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後，中國開始出現一批近代資本主義工商業。以投資於這些企事業的向資產階級轉化的官僚地主和商人為階級基礎，形成了中國的資產階級。早期改良派、維新派及革命派是這個階級的政治代言人。資產階級一登上政治舞台，即提出了自己的教育主張，並且發動一場由淺而深、由溫和到激進的教育革命。
一、早期改良派的教育改革主張
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馬建忠、薛福成、王韜、鄭觀應、何啟、胡禮垣、陳虯、容閎等。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前，早期改良派提出的政治主張帶有較大局限性。他們既要維護其自身階級利益發展資本主義，又不敢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道路。他們在政治上向往君主立憲製度，把希望寄托在清政府的明智、開恩上，希圖通過和平改良的辦法實現自己追求的目標。
早期改良派提出了一係列教育改革主張，這些主張大致可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麵：
（一）抨擊科舉製度
首先對科舉製的弊端予以揭露、批判。1861年，馮桂芬就認為科舉製是“其事為孔孟明理載道之事，其術為唐宗英雄入彀之術，其心為始皇焚書坑儒之心……意在敗壞天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才。”[41]其後，薛福成、王韜、陳虯、鄭觀應等，都針對科舉內容的空疏、不切實用，八股文對人們思維的禁錮等予以針砭。他們要求“黜浮靡、崇實學、獎薦賢、去一切防閑、破累朝積習。”[42]在科舉考試中廢除八股文，注重經術、史事、經濟、輿地、算學等實學科目，要求在科舉的形式上，停止虛浮驕作的武舉考試，增加算學科。19世紀90年代初，鄭觀應明確提出在舉行科舉考試時，應“首科既畢，掛牌招考西學”[43]，將西學列為一科，做到學以致用。
（二）倡導西學
他們認為要培養新的人才，趕上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必須學習西學。鴉片戰爭剛結束，魏源就喊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口號，提出了學習西方的必要性。其後，馮桂芬在“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思想下，明確提出了“采西學”、“製洋器”的要求。遵循這種思想模式，薛福成、王韜、鄭觀應等人都積極倡導學西學。就西學的範圍來說，馮桂芬在1861年所提的西學，內容包括算學、重學、光學、化學、輿地等，側重於自然科學方麵。隨著社會認識程度的提高，至19世紀80年代末，鄭觀應在《盛世危言·西學》中，已將西學分為天學、地學、人學三部分，內容包括了西方的自然科學、工藝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的諸多學科。
（三）改革書院、設立學校
容閎是我國近代最早的受過美國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也是國內最早將培養新的人才與設立學校聯係起來的人。1860年，他曾向太平天國幹王洪仁玕建議設立各種實業學校、武備學校，並仿照西方頒行各級學校製度。[44]此後，鄭觀應明確提出了改革舊式書院、設立學校的主張。他認為傳統的、為科舉作準備的舊式書院，學習內容空疏，方法落後，不可能承擔培養新式人才的任務，所以必須從教學內容上對舊式書院進行改革，增加西學的內容。他還提出：“學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45]主張仿照西方的學製，設立高、中、初三級學校，包括普遍教育、實業教育、師範教育、軍事教育等在內的完整的學校係統。他主張在京師設立大學，在各省省會設中學，在縣設小學，在各鄉設私塾。大、中、小學均采取班級授課的形式，規定學習年限，以考試的結果為升級的標準。鑒於具體情況，他提出了“變通”的具體方法，即將中國科舉製的進士、舉人、秀才的三級功名與大、中、小三級學校相配合，並將各省、府、縣的書院改為學堂。他是國內最早主張改書院為學堂的倡導者之一。
總之，早期改良派從資產階級改革的需要出發，十分重視培養掌握西學的新式人才。正是由於這一人才觀的確立，進而批判科舉製的弊端，積極倡導學習西學，改革書院，設立學校，為隨之而來的維新教育作了思想上的準備。
