。因此，從鴉片戰爭前夕一直到甲午戰爭的幾十年裏，仍舊是古典封建小說的延續期。這種延續是以一種漸趨衰弱的姿態進行的，是清中葉小說創作高度繁榮後的一個低穀。此期小說思想性較低，藝術上也沒有多大價值。小說的內容和題材往往遠離社會現實，表現形式故步自封，拒絕任何變化，完全處於停滯與封閉狀態，大大落後於時代的步伐，也落後於詩文的發展。此期小說的作者大都是思想保守的封建文人，他們迫於清政府的文化高壓政策，不敢對統治階級進行正麵的批判，而是幻想通過清官和俠客來維持正義，從而挽回封建統治日漸沒落的命運。更有些作者貪圖功名利祿，公然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對封建社會的叛逆者進行誣蔑和攻擊。還有些作者喪失了生活的遠大目標，一味沉迷於醉生夢死的**樂生活，將一些低級趣味引入小說之中，反映了封建文人的墮落和衰敗。此期小說創作有兩大潮流：俠義公案小說和狹邪小說。
俠義公案小說是俠義小說和公案小說的合流，實際上又是對以《水滸傳》為代表的英雄傳奇小說的反動。自《水滸傳》以來，通俗小說形成了一個描寫民間英雄傳奇的係統。但隨著封建道德意識在社會中的不斷深化，這類小說的反抗意識越來越淡薄，英雄人物越來越受正統道德觀念及官方力量的支配，甚至最終成為統治者的股肱。這樣，在清中葉便出現了以《施公案》為開端的俠義公案小說，並於道光以後得以大規模發展。這類小說雖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揭露當時社會的黑暗麵，但主要是在宣傳一種封建奴化思想。其中較有影響的有俞萬春的《**寇誌》、石玉昆的《三俠五義》和文康的《兒女英雄傳》等。
狹邪小說是中國言情小說的一種。它主要以描寫妓女、嫖客的生活為主，所以魯迅稱之為“狹邪”。這種小說實際上是古代才子佳人小說的變種，它隻不過是把主人公由才子佳人換成了妓女嫖客，再加上一些汙穢的筆墨而已，使得原來高雅的才子佳人小說走向墮落。從社會角度來看，晚清資本主義的崛起，使得一些大城市日益商業化，妓女業也隨之發達。一些文人在當時的黑暗社會中找不到出路，便經常出入青樓，在伶優和妓女中尋找知音，以排遣心中的抑鬱和痛苦，這便為狹邪小說的產生提供了現實基礎。狹邪小說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製度的腐敗和封建文人的墮落，但由於作者多以欣賞的眼光而不是從批判的角度去描寫狎妓生活，使得這類小說具有濃厚的低級趣味。這類小說較著名的有陳森的《品花寶鑒》、魏秀仁的《花月痕》和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等。
甲午戰爭失敗後，中國社會更加黑暗。資產階級改良派配合維新變法的需要，開始重視小說的社會作用，把新的思想觀念引入小說創作和小說理論，在小說界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在這次運動中充當旗手的是“文體革命”和“詩界革命”的倡導者梁啟超。梁啟超在19世紀末率先注意到小說的社會作用，他在1897年寫的《變法通議·論幼學》中，就認為小說可以“激發國恥”“移風易俗”“其為補益，豈有量耶”，提出要以“新編小說”取代“誨**誨盜”的舊小說，從而強化小說的社會作用。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逃亡日本，為了啟迪民智和宣傳維新思想，他首先提出要大量翻譯、出版西歐和日本的“政治小說”。為此，他寫了《譯印政治小說序》，第一次提出“政治小說”的概念，強調了小說的政治功能。1902年，他發表了《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正式提出了“小說界革命”的口號，並對小說的地位、社會作用、藝術特征等問題作了係統的闡述，可視為“小說界革命”的理論綱領。梁啟超還在《新小說》上開辟《小說叢話》專欄，專門為小說理論研究提供園地，為小說理論的繁榮做出了巨大貢獻。
以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小說理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麵：第一，衝破傳統桎梏，更新小說觀念。以往的統治階級總是把小說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蟲小技，甚至把小說斥為“邪宗”，並排斥在正統文學之外。梁啟超等人則大異其趣，公然把小說提高到“文學之最上乘”的地位，認為社會進步，“賴俚歌與小說之力”為多，“小說為國民之魂”[13]。嚴複和夏曾佑在《本館附印說部緣起》一文中，更將小說的地位置於經史之上，這在以前是難以想象的。