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前的中國實行的是傳統的封建教育，四書五經是學生的基本讀物，科舉取士是士人的唯一出路，教育的目的是培養為封建統治服務的人才。處於前現代社會的中國，教育雖已離開了家庭，但還沒有固定在製度化的學校係統之中，並且國家的整個教育製度以八股文、科舉取士為中心，從形式到內容都已經腐敗透頂，成為束縛人們思想，阻遏人才的障礙，亟待改革。
鴉片戰爭的爆發使封建的中華帝國開始跨入了自己的“解體的過程”，出現了種種迥異於傳統社會的時代特征。其表現為：在國際地位上，中國由獨立的國家變為半殖民地國家，被迫放棄閉關政策，走向世界；在經濟領域，傳統的小農經濟受到衝擊，新的因素開始出現；在社會上，新的社會因素開始出現，異於傳統農業社會的區域性工商社會逐漸產生。國際聯係的擴大尤其外交事務的頻繁，經濟領域的變化尤其機器生產的發展，社會基礎的異動尤其社會主體文化素質的提高，如此等等，都迫切需要一種類似近代西方學校製度那樣的新式教育的出現，以適應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和《北京條約》的簽訂，極大地震撼了清政府，朝野上下痛感“創巨痛深”，因此“人人有自強之心，亦人人為自強之言”，[1]從而迅速形成了禦侮自強的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起始於19世紀60年代，到1894年，隨著甲午戰爭的失敗而宣告結束。在這為期30多年的時間裏，洋務派先後創辦了外語、專業技術、水陸師武備三種類型的學堂，還興辦了留學教育，改革書院。洋務教育的主要內容是傳播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以富國強兵，維護封建統治。但隨著它的發展，其內涵、外延都在不斷發生變化，教育內容、形式、方法乃至體製都或多或少地突破封建教育的樊籬，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為後來資產階級的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礎。
一、外語學堂
京師同文館成立於1862年（同治元年）。當年夏天，10名滿族學生入館學習英文，第一個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的學堂正式開學。其後兩年間，上海同文館（1869年改為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也次第成立。除以上3所主要的外語學校，還有新疆俄文館（1887年設）、台灣西學館（1887年設）、琿春俄文書院（1889年設）、湖北自強學堂（1893年設）等，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各地。1902年全國教育經過改革，成立大學堂，北京同文館遂並於京師大學堂。
北京同文館
外語學堂創辦的明確目的是要盡快培養外語人才，偌大中國沒有一位合適的外語教師，聘任外國人任教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如北京、上海等地的同文館從初創之始算起，前後大約聘任了70多位外籍教師，其中不乏為培養外語人才、傳播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做出成績者。如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本是美國傳教士，通曉中文，曾任館中英文教習，講授國際公法，1869年受清政府任命為總教習，任職達25年之久。再如英籍教師傅蘭雅（John Fryer），曾先後任過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教習，他在華期間主要從事翻譯工作，譯書範圍極廣，幾乎涉及自然科學、應用科學各個方麵及社會科學某些方麵，促進了西方近代科學文化在中國的傳播。洋務派在借材異邦與受製於洋人的問題上從一開始就較明確，同文館在聘任第一批外教時就“預為言明，隻學語言文字，不準傳教”[3]。
這些學堂設置的課程主要有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日文、希臘文以及國語。這是以培養翻譯人才而定，後因培養掌握科學技術人才的需要，又增設了輿地、算學、化學、醫學、生理、天文、物理等自然科學知識以及萬國公法之類的課程。