二、維新派的教育活動
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多數是出生於官僚地主家庭的知識分子，他們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影響，有的自己還舉辦了近代工業或與近代工業資產者有些聯係。他們要求改變封建專製政體、實行君主立憲、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改變取士製度，學習西方文化等。這一切都受到封建統治者的抵製，雙方展開尖銳激烈的論戰。這場爭論反映在文化教育方麵主要表現為：
第一，要不要反對以三綱五常為中心的封建倫理道德。資產階級維新派要求打破封建地主階級的君主專製，要參與政權，實現君主立憲。為此，他們在思想意識上，努力輸入西方資產階級的倫理道德觀念，以西方某些民主觀點，來反對封建專製思想，特別是君權思想。梁啟超說：“三代以後，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源。”[46]代表封建勢力與維新派論戰的人物是張之洞。他在《勸學篇》中堅持三綱五常是國君立國、學校辦學之最根本的原則，若棄此而倡民權，必引起大亂，聲稱：“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
第二，要不要提倡西學，批判中學。維新派主張學習西學，包括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和自然科學，他們是中國近代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一派代表人物。他們批判“宋學義理”、“漢學考據”和“詞章”之學，認為這些被封建統治者提倡的“中學”無實無用，隻能培養俗儒、鄙夫。封建頑固派堅持維護舊學、中學，排斥新學、西學。他們是一批極端的守舊分子，認為西學是“邪說”，是“奇技**巧”，提倡西學者是“亂臣賊子”、“離經叛道”。洋務派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基本精神與頑固派主張無大的區別。他們的“中學”包括中國經學和史學，核心內容為三綱五常。他們也講西學，但其含義與維新派不同，其內容是西文與西藝，對西方的社會政治學說是反對的。
第三，要不要廢八股、變科舉，改革封建主義的教育製度。頑固派維護和堅持八股取士製度，維新派認為欲救中國，必須開民智，培養人才。這就必須廢八股，改變科舉製度，建立資本主義的教育體係。嚴複曾指出，八股取士製度有三害：“錮智慧”、“壞心術”、“滋遊手”，[47]對之予以徹底否定。
反映維新派教育主張的代表人物有康有為、梁啟超、嚴複等人。他們在與封建守舊派的論戰前後，寫有一係列論著，如《變法通義》、《救亡決論》、《原強》等，分別闡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概論起來表現為以下幾點：
第一，廢八股，改革科舉，興學校。值得注意的是，康有為在《大同書》中己部第三章至第六章提出了一套學製體係：人本院（胎教）——育嬰院（學前教育）——小學院（初等教育）——中學院（中等教育）——大學院（高等教育）。[48]
第二，強調師範教育與女子教育。梁啟超是近代中國較早提出設立師範學校的人。1896年，他在《論師範》一文中說：“欲革舊習，興智學，必以立師範學堂為第一義。”“師也者，學子之根核也。師道不立，而欲學術之能善，是猶種稂莠而求稻苗，未有能獲者也。”[49]與此同時，對於女子教育，梁啟超等人也大力倡導。
第三，教育救國與啟蒙。維新派認為，教育是救亡圖存、思想啟蒙、富強祖國的重要手段。嚴複在《原強》一文中指出：“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反映在教育上就是德、智、體三方麵齊頭並進。隻有這樣，方可使中國避免滅亡的命運[50]。需要說明的是，維新派的教育思想論受到西方資產階級社會學說的影響，如進化論、民權說、社會學，等等。
維新派一方麵與守舊派開展論戰，另一方麵致力於學堂的創辦。隨著甲午戰爭後民族危機的空前加深，全國出現了興辦學堂的熱潮。據不完全統計，1895—1899年間，全國共計興辦維新學堂107所。[51]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萬木草堂、時務學堂。
