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社會的半殖民地性決定了中國的教育權不是完整的，外國侵略勢力也滲透其間。外國在華所辦教育，包括教會、私人、國家和團體等幾種情況，而其中最突出的是教會教育。這是列強對中國進行文化滲透的最重要方式。外國教會所辦學校，從幼兒園到小學、中學、大學等各個層次一應俱全。為了辦學的需要，外國教會還成立了教育會、書局、印刷機構，等等，自成一個獨立體係。本節所述內容主要包括教會學校的產生、發展、辦學情況及影響。
一、教會學校的產生與發展
早在19世紀初，一些西方傳教士就潛入中國，在廣東沿海一帶秘密傳教。由於清政府的禁教政策和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頑強抵製，外國教會勢力的傳教工作舉步維艱，甚至數年拉不來一個信徒。要傳播福音，必須吸引聽眾，於是傳教士們開始收容一些窮苦子弟或乞丐，提供給他們吃、住，並教他們識字、讀經。傳教士們還收容一些孤女和婢女，由傳教士的妻子教她們做針線活，學習漢字和讀《聖經》。於是，形成了最早一批的教會學校。
我國近代第一所教會學校，是由美國傳教士布朗夫婦（Samuel Robbins Brown）在澳門興建的馬禮遜學堂，第一批學生是6個窮人家的孩子。近代中國第一位留美學生容閎，就是他們當中突出的一個。
《南京條約》簽訂後，西方傳教士憑借不平等條約紛紛來華辦學堂，侵犯中國的教育主權。到1860年，天主教耶穌會在江南一帶已發展了天主教會小學約有90所。[63]
自傳教士在澳門創辦“馬禮遜學堂”後，又在五個通商口岸辦了一大批教會學校。1844年英國“東方女子教育協進社”派遣傳教士在寧波開辦的女塾，這是西方傳教士在中國開辦的第一所女子學堂；同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在廈門開設英華男塾；1845年，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在寧波設立的崇信義塾（1867年遷杭州改名育英義塾）；1848年，美國美以美會傳教士在福州開設的男童學塾；1849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在上海開設徐家匯公學，這是天主教會在中國最早開辦的洋學堂；1850年美國聖公會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夫人在上海設立的裨文書院；1853年，法國天主教會在上海董家渡開辦的明德女學等等。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教會學校由沿海的通商口岸伸向內地。據統計，自1860年到1875年，教會學校總數約800所，學生約20 000人，其中基督教傳教士開辦的約有350所，學生約6000人，其餘均為天主教會開設的。這一階段的教會學校，仍以小學堂為主。同時已有少量的教會中學出現，約占總數的7％，女學堂也有所增加。從1875年到1900年，教會學校總數增加到2000所，學生增至40 000人，其中中學堂約占10％。
這期間的教會學校遍及全中國，其中尤以美國基督教各差會開辦的教會學校最多。據李林《拳禍記》中的統計，美國傳教士擁有教徒40 027人，開設了1032所初等學校，小學生16 310人，開設了74所中等以上學校，學生3819人[64]。其中較為著名的學校有：1864年，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在山東登州開設的蒙養學堂，1876年改為文會館。1865年，美國基督教聖公會在上海設立的培雅書院，1866年又設立度恩書院，1879年合並為聖約翰書院。1870年，美國歸正會在廈門鼓浪嶼設立毓德女中。1871年，美國基督教聖公會在武昌設立文氏學堂，1891年改為文華書院。1876年，聖公會在福州設立三一中學。1881年，聖公會在上海創辦了聖瑪利亞女校；美國監理會傳教士在上海創辦了中西書院。同年美以美會在福州創辦鶴齡英華書院。1885年，美國長老會在廣州設立格致書院。1888年，美以美會在北京設匯文書院。1889年，美國傳教士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在南京設立匯文書院。1893年，美國公理會在河北通縣設立潞河書院。1897年監理會在蘇州設立了中西書院。1898年，美國長老會在廈門鼓浪嶼設立英華中學等。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紀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創辦了一些書院，其中重要的有：1843年英國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在香港建立的英華書院，是西方傳教士在華建立的第一個書院；1850年上海出現清心書院；1853年美國公理會在福州創立福州格致書院；1867年美國傳教士在杭州建立育英書院；1870年蘇州出現存養書院；1871年，美國傳教士在武昌建立文華書院；1885年英國傳教士在山東青州建立培真書院；1893年美國傳教士在直隸通州建立潞河書院。至19世紀末葉，西方傳教士在華建立的書院近40所。西方傳教士所辦的書院同中國的傳統書院有相似之處。第一，屬於民間辦學係統；第二，書院亦分小、中、高三種形式，其中許多書院也屬於啟蒙性質的義學之類。有的書院教育本身就包括小學、中學、大學三個層次。