同文館的學生在畢業後絕大部分是擔任翻譯，從事外務活動。如有的在總理衙門擔任翻譯，有的被任命為各省外交的翻譯，有的被派遣國外，擔任高級外交官職。據粗略統計，在1911年前，京師同文館學生中出使駐外公使的先後有汪鳳藻、張德彝、胡惟德、顏惠慶、陸征祥等21人。[4]除此之外，也有參與內政的。如有的擔任各地知縣、知府，有的加入電報局，或擔任製造局、船政局、軍事學校的要職。
同文館等外國語學堂的創設和發展，在中國教育發展史上有著特殊的意義。它造就了一批外交人員，增添了西學知識的內容。同時，外國語學堂的創立，為以後中國新式學堂的創立，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方麵，也為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當然，也必須看到，這種新式學堂是在所謂“中外和好”的情況下設立的，學堂本身不能不打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烙印。
二、專業技術學堂
隨著洋務運動的發展，洋務派認識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在於科學技術的先進，“若不從根本上用著實功夫，即學習皮毛，仍無俾於實用。”[5]於是他們在舉辦外語學堂的同時，也興辦了一批專業技術學堂。所設課程涉及機械、工藝、電報、醫學、鐵路、礦務、工程等，不僅有應用學科，還有基礎理論學科。此時洋務派已把辦學堂、培養人才與富國強兵相聯係。洋務派曾明確提出：“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才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設立學堂為先。”[6]反映了洋務派辦學的指導思想已擺脫60年代初期由單純的學習西方語言文字轉為探究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探究中國自強之道。
在專業技術學校中，福州船政學堂是創立最早、時間最長、最具有特色的一所。福州船政學堂（求是堂藝局）創辦於1866年，是福州船政局的重要組成部分。
1874年江南製造局設立操炮學堂，這是一所專習軍事工程的技術學校，學習內容為外文、算學、繪圖、軍事、炮法等。1881年改為炮隊營。
福州在1876年設電氣學塾，招生32名，學習發報及“製造電線、電報各種機器”，目的在於培養一批電報技術人員，以備將來采用電報設施之用。
1877年兩廣總督劉坤一倡議並捐存銀15萬兩，於廣東籌建西學館，目的“自不在外洋語言文字之末，以力求實濟為是”。
1880年創辦的天津電報學堂，由丹麥籍教習教授學生“電學與發報技術”，學堂屬電報局一部分，學生畢業後將撥往各地電報分局工作。
中國近代第一所西醫學校是北洋醫學堂（天津醫學堂），這是中國培養西醫之始。早在1881年（光緒七年）李鴻章在天津設立醫學館，由倫敦傳教會的醫生對學生進行現代醫學訓練，畢業生分往海、陸軍充任軍醫。
1881年底，兩廣總督張樹聲在黃埔建立實學館，次年建成開學，設駕駛、製造、管輪、外文專業，學生分門篤守，各手一藝。
1882年上海設立電報學堂，成績優秀的畢業生派到上海電報總局任職。後因急需電報人才，學堂規模擴大，分設按報塾、測量塾，並聘請丹麥人任教。
湖北礦務局工程學堂1890年4月設於武昌，最初隻是一個分析兩湖地區煤炭和礦石的實驗室，1891年組辦了一個班級，研究分析煤炭鐵礦石的方法。到了1892年6月這個班級擴充為“學堂”，增加了化學和物理課程。
1895年我國最早的鐵路學堂——山海關鐵路學堂成立；1897年南京陸軍學堂附設鐵路學堂成立。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江南製造局創辦工藝學堂，章程規定，所設“學科必與職局緊密相關，方可共貫同條，變相為用”，因此工藝學堂所設專業有化學工藝和機器工藝，所學課程除漢、英、算學、畫圖外，還學分化物質和重力汽熱諸理法，並把局中各廠作為學生的實驗基地。[7]
專業技術學堂實行“中西合璧”式的管理。由於專業技術學堂要開設大量的自然科學和應用技術課程，但在當時國內尚無教習能夠勝任。因此這類學堂多是在國外聘請洋教師授課。這樣就形成了在教學及技術指導上由洋人負責，而其他事務則由學堂歸屬單位掌管的“中西合璧”式管理特色。
專業技術學堂教學管理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重視學生的實踐，並確立了實習製度。如福州船政學堂，洋務派認為輪船建造下水，能否操縱是學習的目的，因此他們要求仿照西人之例，學習駕駛的，先在學堂肄業數年，在有關知識初具規模之後，練習駕駛船舶。在實習期間，有嚴格規定實習課程，要求學生記下心得體會，將課堂所學與實際操作結合起來。在近代，專業技術學堂是最早確立實習製度的，以後開辦的水陸師武備學堂也普遍采用這種方法，並且更加完善。
