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習俗的範圍甚廣，大凡人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葬嫁娶、社會交往等，都囊括其中。由於篇幅的限製，本節於生活習俗不可能麵麵俱到，隻能擇要而述。所論及的隻限於衣食住行及器用等物質生活習俗的變遷。
一、長袍、馬褂和洋裝
晚清時期服飾文化變化的內容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一是對清代前期及傳統服飾的改造揚棄；二是滿漢服飾文化的相互影響和補充；三是吸收融合西方外來服飾文化的有關成分，發展完善傳統服飾，使服飾文化的改進與社會的文明進步相一致。從總體上看，在清代後期，帝後的服飾變化不大，基本上承襲前期的法定內容，但文武百官乃至庶人百姓的服飾卻都有程度不同的變革。這種變革在近代政治、軍事中心的北京和經濟、文化繁榮發達的南京、上海等地，表現得尤其突出和劇烈。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廢除帝製以後，剪辮發、易服飾，西裝革履與長袍馬褂並行不悖，更是一次服飾風尚的大變革。
晚清貴族夫人與各國駐華公使夫人合影
中國近代服飾文化的變革是與中國近代社會的開放和進步相一致的。在近代，傳統服飾的寬衣博帶、長裙雅步都已顯得落後，與日益加快的生活節奏很不協調。這種寬大的衣服妨礙勞作，早已有人提出要進行改良、變通。服飾上森嚴的等級區分，既不符合近代平等觀念，壓抑了普通民眾對大眾化服飾的追求，又因搞得十分煩瑣而令人難以適從。滿族服裝則成為近代反清鬥爭攻擊的目標之一，中國服飾的近代化勢在必行。
中國人最早著洋服，大約是在鴉片戰爭以後的沿海殖民地半殖民地城市，如香港、廣州在19世紀50年代即有少數人模仿洋人打扮。有很多姑娘天足上穿著歐式鞋，頭上包著鮮豔的曼徹斯特頭巾，一些為外國商人當買辦的華人也偶有穿洋服者。這一時期的文人筆記以及《點石齋畫報》對此都有反映，但從整體上看此期穿著洋裝者為數極少。士大夫中尚無此種現象。連駐英公使郭嵩燾為避風寒臨時披了洋人衣服，也被作為一條罪名遭到彈劾。直到19世紀末，剪辮易服呼聲高漲，才有少數人帶頭穿起了洋服。維新派把“斷發”、“易服”提高到強國的高度，發出了改良社會風俗的呼喊。但是，這一時期真正改變的並不是官民服飾而是軍服、警服。改革的過程參照了西洋和日本製服，一改長衫裹腿，在外觀上令人耳目一新。
20世紀初，當時青年穿西服的人漸多。這一時期一些開明知識分子認為，既有西裝的形式，就應講求西裝的精神。西裝的精神在於發奮踔厲，雄武剛健，有獨立氣象，無奴隸性質。不僅如此，衣服裝束與外國人相同了，則酬酢交往易相融洽，沒有隔閡；來往考察事務，向外國人學習，沒有猜忌淩辱之患。一句話，穿了西服，可振工藝，可善外交，可以強兵，可以強種。[1]這種說法幾近“西裝萬能論”，不無偏頗之處，但同時也反映了國人在服飾追求上求新趨變的心理。在西服熱中，20世紀初的在校學生特別是大城市某些中小學統一製作的新校服格外引人注目。甚至連邊遠地區的情況也有所改變，1903年胡漢民任教習所在的廣西梧州中學允許在歲時年節學生可以“披洋衣，揖孔孟。”[2]可見穿洋衣的人已不在少數。1906年胡適進讀的上海中國公學，在裝束上更反映一個多彩的時代。學生教員中間，有穿西服的，有著日本和服的，也有人依然長衫馬褂，後垂發辮。
滿族婦女穿洋服者在國內也已經出現。1903年，清朝駐法國巴黎的公使裕庚卸任回國，帶著西洋婦女裝束的夫人及兩位女兒回到國內，並受到慈禧太後的召見。[3]其女德齡姐妹成為慈禧的禦前女官，凡遇外事活動，她們總是身著洋服，在一片旗裝的宮人中格外顯眼。這在滿族婦女尤其在貴族婦女中盡管是一個特例，但卻反映出西方服飾潮流對滿族社會的影響。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中國傳統服裝與西式服裝並存融合的基礎上，西裝雖沒有更大的普及，但洋式襯衣、絨衣、針織衫、西褲、紗襪、膠鞋、皮鞋等都漸漸普及推廣。男子的大襟長衫、對襟唐裝、折腰長褲和女子的斧口衫、大襟短衫等成了常服式樣；在滿裝基礎上加以改造的長袍馬褂和旗袍又流行起來。中國服飾中的西方因素在不斷地增加。
在服式改革中值得稱道的是中國男式禮服中山裝的創製。中山裝由孫中山首創，對於他設計時參考的基樣有幾種說法，有的說是根據日本的學生裝，有的說是日本鐵路工人服，有的說是一種在南洋華僑中流行的“企領文裝”。不管哪一種，都不是東方的傳統服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裝服式的影響。孫中山結合中國人的特點加以改造，使其顯得莊重、實用，富有中國氣派，很快得到流行。這點最能說明中國近代服裝的中西合璧特點。
