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是中國曆史上一次偉大的農民革命運動，對清政府的封建統治是一個強大的衝擊，對封建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舊道德、舊文學也是一次有力的掃**，進一步推動了中國人民的覺醒和反抗鬥爭，加快了中國近代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進程。
太平天國的文化政策和文學主張，集中體現在洪仁玕等人根據洪秀全指示所撰寫的《戒浮文巧言諭》及《欽定士階條例》等文件中。其核心內容就是要批判封建文化，要求文學創作為農民革命服務。太平天國運動一開始，洪秀全等人就向封建文化發動了猛烈的衝擊，特別是對於封建文化的基石孔孟之道，更是深惡痛絕。他們搗毀孔廟，焚燒儒家經典，視《五經》《四書》為“妖書”，嚴禁買賣藏閱，違者甚至處死。這種全盤否定傳統文化的做法顯然有些過激。後來，太平天國的領袖們也意識到了這一點，開始在文化政策上有所調整，並根據革命的需要對儒家經典加以刪改，剔除糟粕，存其有用者，而進行剔除和保留的標準就是是否符合當時革命運動的實際需要。這種由全盤否定到有選擇地繼承的態度的轉變，表明了太平天國對於文化遺產認識的提高。洪秀全本人就做過刪改《詩經》的工作。他在《刪改〈詩韻〉詔》中明確要求，要將《詩經》刪改成一部“足啟文明”的詩歌總集。太平天國的這些做法，體現了要求文學為農民革命服務的政治觀點，反映了太平天國對文學的社會作用的重視，這相對於封建正統的文學觀來說，是一種進步。
太平天國要求作者寫文章要言之有物，要能真實、正確地反映現實，要有作者的真情實感，反對華而不實的“浮文”和矯揉造作的“巧言”。《戒浮文巧言諭》中明確指出：“照得文以紀實，浮文在所必刪；言貴從心，巧言由來當禁。”《欽定士階條例》中又說：“文藝雖微，實關品學；一言一句之末，要必絕於邪說**詞，而確切於天教真理，以闡發乎新天新地之大觀。”太平天國認為，文藝能夠體現作者的政治思想和道德修養，因而對於每一句話都應持慎重的態度，要使它們都能符合太平天國的政治主張，能夠為宣傳太平天國的新思想服務。要想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使自己的文章具有現實的內容和真實的感情，而不是毫無根據的胡編亂造。當然，這裏所說的“文藝”，並非專指文學作品，其中也泛指各種文章、文書和文告。
在文學形式上，太平天國也進行了一係列的革新。他們敢於打破當時盛行的“八股六韻”的舊框框，提倡使用較自由的文體形式。特別是洪秀全，寫文章、頒詔書都喜歡用民間歌謠，這無疑給當時死氣沉沉的文壇增添了一股新鮮氣息，可視為文體革新方麵的初步嚐試。在語言方麵，為了使一般群眾便於理解，從而更好地服務於農民革命運動，太平天國反對用典和藻飾，提倡通俗易懂的白話，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
太平天國的這些文學主張，是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迅速崩潰，急遽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演變的過程中提出的，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對傳統的封建思想文化進行如此規模巨大的衝擊，動搖了封建統治階級在文藝思想領域的統治基礎，對當時官方的“道統”“文統”，桐城古文的“文法”，宋詩派的“詩教”，八股時文的清規戒律，都進行了有力的掃**，對其後的資產階級文學革新運動具有啟蒙意義和先驅作用。當然，以農民階級及其思想為主體的太平天國不可能將反封建的文化革命進行到底，這也為他們的文學主張帶來了很大的局限性。例如他們一方麵反對封建思想文化，一方麵又在自己的文章中體現出濃厚的宗教色彩和封建意識。他們的文章、文告中，“上帝”“耶穌”“天父”“天兄”等詞語比比皆是，任何文章的開頭，都要首先稱謝“天恩、天王之恩以及東王、西王之恩”，這和封建官方的奏文、呈文沒有什麽不同。這種局限性是當時的時代背景和太平天國領袖們的自身素質造成的必然結果。
在文學創作方麵，由於各方麵的原因，太平天國取得的成就並不大，其作品主要是散文和詩歌。散文中值得一提的有洪秀全的《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楊秀清、蕭朝貴的檄文《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洪仁玕的論說文《克敵**論》《資政新篇》等，它們或者氣勢磅礴、言辭犀利，或者結構嚴謹、說理透徹，或者情文並茂、感人至深，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
