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發生的巨大變化，帶來了晚清社會的整體文化變革。作為社會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文藝思想也必然隨之發生深刻的變革。不過，文藝思想的變革除了遵循整個文化變革的一般規律外，還具有其自身的特殊規律，並表現為特殊的形態。從總體上看，此期的文藝思想主要有以下特點：
第一，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初步形成，並占了主導地位。
在清代中葉以前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裏，支配文壇的主要是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封建文藝思想。到了晚清，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逐步從封建意識中分化出來，成為一種自覺的政治力量。他們站在本階級的立場上，對傳統的文藝思想進行變革，提出了符合本階級利益的新型文藝思想。這種文藝思想由小到大，由弱到強，逐步取代了封建正統的文藝思想，在文藝思想領域占據了主導地位，成為資產階級進行政治革新的一種有力武器。不過，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他們不可能將政治革命進行到底，因而也就不可能為文藝思想領域帶來徹底的解放。
第二，鮮明的救亡意識、革新意識和時代精神。
此期的文藝思想家都親眼目睹了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和清政府的腐敗無能，這種黑暗與殘酷的現實使他們的文藝思想開始從傳統的儒家思想中解放出來。他們已意識到文藝創作再也不是為了歌舞升平，給統治階級歌功頌德，也不是躲在象牙塔裏吟風弄月，作為酒餘飯後的消遣。麵對國運衰頹、民不聊生的慘狀，他們要求文學要敢於正視現實，要為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鬥爭呐喊助威，從而喚醒民眾，挽救祖國危亡。因而，晚清的文藝思想家，從啟蒙派到維新派，再到革命派，其文藝思想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鮮明的救亡意識、革新意識和時代精神。
第三，文藝思想的基本觀念與概念體係的曆史性變化。
中國傳統的文藝思想是以雜文學觀念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這一基礎決定了有關概念體係的整體框架，決定著文藝思想家對一切文學因素的認識。兩千多年來，中國的文藝思想基本上是在原有概念體係上修修補補，始終沒有突破雜文學觀念所界定的樊籬。但到了晚清，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家開始以前所未有的氣勢對封建文藝思想發起衝擊，他們借鑒西方文藝思想中的先進經驗，對傳統的概念體係進行了曆史性的變革。他們首先對各種文學形式進行了重新評價，打破了詩文正宗的傳統觀念，從根本上改變了對小說、戲劇的錯誤認識。他們還在西方文藝思潮的影響下，對文學的內涵和外延、文學的本質和作用、文學的創作方法和審美鑒賞等一係列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建構了一整套新的概念體係，從而使中國文藝思想逐步由雜文學觀念向純文學觀念靠攏。雖然這一轉變在此期並沒有也不可能徹底完成，但晚清文藝思想的開創之功是不可磨滅的。
以上三個特點基本上貫穿了晚清文藝思想的始終，代表著此期文藝思想的主流。但在將近百年的曆史時期中，晚清文藝思想也並非始終如一，而是處在不停的發展演變過程之中，每個特定的階段都有著各自的特色。據此，我們可以將晚清的文藝思想再分為三個階段，即鴉片戰爭後啟蒙時期的文藝思想、資產階級改良時期的文藝思想、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文藝思想。
鴉片戰爭後啟蒙時期是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醞釀階段，其時限大約從鴉片戰爭前夜一直到甲午戰爭（1894年）。這個時期的文藝思想家主要是地主階級改革派，其中包括像洪仁玕那樣帶有某種資本主義改革傾向的農民革命家。文藝思想的鬥爭主要集中在文統、道統、政統三方麵。代表這一階段進步傾向的主要有龔自珍、包世臣、蔣湘南、林昌彝和太平天國文藝思想家，而站在他們反麵的主要是以曾國藩為首的湘鄉派。另外，劉熙載的《藝概》也是此期重要的文藝思想理論論著。
龔自珍不僅在詩文創作方麵為晚清文學帶來了新的生機，更重要的是他的新型的文藝思想，猶如一聲春雷，震撼了死氣沉沉的晚清初期文壇。他明確提出了“經世致用”的文學觀，突出強調了文學的功利作用，要求文學要麵向社會，為當前的政治服務。他反對桐城派所標榜的文章“義法”，反對無病呻吟和虛偽造作，認為文學創作貴在真實自然，貴在反映人們的真情實感。他的文藝思想的核心就是其“尊情”說。他所尊之情就是真情，就是批判封建衰世的憤激之情，抗擊外國侵略的愛國之情以及追求個性解放的進取之情。龔自珍作為晚清文壇以文議政之風的開拓者，其文藝思想閃爍著反封建的思想光輝和個性解放的色彩，初步具有思想解放和文藝革新的意味。他的文藝思想得到了一批啟蒙思想家的響應，從而在晚清初期形成了著名的“經世致用”派，對於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萌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如包世臣（1775—1855）和蔣湘南（1795—1860）都是“經世致用”派的重要文藝思想家，他們站在“經世致用”的立場上，全麵批判桐城派所標榜的“文統”“道統”和“義法”，動搖了桐城派的理論基石，促進了當時文藝思想和創作風氣的轉變。