二、中西餐並行的飲食文化
鴉片戰爭以後較長的一段時間裏，中國社會的飲食習慣並未發生明顯的變化，但隨著西方文化的進一步滲入，西方的一些飲食也逐漸傳入中國，並在一定範圍內引起反響，出現了中西餐並行的局麵。
19世紀50—60年代，士大夫們對西方飲食更多地表現為隔膜和新奇。1866年（同治五年），初次遊曆泰西的青年學人張德彝剛登輪船，曾充滿欣羨地記錄了西餐食品和食法，但吃過以後卻產生了反感。他在日記中寫道：“蓋英國飯饌，與中國迥異，味非素嗜，食難下咽。甜辣苦酸，調合成饌。牛羊肉皆切成大塊，熟者黑而焦，生者腥而硬。雞鴨不煮而烤，魚蝦味辣且酸，一嗅即吐。”[4]以至於同行的中國人一聽到開飯的鈴聲“便大吐不止”。在張德彝的日記裏，把巧克力譯為“炒扣來”，稱“其味酸苦”；紅葡萄酒“味酸而澀，飲必和以白水方能下咽”；“麵包係發麵無鹼，團塊燒熟者，其味多酸”；而“必耳酒”（啤酒）“其色黃，味極苦”。這些評價都反映了中國人對西餐的最初印象。
19世紀70—80年代，情況有所改變，人們開始對“裝飾之華麗，伺應之周到”的西菜館有了興趣。1876年（光緒二年），葛元煦注意到，開設在上海虹口一帶的西餐館有“華人間亦往食焉”，[5]到後來竟發展到“裙屐少年，往往異味爭嚐，津津樂道”[6]。到清末，食西餐成了有錢人的時尚。“光宣之交，滿清貴族，群學時髦，相率奔走於六國飯店”，而中產階級饗宴親朋好友，也往往到“六國飯店、德昌飯店、長安飯店，皆西式大餐矣”[7]。這時，張德彝式的議論便很少見到了，說明西餐已逐漸融入中國的飲食文化之中。
西式飲食在19世紀中葉以後開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19世紀80—90年代，上海等地就出現了一些西餐館。1881年，法租界裏開設3家麵包房，所用原料來自美國的舊金山。英國人則在上海經營奶牛牧場，每天生產1000公升鮮奶和200磅奶酪，用於供應租界區裏的外國僑民。另外，從歐洲運來的蔬菜、奶製品使洋人繼續保持著自己的飲食習慣。居住在上海的士紳葛元煦介紹說，“外國菜館為西人宴會之所，開設外虹口等處，拋球打牌皆可隨意為之。大餐必集數人先期預訂，每人洋銀三枚。便食隨時，不拘人數，每人洋銀一枚。酒價皆另給，大餐食品多取專味，以燒羊肉、各色點心為佳”。“外國酒店多在法租界。禮拜六午後、禮拜日西人沽飲，名目貴賤不一。或洋銀三枚一瓶，或洋銀一枚三瓶。店中如波斯藏，陳設晶瑩，洋婦當爐，仿佛文君嗣響。”[8]“外大橋的禮查、法大馬路的密采照、南京路口的匯中為早，全滬不下十餘所，食品清潔、室無纖塵、又無喧嘩囂雜之聲的這類餐館。”[9]海昌太憨生在《淞濱竹枝詞》中寫道：“番菜爭推一品香，西洋風味睹先嚐，刀叉耀眼盆盤潔，我愛香檳酒一觴。”[10]在名稱上中國化了的西菜館很多，如“一品香”、“一家春”、“海天香”、“一枝香”、“醉和春”，等等。由於吃西餐不必拘泥禮節，場地潔淨，故官場、商場應酬多擇西餐館。
在晚清，天津、北京的西餐館也相繼開設，名聲愈來愈大。翻閱這一時期的《大公報》，常可看到“品升樓”、“德義樓”等“番菜館”的廣告，稱它們專辦“英法大菜”，“請得巧手外國廚房精調西菜”[11]。北京的西餐飯店檔次很高，像六國飯店、德昌飯店、長安飯店等，以致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間。北京的西式食品店也很多。光、宣之際，即有醉瓊林、裕珍園、得利麵包房等30餘家西式食品店，天津、上海、廣州、漢口等城也有類似的情況。
與西餐相應的是，西方的飲料食品在清末開始流行。1853年，英國人在上海開設的老德記藥房就已經生產冰激淩、汽水了。19世紀60年代初英人埃凡在上海開設埃凡洋行，生產啤酒。1901年俄德哈爾濱啤酒公司和1904年青島英德麥酒（啤酒）廠的設立，是中國內地大規模釀造啤酒的開端。而1915年創辦的北京雙合盛啤酒廠，則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家啤酒廠。南洋華僑張振勳1894年在煙台創設的張裕釀酒公司是中國人采用西法釀造葡萄酒的嚐試，獲得了成功。晚清時期輸入中國的西式酒類品種比較豐富，如葡萄酒、香檳酒、啤酒、雪利酒、威士忌等西式酒類先後輸入進來，最初的叫法也五花八門，如啤酒被譯成“比爾酒”、“必耳酒”，白蘭地譯成“卜藍地酒”，香檳被譯成“商班酒”等。最早接觸西方飲食文化的人差不多在自己的筆記、日記裏對此都有所提及。
