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伊始，左翼文人通過“文協”等組織的成立，很快在國統區掌握了話語權，使得國民黨官方的禦用文人根本就沒有市場。於是民間一些與“文協”不同調甚至與國民黨政府相近的聲音，都被左翼文人所排斥，其中惹人注目的就是“戰國策派”。
1940年林同濟、陳銓、雷海宗、賀麟、沈從文等人在昆明創辦《戰國策》半月刊，次年又在重慶《大公報》上開辟《戰國》副刊，認為當時的世界是擴大了的戰國而被稱為“戰國策派”。說戰國策派是法西斯主義就好像說信奉進化論的陳獨秀、胡適與魯迅等人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戰國策派諸位哲人優於不問世事的專業知識分子的，恰好就是他們對被**的祖國命運的憂慮，他們想在世界大戰的語境中重建使中華民族戰勝強敵而存活下去的文化價值。他們對中國傳統的陰柔性格與散漫得隻知有家不知有國的文化批判，試圖以強悍的生命力再造民族性格的努力，與新文化運動也是一脈相承的。然而同樣一個學說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就會產生不同的解讀。在五四時期個性解放的語境中，魯迅等人以尼采學說強化個性解放後主體的自由意誌；但是，在中國遭受侵略的語境中，戰國策派則從國家至上與民族至上的角度接受尼采的強力意誌，將力的哲學直接與民族的強大掛鉤。正是從這個角度，戰國策派背離了新文化運動，並對新文化運動進行了反思，試圖在列國爭雄的時代進行文化重建。事實上，左翼文人雖然批判戰國策派，但是延安要求集體主義地攥成一個拳頭的文化趨勢比全國任何地方都嚴厲。戰國策派主要是西南聯大與雲南大學的一些哲學家與曆史學家，作家隻有陳銓與沈從文，這裏就討論一下戰國策派的主將之一陳銓。
陳銓（1903—1969），號選卿，四川富順人。在清華讀書期間受到吳宓賞識。1927年創作長篇小說《革命的前一幕》（1934年出版，再版時改名《無名英雄》）。1928年出版長篇小說《天問》，赴美留學。1929年出版長篇小說《衝突》（即《戀愛之衝突》）。次年赴德國留學。1935年出版長篇小說《彷徨中的冷靜》和《死灰》（三版時改名《再見，冷荇！》）。1942年出版話劇《野玫瑰》與長篇小說《狂飆》。1943年出版話劇《金指環》《無情女》，1944年出版詩集《哀夢影》。1946年出版中短篇小說集《歸鴻》。陳銓的長篇小說與吳宓、錢鍾書等人的清華傳統是一致的，就是注重人性的探索。然而，與錢鍾書那種優雅的文人情調不同，他的小說一開始就具有粗糲的風格。學徒愛上老板的女兒，在《少年漂泊者》與《林家鋪子》等小說中都出現過，但陳銓的藝術處理卻很獨特。《天問》中的主人公林雲章野心勃勃，他當學徒時狂熱地愛上老板的女兒張慧林，他通過從軍掌握權力，殺死情敵抱得美人歸，卻感到美人是與別人結過婚的平常女人。最後他到生命將盡的張慧林麵前坦白了一切，並含笑自刎而死。從這篇小說中可以看到中國古代的英雄觀對小說的影響，主人公的強力意誌與野心勃勃向上爬似乎有尼采與《紅與黑》中於連的影子，得到後感到厭膩又是叔本華哲學的結果。與《天問》表現意誌及人性的回歸相比，《革命的前一幕》更偏於通過戀愛表現一種哲思。在上海讀大學的陳淩華到同學徐寶林的西子湖畔的家中度假，愛上了比西湖還美麗的同學妹妹徐夢頻，陳淩華與徐寶林赴美留學後，北大學貫中西的獨身主義教授許衡山卻愛上了來京求學的徐夢頻，但她仍情係遠在異國的淩華。在淩華返國時，痛苦於失戀的許衡山就到南方參加革命去了。《彷徨中的冷靜》也是一部多角戀情小說，而《狂飆》則是一部典型的抗戰加戀愛的小說。