這時期創辦的專業技術學堂，能夠將學校教育與洋務需求相結合，並帶有為軍事服務的色彩。所設專業正與洋務運動舉辦的具體內容需求相適應，體現了洋務派通過辦教育培養人才，富國強兵的辦學指導思想。
三、水陸師武備學堂
清政府之所以創辦水陸師武備學堂，原因有二。
隨著“西文”的推行，“西藝”的引進，洋務派對西洋諸國的認識不僅限於船堅炮利，而且感到西洋各國的強大與先進的科學技術有內在的聯係，與人才的培養也密不可分。對此直隸總督李鴻章曾作過對照分析：“……西洋各國武官無不由學堂出身，由世家子弟挑選，國人皆敬重之。”而大清朝“陸軍不乏戰將，而深諳利器操法用法者頗少”，“水師將才則尤難”[10]。從李鴻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洋務派此時已經認識到要鞏固清政府的統治，除了擁有先進的武器裝備、技術之外，人才的培養也至關重要。“用人最是急務，儲才尤為遠圖”，要獲得優秀的軍事人才，隻有設立軍事學堂，這是其原因之二。
天津水師學堂是近代中國最早設立的一所水師學堂，由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在籌建北洋海軍的過程中所創辦。1880年李鴻章提出在天津機器局度地建設水師學堂，不久即得到清政府的允準，1881年學堂落成，成為中國近代最早的一所專門培養海軍軍官的學校。
廣東水陸師學堂是清末有名的海軍學校之一，其前身是原廣東實學館。1887年3月，兩廣總督張之洞會同廣東巡撫吳大澂奏請以實學館為基礎，創辦水陸師學堂。
江南水師學堂是由南洋大臣曾國荃於1890年奏請在南京設立的，培養駕駛、管輪人才。
洋務派創辦水陸師學堂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隨著甲午戰爭中海軍的挫敗，使水陸師學堂也隨之衰落。造成這種結局的根本原因在於缺少發展的客觀條件，當時的中國無論是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築實行的都是封建製度，盡管這些軍事學堂能在發展過程中得到洋務派的偏愛和清政府的支撐，卻終不能擺脫腐朽的封建專製製度的腐蝕和禁錮。
天津武備學堂創於1885年，這是清末第一個新型陸軍武備學堂。李鴻章力主創辦的這所武備學堂，其目的是仿效西方軍事學校，以提高軍隊素質，增強戰鬥力。後來北洋係將領多出於這所學堂。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天津時，學堂被毀。
1896年，袁世凱、張之洞又分別奏請設立了直隸、湖北武備學堂。
武備學堂的創立無疑為清末以至北洋軍閥時期的中國培養了不少軍事人才。其教學和課程設置不僅重視應用學科，也重視基礎理論學科，能在學習基礎理論課的基礎上再做軍、兵種的學習操練。對此並有明確規定以避免偏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洋務派那種急功近利的思想有所轉變，並能從根本上著眼來培養軍事人才。在招生製度上，水陸師、武備學堂與外國語學堂和軍事技術學堂的招生辦法有所不同，即在招生時資格規定甚嚴，對學生基本知識、道德品性以及身體素質、健康狀況都有較為明確的要求。
洋務派所創辦的水陸師武備學堂，推動了近代教育事業的發展，它的某些管理措施和製度的推行，突破了封建傳統教育束縛。但由於當時中國的社會性質和創辦者自身局限性所囿，它實際上並沒有起到洋務派所倡導的“靖內患，禦外侮”的目的。
四、近代早期的留學運動
洋務運動期間，為了培養洋務人才，洋務派官僚除了開辦一批洋務學堂外，還辦理留學教育，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中國近代的留學教育始於1872年，最早提出這項建議的是容閎。
容閎像
容閎曾於1846年赴美讀書。1854年，他成為第一位取得優異的成績畢業於美國大學的中國學者。回國以後，容閎產生了選派留美學生的教育計劃和願望。1862年，他由朋友介紹，成為曾國藩的幕僚。這時，容閎和上海道丁日昌相契，並與丁日昌商議“教育計劃”，後因故擱置。1870年6月“天津教案”發生，容閎協助曾國藩、李鴻章、丁日昌處理教案，並向曾國藩呈報“教育計劃”。1871年9月曾國藩、李鴻章等在容閎所擬“教育計劃”的基礎上奏《選派幼童赴美肄業辦理章程折》，並附有《挑選幼童赴美肄業章程》12款，規定在“上海設局經理挑選幼童派送出洋等事”，選送幼童，每年30名，4年計120名，15年後每年回國30名。經清政府批準，命候補知府劉翰清總理上海局（又稱上海西學局，即幼童留美預備學校）事宜，並在沿海各地挑選聰穎幼童。