萬木草堂於1891年由康有為在廣州長興裏設立，後遷府學宮，是康有為宣傳變法思想、形成變法理論、培養變法人才的重要陣地。開始隻有20多人，後來達100多人。康有為自任總教習、總監督，著《興學記》以為學規。今文經學、史學、自然科學為講授主要內容。堂中還設圖書室、儀器室，注重體育、音樂，選高材生充任學長，朝夕講業。
時務學堂是在1897年10月由熊希齡、陳寶箴、黃遵憲、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在湖南長沙創辦。梁啟超被聘為中文總教習，歐榘甲、韓文舉、葉覺邁、譚嗣同、唐才常等任分教習。李維格任西文總教習，許奎垣任數學教習。學生開始時有40人，後增至200餘人。梁啟超製定有《學約》十章。1898年春，由於王先謙等守舊派的攻擊，學堂被迫停辦，戊戌政變後改為求是書院。
資產階級維新派認為中國貧弱的原因在於教育不良、學術落後、民智未開，欲變法維新，必興辦教育，培養人才。因此，維新學堂辦學目標明確，就是為維新變法培養人才。如萬木草堂培養了梁啟超、麥孟華、徐勤等維新變法的骨幹，時務學堂培養的蔡鍔、範源濂等，後來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領袖。維新學堂要求學生具有廣博的知識和變法思想，能傳播維新主張，壯大變法力量。同時維新派創辦學堂的目的，還在於開啟民智，以提高民族文化素質。
在課程設置方麵，維新學堂從辦學目標出發，課程開設雖然名義上遵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但實際上已經突破了這一思想的框框，講授了不少變法維新，宣傳民權的內容，與洋務學堂根本不同。即使是私學性質的萬木草堂，其課程設置也很完備，有義理之學、考據之學、經世之學、文字之學組成的一般性學科，另還有所謂“科外學科”，包括體操、遊曆等。除此之外，萬木草堂還定期舉行時務演講（時務課）。
萬木草堂、時務學堂等維新派創辦的學校，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對教育的要求。在教育目的、教育內容和方法上都有別於封建主義的舊教育。從這些學校裏，培養出一批維新變法人才。但這些學堂，也還存在一些封建主義因素，在課程上還有不少封建主義的內容，在道德訓練的方法上，“主靜存誠”、“養心不動”、“敦行孝悌”、“慎思察幾”等，基本上出自於宋明理學家的教育主張。
1898年6月11日宣布變法至9月21日的“百日維新”中，資產階級維新派積極推行新政，通過光緒皇帝頒布了大批維新變法詔令。有關文化教育方麵的改革如下：
第一，廢除八股，改革科舉製度。6月23日，光緒帝發布上諭，下令廢除八股取士製度，改試時務策論。規定“自下科為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者，一律改試策論。”[52]鄉會試仍定為三場，除第三場試以四書、五經之外，頭兩場所試內容與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即試以中外史事、國朝政治以及包括五洲各國之政、專門之藝的時務策，以選拔實用人才。在規定的考試之外，還開設考試經世致用之學的經濟特科，其內容包括法律、財政、外交、物理等，以選拔新政人才。當時及法定以後的一切科舉考試，都以實學、實政為取士標準，不可複蹈空言，更不可以楷法好壞來決定取舍。這些科舉製度的變革，在當時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對學風和學習內容的改變以及學校教育的發展都有一定的推動作用，為後來最終廢除科舉製創造了條件。
第二，廣設新式學堂。京師大學堂的設立，早在“百日維新”以前就有議論，“新政”開始，便著手開辦。將原設官書局和譯書局並入大學堂，利用官書局原址，命孫家鼐為管學大臣，負責管理大學堂事務，同時規定有統轄各省學堂的權力。京師大學堂不僅需要管理好自身，還要辦成各省學堂之表率。京師大學堂是“百日維新”期間教育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它的創設，標誌著我國近代教育行政組織的萌芽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一種有別於封建舊教育體製下的學校管理模式的出現。
此外，各地舊有的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學和西學的學堂。各省的書院改為高等學堂，府城的書院改為中等學堂，州、縣的書院改為小學堂。地方捐辦的義學、社學，亦令中西兼學。此外，獎勵紳民辦學（民間祠廟不在祀典者，也改為學堂）。在專門學堂方麵，籌備設立鐵路、礦務、農務、茶務、蠶桑、醫學等學堂。