林昌彝（1802—1876）雖然在當時名氣不大，但他的《射鷹樓詩話》卻是一部能代表晚清文學時代精神的理論批評著作。“射鷹樓”諧音射英，隱含著抨擊英帝國主義侵略行徑之意。他寫作此書的目的，正是要通過講評詩歌抒發他的反帝愛國熱情。該書以兩卷的篇幅輯錄與評述了描寫鴉片戰爭的詩歌，展示了近代反帝愛國詩歌創作第一個**中的光輝業績，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和文學價值。在詩歌理論上，林昌彝十分重視詩歌的社會教育作用，他所肯定和稱讚的作品都是反映社會現實並服務於反帝鬥爭的篇章，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他還特別強調詩人人品的重要性，並且主張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反對偏嗜一格，這些認識在當時都具有積極意義。
這一階段比林昌彝更重視作家人品的還有劉熙載（1813—1881）。他的《藝概》是一部很有見地、閃爍著辯證思想光輝的文藝論著。在《藝概》中，劉熙載十分強調作家思想品德對於文學創作的重要性，明確提出“詩品出於人品”的文學命題，並運用這一批評原則去評價曆代的作家作品。當然，由於劉熙載出生於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家庭，他的世界觀中儒家思想仍占主導地位，他所要求的人品也是以儒家的思想道德修養為標準的，因而具有明顯的消極性。但是，他又以高尚的理想抱負、健康的生活情趣、激越的愛國思想和經世態度來重視作品思想內容的評價，反對綺怨**鄙、無病呻吟的文學風氣，因而又具有積極進步的意義。劉熙載還十分重視文學的獨創性和藝術表現手法的多樣性，並企圖用辯證法中的對立統一規律來揭示文藝本質、創作規律和藝術技巧等問題，為中國近代文藝思想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此外，太平天國的文藝思想以及以曾國藩為首的湘鄉派的文學主張，也都在這一階段產生了很大影響。
晚清文藝思想的第二階段是資產階級改良派維新變法時期，這一階段最重要的文藝思想是梁啟超等資產階級改良派所倡導的“三界革命”。“三界革命”是以梁啟超為首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配合維新變法而掀起的一場文學革新運動，其中包括“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等。這次文學革新運動有綱領、有領導、有理論、有實踐，具有鮮明的宗旨和明確的傾向性。它的革新目標，在內容上要求文學吸取西方進步文化，表現近代社會變化中的新思想、新事物、新境界，宣傳愛國主義和民主思想，為思想啟蒙和維新變法服務；在形式上則呼喚文體的解放，力圖擺脫封建文學舊傳統的桎梏，主張“言文合一”，使文學朝著通俗化、自由化的方向發展。這次文學革新運動深受西方文藝思想的影響，在文學觀念上發生了新的變化：進化論的文學觀念代替了傳統的尊古、擬古的文學觀念；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強調文學要為社會政治服務；一改以往封建文人輕視小說、戲曲的錯誤傾向，大大提高了小說、戲曲的社會地位；提倡“言文合一”，並進而提出“崇白話而廢文言”的口號，為五四白話文運動充當了開路先鋒；積極引進西方文學理論的新概念，對傳統文藝思想的概念體係進行了更新。代表“三界革命”的最高成就的文藝論著主要有梁啟超的《飲冰室詩話》《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譯印政治小說序》，黃遵憲的《人境廬詩草·自序》以及梁啟超等人的《小說叢話》等。
本階段與“三界革命”這種進步文學潮流相對抗的主要有三種勢力，除前麵所提到的“同光體”詩歌流派（見本章第二節）外，還有以湖南豪紳王先謙為代表的封建頑固派和以張之洞為代表的洋務派。王先謙（1842—1917）是晚清著名的學者、文人，其文宗法唐宋，間學魏晉，修潔簡練，自成一家，與當時漢魏六朝派的王闓運並稱“二王”。他編有《續古文辭類纂》，意在辨明古文義法源流，以承姚鼐餘緒。他曾指名攻擊康、梁為無君無父之亂黨。其門人蘇輿編的《翼教叢編》一書，則是當時頑固派攻擊變法維新、反對文學革新、維護綱常名教的反動言論的結集。張之洞（1837—1909）是洋務派的主要首領，他在思想文化戰線上代表著大地主、大官僚階級，同資產階級改良派進行了長期鬥爭。特別是他的《勸學篇》，以折中調和的姿態，對改良派進行全麵反攻，從而贏得了封建頑固派的讚賞，被部分收入了《翼教叢編》。在文藝思想上，他反對龔自珍所開創的近代進步文學潮流，極力維護封建正統的文學觀念，頑固堅持封建文學中的“道統”和“文統”，強調文學為維護封建的綱常名教服務。他忽視甚至否定文學的審美特征，幾乎不承認在正統詩文之外，還有什麽可登大雅之堂的文學。王先謙、張之洞的文學主張在當時確曾產生過一些消極影響，但在滾滾向前的時代洪流中，他們的一切努力終將付之東流。