從1872年起的四年內，容閎等先後率領120名幼童赴美留學。1881年，清政府擔心留學生西化，遂改變留學政策。在美國的120名留學幼童，除早已撤回、病故，以及不願回國的26人外，其餘的94人分三批撤召回國。留學幼童的學業半途而廢，原尚可觀的留學教育就此夭折。這件事，確實是對腐敗清王朝的一種嘲弄。
這批學業未竟的留學生在美期間，接觸、學習了許多西方文化，對推動中美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並湧現出詹天佑、唐紹儀、梁敦彥等傑出人物。初步統計，這批留美學生中後來從事工礦、鐵路、電報者30人，其中工礦負責人9人，工程師6人，鐵路局長3人；從事教育事業者5人，其中大學校長2人；從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領事、代辦以上者12人，外交次長、公使2人，外交總長1人，內閣總理1人；從事商業者7人；加入海軍者20人，其中海軍將領14人。[11]總之，除少數早亡，埋沒故裏者外，大都在不同的崗位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洋務派官僚在派遣留美幼童之後，還奏請派遣留學英、法、德等歐洲諸國的留學生。從1877年至1897年的20年間，在李鴻章、張之洞等人奏請下，福建船政學堂先後選派出四批學生赴歐留學。洋務派官僚派遣的留歐學生，在1879年以後陸續學成回國，對近代中國社會起了重大的影響。其中，有的成了中國海軍的主要骨幹，有的致力於海軍教育事業，有的成了近代中國的實業人才。其代表人物為劉步蟾、薩鎮冰、鄧世昌、嚴複、馬建忠、魏瀚等。[12]
總之，洋務派興辦留學教育，從學生中選拔優秀學生出洋留學，這是一種明智而有遠見的舉動。其留學教育的措施是行之有效的，大多數留學生也是不負眾望的，學成歸國後，在近代中國海軍建設和造船工業等方麵發揮了積極作用。中國在20世紀初出現的留學熱潮就是在這種基礎上掀起的。
可惜的是，由於當時中國的腐敗、落後，這些留歐學生未能充分地施展其才能，還有一部分留歐學生“皆散處無事”，“或被外國聘往辦事，在各國領事館以及洋行充當翻譯，出現了“我才棄為彼用，我用轉需彼才”的怪現象。
五、書院改革
隨著洋務事業的發展，對諳習洋務的人才的需求越來越迫切，但洋務學堂為數寥寥，而原有的舊式書院久已朽衰，根本造就不出有用之才。清朝各省書院自雍正朝設立以來，這些一直是教授應試的科舉八股文的中心。書院學生皆沉溺於科舉考試，醉心於功名利祿。越到以後，書院不僅所學科目日益陳腐僵化，錮弊已深，而且成為貪汙受賄、結黨營私的場所。康有為指責廣設這樣的書院不過是“多增咿唔求爵祿之肆而已……國家無所借以為治，此今日學之大患。”[13]其實，遠在康有為之前，洋務派的許多官僚就已痛感科舉教育早已不能適應外患迭起、洋務發展的新形勢，於國家富強無補。清廷也屢頒詔諭，敕令各省迅速增設新書院，以求中西兼學。於是出現了一股創辦新式書院的熱潮，而使清代書院達於極盛時期。
張之洞是書院改革的重要人物。他先後創辦了五所書院，即湖北經心書院（1869）、四川尊經書院（1875）、山西令德書院（1885）、廣州廣雅書院（1888）和武昌兩湖書院（1890）。這五所書院一個比一個更為注重西學的講授和研究，反映了他思想的變化路程。其中廣雅書院、兩湖書院在當時各省著名書院之中，堪稱規模宏大、成績卓著的佼佼者。
廣雅書院設於廣州，最初開設經學、史學、性理之學、經濟之學、詞章之學，後改為經、史、理、文，把經濟學、輿地學附於史學之中。史學中包括西學的某些內容，成為書院中最熱門的課程之一。廣雅書院對書院的辦學方向有重大影響。
兩湖書院改革了教學內容，將經、史、理、文四科改為經、史、天文、輿地、地圖、算學六門。又將地圖科改稱兵法，分為三類：兵法史略學、兵法測繪學、兵法製造學。增設化學、博物、測量、軍訓和體操等課程。
中國書院製度，自宋迄清，曆時千載，一直都是封建統治者培養通經博古之鴻儒碩學的場所，是為其封建統治服務的。時值晚清，書院處在巨大動**變革的時代，適應社會需要而進行從課程到製度的諸種變革，其間英才輩出，造就了大量的摒棄科舉功名而究心實學、思想進步的新式人才。與傳統書院培養的人才相比，改革後的書院大異其趣，它們的不同是：
首先，書院肄業諸生熱心西學，擁有近代科技新知，學識淵博，勤於思考，有自己的見解。一些人還能運用新知有些發明創造，為近代科學技術的傳播與運用均有突出貢獻。