在晚清以“洋”為排場的時尚中，帶有西方風味的食品漸漸受到中國人的歡迎，豐富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不僅外國飲料、食品充斥一些地方的市場，而且使煙酒、糖果、罐頭等食品業成了熱門行業，發展迅速，從而引起了中國飲食習俗的較大變化。
三、大屋頂建築與西式洋房
中國傳統居家建築包括皇家建築和民居建築兩大部分。兩者具有明顯的等級差別。皇家建築（宮殿建築）是中國古代建築中的傑出代表，中國的許多建築特點都是在宮殿建築中才得以充分體現。不過這部分建築從理論到法式都嚴守中國造園蓋殿的傳統風格，沒有多少新變化。在民居方麵，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窯洞、南方的天井院落、西南少數民族的吊腳樓和土樓、北方草原的氈包等，都是中國傳統民居的典型形態。這類民居在一些城市中受西方建築風格的影響，無論在式樣還是建築材料上都有很大變化，然而散落在廣大鄉間集鎮以及偏遠地區的縣城、少數民族地區的民居建築都無大的變化。
修建於晚清的建築
西式房屋建築作為西方文化的一種外在表現，體現著西方社會文明和城市近代化的程度，高樓大廈是它與低矮式建築的明顯區別。如廈門鼓浪嶼的歐式建築群，上海淮海路一帶四坡頂法國文藝複興式建築，英租界裏希臘式、意大利王宮式的花園洋房，漢口、哈爾濱、青島等地方外國人修建的風格不一的幢幢外國洋房，形成了和中國千百年建築傳統迥然不同的風韻。西方近代住宅的優點是節約地皮，玻璃門窗通風與采光條件好，安裝自來水與煤氣管道，生活比較方便。而中國的城市民居，一般都比較矮小，不太注意采光和通風。《漢口日報》1905年6月10日有一篇論衛生的文章將中西住屋作了一番比較：中國路政不修，闤闠囂隘，行其道則塵沙蔽空，入其室則黑暗世界；而西人洋樓高矗，窗闥洞開，足以收納空氣，“比之華民住屋，真有天堂地獄之分”。中國房屋可以說都是“廟宇式”的。所謂廟宇式不僅指其外觀像廟宇，而且還包含有在居室設計上神事較人事更重要，為死者計過於為生者計的弊端，即先要把祖先神龕安置在正屋中央，兩旁尚須安設許多神祇的龕位，適合供奉香火和祭祀。此外還得合於做紅白喜事，往往把堂屋做得很大，以便能夠安放下若幹桌酒席或者布置靈堂。總之，把居住的安適方便擺在不太重要的位置，這與中國人的宗法觀念、家族製度都是有關的。此外，中國在民居建築上與西方的差別還表現在中國有廣闊的土地，在都市化程度低下的情況下，無須向高空發展來節省地皮。那時建築材料、建築技術都還難以造出高層樓房。封建統治者給住宅也立下了許多規矩，如紫禁城周圍的民間住宅不準超過皇宮的高度，而且規定庶人屋舍不得過三間等等。可見在居室建築上也蘊含豐富的文化和社會內容。可以說，中西文化在建築上的差異既有民族差異也有時代差異，更有社會發展程度的差異。因此，中國居室建築方麵的近代化，既有技術方麵的進步如磚石鋼骨混凝土混合結構的傳入，更有封建宗法觀念及等級觀念的鬆弛。
在近代，一方麵受西俗的影響，一方麵由於都市化程度的提高，在一些通商口岸，中國人也開始建築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出現“闤闠多仿西式”的風尚。在天津，小洋樓漸漸興起，與傳統的四合院並存，成為當地居室建築的新潮流；在上海除興建了大量西式建築外，還出現了在西洋建築風格影響下的中國新式民居——裏弄房屋。從這種居室建築布局來看，裏弄房屋每個居住單位仍按中國傳統的設計：主房居中，左右對稱兩個廂房，房前設置天井。而它的外觀則完全是外來的建築風格，樓房式樣，一樓一底，單調平直。裏弄是南京路一帶沿街市房。受上海的影響，漢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島等地也相繼在租界、碼頭、商業中心附近建成了裏弄住房。與樓式建築相適應，與西式建築相配套的設施如自來水等也被引進。中國城市居民飲水向來汲於江河或井水，後來西僑將自來水引入中國，華人亦積極仿效。以廣州為例，過去由於“井泉不潔”，且“取水艱難”，時虞瘟疫與火災。自1907年8月16日自來水正式開水使用，當月食水用戶有600家，至年終達7500家。“各戶報裝食水者，一洗從前藏納垢汙之苦，更免傳染疾病之虞，並由公司組織模範消防隊，聞警馳救，靈捷逾於常時，紳民稱便。”[12]西式居室建築的引進也帶動了相關行業的發展。晚清時期，鋼鐵、水泥、機製磚瓦、玻璃陶瓷、建築五金都成了極有前途的行業。同時，注重建築的裝飾也是晚清公共建築與民居的重要特點。晚清不少建築施以磚雕、石刻、木裝修、油漆飾麵、水磨石、馬賽克、石膏花飾、金屬飾件等，為城市建築增添了色彩，晚清民居也就是在這些方麵一變而從新了。
