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二年正月，唐太宗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什麽叫作明君、暗君?魏徵回答說： “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緊接著，列舉秦二世、梁武帝、隋煬帝“偏信”則亡的曆史教訓，證明“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對於君王來說， “兼聽”就會有“天下大治”,“偏信”就會造成“天下大亂”。唐太宗聽了， “甚善其言”,完全讚同。
唐太宗不僅從曆史人物身上，而且從平常事例中體驗到個人認識的局限性。貞觀元年，他原以為自己從小善於弓矢，盡得其妙。有一次，得到良弓數十張，送給工匠驗看。工匠說，這些弓木心不正，脈理皆邪，通通不是良弓。由此他悟出自己並非無所不知，況且“天下之務，其能遍知乎!”又有一次，他對房玄齡說：有些文人與伎工總以為自己的長處，別人都比不上，然而，一旦和名工文匠相比較，就分出高低來了。由此唐太宗得出“自知者明，信為難矣”的結論，進而說明帝王“一日萬機，一人聽斷，雖複憂勞，安能盡善?”可見，唐太宗頗有點自知之明。
正因為唐太宗不把自己當作“盡善”的完人，因而主張依靠臣下，集思廣益。他對大臣們說： “朕既在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他深知，作為帝王，如果炫耀聰明，傲視臣下，就會有亡國的危險。隋煬帝不就是一麵鏡子嗎?這位“好自矜誇”的暗主，護短拒諫，偏信了虞世基。農民起義早已風起雲湧，陷沒郡縣，而虞世基報喜不報憂，隋煬帝什麽都不知道。下情不得上通，其結果是身死而國亡。
貞觀三年十二月，在討論《論語》經義時，孔穎達提醒說： “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淩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唐太宗聽了， “深善其言。”為了避免重踏亡隋的覆轍，他特別強調“朕遇千慮一失，必望有犯無隱”?希望大臣們踴躍諫諍。
清代史學家在評論太宗納諫時指出： “蓋親見煬帝之剛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盜賊蜂起而莫告，國亡身弑，為世大謬。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慮難周，非集思廣益，難以求治”這是符合曆史實際的。
唐太宗不僅善於“兼聽”,而且注意“博學”。既然個人才智有限，就必須努力地“學”與“問”。魏徵曾經奏稱： “陛下身居九重，細事不可親見，臣作股肱耳目，非問無由得知。”唐太宗也確實是這樣做的。早在貞觀元年閏三月，他就“亟延耆老，問之政術。”還規定京都官員五品以上的，輪流到中書內省值班。每次召見，與之交談， “詢訪外事，務知百姓疾苦，政教之得失焉。”
貞觀二年，唐太宗又強調： “為人大須學問”。所謂“學問”,除了詢問政務外，還十分注意讀書學習。他說： “人之讀書，欲廣聞見以自益耳”為了學習自古以來治國的道理，特地囑咐魏徵等編纂《群書治要》。書成後，唐太宗細心覽讀，在《答魏徵上《群書治要》手詔》中說： “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為勞也。”唐太宗還閱讀其他大量的書籍，如《尚書》《詩經》《禮記》《論語》《史記》《漢書》《漢》《中論》《哀江南賦》《晉書》《北周書》《北齊書》《經典釋文》等，並且能從中引出有益的教訓來，作為治理天下的依據。正如他自己所說： “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理政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治。”直到晚年，他仍然重視學習，說： “人雖稟定性，必須博學以成其道。”可見，唐太宗之所以成為曆史上“克己勵精，容納諫諍”的皇帝，也是同他勤於“學問”分不開的。
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凡是有自知之明的人，往往敢於承認與改正錯誤。但是，對於位居尊極的帝王來說，要在臣下麵前公開檢點過錯，那是很不容易的。唐太宗恰恰在這方麵做到了一些，所以成為千古美談。武德九年十二月，簡點使外出征兵，封德彝建議：把十八歲至二十歲的中男，簡點入軍。魏徵認為這樣做不行。唐太宗生氣了，下令說：凡是中男身體粗壯的，都可以征兵。魏徵還是堅決反對，不肯簽署敕令。太宗問他為什麽如此固執?魏徵嚴肅地說：如果把中男盡點入軍，那麽他們的田地由誰耕種呢?國家又從哪裏取得租賦雜徭呢!緊接著，魏徵曆數了唐太宗即位以來有三件大事失信於民。太宗愕然而悟，鄭重地檢討說，“我不尋思，過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錯失，若為致理?"於是，撤銷了“簡點中男入軍”的動議。貞觀七年，唐太宗回顧即位以來的情況，說：“每商量處置，或時有乖疏，得人諫諍，方始覺悟。若無忠諫者為說，何由行得好事?”這說明他並不以一貫正確自居，而是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不少，隻是別人提出後，方才覺悟，把事情辦好。因此，他希望大臣們“每見有不是事，宜極言切諫，令有所裨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