這種新型的小說觀念，對小說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第二，重視小說的社會作用，強調小說與政治的關係。這個方麵是此期小說理論的最大特色。以往的小說理論僅僅將小說的作用歸結為“娛心”與“勸懲”，而資產階級改良派出於宣傳維新思想、進行社會改革的政治需要，明確提出要將小說當作改良社會、革新政治的工具。梁啟超特別重視政治小說，並以有利於政治之進步作為小說批評的標準，這與封建文人所謂“懲惡勸善”的批評標準有著本質的不同，體現了梁啟超小說觀的新的時代和階級特色。在選材方麵，梁啟超說，凡譯小說，當擇有關切於當時中國時局者，明確認識到小說要想起到改良社會的作用，就必須把握住時代的脈搏。第三，初步探討了小說的藝術特征和創作理論。以往的封建文人由於視小說為“末作”，從沒有也不可能對小說的藝術特征和創作規律進行科學的研究。梁啟超等人第一次在這方麵進行了探索和嚐試，對小說的特征、小說和生活的關係、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說的藝術感染力等問題都有所闡述。他們認識到小說與科學著作的區別，就在於它的形象性、趣味性和藝術感染力，強調虛構性和典型性是小說創作的基本規律。關於小說的藝術感染力，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提出了小說的四種“神力”：“熏”“浸”“刺”“提”。“熏”是指感情潛移默化；“浸”是指感人至深；“刺”是指突然刺激讀者感情；“提”是指使讀者感情與小說相融合。這四個方麵從文藝心理方麵揭示了小說對讀者起感染作用的全過程，是梁啟超對中國小說理論的一大貢獻。關於小說人物形象的塑造，梁啟超等人也有不少好的見解。盡管這些認識還顯得比較粗糙、幼稚，缺乏科學體係，但其開創之功是不可磨滅的。它們打破了傳統觀念對小說的偏見，有力地衝擊了以往由封建文人所操縱的小說界，徹底掃**盛行一時的俠義公案小說和狹邪小說，帶來了小說創作的高度繁榮。
登載新小說的刊物《繡像小說》
在“小說界革命”的推動下，從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前夕的短短十幾年內，小說創作如雨後春筍，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麵，第一次在整個文學領域取得了主導地位。據《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統計，此間的小說多達520餘種。一批專業小說家如吳沃堯、李寶嘉等也應運而生，並不斷增多，形成了我國小說史上第一批專業小說作家隊伍。印刷業的發展為小說的發表提供了廣闊的園地，出現了專門刊載小說的文藝刊物，如《新小說》《繡像小說》《月月小說》《新新小說》等，它們都對小說的繁榮起到了較大的推動作用。
此期的小說創作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在思想內容、藝術形式上都與以往的小說有明顯的不同。特別是在題材方麵，更是表現出空前的廣闊。此期小說完全擺脫了舊小說隻寫帝王將相、英雄豪傑、才子佳人、神仙鬼怪的題材限製，將廣闊的現實社會作為描寫的主要對象，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現實生活的各個方麵，成為晚清社會的百科全書。有反映重大曆史事件的，如洪興全的《中東大戰演義》等；有反映社會各方麵的變革的，如姬文的《市聲》、頤瑣的《黃繡球》、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還有少數描寫封建買辦文人無聊生活的所謂“寫情小說”，如李寶嘉的《海天鴻雪記》、吳沃堯的《恨海》等。但數量最多的是專門揭露社會黑暗、譴責封建統治的作品。這類小說以批判為武器，無情剖析與抨擊了晚清社會各個領域、各個層麵上的腐敗、醜惡和黑暗，其批判之尖銳、激烈和全麵，是史無前例的。這種具有鮮明批判意識的小說在當時蔚然成風，形成了晚清文學史上的批判現實主義潮流。但由於這類小說為了迎合讀者求一時之快的心理，描寫往往言過其實，顯得浮露而缺乏深度，所以魯迅認為它們還不夠諷刺小說的資格，便稱之為“譴責小說”。其代表作品有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鶚的《老殘遊記》、曾樸的《孽海花》，它們通常被合稱為“清末四大譴責小說”。