四、多元化的交通通信
晚清時期，中國的交通、通信方式開始發生重大變化。這種變化主要受到西方先進的交通、通信方式傳入的推動和影響。以下作具體闡述。
（一）近代公路的修築與汽車等交通工具的引進
在機械化的交通工具出現以前，中國城鄉的道路以土麵路和碎石麵路為主，交通工具以畜力車、人力車為主。舊時北京街麵塵土彌漫，行路艱難。有人這樣形容：“晴天三尺土，下雨一街泥。塵土卷地起，奇臭陰溝來。行路難，難於上青天。”[13]作為國家首善之地的北京，其道路的落後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
近代化的道路首先在開放的通商口岸出現。1862年（同治元年），上海修了第一條近代碎石子馬路——靜安寺路，以後一條又一條馬路相繼修成。1865年，上海的主要道路幹線安裝了煤氣燈照明，並以中華省會大鎮之名分識道裏，其街路甚寬廣，可容三四輛馬車並馳，地上用碎石鋪平，雖久雨無泥淖之患。天津租界的馬路始建於1861年，華界的馬路則是1883年開始興建的。1904年，北京城內東華門大街修築第一條碎石馬路，近代道路始見於北京。此後幾年裏，報刊報道各地修路的消息非常多，晚清城市道路建設邁出了新的步伐。
1910年上海的南京路
隨著公路的修建，新的交通工具逐漸多了起來，與牛馬車等舊式交通工具同時並存。19世紀60年代末傳入中國的東洋人力車，很快在一些城市出現，成為頗受歡迎的代步工具。在清末的北京、上海等城市，東洋人力車已經大量使用。與此同時，上海街頭出現腳踏車。1876年葛元煦在《滬遊雜記》裏記有這種腳踏車，並議論說：“快若馬車，然非習練兩三月不能純熟。究竟費力，近不多見。”[14]可見自行車在當時尚屬奢侈稀有之物，是趨時慕新的人才騎用的。機動車的傳入時間稍晚。1901年，第一批汽車出現在上海；1906年，比利時商人在天津鋪設有軌電車；1908年，上海的有軌電車開通，1914年才出現無軌電車。
（二）鐵路與火車、輪船的傳入
中國有鐵路及火車始於1865年。這年，一個叫杜蘭德的英國商人，在北京宣武門外修了一條一裏多長的觀賞鐵路，試行小火車以開闊人們的眼界。此後，修鐵路之議沸沸揚揚，反對之聲亦甚囂塵上。1874年，英國人在上海修築淞滬鐵路，運行不久因發生火車軋死人事件，致使民情洶洶。清政府花了28萬兩白銀贖回該段鐵路，拆毀並拋入吳淞灣了事。19世紀80年代，修鐵路的呼聲再次高漲。李鴻章在開平煤礦唐山至胥各莊一線率先修了一條運煤的專用鐵路，同一時間，劉銘傳在台灣修了從基隆到新竹的鐵路，於是一南一北兩條鐵路，便成為洋務運動在發展近代交通方麵做出的主要“政績”。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出現鐵路建設的一個**。不過多數鐵路是列強以資本輸出的形式興建的。到1909年，吳淞、京奉、東清、京漢、膠濟、粵漢、正太、滇越、安奉、滬寧、潮汕、京綏、滬杭甬、津浦、吉長等20多條鐵路幹線被各列強奪取。他們不但取得築路權、管理經營權、借款優先權、合辦權，還取得沿線開礦、伐林、征收捐稅等鐵路修築營運以外的權利。迄1911年，中國修成鐵路9618.1裏，其中被列強控製的就達8952.48裏，占鐵路全長的94.1％。
唐山至胥各莊鐵路通車情形
西方近代新式輪船是以蒸汽機為動力的。19世紀60年代，蒸汽機原理傳入中國後，徐壽、華蘅芳等人開始進行仿製。1865年，他們利用自己設計製造的蒸汽機建造了中國第一艘蒸汽動力船“黃鵠”號。此後，江南製造局於1867年開始建造艦船，1868年首先造成“惠吉”號，到1885年共造成艦艇15艘。福州船政局自1869年建成第一艘兵輪“萬年青”號，到1907年共建成各式艦船約40艘。所有這些艦船都是以蒸汽機為主動力的，因而都屬於近代蒸汽動力艦船。清後期的中國海軍就是以這種蒸汽動力艦船以及大量購自外國的軍艦為基礎組建起來的。
在航運方麵，1872年，中國輪船招商局的成立，標誌著晚清輪船航運業的開始。1877年，輪船招商局收買美國旗昌輪船公司，使自己的運輸船隻從12艘增至30多艘，實力大為增強。招商局的船隻不但往來於上海、天津、煙台、香港、廣州以及長江各口，而且還相繼開通至長崎、橫濱、新加坡、檳榔嶼、安南、呂宋等攬載貨運的固定航線。
行駛在香港水麵的火輪船
輪船招商局興辦獲利，很快吸引了更多的人投資近代航運業。此後又有大達內河輪船公司、政記公司、吉林官輸局、鬆黑兩江郵傳局、寧紹商輪公司、肇興、廣信等公司躋身近代輪船航運業。晚清的水路交通近代化終於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三）近代郵電通信的發展