其次，肄業院生再也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菽麥不辨的經生宿儒，他們思想活躍，勤於思考，不僅注重學習近代科技新知，且多能與社會現實、民族危機相聯係，真正是“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不少人抨擊時弊，力倡改革，言辭犀利，入木三分。
書院改革是時代風氣漸開的新觀念、新形勢的產物，而它又反過來進一步推動了近代中國社會的觀念更新和曆史發展進程。書院由獨尊中學而強調西藝西政之學的重要性以至設立西學課程，這是它適應國家求富求強的時代需要的反映。書院不僅是近代科技教育和傳播的重要場所，培養了一大批中國社會發展的棟梁之才，含英咀華，而且也使它成為新思想、新觀念的發源地之一。不少肄業諸生由此走上“離經叛道”之路。這是清廷改革書院時始料不及的，也是晚清書院改革的曆史意義和社會意義之所在。
六、成就與不足
洋務時期的教育改革，其對近代社會發展的影響與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第一，推動了迥異於傳統教育的新式教育的產生。傳統教育一向輕視專門技術人才的培養，尤其與社會經濟生產進步緊密相關的自然學科，更被人們視為雕蟲小技，往往隻在朝廷附屬的特殊教育機構中有所傳授，且這種知識既處於被壟斷的地位，又處於“奴婢”的地位。對於普通的學校教育和一般的受教育者來說，科技知識可謂“無以與焉”。小農經濟的簡單再生產過程所需要的科技知識，主要是通過代際之間生產和生活經驗的積累和傳遞來解決。而洋務派進行教育改革，最直接的目的就是為維護封建統治而育才。最早設立的京師同文館目的在於訓練外語人才以便交涉，所以奕劻稱該館“係為邊務儲才之地”，學生“高者可備行人擯介之班，下者亦充象胥舌官之選。”[14]
洋務運動期間，各類學校總計41所，其中外語學堂8所，水陸師武備學堂27所，專業技術學堂11所。各類學校共計培養的學生約5000人，[15]人數雖然有限，但在當時已屬難能可貴。
第二，在教育內容中引入了西學，開始打破了以儒學為中心的封建思想文化在我國教育中的一統天下。中國傳統社會有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觀與天朝意識，以“仁”為核心的儒家政治倫理思想和天人合一的認知方式，由此形成了古代中國主要以懷柔態度看待與外部的聯係，處理對外交涉的策略，以及以儒學為主體、吸收涵化各種外來文化因子的開放心理。中國在東亞的優越地位，與歐亞其他文化體係接觸的片斷性、間接性，以及當時尚缺少優於本位文化的異質文化的客觀現實，鞏固並增強了中國人的內聚意識，雖不諱言與人交往，畢竟缺乏主動精神和必要有效的傳遞手段。洋務運動時期的教育改革使傳統教育中第一次引進了西學，呈現出西學與中學並存的局麵，並被後來的一些思想家概括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實際上是在尊崇封建政治理論和倫理道德的前提下，容許了外國語言文字、自然科學、工藝技術、軍事理論和戰略戰術乃至世界知識、國際公法等實用科學和技術的引進和傳播。西學的作用在日益擴大，地位逐步提高；而中學的作用在日益縮小，地位逐漸下滑，呈現出無可奈何的頹勢。這對於變革舊的教育內容，改變我國知識分子的知識結構，培養適應社會進步所需要的新式人才無疑起了積極作用。
第三，衝擊了陳腐的科舉製度，為教育製度的變革提供了前提。洋務學堂及新式書院與傳統科舉教育不同，它打破了隻讀儒家聖賢書的局麵，對學生進行係統科學知識的講授，強調知識的實用性，以便為社會培養多方麵的實用人才。這諸多方麵的變化與應試科舉形成鮮明的對照，並隨近代社會的發展日益顯示出蓬勃的朝氣和旺盛的生命力，從而形成對科舉製度的強大衝擊。盡管當時新式教育仍隻能作為科舉的附庸，舊政權、舊意識仍千方百計阻撓它的發展，然而它卻毋庸置疑地成為將來取代科舉製度的基礎。
毋庸諱言，由於洋務派的教育變革，並非是一種內部引發模式，而主要是對外來文明的一種被動反應，因此這種變革的進程與社會需求之間存在著“時差”，教育改革滯後的情況顯而易見：未從根本上解決人才的培養問題；缺少一套完整的近代化的教材，舊的教科書不能用，新的教材又不成熟，不免捉襟見肘，漏洞百出；培養出來的有限畢業生並不被重用，處處受到封建製度的歧視和限製。
洋務教育改革的實踐證明，要搞近代化就必須具有懂得科學的人才。如果說洋務派的被動應付、無根本改革之意是洋務教育沒能取得更大成效的根本原因，那麽，洋務教育未能培養出更多的具有近代化科學技術知識的人才、管理人才和外交人才，則必然導致洋務運動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