李寶嘉（1867—1906），字伯元，江蘇武進（今江蘇常州）人。他的思想是充滿著矛盾的，他雖然認識到了清政府的腐敗，但由於政治上保守，他不僅敵視革命派，對維新變法也斥為“過激”。思想上的矛盾使他的一生都是在苦悶彷徨中度過的。他先後主編過《指南報》《世界繁華報》《繡像小說》等刊物，發表過《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活地獄》等長篇小說。這些作品對當時的社會現實大都有全麵的反映，對封建統治的黑暗也有比較深刻的揭露，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廣大人民的反抗鬥爭。其中《官場現形記》的成就最高。《官場現形記》共60回，由許多相對獨立的短篇蟬聯而成。這部小說繼承了《儒林外史》等諷刺小說的批判現實主義傳統，形象地再現了晚清官場光怪陸離的畫麵，較深刻地揭露了當時官僚製度的腐敗與墮落，加深了人們對當時社會黑暗現實的認識，對於加速封建政權的瓦解，增強人們的反封建意識，促進人民的覺醒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但小說在思想上也有局限性，它沒有從根本上否定造成官場腐敗的根源——封建製度，對農民起義也有誣蔑之詞，這都是由作者思想上的矛盾造成的。
吳沃堯（1866—1910），字趼人，廣東南海人，出生破落的官僚家庭，早年曾創辦《月月小說》並自任主筆。他不斷接受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產生了一定的反封建意識。但他的這種意識又很不徹底，對前途缺乏信心，所寫作品大都帶有濃厚的悲觀情緒。特別是他後期的思想，消極的成分加重，最終站在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對立麵，成為封建統治的維護者。他先後創作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痛史》《九命奇冤》等30餘種小說，其中長篇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最為有名。這部小說共108回，是一部帶有自傳性質的作品。小說通過“九死一生”在20年中耳聞目睹的無數怪現狀，反映了1884年（光緒十年）中法戰爭前後到20世紀初期的社會現實，暴露了封建社會總崩潰時期統治階級的腐敗與墮落。與《官場現形記》相比，它所反映的內容更為廣泛。它不僅描寫當時的官場，還涉筆商場和洋場，並旁及醫卜星相、三教九流等各個階層，是晚清社會的綜合反映，對於認識封建製度的腐敗很有價值。但作者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反對當時正在興起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鼓吹改良主義，這是其思想的嚴重缺陷。藝術上雖然比《官場現形記》略顯緊湊，但描寫過於浮泛，有自然主義傾向；過分追求奇聞趣事，過分誇張，削弱了小說的藝術感染力。
劉鶚像
劉鶚（1857—1909），字鐵雲，江蘇丹徒（今江蘇鎮江）人。出生於官僚家庭。他崇尚“西學”，在思想上屬於洋務派。他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場上，對晚清殘敗的政治局勢深感悲哀，又想挽回這種局麵。他積極提出所謂“扶衰振敝”的主張，建議借外資興辦實業、築路開礦，妄圖通過這種途徑來“補”封建社會之“殘”。他的長篇小說《老殘遊記》正是通過“老殘”在遊曆途中的所見所聞，來反映自己的這種思想。其中主人公老殘又名補殘，其寓意就在於此。但他的建議並沒有得到采納，這又使他對時局的悲哀變為絕望，他把《老殘遊記》稱為“哭泣”之作，正體現了他救世不成、幻想破滅、對前途無可奈何、以至悲觀消沉的哀痛心情。劉鶚雖然譴責黑暗的吏治，但他卻竭力維護封建專製製度，詛咒農民的反帝鬥爭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使得《老殘遊記》在思想上具有濃厚的消極色彩。《老殘遊記》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麵缺乏動人力量，但對事物的描寫卻比較細膩，語言清新流暢，寫景自然逼真、色彩鮮明，給讀者以美的享受，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
