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專製主義的政治理論的重要內容，就是君為臣綱，君尊臣卑、臣忠於君之類的教條。從根本上說，唐太宗沒有也不可能跳出這個窠臼。但是，他把君臣之間看成魚水關係，強調君王離不開臣下的匡正，這倒不失為一種開明的政見。
鑒於隋朝滅亡的嚴重教訓，貞觀初期曾就如何處理好君臣關係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貞觀五年，魏徵提及隋朝“禁囚”事件，即隋煬帝令將領於士澄捕“盜”,一天竟斬決二千餘人。唐太宗認為，如此枉殺無辜， “非是煬帝無道，臣下亦不盡心，須相匡諫，不避誅戮，豈得唯行諂佞，苟求悅譽。君臣如此，何得不敗?”從隋亡的事實來看，一方麵固然是由於隋煬帝殘暴，聽不得諫諍；另一方麵也是跟臣下不盡心匡正密切相關的。唐太宗認為，即使君主自己賢明，但是，臣下不進直言，同樣會陷於危亡的境地。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 “唯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冀憑直言鯁義，致天下太平。”
當然，唐太宗所謂“君臣相需，事同魚水，”絕不是指君臣彼此平等關係，而是說“君臣本同治亂，共安危。”他多次向大臣們強調： “君臣合契，古來所重。” “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這裏，君臣彼此的利害關係講得十分透徹。唐太宗把直言忠諫提到國家興亡、社稷安危的高度來認識，並從封建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出發，極力希望臣僚們“須相匡諫。”基於上述君臣“魚水”關係的認識，唐太宗還提出了君臣“共理天下”的政治主張。貞觀二年，他與群臣論治，闡明了“人君必須忠良輔弼”的道理，竭誠期望“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為了造成這樣一種共商國事的開明政局，貞觀君臣們進行了不倦地努力，形成了貞觀一代諫諍之風。
果然，經過君臣的共同努力，貞觀五年開始出現“遠夷率服，百穀豐稔，盜賊不作，內外安靜”的景象。這時，唐太宗跟大臣們說： “此非朕一人之力，實由公等共相匡輔。”不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這在封建帝王中並不多見!
貞觀六年七月，唐太宗在丹霄殿宴請三品以上的大臣，從容地說： “朕與公輩，共理天下，今中夏義安，四方靜肅，並由公等鹹盡忠誠，共康庶績之所致耳。”的確，卓著政績的取得，是君臣“共理天下”的結果。
貞觀十一年七月，唐太宗在“手詔”中進一步提出： “夫為人臣，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所以共為治也。”“共理”或者“共治”,無疑地要比“獨斷”好得多。由於君臣上下集思廣益，各種情況了解比較全麵，各種問題考慮比較周到，所以唐初政治清明，其結果是：一些有益的政令措施得以“順其美”而貫徹執行，一些有害的政令措施能夠“匡救其惡”而及時改正。“共相切磋”,必能集思廣益； “共相匡輔”,勢必加快大治，這是貞觀政治留給後人的寶貴啟示。
為了適應“共理天下”的需要，唐初君臣們還十分強調同心同德的重要意義。貞觀前夕，魏徵指出： “聖哲施化，上下同心。”爾後，他又多次陳述： “凡欲致化，必在上下相親，朝廷輯睦。”唐太宗深以為然，貞觀五年對大臣們說： “既義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極言無隱。倘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為國之大害也。”這裏，唐太宗把“極言無隱”看成“協力同心”的表現。因此，諫諍之盛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房玄齡畢生佐命匡弼，臨終前夕還是念念不忘直言切諫。杜如晦“共掌朝政”,功績卓越，病故後，唐太宗表彰他“同心輔朕”, “君臣義重。”王珪則以激濁揚清而聞名，太宗讚歎說： “卿若常居諫官，朕必永無過失”。至於魏徵更是諫臣的楷模，太宗對他說： “近代君臣相得，寧有似我於卿者乎?”總之，君臣上下，齊心一致，群策群力，各種問題處理妥當，各種矛盾獲得協調，這就為長治久安的局麵奠定了政治基礎。
唐朝著名詩人元稹在《長慶集論》中指出： “房、杜、王、魏之徒，議可否與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於外。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豈文皇(太宗)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亦群下各盡其言，以宣揚發暢於天下也。”的確，唐初“天下大治”的實現，君臣“協力同心”是一個重要原因。如果上下離心離德，君臣彼此相疑，太宗閉目塞聽，群僚萬馬齊喑，那就隻能“大治”無緣，覆亡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