四幕劇《野玫瑰》在重慶的熱演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劇作寫的是抗戰初期女間諜夏豔華接受派遣到北平臥底，與漢奸頭目王立民結婚。三年後同是重慶派來的特工劉雪樵來到王家與王立民女兒曼麗談戀愛，但他卻是夏豔華當年在上海的情人。他們竊取了情報，利用敵人內部矛盾，使漢奸頭目王立民擊斃偽警察廳長後服毒自殺，夏豔華則指揮眾間諜安全撤離。隨著連演16場的巨大成功以及國家民族至上的觀念受到國民黨政府的歡迎，教育部還授予該劇作學術三等獎（一、二等獎全是學術著作，隻有三等獎中有《野玫瑰》與曹禺的《北京人》），引起了左翼文人的群起抗議，二百多人聯名上書教育部，以至於國民黨政府高層盡管認同這個劇，而不認同變相抗議國民黨的話劇《屈原》，但迫於群情激憤也不得不撤銷獎項。陳源反駁左翼文人的觀點而聲援《野玫瑰》的，恰恰說此劇寫出了漢奸的複雜性，而沒有落入一寫漢奸就是沒有人性的草包的俗套。
受到左翼文人批判的“與抗戰無關論”比戰國策派還要早。1938年梁實秋在重慶主持《中央日報·平明副刊》時寫了一個編者按：“現在中國抗戰高於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我的意見稍為不同。於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但是與抗戰無關的材料，隻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截搭上去。至於空洞的‘抗戰八股’，那是對誰都沒有益處的。”這就是“與抗戰無關論”。從早年參與國家主義的“大江會”，到晚年“但悲不見九州同”的遺恨，梁實秋一直是一個具有強烈愛國情操的文人，1937年後他也寫了很多抗戰文字，說他倡導“與抗戰無關論”有點冤枉。而從左翼文人一麵說，在皖南事變後，大都是“與抗戰無關”揭露國民黨腐敗的作品。有趣的是，梁實秋在文學史上留下的不朽篇章，恰恰是“與抗戰無關”的《雅舍小品》。《雅舍小品》是他20世紀40年代初應《星期評論》的約稿而作，抗戰結束基本上編定，到台灣才出版的小品集。這部小品集在台灣一版再版多達數十版，創造了散文小品出版的奇跡。但其所寫從女人、男人到孩子，從音樂、下棋、寫字到畫展，從謙讓、握手到講價，都是從一個角度觀察人生的智慧閃光。所寫的仿佛就是永久不變的人性，不但“與抗戰無關”，而且階級性與時代性都無關。因此，倔強的梁實秋是以《雅舍小品》的藝術形式，對從“左聯”到抗戰初期對他的人性論與“與抗戰無關論”進行批判的回應。而注重描寫人類的共通性與普遍性，又是清華文學的傳統，這就使得《雅舍小品》與錢鍾書的《寫在人生邊上》相近。不過，錢鍾書的幾篇散文有的地方議論明顯，藝術表現不如他的小說得心應手，而梁實秋的小品幾乎就是他生命的流溢，其中的議論也被其智慧之光給掩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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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
有人說女人喜歡說謊，假如女人所捏撰的故事都能抽取版稅，便很容易致富。這問題在什麽叫做說謊。若是運用小小的機智，打破眼前小小的窘僵，獲取精神上小小的勝利，因而犧牲一點點真理，這也可以算是說謊，那麽，女人確是比較的富於說謊的天才。有具體的例證。你沒有陪過女人買東西嗎？尤其是買衣料，她從不幹幹脆脆的說要做什麽衣，要買什麽料，準備出多少錢；她必定要東挑西揀，翻天覆地，同時口中念念有詞，不是嫌這匹料子太薄，就是怪那匹料子花樣太舊，這個不禁洗，那個不禁曬，這個縮頭大，那個門麵窄，批評得人家一文不值。其實，滿不是這麽一回事，她隻是嫌價碼太貴而已！如果價錢便宜，其他的缺點全都不成問題，而且本來不要買的也要購儲起來。