19世紀末，在西方列強對華政策總體調整的背景下，為適應“以華製華”的戰略，教會辦學重點轉向高等教育，即創辦教會大學。第一所教會大學是嶺南大學，1893年在廣州創設。教會大學在20世紀頭十年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其中，由新教主辦的教會大學和醫學院達16所，羅馬天主教創辦了3所。以國別論，美國基督教會興辦的大學最多，如蘇州東吳、廣州嶺南、廣州夏葛醫科、北京協和醫科、武昌文華、重慶華西協和、杭州之江、南京金陵等大學。到1911年，除京師大學堂、山西大學、北京大學、南洋公學外，絕大部分高等教育均被外國教會所壟斷。
教會大學有以下幾個共同特點：學校的行政、經濟及人事大權始終掌握在外國差會和傳教士手中；以宗教教育為教學重點；有一套自成體係的教學管理製度；注重英語教學；反對學生運動；由於學位得到外國承認，故留學生多。
由上可知，晚清教會學校的發展史以第二次鴉片戰爭為界，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即形成階段和發展階段。從這兩階段的對比來看，有極為明顯的不同之處：
第一是招生對象的改變。早期教會學校在中國社會中所受到的“禮遇”，是一種“處處詬誶，與之為敵”的對待，故此所招學生全是“貧苦童稚”，並且還“與以衣食”。正因如此，有的傳教士稱這一時期的教會學校是“慈善學校”。但1860年以後，這種招生情況逐步在發生著改變，教會學校的大門開始朝向富有階層的人家，原來“不斷為乞丐們開義務學校”的辦學方針，漸漸被修改成“讓富有的聰明的中國人先得到上帝的道理”。尤其19世紀80年代後，有的教會學校幾乎成了名副其實的中國貴族學校。[65]
第二是教學內容的改進。在早期的教會教育中，宗教課程是一切課程的重點和中心，其時“最主要的中心科目是《聖經》，一切其他學科都是圍繞著這個中心來進行教學”。[66]這種狀況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有了較大程度的改變，這就是從整體上講，自然學科課程在教會學校的教學中所占比重逐漸增大，其科目門類也日益增多。此外，對中國傳統文化知識及英語課程也有了較大程度的注意。其中如英語教學，自1890年在華基督教傳教士第二次全國大會之後，幾乎成為所有基督教教會學校的主要科目之一，有些學校還把英語作為所有課程的教學用語。
第三是師資素質的提高。如眾所知，早期教會學校的開辦完全是為了開辟新的傳教布道的途徑。傳教士們對於教會學校的經營，隻是作為他們純粹宗教活動的補充。除了極少數人物將全副精力投放在學校的經營上之外，教學活動對於絕大多數從事教會教育的人物來說，不過是一種講經布道、發展信徒的“副業”。因此，其時教會學校的師資隊伍不僅教育專業化不十分明顯，而且他們真正能用於教學的文化知識水平也不高。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這種狀況有了一定的改變。這就是從事教會教育活動傳教士們的專業化在逐步加強，不少傳教士已將事業重心從傳教布道轉置到從事教育工作上麵，其中一些人開始成為專職的教育工作者或教會教育家。與之相應，教會學校的師資隊伍的文化知識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據賴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所述，在19世紀60年代初，英國有些差會派往中國的男性傳教士，百分之八十的人物都是正規的大學生，而美國來華傳教士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還要高。[67]80年代以後，隨著歐美的“學生誌願赴外國傳教運動”的形成和發展，來華從事教會教育工作的傳教士的專業素質，整體上有了一個更大比例的提高。他們不僅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有較好的專業儲備，而且在神學理論和宗教信仰問題上也比早年來華的人物開明得多。
第四是教會教育的培養目標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即由過去的專門培養傳播上帝福音的“使者”，逐漸轉向兼而培養世俗社會所需要的實用知識人才。用狄考文的話說，就是此一時期的教會學校，“不僅要培養傳教士，還要培養教員、工程師、測量員、機械師、手藝人等”，以此迎合和駕駛正朝中國社會湧來的“西方文明與進步的潮流”[68]。緣此，教會學校的教育層次也發生了變化。比較而言，早期教會教育基本上是一種初級塾學性質的教育，所謂教會學校主要是附設於教堂或傳教士住所附近的讀經班或識字班。而60年代以後的教會教育，不僅正規小學教育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而且教會中學和帶有高等教育性質的教育機構也先後出現在中國的土地上。據有關材料所顯示，在1875年左右，教會中學就占整個教會學校數的百分之七，到19世紀末，這種比例上升到百分之十左右。隨著教會中學的出現和發展，高等層次的教會教育機構也開始於19世紀七八十年代間萌生於中國社會中。