曾樸（1872—1935），字孟樸，江蘇常熟人。曾參加過戊戌變法。其思想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同情資產階級革命，但基本立足點仍在改良主義方麵。因而他既參加過抗議清政府殺害秋瑾等革命者的活動，又參加過張謇等人的立憲運動，體現了他同封建政治勢力之間密切的聯係。曾樸思想的複雜性在其長篇小說《孽海花》中有著全麵的反映。《孽海花》共35回，由曾樸和其好友金天翮共同完成。小說以曾出使俄、德等國的大臣金雯青和妓女傅彩雲的故事為線索，描寫了同治初年到戊戌變法前夕這30年清王朝在政治、外交及社會各方麵的動**情況，揭露了晚清腐敗的政治和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野心，喚醒人們認識當時存在的嚴重的社會危機。與其他譴責小說不同的是，《孽海花》在政治傾向上是讚同革命的，它對清政府的批判更為強烈和深刻，並敢於把矛頭直接指向慈禧等最高統治者，敢於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新思想。但遺憾的是，小說的政治傾向性有時十分模糊，對於人物的褒貶令人難以把握，再加上小說中過多的逸聞豔情，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成就。《孽海花》在結構上有一些特色。全書若斷若續的手法，既受了《儒林外史》等小說的影響，又有所突破。它不是單線發展，而是盤曲回旋，時放時收，東西交錯，不離中心。這種對結構的重視，同作者熟悉西洋小說不無關係。但由於《孽海花》人物眾多，事件紛繁，因而在人物形象的描繪上不夠細致，缺乏生動鮮明的典型形象。
曾樸寫的小說《孽海花》
此期小說的繁榮，是“小說界革命”帶來的成果，在中國小說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必須指出，這種繁榮隻是表現在數量上，在質量上卻沒有什麽提高，甚至還有所下降。多數小說雖然突破了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傳統範圍，納入了廣泛的社會題材，並對社會現實有所揭露和批判，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存在的矛盾，具有積極意義，但在思想水平上很少能超過資產階級改良派，更有的還跳不出洋務派“中體西用”論的樊籬。在寫作上，由於“小說界革命”的倡導者梁啟超等人從功利主義出發，過分地宣揚小說的社會作用，而忽視了小說自身的藝術規律，僅僅把小說作為政治的傳聲筒，許多小說雖然對傳統的諷刺手法、白描手法有所繼承，但往往“筆無藏鋒”，用極度誇張甚至漫畫化的手法來代替典型的塑造，以致流於輕薄而失去真實性。它們大體上是順應時俗之作，與現實政治、大眾需求的關係較為密切，而缺乏作者自己的人生體驗和深刻思考；它們普遍注重故事性，忽視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在小說藝術方麵沒有取得多大成就。因此，這一階段小說的繁榮，隻能算是一種畸形的繁榮。
在此基礎上，資產階級革命派吸取“小說界革命”的經驗和教訓，對小說有了更為深刻和全麵的認識，產生了一批新型的小說理論家，其中較重要的有黃人、徐念慈、王鍾麒等。他們的小說理論文章多數發表在黃人主編的《小說林》上，故有“小說林派”之稱。他們首先恰當地論述了小說的性質、地位與作用，擺正了社會生活與小說創作的因果關係。在此之前，梁啟超等人為了改變人們輕視小說的傳統觀念，提高小說的社會地位，他們不適當地誇大了小說的社會作用，顛倒了小說與社會生活的因果關係，忽視了小說的審美屬性和藝術功能，給當時的小說創作帶來了不良影響。針對這種理論上的偏頗，革命派小說理論家提出了強烈的批評。黃人在《小說林·發刊詞》中最精彩的議論，就是批評改良派隻把小說當作宣傳政治的工具、從而抹殺小說的美學特征的錯誤做法。徐念慈在《餘之小說觀》中也明確指出：“小說固不足以生社會，而惟有社會始成小說。”認為社會生活是小說創作的基礎和源泉，這種因果關係是不能顛倒的。他們在正確闡述社會生活對小說的製約與決定作用的同時，也並未忽視小說對社會和人生的積極影響。王鍾麒在《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係》中指出，小說是普及愛國思想、宣揚救亡圖存的最有效的工具，因而他要求作家要“選擇事實之於國事有關者而譯之著之”，從而促進社會的發展。其次，革命派小說理論家借鑒西方種種流派的主張，對小說創作規律進行了深入探討。徐念慈在《小說林·緣起》中集中介紹了黑格爾等德國哲學家的理論，第一次從美學高度闡明小說的功用和特征，認為小說是“合理想美學、感情美學而居最上乘者”，小說創作要高於生活，要描寫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所得不到滿足的理想願望和美感追求；認為小說要想給人以“美之快感”，就必須創造出個性化、具體化的藝術形象來，強調形象性在小說創作中的重要性。這些主張對於糾正當時小說創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等忽視“美”的傾向產生了積極影響。