一個女人若是因為炭貴而不生炭盆，她必定對人解釋說：“冬天升炭盆最不衛生，到春天容易喉嚨痛！”屋頂滲漏，塌下盆大的灰泥，在未修補之前，女人便會向人這樣解釋：“我預備在這地方安裝電燈。”自己上街買菜的女人，常常隻承認散步和呼吸新鮮空氣是她上市的唯一理由。豔羨汽車的女人常常表示她最厭惡汽油的臭味。坐在中排看戲的女人常常說前排的頭等座位最不舒適。一個女人饋贈別人，必說：“實在買不到什麽好的……”其實這東西根本不是她買的，是別人送給她的。一個女人表示願意陪你去上街走走，其實是她順便要買東西。總之，女人總歡喜拐彎抹角的，放一個小小的煙幕，無傷大雅，頗占體麵。這也是藝術，王爾德不是說過“藝術即是說謊”麽？這些例證還隻是一些並無版權的謊話而已。
女人善變，多少總有些哈姆雷特式，拿不定主意。問題大者如離婚結婚，問題小者如換衣換鞋，都往往在心中經過一讀二讀三讀，決議之後再複議，複議之後再否決。女人決定一件事之後，還能隨時做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做出那與決定完全相反的事，使人無法追隨。因為變得急速，所以容易給人以“脆弱”的印象。莎士比亞有一名句：“‘脆弱’呀，你的名字叫做‘女人！’”但這脆弱，並不永遠使女人吃虧。越是柔韌的東西越不易摧折。女人不僅在決斷上善變，即便是一個小小的別針位置也常變，午前在領扣上，午後就許移到了頭發上。三張沙發，能擺出若幹陣勢，幾根頭發，能梳出無數花頭。講到服裝，其變化之多，常達到荒謬的程度。外國女人的帽子，可以是一根雞毛，可以是半隻鐵鍋，或是一個畚箕。中國女人的袍子，變化也就夠多，領子高的時候可以使她像一隻長頸鹿，袖子短的時候恨不得使兩腋生風，至於鈕扣盤花、滾邊鑲繡，則更加是變幻莫測。“上帝給她一張臉，她能另造一張出來”。“女人是水做的”，是活水，不是止水。
女人善哭。從一方麵看，哭常是女人的武器，很少人能抵抗她這淚的洗禮。俗語說：“一哭二睡三上吊”，這一哭確實其勢難當。但從另一方麵看，哭也常是女人的內心的“安全瓣”。女人的忍耐的力量是偉大的，她為了男人，為了小孩，能忍受難堪的委屈。女人對於自己的享受方麵，總是屬於“斯多亞派”的居多。男人不在家時，她能立刻變成為素食主義者，火爐裏能爬出老鼠，開電燈怕費電，再關上又怕費開關。平素既已極端刻苦，一旦精神上再受刺激，便忍無可忍，一腔悲怨天然的化做一把把的鼻涕眼淚，從“安全瓣”中汩汩而出，騰出空虛的心房，再來接受更多的委屈。女人很少破口罵人（罵街便成潑婦，其實甚少，）很少揎袖揮拳，但淚腺就比較發達。善哭的也就常常善笑，迷迷的笑，吃吃的笑，格格的笑，哈哈的笑，笑是常駐在女人臉上的，這笑臉常常成為最有效的護照。女人最像小孩，她能為了一個滑稽的姿態而笑得前仰後合、肚皮痛、淌眼淚，以至於翻筋鬥！哀與樂都像是常川有備，一觸即發。
女人的嘴，大概是用在說話方麵的時候多。女孩子從小就往往口齒伶俐，就是學外國語也容易琅琅上口，不像嘴裏含著一個大舌頭。等到長大之後，三五成群，說長道短，聲音脆，嗓門高，如蟬噪，如蛙鳴，真當得好幾部鼓吹！等到年事再長，萬一墮入“長舌”型，則東家長，西家短，飛短流長，搬弄多少是非，惹出無數口舌；萬一墮入“噴壺嘴”型，則瑣碎繁雜，絮聒嘮叨，一件事要說多少回，一句話要說多少遍，如噴壺下注、萬流齊發，當者披靡，不可向邇！一個人給他的妻子買一件皮大衣，朋友問他：“你是為使她舒適嗎？”那人回答說：“不是，為使她少說些話！”
女人膽小，看見一隻老鼠而當場昏厥，在外國不算是奇聞。中國女人膽小不至如此，但是一聲霹雷使得她拉緊兩個老媽子的手而仍戰栗不止，倒是確有其事。這並不是做作，並不是故意在男人麵前做態，使他有機會挺起胸脯說：“不要怕，有我在！”她是真怕。在黑暗中或荒僻處，沒有人，她怕；萬一有人，她更怕！屠牛宰羊，固然不是女人的事，殺雞宰魚，也不是不費手腳。膽小的緣故，大概主要的是體力不濟。女人的體溫似乎較低一些，有許多女人怕發胖而食無求飽，營養不足，再加上怕臃腫而衣裳單薄，到冬天瑟瑟打戰，襪薄如蟬翼，把小腿凍得作“漿米藕”色，兩隻腳放在被裏一夜也暖不過來，雙手捧熱水袋，從八月捧起，捧到明年五月，還不忍釋手。抵抗饑寒之不暇，焉能望其膽大。