19世紀中期以後，旅居在中國的外國人率先搞起“領事郵政代辦所”，處理在華外國人、外商的郵傳業務。它是為適應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需要而設立的。19世紀60年代以後，清政府海關兼辦郵政，上海、天津、漢口、廣州、鎮江、福州等24處設有海關的城市，在19世紀末基本上都設立了海關郵局。1896年，清政府批準興辦大清郵政，1906年成立郵傳部，作為“新政”的內容之一，郵政業務在全國各地得到長足的發展。清末民初，從沿海到內地，從城市到鄉村，郵政事業逐步向普及化的方向前進，郵件數量日益增加，大大便利了人們的信息交流。
電線電報出現以後，各國又爭相把它移入中國。1862年，俄國公使提出把他們的東方電線延伸到天津。1863年，英國公使也提出架線要求。一時間，各國公使、領事以及在中國官府任職的外國顧問紛紛主張在華架設電線，開展電報傳遞信息業務。這些要求被清政府朝野官員視為“驚民擾眾，變亂風俗”的洪水猛獸而斷然拒絕了。
1874年，日本侵略台灣，負責南洋各口通商事務的沈葆楨認識到了電報在軍事上的重要作用，積極主張架設電線，奏請清政府在福建與台灣之間架線以利“消息常通”。這個建議獲得清廷批準，但是線路卻遲遲未能開通。1880年，原先對電線電報持反對態度的李鴻章也積極起來，認識到“電報實為防務之必需之物”[15]，奏請在上海與天津之間架設電線，19世紀80年代初成立電報招商局。1881年，天津到上海間的第一條電報線竣工敷用。此後，滬粵沿海各口陸線、長江水線、東北線、西南線、陝甘線等主要幹線均於90年代初建成竣工。到1908年，全國電報線路長達90 897裏，大中城市設電報局總數達到394處。就連北京，也於1883年開通了電線，一條引入總理衙門作為官用專線，另一條擇地安置以為民用，原先設在通州的電報局隨即搬家入城，分成商局和官局，於1884年正式開張營業。
晚清時期引進的電話機
電話傳入中國，首先是從各列強占領的租界內開始的。1882年2月，由大北公司上海站建成的第一個電話交換所在上海租界內開放通話。1907年，上海成立電話局，到1910年，上海已經擁有上萬門電話交換設備。上海有電話之後，青島、漢口、煙台、天津都陸續開通電話。1903年，北京始有電話，次年麵向社會的電話局在東單二條開業。1911年前，京城共有4家電話所，裝機總量在3300門左右[16]。自1900年到1906年，南京、蘇州、上海、天津、武漢、廣州、北京、沈陽、青島、太原等大中城市，都已出現了由中國人自行開設的市內電話。一些大城市之間還有了長途電話業務往來。另外，無線電通信設備也在近代中國開始出現。當然，無線電、電話、電報的民間使用率是很有限的。
五、五彩斑駁的生活器用
器用的範圍非常廣泛。除衣、食、住、行範疇的器用之外，還包括室內器用、照明器具、計時計量器具等內容。本部分主要介紹室內器用、照明器具、計時計量器具的更新。
室內器用，多種多樣，各地風格不一。如在南方，人們睡覺休息時多用床，除木製床較為普遍外，也有用銅、鐵製作的床。富有人家的床製作精良，工藝講究，而一般百姓用的則很簡單。在北方，一般人家多睡炕，上至達官貴人，下至黎民百姓，大致如此。有的人家除設炕外，還要另生爐火。在“洋爐子”未時興以前，人們用的是沒有煙筒的煤球爐子及木炭火盆。20世紀初，西式火爐傳入，逐漸得到推廣。這種火爐在當時被稱為“洋爐子”，爐體設有出煙口，可與煙筒銜接，通向戶外。煙筒通常用馬口鐵皮製成。“洋爐子”使用方便，供暖充足，而且安全性較高，很快流行起來。洋爐取代土爐，是北方城市居民室內取暖器用的一大變化。至於室內其他用具如桌、椅、櫃、箱、案、幾、凳等，都是中國傳統家庭所必備的器用。
在照明器物方麵。在中國使用最普遍的傳統照明器具是油燈。油燈出現在古代，用植物油或動物油作燃料。人們把油放在瓦杯及罐中，用細繩作芯，製成油燈。據徐珂的《清稗類鈔》記載，清代民間流行的油燈有“雲母燈”、“料絲燈”、“西瓜燈”、“書燈”等。此外還有蠟燭，也是使用較廣的照明器物。
鴉片戰爭以後，在西方物質文明東漸的影響下，照明器具有了很大改善。首先是新式煤油燈的出現。新式煤油燈和舊式煤油燈的不同除了表現在構造、形狀上外，主要的區別是所用燃料不同。新式煤油燈以“洋油”，即用工業方法從石油中提煉出的煤油為燃料。19世紀五六十年代，外國商人便在上海等通商口岸推銷煤油。煤油燈的優越性，再加上商家的廣告宣傳與獎勵銷售，使煤油燈成為暢銷貨。上海租界當局還修了地下管道，接通煤氣，用於照明之用。人們把這種燈稱為“煤氣燈”或“地火”，煤氣燈不僅用於住戶，而且被安裝在新修的馬路及橋梁上，為城市夜色增添了新的景觀：“初設僅有路燈，後於行棧、鋪麵、茶酒戲館以及住屋，俱用煤氣燈。火樹銀花，光同白晝，上海遂成為不夜之城。”竹枝詞讚道，“不用蘭膏隻用燈，自來燈火滿街明。晚從黃歇浦邊望，萬點光中不夜城”。[19]
