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洋音樂的輸入與傳播

鴉片戰爭以前，西洋音樂傳入我國還是很少量的，對中國音樂的發展並沒有產生多大影響。鴉片戰爭以後，伴隨著西方列強的侵入，西洋音樂開始湧入中國，但輸入者主要是西方傳教士，輸入中國的西洋音樂並不是其音樂中的優秀部分，其內容以宗教音樂為主兼有一些舞曲和通俗歌曲。輸入者的目的是利用音樂為媒介，向中國人民灌輸西方的宗教價值觀念，進而麻痹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鬥爭意誌，達到其統治中國人民的目的。西方傳教士們還陸續在中國開辦了一些教會學校，其中設有傳授西洋音樂的“琴科”，在這些教會學校裏培養出了一批近代中國最早能掌握西洋音樂知識和技能的人。

1860年洋務運動開始後，一些洋務派的官僚和知識分子，為了結交西洋各國的人士，開始接觸西洋音樂，其目的隻是作為社交的一種手段附庸風雅而已。後來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練兵時，聽從了德國顧問的建議，組織了中國第一個西洋銅管樂隊。這個樂隊還曾在清朝宮廷中為慈禧太後學習西洋舞蹈的宮女們伴奏過。

由此看來，從鴉片戰爭到1898年戊戌變法之前這段時間內，西洋音樂雖然通過傳教士和帝國主義其他文化侵略機構傳入了中國，但其影響卻局限在宮廷官僚貴族和某些西教教徒中，並未使廣大中國人民所接受。直到戊戌維新運動以後，一些思想比較開明進步的知識分子紛紛出國留學和考察，探求救國之方，其中有人學習了西洋音樂。其後西洋音樂通過這些留洋的知識分子才逐漸在中國傳播開來，並對中國音樂文化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學堂樂歌的出現，是西洋音樂在晚清傳播而產生的一個積極成果，也是晚清時期中國藝術界積極吸收西方藝術因素，改革傳統音樂的一種反映。

19世紀末，帝國主義列強對我國的侵略加劇，國內民族危機進一步加劇。為救亡圖存，1898年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主張效法日本，學習西方的科學文明，要求廢科舉、辦新學，其中曾提出開設“樂歌”課的必要和意義。戊戌變法失敗後，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極力鼓吹音樂的重大社會作用，積極提倡在學校設立唱歌課。他們在許多報紙刊物上發表文章和歌曲，大力宣揚“樂歌”在思想啟蒙方麵的教育作用。1900年以後，有許多人陸續東渡日本進入音樂學校，開始較為係統地學習西洋音樂，其中著名的有肖友梅、曾誌忞、高壽田、李叔同等。當時傳播的絕大多數歌曲，其曲調均選自日本和歐美的流行歌曲，用我國民間曲調填詞的樂歌為數不多，由作曲者自己譜曲的樂歌則更少。借外國曲調填以新詞，在當時已經成為一時的風尚。“庚子事變”後，清廷於1902、1903年頒布新的學堂章程，新式學堂普遍在全國建立，與此同時，音樂課也引進了課堂。當時的音樂課，通常叫作“唱歌課”，又稱“樂歌課”。到1905年以後，學校唱歌活動已經相當普及，其形式已成了文化活動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故被人稱之為“樂歌運動”，這些新的歌曲被稱為“學堂樂歌”。