晚清文藝思想的第三階段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文藝思想的發展、蛻變和轉化時期，也是中國資產階級純文學理論體係的建設時期。隨著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以梁啟超為首的改良派的思想逐漸落後於時代的步伐，於是，在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論爭，論爭的焦點集中在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建立共和政體、要不要實行民主主義三大問題上。這場辯論充分暴露了改良派的保皇麵目，使梁啟超等人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群體中的影響一落千丈，這便促進了資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發展和創作隊伍、理論隊伍的重新集結。於是，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文學團體“南社”便應運而生。“南社”的主要成就表現在詩歌上，它的詩歌理論（見本章第二節）具有強烈的戰鬥精神，代表著資產階級革命派文藝思想在詩歌方麵的最高成就。它就像一把號角，激勵著資產階級革命派為文學解放而鬥爭，在中國文藝思想史上立起一座不朽的豐碑。但“南社”的文藝思想既不成體係，又不完全統一。隨著辛亥革命的失敗，“南社”便一步步分化、蛻變了，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徹底性。
在“南社”的影響下，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小說理論也得到了迅速發展，成為這一階段文藝思想的又一重大收獲。
此外，此期的章太炎、王國維也都在文藝思想方麵做出了突出貢獻。章太炎的文藝思想深受其哲學思想的影響。他首先吸收了古代樸素的辯證發展觀，認定文學是隨著時代發展的。他在《天放樓文言·序》中從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來闡述文學的發展，具有明顯的哲學高度。但章太炎的文學發展觀又是不徹底的，他評價文學以魏晉為頂峰，唐宋以後均不足觀，甚至對首開革新風氣的龔、魏也不屑一顧，這又體現出其文藝思想中的曆史退化論觀點。文學的發展觀和退化論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文學觀念同時出現在章太炎的文藝思想中，反映了他的文藝思想的矛盾性和複雜性。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家，章太炎的文藝思想也充滿著時代氣息和戰鬥精神。他揭示了文學作為宣傳革命的工具的重要性，大力頌揚民族、民主文學的雷霆之聲，強調文學對群眾的感染和震撼作用，對當時的現實主義革命文學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
王國維（1877—1927）是晚清著名的學者和文藝思想家，他在文字學、古代史、考古學、哲學、文學等方麵都有精深的研究和卓越的建樹。他的文藝思想深受西方哲學的影響，已初步具備了純文學理論的特征。反映其文藝思想的代表著作有《〈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宋元戲曲史》等。《〈紅樓夢〉評論》是王國維首次引鑒西方哲學、美學理論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長篇論文，他用西方的悲劇觀念來評論《紅樓夢》的價值，較之以前舊紅學派即興隨筆的評論和牽強附會的考證，在研究方法、邏輯思辨方式和理論層次上都是一個明顯的突破，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人間詞話》是一部采用傳統的詞話形式、融合中西詩學理論的論著，其理論核心是“境界說”。這一學說的提出是對中國傳統詩論的深化和發展，在中國文學理論史上具有開創意義。《宋元戲曲史》是王國維戲曲研究係列中最重要的一部，它不僅是中國戲曲史的第一部奠基之作，而且是20世紀初真正具有近代意義的新戲曲學誕生的標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王國維衝破傳統的文學觀念，充分肯定了戲曲的文學地位和審美價值，描述了中國戲曲的起源、形成和發展的曆史輪廓，對戲曲史中許多重要問題進行了深入論證，為我國戲曲史這一新型學科的建設立下了開創之功。王國維的文藝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和獨特的個性。他既善於繼承與汲取古代文化中的精華，又勇於接受西方文化中先進的思想觀念和科學的研究方法。中西結合，取長補短，是其文學研究中最突出的特點。王國維是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最有成就的文藝思想家，他在中國文學批評方麵所作出的開創性的貢獻，使他在中國文藝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並對其後的文藝思想產生了很大影響。
晚清文藝思想是在同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的鬥爭中逐步發展的，其主旋律呈現出昂揚向上的總體趨勢，基本上把握住了時代的脈搏，促進了文藝思想由舊到新的轉化。但由於資產階級的思想局限性，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將這種轉變進行徹底，這種曆史使命必然地落在了魯迅等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進步文學家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