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聖陶致力於教育，許地山致力於宗教研究，除了《倪煥之》與《春桃》外本時期很少文學創作。而王統照在本時期的文學創作數量與質量都要高於五四時期。1929年出版中篇小說《黃昏》，1935年連載長篇小說《秋實》（次年出單行本改名《春花》）。從1933年到1936年還出版詩集《這時代》《夜行集》與散文集《北國之春》《片雲集》等。1933年出版長篇小說《山雨》，但卻被國民黨政府視為“頗含階級鬥爭意識”，在“勒令禁止發行”外，甚至將作者列入危險人物的黑名單。為此王統照隻能出國考察以躲避文禍。他並非左翼作家，卻受到形同左翼作家一樣的對待，表明那個時代左翼文學的文化土壤是很豐厚的。
由於遭遇禁售與刪節，《山雨》的版本問題值得注意。1933年9月開明書店出版的28章的《山雨》是初版本，但很快遭到禁售。在開明書店的交涉下，出版了刪除後5章的刪節本。後5章描寫農村進一步衰敗，奚大有進入城市後思想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並表現了日寇的侵略與革命者的對敵行動。不過刪除了這具有濃重左翼色彩的後5章，小說仍是一個完整的描寫中國北方農村凋敝與崩潰的文本係統。在這兩個版本外，還有一個1955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修訂版，這個修訂版刪除了損害農民與工人形象的語句，增強了社會的黑暗性與農民的反抗性，將義和團的暴行轉移到日寇的頭上。後來的《王統照全集》等收入的都是1955年的修訂版。
吳伯簫將《山雨》與《子夜》相提並論，的確具有一定的藝術慧眼。茅盾本來就想以其恢弘之筆描寫中國的城市與鄉村，但事實上，他隻是大規模地描寫了中國的城市。盡管《子夜》中也描寫了雙橋鎮，並且又創作了農村三部曲，然而與《子夜》的宏大敘事相比，雙橋鎮與農村三部曲好像是對農村場景這則宏大敘事的序曲，序曲演奏完畢拉開農村宏大敘事帷幕的卻是王統照的《山雨》。由於中國發展的不平衡，上海、杭州、廣州等地的確比北方更早進入城市化，茅盾作為南方作家以其敏銳的藝術感性，將城市文明的燈紅酒綠與資本運作描寫得淋漓盡致；而中國北方的城市很多仍是傳統的與鄉村無差別的統一，隻有青島、天津等通商口岸城市得以率先走向現代，王統照以其北方作家的厚重，將北方農村的衰敗與災難力透紙背地描寫出來，與茅盾的《子夜》構成了20世紀30年代一曲中國社會的城鄉二重奏。
《山雨》取材於王統照家鄉山東諸城的陳家莊，農民日複一日地重複著耕種收割，黃海之濱的山東農民喜歡將地瓜、白菜放入地窖中過冬，小說就從地窖寫起。《山雨》通過血淋淋的生動描繪，將魯迅所說的中國農民的中立性表現出來——兵來了將他們當作剝削的對象，匪來了又將他們當作剝削的對象，兵匪一家的盤剝加上天災，壓垮了這些老實巴交的農民賴以生存的最後一線希望。老一代是奚二叔、吳老秀才、老鄉紳吳練長、陳莊長，第二代是奚大有、宋大傻、陳葵園、徐利等，小說的情節就是以這些富有親情與鄉情的人物關係為紐帶，在兵匪與天災的禍患中展開的。小說通過奚大有，將老實本分的農民是怎樣一步步從所熱愛與依附的土地上被放逐的過程描繪得栩栩如生。最後奚大有離開家鄉，到T島（青島）幹人力車夫，並且逐步走上覺醒的道路。小說力圖寫出現實的真實性與複雜性，即使對於次要人物也沒有進行簡單的處理。小說對奚二叔、吳練長、宋大傻等形象的描寫都具有生動性與複雜性，尤其是對於陳莊長的描寫就更與左翼文學不同。陳莊長是農村的統治者又是地主，但又嗬護他治下的農民甚至為民請命。惟其如此，他在農民中才會有很高的威望，最後在阻止大兵擾民時被活活踢死，陳莊長的被踢死更是加速了鄉間社會的崩潰。
與王統照五四時期小說的唯美象征與浪漫感傷風格不同，《山雨》等小說真實地再現了北方農民的悲慘命運，藝術上明顯轉向現實主義，表現了中國的鄉間並非像廢名筆下那種充滿詩意的寂靜與蘊藉，而是充滿了慘厲的血痕與淚痕。在文學語言上，王統照五四時期歐化語言的文法也被通曉暢通的描繪所取代。雖然《山雨》在描寫革命者的形象上略顯蒼白，然而將鄉間社會的衰敗與崩潰逼真地寫出來，已完成了其藝術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