學堂樂歌的內容，大部分是反映人民要求“富國強兵”、“抵禦外侮”的愛國思想。這類歌曲數量較多，在當時影響也比較大。如《何日醒》《中國男兒》《體操——兵操》《黃河》《揚子江》《祖國歌》《十八省地理曆史》《織女》《漢族曆史歌》等；宣傳婦女思想解放的，如《勉女權》《女子體操》《纏足苦》；宣傳資產階級自由思想的，如《自由》《歐美二傑》等；宣傳學習科學文明，反對封建迷信舊習的，如《地球》《辟占驗》《文明婚》等。還有一些針對少年兒童進行知識教育的歌曲，如《竹馬》《春遊》《送別》《西湖》《鐵匠》《開學禮》《運動歌》《樂群》等。辛亥革命前後，創作出一批歌頌革命，慶祝共和國的歌曲，如《革命軍》《光複紀念》《慶祝共和》《美哉中華》等。總之，絕大多數學堂樂歌，鮮明地反映了當時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政治認識和願望，同時也符合當時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願望和要求，受到人民群眾的歡迎。當然，由於當時的知識分子受到封建社會長期的影響以及封建統治階級對樂歌活動的控製和利用，有一些學堂樂歌難免會有不健康的內容，但這些並不是樂歌的主流。

學堂樂歌基本上都是填詞歌曲，采用中國民間傳統音調的歌曲為數甚少，這是由於有很多從事歌曲編配的人並不是專業音樂家；還有一些作者因為受到維新運動的影響，傾心於歐美文化；另外還有一些是音樂教師，對民族民間音樂不熟悉；這就導致了大量填詞學堂樂歌的出現。

學堂樂歌的流行，把我國音樂教育的發展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在音樂啟蒙教育方麵起到了積極的影響，為後來我國的工農革命歌曲和群眾歌曲體裁的發展準備了條件。在學堂樂歌活動中，西洋音樂的基本理論知識和各種表演形式也被係統地介紹進來，使得五線譜及簡譜這兩種記譜法開始在我國流行，並由此產生了一批新的音樂教育家。一些優秀的學堂樂歌流傳了相當長的時間，有些至今仍在群眾中傳唱，豐富了中國的音樂文化。

在“樂歌運動”中湧現出了一批音樂家和音樂教育家。他們為當時近代中國的音樂文化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這些音樂家中，影響較大的代表人物是沈心工和李叔同。

沈心工（1870—1947）是學堂樂歌作者、音樂教育家。原名慶鴻，號叔逵，筆名心工。上海人。1891年考入上海縣學，1896年入南洋公學師範班。1901年任南洋公學附屬小學教師。後赴日遊學。1902年11月在東京留學生中創辦了“音樂講習會”。1903年回國任教原校，同時在務本女塾、龍門師範等校兼課教授樂歌，在日本時即開始編寫樂歌。填配的歌曲、詞曲結合較好，內容題材廣泛，歌詞淺顯易解，適合兒童特點。辛亥革命時期，編有《革命軍》等歌曲，反映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所編《學校唱歌集》（共三集，1904年至1907年編成），是我國最早出版的學校唱歌集之一。辛亥革命後，編有《重編學校唱歌集》（共六集）、《民國唱歌集》（共四集）等。1937年選編所作樂歌，出版了《心工唱歌集》。其代表作尚有《黃河》（自作曲）、《革命必先革人心》（自作曲）、《體操——兵操》（又名《男兒第一誌氣高》）、《鐵匠》、《竹馬》、《雁字》、《賣布》、《賽船》等。沈心工有比較鮮明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思想和愛國思想，因此，他編的不少樂歌中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後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政治主張和革命精神。另外他所編寫的樂歌大部分是兒童歌曲。由於他長期從事教育工作，對兒童的心理特點和唱歌要求有較深入的觀察，因而比較善於通過對兒童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事物的描寫，向他們灌輸愛國、民主、文明、科學等新思想。他使用白話文寫作歌詞，所作歌詞淺而不俗，較有形象感，選用的曲調也較有兒童特點，詞曲結合比較妥帖，容易上口。