女人的聰明，有許多不可及處，一根棉線，一下子就能穿入針孔，然後一下子就能在線的盡頭處打上一個結子，然後扯直了線在牙齒上砰砰兩聲，針尖在頭發上擦抹兩下，便能開始解決許多在人生中並不算小的苦惱，例如縫上襯衣的扣子，補上襪子的破洞之類。至於幾根篾棍，一上一下的編出多少樣物事，更是令人叫絕。有學問的女人，創辟“沙龍”，對任何問題能繼續談論至半小時以上，不但不令人入睡，而且令人疑心她是內行。
——梁實秋：《梁實秋集》，24—27頁，廣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
原典點評
《女人》以生動幽默的語言，描寫了在作者看來的女人的喜歡撒謊、善變、愛哭、膽小等一係列特性。這是作者描寫的“永久不變的人性”的一個範例，但他描寫的是不是“永久不變的人性”是可以打折扣的，因為從存在主義的角度看，女人是在不斷選擇中賦予其“女人性”以新的個性。而且《雅舍小品》是在文壇都在追逐時代性才鑄成新鮮文體的，如果在文化語境相似的情況下整個文壇都寫這種小品，那麽，這種對所謂“永久人性”的描寫就很容易重複。
在抗戰前就標榜其寫作與世事無關的是廢名。他在20世紀30年代初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棗》與長篇小說《橋》，因為與世事無關，其優美恬淡的敘事基本被文壇所忽視了。不過這種優美恬淡的敘事到《橋》為止，從30年代初的《莫須有先生傳》到40年代後期的《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寫得越來越不像小說，尤其是《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然而，在《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中卻出現了對民間“抗日”的描寫。廢名五四時期的新詩沒有多少個人特點，但從30年代開始他的新詩才像他的小說那樣顯示出幾許禪意，尤其是他的小詩，頗受中國古代空靈妙悟的絕句與日本俳句的影響。
被批判為比梁實秋的“與抗戰無關論”“更毒”“更陰險”的是沈從文，他看不慣那些抗戰八股，發表了《一般與特殊》的文章，引來左翼文人的批判。不過沈從文在抗戰期間沒有多少作品發表，繼承他的衣缽的是汪曾祺。汪曾祺（1920—1997），江蘇高郵人。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在沈從文的提攜下於1940年開始發表小說，20世紀40年代的短篇小說收入《邂逅集》。《戴車匠》那位修車者修車就像庖丁解牛，具有一種藝術的享受；《雞鴨名家》中的餘老五孵小雞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陸鴨放鴨也是一絕，他們在各自的專門領域都達到了具有審美超越的化境。這些小說都是抗戰與內戰期間寫的，卻感受不到戰火硝煙氣味，幾乎沉浸在田園鄉趣中。60年代中期以他為主的創作班子將《蘆**火種》改編成《沙家浜》，才重溫抗戰。到80年代初隨著他的《受戒》《大淖記事》等小說的發表，他又回到《邂逅集》的境界，在藝術的發展脈絡上接續著沈從文的文學傳統，甚至《受戒》中主人公所唱的曲兒都是從沈從文的《雨後》中抄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