晚清時期的物質生活變化是迅速快捷的。當煤氣燈尚未在中國城鄉普及的時候，另一種新的照明器具——電燈，亦被引進，並很快被國人所接受。上海是最先使用電燈的城市。1882年，外國人立德在上海“首在租界創設電燈”，並設廠於乍浦路，成立上海電光公司。19世紀90年代後，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了電氣處，統籌規劃上海的電氣業，加快了電燈使用的推廣。據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報告，1893年，上海安裝白熾電燈6325盞，次年達到9091盞[20]。繼上海之後，北京、天津也相繼出現了電燈。北京使用電燈照明，初用於皇宮禁苑，次及於外國使館，再及於普通居民。1888年，李鴻章建議宮苑內安裝電燈等近代化生活設施。西苑內設20馬力發電廠，兩年後正式發電並命名為“西苑電燈公所”。同時又成立“頤和園電燈公所”負責園內照明。1903年，外國洋行在東交民巷開辦發電廠，專供使館區用電。1904年，“京師華商電燈有限公司”成立，近代民用電力事業始在北京開辦。天津最早把電燈用於照明的是德商開辦的世昌洋行。1888年，世昌洋行首先為荷蘭領事館的大樓裏安裝了電燈，20世紀初，天津租界當局建立起發電廠，專為租界供電。中國的電氣事業最初掌握在外國人手裏，後來中國人也辦了一些電燈廠，擴大了電燈的使用範圍，使一些中小城市也有了電燈照明。然而廣大農村仍處於落後狀態，不僅無電燈，而且連新式煤油燈也不多見。
傳統燃火之用的有火石以及類似近代火柴的“火寸”。《清異錄》記載：“夜中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批杉條，染硫磺，置之待用，一與火遇，得焰穗然，呼引光奴。今有貨者，易名火寸。”[21]火寸雖與火柴相似，但僅能引火而不能生火，使用極不方便。火柴在晚清時的俗名叫自來火，因來自外洋，又名“洋火”。1855年瑞典生產出世界上第一批安全火柴。10餘年後，火柴傳入中國。1880年美查洋行在上海創設中國最早的一家火柴廠，此後歐美、日本在我國興建了一批火柴廠。並輸入大量火柴產品，占領我國市場達半個世紀之久。外國人建的火柴廠產量高，競爭力強，如1906年日本設於長春的日清燐寸株式會社，日產火柴約100箱，到1919年產量達2萬箱。盡管從19世紀90年代後，上海、漢口、南京、長沙、九江、重慶等城市也出現了中國自己的火柴廠，如1894年建立的湖北聚昌和盛昌火柴公司，就是中國自辦的兩家官商合辦的火柴廠，但是這些工廠一般規模有限，無力與外國火柴廠展開競爭。近代中國多用“洋火”確是曆史事實。
在計時器物方麵。在西方鍾表傳入之前，中國主要使用日晷、漏壺等舊式計時器計時。明末時，西方鍾表始輸入中國，因其按時自鳴擊打，人們又稱之為“自鳴鍾”。當時主要是掛鍾和座鍾。由於數量稀少，國人對其計時價值仍無認識，隻把它列入“樂器”一類。晚清時期，西方鍾表進口日漸增多，掛鍾、座鍾、懷表、手表等陸續出現在中國一些較開化的地區，成為日漸重要的計時工具。上海的法國租界工部局大樓及城南董家渡天主堂安裝的大型自鳴鍾，“四麵置鍾盤一，報時報刻，遠近鹹聞”。[22]鍾表成為一些商店必備的商品。在上海，“西人所開洋貨行以亨達利為最著，專售時辰寒暑風雨各式鍾表、簫鼓絲弦、八音琴、鳥音匣、顯微鏡、救命肚帶及一切耍貨，名目甚繁”。[23]當時的中國經濟落後，國人購買力低下，手表之類新式計時器造價頗高，價格昂貴，普通人民是享用不起的，民間計時仍以傳統的計時器具為主。
中國傳統縫補衣服曆來依靠手工。1829年，法國人巴爾托洛美·契蒙耶發明了世界上第一架縫紉機，把縫製衣服從手工勞動中解放出來。19世紀60—70年代，外國人把縫紉機帶入上海。葛元煦對最早傳入中國的縫紉機作過如下描述：“器僅尺許，可置幾案上。上有銅盤銜針一，下置鐵輪，以足蹴木板，輪自轉旋。將布帛置其上，針能引線上下穿過。細針密縷，頃刻告成，可抵女紅十人。然隻可縫邊，不能別用。”[24]此後美國商人向中國輸出了一批縫紉機。為了壟斷技術，他們隻出口機器，不出口零件，以致機器壞了無法修理。