再次，革命派小說理論家堅持現實主義的藝術原則，強調小說必須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黃人在《小說小話》中提出，描寫人物要從現實生活出發，寫出人物思想性格的複雜性，要把真實、生動、令讀者歎賞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上，即使是正麵人物，也不能過於完善，而要符合生活的真實。黃人還針對當時小說描寫少而議論多的缺陷，強調作者應冷靜、客觀地描寫人物與生活，讓藝術形象自身去顯示其意義，而不應該加入大段的主觀抽象的議論和說教。最後，革命派小說理論家既注重攝取西方的某些學說，又注意探索中國傳統小說的深厚根基，重視民族傳統和民族風格，對古代小說遺產作出了正確的評價。這與改良派全盤否定古典小說的做法相比，確實有了很大的進步。總之，革命派小說理論家盡管在社會發展的動力觀上仍持唯心主義的態度，但對於小說的一係列理論問題卻有著比較科學和進步的見解，在很大程度上糾正了前一階段改良派小說理論的偏頗，對中國小說理論進行了廣泛的補充和發展，其功績是十分卓著的。盡管當時的小說創作遠沒有達到他們提出的文學理論要求，但這些理論主張對當時及後來小說創作的影響確實是非常明顯的。
黃世仲的小說是此期小說創作的重要收獲。黃世仲（1872—1912），字小配，廣東番禺人。同盟會會員。先後擔任過香港《中國日報》《世界公益報》等革命報刊的記者、編輯和撰稿人，創辦或主編過《香港少年報》《廣東白話報》和《中外小說林》，為資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繁榮和革命宣傳起到了積極作用。黃世仲小說創作的成就十分顯著，他正式從事小說創作不足10年，卻寫出了《洪秀全演義》《陳開演義》《廿載繁華夢》《宦海升沉錄》《黃粱夢》《黨人碑》等15部中長篇小說。這些小說大都具有強烈的現實感和鮮明的政治傾向性，在結構上也比較嚴謹。其中《洪秀全演義》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小說中思想性和藝術性較高的一部。該書共54回，通過對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全麵而生動的描寫，塑造了洪秀全、李秀成等一大批農民革命的英雄形象，熱情歌頌了農民革命運動的壯舉，激勵人們投身到當時反清的民主革命中去。小說語言明白流暢、簡潔生動，人物形象典型生動、富有個性，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但小說在思想上帶有狹隘的種族主義情緒，寫作上有明顯模擬《三國演義》的痕跡，藝術上還不太成熟。
除了黃世仲的小說外，此期還有不少以弘揚愛國主義、歌頌資產階級革命為主題的中長篇小說。有以革命先烈秋瑾為題材的，如靜觀子的《六月霜》等；有以婦女解放運動為題材的，如頤瑣的《黃繡球》等；有以資產階級革命活動為題材的，如懷仁的《盧梭魂》、張肇桐的《自由結婚》等；有以曆史事件為題材的，如李亮丞的《熱血淚》、陳墨濤的《海上魂》等。這些作品盡管在藝術上還有欠缺，但其主題鮮明，具有豐富的時代內容和政治色彩，對於宣傳資產階級革命起到過一定的積極作用。
此期的短篇小說創作也有不小的收獲。不僅數量豐富，而且取材廣泛。作品除宣傳愛國主義、反對外來入侵這一共同主題外，取材更加貼近現實，出現了一些反映人民疾苦的優秀作品，如惲鐵樵的《工人小史》、羅偉士的《賣花女》等。有些作品發揮短篇小說反應迅速的特長，緊密配合現實政治鬥爭，形成了強烈的批判色彩和揭露力量，如吳沃堯的《預備立憲》、惲鐵樵的《村老嫗》等，都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在形式上，此期的短篇小說注意借鑒西方文學的結構藝術、敘事方式和表現手法，較以前的短篇小說有了較大的突破。如吳沃堯的《查功課》、徐卓呆的《買路錢》都截取生活中的一個橫斷麵加以集中描寫，與古代原始要終的結構方式有著明顯的不同。而徐卓呆的《溫泉浴》、蘇曼殊的《絳紗記》則采取第一人稱的敘事方法，在敘事角度方麵別開生麵。所有這些，都為小說藝術的多樣化做出了重大貢獻，為近代小說向現代小說的過渡創造了必要條件。
總之，從改良派的“小說界革命”到革命派小說，晚清小說發生了突飛猛進的變化，盡管其間也產生了一些消極因素，但其總體格調是積極向上的。這些小說對近代社會政治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藝術上也有重大的創新和發展，為五四新小說的出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