李叔同不僅是西洋話劇最早的介紹者，而且還是中國近代音樂的奠基人。他在日本留學時就係統地學習過西洋音樂知識，並積極創作富有時代氣息的歌曲，向國人介紹西洋音樂知識。1906年出版的《國學唱歌集》，其中為黃遵憲愛國詩歌《軍歌》配曲的《出軍歌》，和民間音樂曲調《老六板》填詞的《祖國歌》等，都表現了愛國熱情。後來所作多為描寫自然景物的抒情歌曲，有些帶有傷感、消極的情緒。他的樂歌，多選用西洋和日本的曲調，少數是自己作曲。歌詞多為舊體詩詞，文辭秀麗，選曲填詞，注意詞曲結合。最早選用合唱歌曲填配樂歌，有些歌曲還帶有鋼琴伴奏譜；自作曲的《春遊》和《留別》二首，也分別為三部、二部合唱曲。其代表作還有《送別》、《西湖》、《春景》等。

二、中國的早期電影

1894年，世界著名的美國科學發明家愛迪生在紐約製作了“電影鏡”，開設了第一家電影鏡觀賞店。但首次用報射方式放映電影的發明者是法國的盧米埃爾。1895年12月28日，他在巴黎卡普辛路14號大咖啡館內正式放映了12部每部一分鍾的影片。這個日子，目前被世界各國電影界公認為電影的誕生日。

電影和其他文藝形式不一樣的地方，是其生產在資本和技術上有一定的特殊的要求，所以中國早期的電影曆經了從對外國影片商人的依賴到逐步擺脫這種依賴的過程。盧米埃爾在巴黎放映電影的成功，極大地堅定了他的信心。他既是一個發明家，也是一個實業家。於是他雇用了許多攝影師，將他們訓練成電影放映師，然後派往世界各地去放映盧氏的影片，並隨地攝製新影片。19世紀中葉，由於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已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當時的中國又是外國冒險家的樂園。於是盧米埃爾雇用的電影放映師也來到了中國。繼之，西方諸國的影片商也陸續進入中國，揭開了中國電影史的序幕。

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園內的“又一村”開始放映“西洋影戲”。這是中國第一次電影放映，中間還穿插“戲法”、“焰火”等雜耍節目。自此，上海多次出現電影的放映，受到觀眾極大的歡迎。1897年美國電影放映商雍鬆在上海天華等茶園放映《俄國皇帝遊曆法京巴裏（即巴黎）府》、《西班牙跳舞》、《以劍術賭輸贏》等影片。1897年9月5日上海《遊戲報》第74號所刊登的《觀美國影戲記》上介紹說：“堂上燭滅，方演影戲。第一出為《馬房失火》，第二出為《足踏行車》……又一影為俄國兩公主雙雙對舞，旁有一人奏樂應之。又一影，一女子在盆中洗浴……又一影，一人滅燭就寢，為地癟蟲所擾，掀被而起捉得之，置於虎子之中，狀態令人發笑。”此文較為詳盡地記述了美國人雍鬆在“奇園”放映的影片內容和作者對這些影片的印象。這是我國觀眾第一次在報上公開發表的對電影的觀感，也是我國最早的電影評論文字。

由於在中國放映電影可以獲得巨大的利益，外國電影商人紛紛湧入中國，爭奪市場，其中以西班牙商人雷瑪斯為最著。1903年雷瑪斯接辦了本國商人加倫白克的電影放映業後，拋棄了加倫白克的舊影片，轉向百代公司租購百代片。由於他注重廣告宣傳，經常雇苦力掮著廣告，由兩三個吹鼓手相隨，洋鼓洋號，吹吹打打，大造影響，招徠生意。起初雷瑪斯仍在加倫白克放映舊址虹口乍浦路跑冰場營業，後來他又將放映場所搬到公共租界四馬路上最熱鬧的茶樓遊樂場——青蓮閣。1904年，他在青蓮閣租賃樓下一間小房，“放映機隻有一架，一本映完，停3分鍾，換上新片再映。每場15分鍾，門票銅元三枚”，於是“多賣薄利，生意興旺，日進鬥金，一本萬利”。到了1908年，他在虹口乍浦路口，用鉛鐵皮搭建了一所可容納250人的虹口大戲院，這便是我國的第一座電影院[8]。經過10年的發展，雷瑪斯在上海、漢口、廣州和天津形成了十幾個電影院的放映點。此時的雷瑪斯已由一個窮光蛋變成了擁金百萬的“電影大王”。

