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封建官場的一個痼疾，就是“順旨”辦事，上麵怎麽說，下麵怎麽幹，隻要保住烏紗帽，管他辦得好不好。對此，唐太宗狠加針砭，表明了一個明君的治國才宮能。
唐太宗即位前，就十分重視諫官的選擇。武德九年六月，身為皇太子的李世民，起用原東宮府有才之士王珪、韋挺為諫議大夫。七月，又任命魏徵為諫議大夫，這些諫官在諫諍方麵起了重要的作用。
貞觀元年正月，唐太宗與大臣論治，諫議大夫王珪講了“從諫則聖”的古訓。唐太宗非常讚賞，立即頒布詔令，規定： “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唐朝諫官包括：左右散騎常侍四人，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左右諫議大夫八人，掌諫諭得失，侍從讚相。左右補闕十二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事則上封事。左右拾遺十二人，掌同補闕。
“諫官”可以隨宰相到兩儀殿“平章國計”,這不僅反映了諫官地位的提高，鼓勵了他們的極言切諫，而且更使唐太宗在平常視朝中聽到各種不同的意見，以便全麵地掌握情況，擇善而從。一部《貞觀政要》中，關於唐太宗與諫議大夫們的問答記載不少，可見唐太宗是把諫官當作身邊的“侍臣”,往往“有所開說，必虛己納之。”
唐太宗還把傑出的諫臣提拔到宰相的位置上來，委以重任。例如，王珪任諫議大夫時，推誠盡節，多所獻納，太宗讚歎說： “卿所論皆中朕之失。”於是，提拔為黃門侍郎，貞觀二年十二月進拜門下省長百待中，即宰相之一，掌管政令的善否，進行議論封駁。又如貞觀後期的褚遂良，任諫議大夫時以直諫著名。
貞觀十八年九月拜為黃門侍郎，參與朝政， “前後諫奏及陳便宜書數十上，多見采納。”貞觀二十二年九月，拜為中書令，成為唐太宗晚年最受信任的重臣之一。
既然鼓勵直言切諫，就難免有些人把話講過頭了。如何對待，頗為重要。貞觀八年，唐太宗又要修築洛陽宮了。中牟縣丞皇甫德參上書批評說，修洛陽宮殿，是勞弊百姓；國家收取地租，是厚斂重賦；風俗好挽高髻，是學宮裏的壞樣子。
唐太宗大怒不已，對左右大臣說：德參要國家不役一人，不收鬥租，宮人皆無發，這不是心懷惡意嗎!打算處以“謗訕”之罪。魏徵立即進諫：“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訕謗，唯陛下詳其可否。”這裏，把“激切”與“訕謗”加以區別，勸太宗不可計較直諫者的態度激烈，而隻問別人的意見是否提得對，唐太宗終於接受了。
當然，在倡導諫諍的過程中，有些人乘廣開言路之機，誣陷好人，企圖渾水摸魚的情況也是有的。例如，貞觀元年十二月，有人誣告魏徵阿黨親戚。貞觀三年，陳師合對杜如晦等人惡意中傷。唐太宗特地申明： “無識之人，務行讒毀，交亂君臣，殊非益國。自今以後，有上書訐人小惡者，當以讒人之罪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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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十年，唐太宗再次強調： “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複有為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對於那些真正訕謗誣陷的人，確實必須懲辦。這樣才能杜絕讒構之端，以利於廣開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