第三，倡導西學。在提倡西學方麵的直接措施有：派人出國留學，由各省督撫就學堂中挑選聰穎有誌深造的學生，派赴日本等國遊學；建立譯書局和編譯學堂，編譯外國教科書和其他書籍等等。
從這些措施可以看出，有關教育製度的改革，是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對封建主義的傳統教育進行了重大衝擊。這些改革措施體現了維新派發展資本主義的願望，使他們的教育主張得到了某種程度的表達。另一方麵，無論從科舉製度的改革，還是京師大學堂的設置，都保留了一定的封建性的內容，反映了資產階級維新派的局限性。
三、革命派的教育活動
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教育主張不僅與封建階級的教育截然對立，而且在教育與救國的關係、教育目的等問題上與資產階級維新派存在著明顯的分歧。
在教育問題上，資產階級革命派揭露抨擊了封建主義的教育剝奪人權，阻礙人們在智力方麵和物質方麵的發展，使中國人民陷於“窮苦愚昧”的地步。他們要求進行革命的“國民”教育，通過革命教育培養人們的自治能力，獨立品質，以及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
資產階級革命派在批判封建教育的同時，提出了倡女權和興女學的要求。在這個問題上，資產階級革命派比起改良派前進了一大步，不僅用民權思想批判封建專製主義教育，而且把它同反“壓製”、反“束縛”的愛國革命運動聯係起來。
除了揭露和抨擊封建教育的積弊，資產階級革命派對洋務教育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教育救國”思想也作了堅決的鬥爭。1907年，秋瑾在《中國女報發刊辭》中，抨擊幾十年的洋務教育“無宗旨，無意識，其效果乃以多數聰穎子弟，養成翻譯、買辦之材料”，而多數學生更是“以東瀛為終南捷徑，以學堂為改良之科舉矣。”[53]所倡洋務教育實際上沒有最終擺脫“中體西用”的框架，帶有深刻的封建性。
針對一部分改良主義者片麵強調“教育救國”，而否定革命的觀點，革命派表示堅決反對，明確宣布“改造中國之第一步”隻有革命，不能顛倒革命與教育的關係。鄒容說：“革命者，國民之天職也，其根柢源於國民，因於國民，而非一二人所得而私有也”；“欲大建設，必先破壞，欲大破壞，必先建設，此千古不易之定論。”可見，革命派強調革命、破壞，並不是為革命而革命，為破壞而破壞。他們所說的革命與建設新社會、新世界緊密相連。教育問題同樣受到他們的高度重視。鄒容說：“吾儕今日所行之革命，為建設而破壞之革命也……吾於是鳴於我同胞前曰：‘革命之教育’。更譯之曰：‘革命之前，須有教育；革命之後，須有教育’。”[54]孫中山則把興辦教育，特別是發展師範教育視為革命後首要辦的大事。他說：“學者，國之本也，若不從速設法修舊起廢，鼓舞而振興之，何以育人才而培國脈。”[55]又說：“我中國人民受專製者已數千年。近二百六十餘年，又受異族專製，喪失人格久矣。今日欲回複其人格，第一件須從教育始。中國人數四萬萬，此四萬萬之人皆應受教育。然欲四萬萬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師範，此師範學校所宜急辦也。”[56]
革命派的教育宗旨簡單來說是為革命鬥爭造就大批人才，即鄒容所說的“預製造無量無名之華盛頓、拿破侖”。對此，鄒容作過具體闡述，把這一宗旨具體化為“三義”、四種精神。“三義”為：（1）“當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2）“人人當知平等自由之大義”；（3）“當有政治法律之觀念”。由此“三義”，“更生四種（精神）：一曰養成上天下地，唯我自尊，獨立不羈之精神；一曰養成冒險進取，赴湯蹈火，樂死不避之氣概；一曰養成相親相愛，愛群敬己，盡瘁義務之公德；一曰養成個人自治，團體自治，以進人格之人群”。[57]除此以外，革命派還強調“教育平等”的原則。如孫中山所說：“凡為社會之人，無論貧賤，皆可入公共學校，不特取學膳等費，即衣履書籍，公家任其費用。……庶幾教育之惠，不偏為富人所獨受，其貧困不能造就者，亦可以免其憾矣。”[58]從這些主張可以看出，革命派的教育思想以服務於民主革命為宗旨，貫徹了教育平等的原則，超過了改良派的水平，具有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革命性。