印刷術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是我們先民對人類文明作出的偉大貢獻。然而到了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印刷技術卻超過了中國。輸入的新式印刷機價格低，效率高，很快為國人所接受，成為許多出版機構、報館的主要設備。於是，一批新式出版物，如報紙、刊物、書籍紛紛問世，流行海內。這些印刷品與舊式書籍有很大不同，是中國圖書業更新的重要標誌。
六、剪辮與放足
辮發、纏足與八股文並稱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三大陋習，在清代，曾被西方國家認為是中國野蠻和落後的標誌。西方人到了中國，看見中國人種種落後習俗，“始大笑悼之”，“複蚩鄙百端，擬以豭豚”。中國人在外國，拖辮發，著滿裝，躑躅於市，行人莫不曰“拖尾奴才”、“豚尾奴”、“半邊和尚”，等等[28]，甚至惡毒地詛咒說：“世界人類由下等動物而進化，中國人不十年必盡退化為禽獸。”[29]所有這些既刺激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也產生了對自身愚昧落後的一種“自覺”或“自省”。因此，以剪辮、放足為標誌的移風易俗活動，就成為近代先進中國人改變自己外在形象的重要舉動，而剪辮、放足也成為近代生活習俗變遷的最顯著標誌之一。
發式對於人們具有一定文化意義。不同的發式可以反映出人們的性別、年齡、職業、地位的不同，因此，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發式習俗。中國傳統發式到清代發生了重大變化。滿族貴族入主中原後，為了加強對漢族和其他民族的統治，用同化風俗的辦法鏟除漢人的民族意識，消弭反清鬥爭，頒布剃發令。結果，此令一下，遭到漢族和其他民族的強烈反對，“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鬥爭席卷全國。這些抗爭都隨著清朝對全國統一的完成而逐漸平息，天長日久，人們剃發蓄辮漸漸成了習慣，安之若性了。
清末北京城市風俗圖
有趣的是，本來是漢族臣服滿族標誌的辮子，在外國人麵前，卻又成為中國人的民族標誌了。而這種民族標誌，在西力東漸的近代，主要是作為“落後”、“不開化”的標誌而體現的。對內，辮發又成為中國封建道德和傳統的象征，剪辮子又具有向清王朝及封建主義傳統挑戰的性質。清末排滿運動、反清革命興起，辮子作為漢族屈從滿族，臣民尊奉君上的標誌，成為爭取“出奴隸之籍，脫牛馬之羈”的人們再度攻擊的目標。“革命，革命，剪掉辮子反朝廷！”[30]流傳在江蘇沭陽一帶的這首民謠表明，剪辮就是對清朝統治和封建主義傳統的一種否定。
剪辮除有政治因素外，長辮不利於近代社會生活，也是導致剪辮運動興起的原因。在生活節奏加快的情況下，拖著一條長辮子，行禮不便於脫帽，健身不便於鍛煉，做工時不便於開機器，練兵時不便於操演，每天還得花時辰去梳頭發，打辮子；勤洗更費時間，不勤洗又不衛生，弄得衣裳沾滿油漬，還繁殖細菌和虱子，傳播疾病。正如康有為在戊戌變法時指出：“歐美數十年前，人皆辮發也，至近數十年，機器日新，兵事日精，乃盡剪之，今既舉國皆兵，斷發之俗，萬國同風矣。”[31]可見，繼續保留滿洲式的辮子不符合世界趨向短發的潮流，即使恢複宋明束發於頂的主張也是逆潮流而動的。
由於辮發不便於民，不宜於時，所以晚清除了太平天國恢複“漢官威儀”，康、梁奏請斷發易服和革命派“割辮反清”等幾次帶有政治色彩的剪辮風潮外，一般開明人士也發出了剪辮的呼聲。原先對剪辮采取嚴厲鎮壓政策的清廷終於在倒台的前夕，為大勢所迫，於1911年12月7日準資政院請，允許官民自由剪發了。
辛亥革命爆發後，辮子陸續革掉。民軍所到之處和革命浪潮波及到的地方，人們紛紛行動起來，剪去辮子。剪辮幾乎成為衡量人們政治傾向的標誌：“不剪發不算革命，並且也不算時髦，走不進大衙門去說話，走不進學堂去讀書。”[32]廣東省宣布獨立時，“無論老弱少壯之男子以及士農工商，罔不爭先恐後，紛將天然鎖鏈剪去。是日堤岸一帶之剪辮店，自朝至暮，擠擁非常，操此業者，幾致食亦無暇……統計是日剪辮者，盡有二十餘萬人”。[33]在台灣，“日本人竊踞台灣時，曾不斷勸誘中國人剪去辮子，但聽從者占極少數。一直到了民國前一年十月，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傳來，一夜之間，所有的人都把辮子剪掉了，讓日本人大吃一驚”。[34]在浙江海寧鄉下，“鎮上茶館裏，就有五六個年輕朋友，專門乘人不備，代人剪辮，惹起許多口舌。