詩歌創作中較有特色的有洪秀全和石達開。洪秀全作為太平天國運動的領袖，寫了一些宣傳太平天國主張的政治詩，如《天父詩》《原道救世歌》等，這些詩歌雖然宣傳了“普天之下皆兄弟”的樸素的平等思想和革命思想，但其中卻包含了濃厚的宗教成分，藝術價值不高。洪秀全的詩歌成就主要表現在他的述誌詩上，如《述誌詩》《吟劍詩》《誅妖歌》《定乾坤詩》等。這些詩歌格調高昂、氣象宏偉，抒發了洪秀全推翻封建統治、拯救民族危亡的革命誌向，表現出他作為一個農民革命家的膽識和氣魄，字裏行間閃爍著革命理想的光輝，具有濃厚的積極浪漫主義色彩。石達開在太平天國領袖們中頗有詩名，但現在能夠確定為他本人創作的詩歌極少。其中最有名的是他的《白龍洞題壁詩》。該詩氣勢雄渾，風格遒勁，表達了太平天國掃**神權、王權和反對一切偶像的革命精神。
太平天國革命領袖們的文學作品雖然數量不多，藝術上也欠成熟，但他們從某些側麵反映了這次農民革命運動的真實情況，體現了太平天國的文化政策和文學主張，對於我們全麵認識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具有一定的曆史意義。
太平天國革命時期，在革命陣營之外，有一位詩人倒是很值得一提，他就是金和。金和（1818—1885），字弓叔，江蘇上元（今江蘇南京）人。性情耿介，一生仕途不得誌。太平天國革命軍攻陷南京後，金和陷於城中。他對太平軍非常仇視，曾企圖在城中做清軍的內應，失敗後逃離南京。金和一生寫了不少詩歌，有《秋蟪吟館詩鈔》。其中有不少反對太平天國、歌頌鎮壓太平軍的曾國藩等人的作品，如《痛定篇》《上湘鄉曾侯六十韻即送移節畿輔》等，這些詩篇體現了金和反動的政治立場，不足為訓。但金和詩也並非漆黑一團，其中也有不少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詩人清醒地認識到列強入侵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沉重災難，他曾站在愛國主義的立場上，寫了一些反映鴉片戰爭的詩篇。如《圍城紀事六詠》中的六首詩歌，有的譴責清政府的屈辱求和，有的諷刺前線腐化官吏的倉皇失措，也有的描繪洋鬼子的奇形怪狀和個別市民貪利失節的醜行。他的有些詩篇還以犀利的諷刺之筆，重點揭露清軍的腐敗和魚肉人民的罪行。如《初五日紀事》就是一首絕妙的諷刺詩。詩中將清軍的怯懦之態刻畫得惟妙惟肖，於詼諧之中寓含著嚴正的批判。他的兩首長篇敘事詩《蘭陵女兒行》和《烈女行紀黃婉梨事》，都是控訴湘軍劫掠良家婦女罪行的代表詩篇。兩詩中極力鋪敘湘軍官兵的荒**無恥和暴虐無道，塑造出兩個生動的婦女形象，具有較強的時代意義，集中體現了金和創作思想中積極的一麵。
金和在詩歌創作上非常重視創新。他做詩不唐不宋，隨心所欲，打破陳規和傳統束縛，用散文體、說話體、日記體來寫作，麵目一新。特別是他的古體詩，在形式上很有創造性。如上麵所舉的《蘭陵女兒行》長達1500餘字，以七言為主，《烈女行紀黃婉梨事》以五言為主，都雜用長短不齊的字句和說話體的散文句法，體現了金和詩在形式上的特點。
注釋
[1] 《曾國藩全集·詩文》，246頁。
[2]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33頁，長沙，嶽麓書社，1986。
[3] 曾國藩：《聖哲畫像記》，《曾國藩全集·詩文》，250頁。
[4] 《曾國藩全集·日記二》，1105頁，長沙，嶽麓書社，1994。
[5] 《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62頁。
[6] 《魯迅全集》第6卷，36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7] 轉引自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249頁。
[8]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236頁。
[9] 梁啟超：《夏威夷遊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二，191、189頁。
[10] 黃遵憲：《雜感》，《人境廬詩草箋注》卷一，42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1] 柳亞子：《介紹一位女詩人》，《懷舊集》，238頁，上海，上海書店，1981。
[12] 柳亞子：《與楊杏佛論文學書》，《柳亞子文集·磨劍室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3]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梁啟超選集》，349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