資產階級革命派在進行革命的過程中，創辦了一批新型學校，並利用它們進行革命活動。蔡元培等在上海創辦了愛國女校和愛國學社，黃興在湖南利用明德學堂進行革命活動，徐錫麟、陶成章和秋瑾在紹興創辦了大通學堂。其他革命者還創辦了福建侯官兩等小學堂、蕪湖安徽公學、安徽崇實學堂、江蘇麗澤書院、貴州光懿小學等。這些學校培養了許多革命骨幹，播散了革命種子，掩護了革命活動。其中最著名的有愛國女校、愛國學社和大通學堂。
1901年12月，蔡元培、蔣觀雲、黃宗仰、陳範、林白水、吳彥複等在蔡元培寓所計議創辦女子學校，後延至1902年4月中國教育會成立後，“方正式租校舍於蔡寓之白克路登賢裏”，定名為愛國女校。蔣觀雲首任經理（校長），經費由黃宗仰介紹猶太巨商哈同之妻羅迦陵負擔。1902年12月2日，女校正式開學。開始時學生僅10人左右，後逐漸增多。蔡元培曾出任該校第二任校長。學校摒棄“賢妻良母主義”，以圖“造成虛無黨一派之女子”[59]，把增進女子之德、智、體幾方麵品質的培養當成教育宗旨。1908年後，女校與革命派脫離關係，成為普通女子中學。
1902年11月16日，上海南洋公學爆發了反抗學校當局專製主義統治的罷課風潮，全校6個班級，200多個學生憤然罷學離校。部分罷學學生請求中國教育會讚助辦學，中國教育會決定募款設校，“沿愛國女子學校之名，曰愛國學社”。推蔡元培為總理（校長），吳稚暉為學監（教務長），章太炎、蔣觀雲、蔣維喬、黃炎培等為教員，學社設在上海泥城橋福源裏中國教育會所。
1905年9月，光複會會員徐錫麟、陶成章等在浙江紹興設立了大通學堂，並在9月23日正式開學。後改為大通師範學堂，設體育專修科，六個月畢業。1907年，徐錫麟、秋瑾發動武裝起義，該學堂是重要基地。起義失敗後，學堂被清廷封閉。
在資產階級革命派創辦的學堂裏，教師多是實行一種義務製。如愛國學社的教員多為義務任教，既在學社教書，又利用課餘時間兼職謀生。教員在沒有任何報酬的情況下，仍舊熱心教學，致力於教育事業的發展。
在課程的安排上，軍事體育課占有很大的比重。這也是資產階級革命派所屬學校具有的鮮明特色之一。當時的軍事體育課，主要是兵式體操和器械體操。前者多是進行軍事步伐和槍械練習，以訓練學生日後參與武裝起義的作戰能力；後者多為溜木、平台、鐵杠、木馬、秋千及跳遠等項目的練習，以鍛煉學生強健的體魄。以上特色在大通師範學堂表現得更為明顯。
此外，革命學校中的教學多用演講式，鼓勵學生自由討論，以養成辯駁之風。為了培養學生宣傳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能力，革命學校的教學工作尤其在社會、國家、政治、法理等課程的講授上，教員多用演講的方式，在激發學生的革命熱情中傳授資產階級革命學說。同時注重引導，提倡學生自由討論，以養成辯論之風。
革命派在創辦學校的同時，還於1902年4月15日成立中國教育會，以從總體上推行革命教育。
革命派開展各種教育活動，並利用教育來宣傳革命思想，培養民主革命骨幹，建立革命組織，發動多次武裝起義，最終爆發辛亥革命，結束了統治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製政權。
資產階級革命派建立民主共和政權後，在文化教育領域裏開展了反對封建主義教育的鬥爭，進行了資產階級的教育改革。南京臨時政府雖然僅僅存在3個多月，而且事務冗雜，但並未忽視教育改革。1912年1月19日，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頒布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通令》、《普通教育暫行課程之標準》。《通令》計14款，規定：學堂改稱學校，監督總堂改稱校長；清末學部頒布的教科書、清末學堂的獎勵出身、小學讀經課一律廢止；初等小學可以男女同校；縮短中小學學習年限，增加自然科學、實業、實用知識方麵的課程等。《標準》計11款，對各級學校的課程、教學時數等予以了規定。
蔡元培作為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對當時的教育改革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這突出表現在教育方針的製定上。1912年2月，蔡元培在《教育雜誌》上發表了《對於新教育之意見》，專門討論教育方針。其後，他又提出了以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的“五育”方針。對此“五育”方針，蔡元培作過詳細說明，指出：“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廢也。軍國民主義，實利主義，德育主義三者，為隸屬於政治之教育。（吾國古代之道德教育，則間有兼涉世界觀者，當分別論之。）世界觀、美育主義二者，為超軼政治之教育”。他強調“五育”的整體性，以人體為例比喻說明：“譬之人身：軍國民主義者，筋骨也，用以自衛；實利主義者，胃腸也，用以營養；公民道德者，呼吸機循環機也，周貫全體；美育者，神經係也，所以傳導；世界觀者，心理作用也，附麗於神經係，而無跡象之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廢之理也。”[60]