第五是辦學經費來源的變化。教會學校的辦學經費，初創時多由外國差會撥付和募捐，此外還有來自中國方麵的收入，如地租、捐款等。聖約翰大學1879年創建時，施約瑟（Samuel L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主教在美國募集美金26 000元，美國監理會董事部在3年內捐助美金6000元，以後教會每年均有數千元美金津貼學校費用。隨著教會教育的發展，教會學校招生對象改變，學校一方麵擴大學額，一方麵收取較高學費，使學生繳納的學雜費收入成了教會學校經費的又一主要來源，而教會津貼所占比例逐漸減少。
二、教會學校的辦學特點
與中國傳統教育相比，教會學校具有自己的辦學特點。
宗教科目和學校宗教生活問題，是教會學校的靈魂，外國傳教士的**。各教會學校都把宗教課作為主課，並規定宗教課如不及格不能升學或開除學籍。根據1895年《中國教育指南》的記載，北京貝滿女學堂的課程有：四書、女兒經、算術、地理、曆史、生物學、生理學等，但最主要的科目是《聖經》，一切其他學科都是圍繞著這個中心科目來進行教學的。學校把新、舊約聖經的曆史和道理都非常仔細地教給學生。其他與《聖經》有關的書，如《真理權衡》、《基督教信仰的論證》等，也是學生必讀的書。
上海聖約翰大學
製造特定的外語環境是許多教會學校所追求的目標，也是其強化教學管理的措施之一。除在課程設置中加強外語比重外，在教學實施過程中都盡量以外語為手段，教會學校主要是用外文進行教學。如天主教的徐匯女中、徐匯師範等，除國文外，各科教學都用法文，課本用法國原版本，甚至連中國史地也用法文講授。上海聖約翰大學將所有教科書、參考書（包括中國曆史、中國地理等）都用英文編印。在課堂教學中，不僅美籍教師用英語講課，華人教師（除了請老夫子用中文講國文課外）也要用英語講授，學生必須用英語做習題，回答教師的提問，同學之間必須用英文交談。學校中一切布告、來往公函、會議發言、會議記錄等一切文書檔案全用英文。
外籍傳教士進校任教，多由國外教會直接派遣，他們占學校教師的大多數。中小學教職員的任用條件比較苛刻，天主教會辦的中小學，主要任用天主教修士，其次是外籍教師，最後是中國教師，主要是天主教會所辦高一級學校的畢業生。基督教教會中小學教職員必須是本教派基督徒、大學畢業的基督徒、本校畢業生。對於女教師，則又多一項規定，無論天主教還是基督教，都要求女教師應是未婚女子，並抱獨身主義。
為了推動教會學校的發展，改變各自為政、各行其是的狀況，外國在華教會還致力於建立全國性的聯合組織的工作。
1877年5月，在華基督傳教士126人於上海舉行了第一次傳教士大會，會上組成了“學校教科書委員會”，狄考文、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傅蘭雅（John Fryer）、黎力基（Rudolf Lechler）等人為委員，負責編纂、出版教會學校的教科書。該委員會曾先後編纂了算學、中西曆史、地理、倫理、教會三字經、耶穌事略五字經、福音史記課本、舊約史記課本等教科書，中國有“教科書”名稱，即自此肇始。
1890年，在華基督教傳教士舉行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決定將“學校教科書委員會”改組為“中華委員會”，推選狄考文為會長，並規定每三年召開一次全國大會。
中華教育會的成員，初期僅數十人，後發展至近200人。該會在我國各地還設有分會。中華教育會的宗旨是“探求及研究中國教育事業，加強從事教學工作人員教授上的互助”。[69]其任務有編寫教科書、擬訂教育指南進行教育調查、舉辦各種講習會、演講交流會、檢查教會學校的工作情況等。除了中華教育會外，美國控製的世界性組織——基督教青年會還於1885年在華設立分會，並漸次推廣。
教會學校從一開始就是西方教會作為傳教、進行文化滲透的一種重要手段，其主要目的首先是以傳教、訓練教民和培養傳教士的助手。教會辦學的主要目的還在於造就知識幹部，借以控製中國的各個領域，以及使中國“基督教”化。總之，西方各國教會辦學的本意是在采取軍事、政治、經濟等手段的同時，輔以教育手段，從而達到它們完全控製中國的目的。
三、教會學校的社會影響
在談到教會學校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時，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首先，教會學校是中國近代史上非正常狀態的文化交流的產物。西方列強以軍艦大炮強迫中國政府與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為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滲透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和強大的保護。不平等條約給予各國教會在華辦學的權利。1906年，清政府《學部谘各督撫為外人設學無庸立案文》頒布，也對教會學校的發展起了保護作用。總之，教會學校的出現是近代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一種現實反映。