北京電影放映的出現晚於上海，這是因為北京是清王朝的京城，不是普通商業城市，又加上清政府從保守的文化立場出發，百般阻撓外國影片的滲入，才導致了這個結果。大約在1902年，北京才開始放電影。第二年中國商人林祝三率先自歐美攜帶放映機和影片回國，在天樂茶園放映。這是中國人自運外國影片在國內從事電影放映業的嚆矢。1904年，慈禧太後70壽辰，英國駐北京公使進獻放映機及影片以祝壽，不料剛放了三本，磨電機便轟的一聲炸裂，慈禧太後認為不祥，於是清宮放電影遂壽終正寢。直到1906年後電影在北京已為市民所歡迎，電影放映業也開始有相當的規模。大柵欄的大觀樓和慶樂茶園、西單的文明茶園、東安市場的吉祥戲園、西城新豐市場的和聲戲園等場所，均相繼放映影片，而且風光、滑稽、偵察短片居多。

這一時期的外國影片在我國的上映產生著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麵的影響。早期上映的影片多屬於新聞片或風景片，讓長期被清政府閉關自守的中國人民有機會看到域外民族的生活風情以及認識一些外國的自然風物，觀賞法國早期著名喜劇演員林戴、美國著名喜劇大師卓別林和基頓演出的影片，對擴大中國人民的視野及提高欣賞電影藝術的欣賞能力是有積極作用的。但隨著影片數量的增多，那些荒誕無聊的偵探片和**的色情片，腐蝕了廣大中國觀眾的審美趣味，麻醉他們的思想意識，由此產生了消極的影響。盡管如此，外國影片的傳入還為中國人民認識電影創造了條件，同時也奠定了我國最早的電影放映事業，順應了當時西學東漸和文學藝術現代化的潮流。與此同時它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911年（清宣統三年）上海城“自治公所”公布了《取締影戲場條例》，凡七條，開創了我國電影檢查製度的先例。

中國人第一次拍攝影片，是在1905年秋天。那時北京和平門外琉璃廠有個豐泰照相館，老板叫任景豐，照相館始建於1892年。自北京出現影片租賃發行後，他在前門外大柵欄開設了大觀樓影戲園。1905年秋天，有個法國人到中國拍風景片，人生地疏，商請豐泰照相館協助。館中人白天陪他外出拍片，晚上陪他看京戲。那個法國人驚異於色彩強烈、動作優美的京戲，很想把它拍成影片。不料這倒觸發了任景豐自己拍攝影片的靈感。於是，任景豐到東交民巷一家德國人開設的祁羅浮洋行，購買了一架法國製造的木殼手搖攝影機和14卷膠片，請當時具有“伶界大王”美譽的譚鑫培為演員，開始拍攝第一部影片，內容是譚派名劇《定軍山》中“請纓”、“舞刀”、“交鋒”等幾個舞蹈武功場麵。這一年，正值譚鑫培60誕年，他扮演黃忠一角演技精湛，唱、念、做、打，爐火純青。拍攝場地就在豐泰照相館中院的露天廣場，與普通照相館相同。攝影師是該館技師劉忠倫，共花三天時間拍攝三本短片一部。這便是我國拍攝的第一部京劇藝術紀錄片。此後，豐泰照相館又拍攝了《長阪坡》、《青石山》、《豔陽樓》、《收關勝》、《白水灘》、《金錢豹》等劇的片斷。直至1909年遭遇火災才停止了拍攝。豐泰照相館所拍的影片，標誌著中國人嚐試自己拍攝電影這一意識的覺醒，顯示了民族爭勝圖強的精神，拉開了我國自攝影片的序幕。因而，這些影片在北京及全國各省放映後，均受到各地觀眾的熱烈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