四、資產階級新教育的社會作用
中國新興資產階級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所從事的教育活動，其積極影響不容低估。
第一，有利於促進現代化進程中民主化相對滯後狀態的改變。國內外新知識群的崛起，為民主運動的展開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基礎。近代中國的現代化努力長期隻局限於經濟和某些社會領域，民主化則相對落後。政治上的滯後對整個現代化進程帶來嚴重的阻滯作用。戊戌維新之際，由於康、梁等人主要依靠開明士紳和官吏，政治改革的主導方向在實施階段不能不有所降調。這種狀況直到新式教育迅速發展的20世紀初期才得到改變。日益擴大的新知識群體成為民主先驅者領導的行動隊，並對各階層民眾產生廣泛的鼓動和引導作用，使得愛國、民主和革命運動風起雲湧。以自由平等為內在驅動力的學界風潮廣泛興起，與商民的罷市和下層社會的民變交相作用，頻繁衝擊舊秩序，強化了社會變革所必需的動**氛圍。留學界和國內學界成為革命黨人建立組織中樞所依靠的社會基礎。學生們憑借其特殊地位，在曆次愛國民主運動中，以各種形式一次又一次地掀起民族民主思想宣傳的熱潮，把長期盤桓在精英圈子裏的民主理想變為群眾性的社會思潮，大大增強了國人極為缺乏的自由平等意識和國民意識，使中國人的民主自覺躍上新高度。而學生的自治要求與實踐，以及他們為爭取實現民主政治而展開的大規模鬥爭，有力地推動了民主化進程，使民主運動向著多數人自覺要求和主動參與的社會活動邁進一步，不再僅僅是少數先知先覺的呼喚和耶穌救難式的英雄主義。學生本身又構成近代中國民主製衡社會機製的重要成分，作為受過教育、有一定組織形式的社會群體，對專製王朝賴以存在的愚民鉗口術形成嚴重威脅。他們不能容忍朝廷官府任何有害於國家民族利益的舉動，封建統治者已很難完全為所欲為，專製製度喪失了繼續存在的社會條件。同時，學生進入官商紳各界，加快了舊群體分化轉變的趨勢，對專製統治的瓦解起到催化作用。
第二，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中國封建舊道德觀念，在一些思想活躍的青年學生心目中逐漸成為被唾棄的陳腐之物。江蘇省常昭高等小學堂的一些學生，公開在其畢業試卷中對封建舊觀念進行了批判。其中：“王以謙卷謂：‘君為臣綱，夫為妻綱，其理甚謬’。徐增植卷謂：‘後世所謂父，曰嚴君，誤甚’。程瑛卷謂：‘在朝為臣則認其君，否則吾與君為路人。’張元龍卷謂：‘三綱謬彰彰明矣’。王耀祖卷謂：‘綱中君為臣綱尤謬，蓋君非我祖父，與我無關係。’”[61]這些試卷被江蘇學使斥為“離經叛道之尤”，而這正顯現出一些激進學生的思想性格。1903年，清政府頒布的《學務綱要》中，以忠君尊古為學堂的指導思想，但留日學生們卻針鋒相對地提出：“從事教育者，不可不知二大主義。何謂二大主義？一曰貴我，一曰通今。”[62]
第三，推行國民教育就是要宣傳愛國救亡的思想，使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為國家民族的命運分憂，為民族的獨立與振興而奮鬥。晚清十幾年正是帝國主義重新瓜分世界浪潮愈演愈烈的時代，中國近代的民主革命正是在民族危機迫在眉睫的情況下興起的。因此，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在倡導新學時，把救亡的命題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他們強調進行軍國民教育，造就國民，就是要使全國人民養成國家、民族的整體觀念，使青年學生擔負起民族興亡的時代重任。
當然，資產階級新教育也有明顯的不足之處，如關於培養人才問題，洋務派也好，維新派也好，對於近代教育宗旨的認識都源自對中西教育的簡單對比，仍集中在培育異才方麵。區別隻在於，或是外交、軍事、工藝的洋務之才，或是民主宣傳的維新之才。這種精英至上的追求，與真正的近代教育宗旨顯然是有距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