其次，是非對等的文化交流。近代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固然增進了西方世界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的了解，但也應該看到，在這一文化交流中，更主要的是西方文化在中國大規模地輸入、滲透，猛烈地撞擊著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社會，從而對中國的曆史進程產生深遠和巨大的影響。此時，根植於自然經濟和宗法社會並已進入發展爛熟階段的中國傳統文化，所麵對的絕不再是過去那些粗蠻古樸、很快就被中原文明所同化的馬背上的征服者，而是社會文明高度發達、必將對我國文化傳統的根本價值取向大大觸動的新對手。在近現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占據著主導和支配的重要地位。這種失衡的中西文化交流把教會學校推上了曆史的舞台；文化交流的非正常狀態，使得教會學校在中國得以出現；文化交流的非對等，使得教會學校在中國進行西方文化的滲透成為必然。從西方傳教人員在中國的政治活動、教育言論和教育實踐中，充分暴露了教會學校的侵略本性。毛澤東在1949年八、九月間寫的評論美國國務院白皮書和艾奇遜的五篇文章中，對於以美國為首的外國侵略者在中國的辦學活動的本質，作了深刻的揭露。我們這裏說的帝國主義的教會教育，實際都是對中國人民進行的“文化上的侵略和壓迫”，都是“為了侵略的需要”，為了愚弄中國廣大人民和造就服從他們的知識幹部——西方資產階級需要的買辦和熟習西方習慣的奴才，從而影響中國，加速中國的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化過程，造成一些“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洋奴”[70]。
在充分認識到教會學校的侵略性的同時，我們也需注意：雖然教會是維護西方宗教意識形態的堡壘，但不能把西方教會與教會辦的學校完全等同起來，簡單地視之為傳教士自我封閉的神學陣地。相反，教會學校為基督教本身的理性化和世俗化開辟了道路。
教會學校在中國晚清史上的積極作用至少有這樣幾點：
第一，它加速了舊中國傳統文化的保守、腐朽成分的崩潰。教會學校在中國出現，迫使人們承認另一種文化的存在。透過教會學校這一特殊的代表西方文化的“窗口”，使人們重新評價中國傳統文化有了一個新的參照係，改變了國人過去那種盲目自大的態度，而且促使人們認識到變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第二，它衝擊了中國舊式教育製度，使舊式的學塾和書院讓位於新式的學校。在某種意義上說教會學校開中國新式教育風氣之先河。
第三，它帶來了一些西方教育思想，如培養通才的價值觀念、知識結構和素質的要求，反映了新興工業社會的要求。教會學校的教學方法反映了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原則，倡導個人獨立鑽研，主張學術自由。
第四，它的學科設置打破了中國封建書院製度的狹隘性、片麵性和神秘性，開設了文、理、醫、工、農等各科，培養了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技術和文化骨幹。它重視實用的特點，在推動中國新式女子教育、職業教育和體育教育的發展方麵，起了良好的作用。
注釋
[1] 《洋務運動》第1冊，26頁。
[2] 《籌辦夷務始末》（鹹豐朝）卷七十一，17頁，北京，中華書局，1977。
[3] 《洋務運動》第2冊，7頁。
[6] 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136頁。
[8] 《光緒朝東華錄》第2冊，1943頁。
[9] 同上書，2017～2018頁。
[10] 《洋務運動》第2冊，566～569頁。
[11] 李喜所：《中國近代早期留美學生小傳》，《南開史學》，1984年第1期。
[12] 李喜所：《中國近代第一批留歐學生》，《南開學報》，1981年第2期。
[13] 《康有為遺稿·戊戌變法前後》，107、108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4] 《同文館題名錄》，30～31頁，1898年刊杭州大學藏本。
[15] 張靜：《洋務教育研究》，《南開史學》，1991年第2期。
[16] 《龔自珍全集》上冊，118頁。
[17] 《魏源集》上冊，163頁。
[18]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改科舉議》，廣仁堂校本，33～37頁。
[19] 《洋務運動》第2冊，207～208頁。
[20] 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61頁。
[21] 同上書，63～64頁。
[22] 《時報》“社評”，1905-09-07。
[23] 《重定學堂章程折》，《奏定學堂章程》，湖北學務處本，3頁。
[24] 王笛：《清末新政與近代學堂的興起》，《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25] 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274頁。
[26] 薛人仰：《中國教育行政製度史略》，67頁，上海，中華書局，1939。
[27] 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286頁。
[28] 《光緒朝東華錄》第4冊，4719頁。
[29] 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197頁。
[30] 同上書，225頁。
[31] 《清德宗實錄》卷四八六，6頁。