有的人，辮子被剪掉了，抱頭痛哭；有的人破口大罵；有的人硬要剪辮子的人賠償損失”[35]。在當時的浙江鄞縣還流傳著這樣一首剪辮詩：“城市少年好事徒，手持快剪伺於途，瞥見豚尾及鋒式，道旁觀者拍手呼。”[36]民國元年正月初，北京剪辮子的人已占多數，少數不剪辮子的人不敢出門。據成都將軍玉昆的調查，全國各省剪辮子情況比北京更甚，四川政界多半剪掉了辮子。[37]麵對這樣的現實，不用說全國人民，就是頑固保守的滿洲貴族也剪掉了辮子。例如當張勳所率領的辮子軍複辟的時候，就發生張勳與清宗室成員溥淪關於辮子的爭論。張勳指斥溥淪剪掉辮子為不肖之子。溥淪反駁他說：“前已有旨……”[38]可見剪辮子已成為無法阻擋的曆史潮流。曾在清廷中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袁世凱也已剪掉了辮子，足見這場剪辮運動影響的深遠。
纏足是古代中國的一種陋習惡俗，風行年深日久。到了晚清時期，隨著西方生活方式及價值觀念的輸入，要求改革傳統陋習的呼聲隨之高漲，放足成為一種時代潮流。
太平天國革命的興起，對纏足陋習給以猛烈的衝擊。太平天國的領導人提倡婦女天足。天朝當局下令不準婦女纏足，違者斬首，當時在太平軍控製的地方也確實厲行禁纏。然而，太平天國的婦女政策有著兩重性，既有解放的一麵，又有束縛的一麵，未能把纏足惡習徹底革除。此後，還有鄭觀應等開明人士為反對纏足而奔走呼號。總之，從鴉片戰爭後到同光之際，反對纏足陋習的舉動已有所進展。到了光緒末年，反對纏足的活動進入**——由個人呼籲發展為團體活動，由少數人的覺悟轉變為民眾普遍的覺悟，形成所謂清末天足運動。
清末發生的反對纏足、崇尚天足的運動是由一批維新誌士最先發起的。早在1883年康有為就在老家廣東南海聯合一些開明鄉紳創立不纏足會。1896年康有為、康廣仁又在廣州成立粵中不纏足會，提倡婦女不纏足。該會成立之初，會員便達萬人以上。與此相呼應，在廣州附近的順德，賴弼彤、陳默庵也創立了戒纏足會。1897年6月30日，梁啟超與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發起組織不纏足會。該會初設於時務報館內，後移大同書局。據梁啟超等人擬定的簡明章程，上海不纏足會發展到全國許多地區，總會設在上海，各省設分會，各州縣市集可酌設小分會。不纏足會設立後，會務相當發達，一時遠近響應，幾個月內，湖南、潮州、福州、嘉定等地都有不纏足會出現。
到了1898年戊戌變法期間，為了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取締纏足陋習，康有為寫了《請禁婦女裹足折》上奏。他寫道：“奏為請禁婦女裹足，以全肌膚……方今萬國交通，政俗互校，稍有失敗，輒生譏輕，非複一統閉關之時矣。吾中國蓬篳比戶，藍縷相望，加複鴉片裹纏，乞丐接道，外人拍影傳笑，譏為野蠻之矣。而最駭笑取辱者，莫如婦女裹足一事，臣竊深恥之。”[39]可見，維新派是把裹足這一惡俗提高到有失國家之尊嚴和挽救民族危亡的高度來看的。光緒帝采納了這種主張，於這年8月13日發出上諭禁止纏足。
不久政變發生，維新變法失敗。康有為、梁啟超等從事的不纏足運動暫告停頓，但是經過他們的宣傳，纏足有害、天足多益的觀念已經為世人所知，天足運動已成曆史潮流。此後更多的知識分子、名流學者投入天足運動之中。私塾、學校教育中出現了宣傳不纏足的熱潮，也促使了天足運動的蓬勃開展。
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清朝統治者雖然鎮壓了康、梁的變法運動，但是不久他們又不得不重新豎起康、梁等人提倡的反對纏足的旗幟。1901年慈禧太後下達了勸禁纏足的懿旨。接著，地方上的封疆大吏如四川總督岑春煊馬上響應勸止纏足。張之洞本來就提倡天足，此時更是熱心從事勸導禁纏的活動。
在清末天足運動中，教會與傳教士的努力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一是積極從事天足宣傳。最早出版的專門勸導放足的出版物大都與教會有關，如1894年出版的《勸放足圖說》、晚清基督教刊物《中西教會報》都刊載了大量抨擊纏足、宣傳天足的言論，報道了不少有關不纏足活動的消息。二是組織不纏足會，直接參與天足運動的實踐活動。先是在教會內部設立天足會，凡是入教者不許纏足，而後又廣泛地向社會上宣傳不纏足的好處。外國教會反對纏足陋俗，自有他們特殊的目的和用意，無論如何，他們的反對都是革除這種陋俗的一種外來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