[32] 《光緒朝東華錄》，4931～4932頁。
[33] 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183～184頁。
[34] 吳玉章：《辛亥革命》，5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35] 李喜所：《清末留日學生人數小考》，《文史哲》，1982年第3期。
[36] 何一民：《轉型時期的社會新群體——近代知識分子與晚清四川社會研究》，44頁，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
[37] A.H.Mateer，Hand Book of New Terms，Shanghai，1917，p.80。
[38] 《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281頁。
[39] 《學部官報》，21頁，1906年8月刊於北京。
[40] 陳景磐：《中國近代教育史》，161～162頁，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41]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改科舉議》，《戊戌變法》第1冊，19頁。
[43] 鄭觀應：《盛世危言·考試上》，《鄭觀應集》上冊，292頁。
[44] 參見容閎：《西學東漸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45] 鄭觀應：《盛世危言·學校上》，《鄭觀應集》上冊，265頁。
[46] 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後序》，《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28頁。
[47] 嚴複：《救亡決論》，《嚴複集》第1冊，40～42頁。
[48] 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文選》，111～120頁。
[49] 梁啟超：《變法通義·論師範》，《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35頁。
[50] 《嚴複集》第1冊，15～32頁。
[51] 樂正：《從學堂看清末新學的興起》，《中國近代文化問題》，187～19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
[52] 《戊戌變法》第2冊，24頁。
[53] 《辛亥革命前十年時論選集》第2卷，下冊，840頁。
[54] 鄒容：《革命軍》，《辛亥革命》第1冊，349～350頁。
[55] 孫中山：《令教育部通告各省優初級師範開學義》，《孫中山全集》第2卷，253頁。
[56] 孫中山：《在廣東女子師範第二校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2卷，358頁。
[57] 鄒容：《革命軍》，《辛亥革命》第1冊，352頁。
[58] 孫中山：《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方法》，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下冊，1007頁。
[59] 《警鍾日報》，1904-08-10。
[60] 蔡元培：《對於新教育之意見》，《蔡元培全集》第2卷，134～135頁。
[61] 《中華新報》，1909-05-05。
[62] 《教育泛論》，《遊學譯編》，第9期。
[63] 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107頁。
[64] 陳景磐：《中國近代教育史》，65頁。
[65] A.Bennett，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Young J.Allen and his Magazines，1860—1883，p.90．
[66] John Fryer，The Educational Directory for China，Shang Hai，1895．
[67] Kenneth S.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New York，1929，p.108．
[68] Calvin W.Mateer，The Relation or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See “Records or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r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 Hai．May，10-24，1877．”
[69] 中華教育會：《中華基督教育季刊》，第1卷第1號。
[70] 參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友誼”，還是侵略？》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