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淵起兵晉陽時，為了爭取群眾， “即布寬大之令”,攻入長安後，曾約法為十二條。武德元年，鑒於隋煬帝的煩法酷刑的嚴重後果，宣布廢除隋《大業律令》;同時由裴寂、劉文靜等人依照隋《開皇律》,重新修訂法律。唐高祖李淵下令刪改律令的原則，說： “本設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為隱語，宜改刊定，務使易知。”不久，製定了新格五十三條，原則是“務在寬簡，取便於時”。及至武德七年，正式頒行新律令，即《武德律》。唐高祖以寬簡易知作為損益《開皇律》的指導思想，是受到隋末農民戰爭的震撼而要籠絡人心的做法。
唐太宗即位後，力圖完善《武德律》,指示群臣討論致治與立法的原則。當時，出現了寬嚴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 “有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為不可。因為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主張威刑嚴法作為立法之本的是封德彝，而主張慎刑寬法作為製法依據的則是唐太宗的智囊魏徵。這場爭論的實質，涉及唐初立國政策與立法原則的分歧。
經過辯論，唐太宗采納了魏徵的建議，以所謂“王政”來代替隋末暴政，進一步發展了李淵的寬仁思想。反映在立法思想上的變化是“仁本，刑末”的主張，形成了寬仁立法的思想依據。用魏徵的話來說，叫作： “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 “專尚仁義，當慎刑恤典”。貞觀三年，唐太宗在詔令中說： “泣辜慎罰，前王所重”,就是指此而言。
唐初這種寬仁慎刑思想的產生，絕不是偶然的。有學者認為： “始太宗因魏徵一言，遂以寬仁製為出治之本。其不欲以法禁勝德化之意，暾然與哀矜慎恤者同符。”把慎刑美化為封建統治者的仁慈恩賜，顯然是不對的。其實，由於唐初統治者親身經曆了隋末暴政所造成的“百姓怨嗟，天下大潰”的局麵，一方麵對農民戰爭深深戒懼；另一方麵認真總結隋亡的經驗教訓，因而提出了“寬仁”的主張。
隋朝的滅亡根源於對人民的殘酷壓迫和剝削，陡然地激化了階級矛盾，導致農民起義。其中，統治者嚴重破壞成文法，對人民濫用刑罰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貞觀年間，某些政治家與思想家都對隋煬帝酷法而亡作了探討。魏徵在其主編的《隋書》中，總結了隋煬帝“憲章遐棄，賄賂公行，窮人無告，聚為盜賊”的教訓。傅奕也有類似看法： “有隋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他還聯係秦律的繁酷弊病，作為《唐律》製律的借鑒，指出“此失於煩，不可不監”。唐太宗在與大臣論治過程中，也以秦二世酷法亡國引以為戒： “秦乃恣其奢**，好行刑罰，不過二世而滅，朕每將此事以為鑒戒”。而秦二世而亡與隋二世而亡十分相似。貞觀君臣關於酷法亡國的立論，雖不免失於偏頗，但從中可以窺見他們對秦、隋二世而亡的驚懼心理， “而於刑法尤慎”,就是他們驚懼二世而亡的心理的真實寫照。
確立了慎刑的指導思想以後，就著手進行律令的修訂。早在貞觀元年正月，唐太宗就任命長孫無忌，房玄齡和一批“學士法官”,本著“意在寬平”的精神厘改法律。經過十年努力，勒成一代之典，於貞觀十一年正月詔頒全國，《唐律》即《貞觀律》正式問世了。它是以隋《開皇律》作為藍本的，是《武德律》的進一步完善。由於它較為嚴密，又為茲後五代、宋，元，明、清製定律典的依據。
唐高宗永徽初年，由長孫無忌領銜，對《唐律》加以注疏，永徽四年編成《唐律疏議》一書。《唐律疏議》不是單純的釋文，有補充“唐律之所，未備者。”《唐律》與《唐律疏議》的頒行，是我國封建法製史的一件大事，它承上啟下，影響深遠，奠定了我國封建刑法的規範。
唐太宗還修訂了一係列的法令，有令、格、式三種類型，同律相輔而行： “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設範立製，格以禁違止邪，式以規物程事。”凡是違反了令、格，式的，都被視為違法，一斷以律。可惜，令、格、式多數散逸。近代雖在敦煌石室發現《水部式》與《唐職官令》,然皆殘缺不全。唯《唐律疏議》完整地保存下來，而且其中也保存了一部分令、格、式條文。因此，《唐律》及其《疏議》是綜合性的大法。
《唐律》是在唐太宗主持下製定的，是一份寶貴的法學遺產。就其立法準則來說，具有往代少見的完善性能。貞觀立法注重劃一性。唐太宗曾麵對群臣，讚揚製法“劃一”的蕭何，作為他們效法的榜樣。魏徵則強調法律是“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也”,指出了立法劃一的必要性。法令若不劃一，律文互出，容易造成司法漏洞，正如唐高祖所說的： “執法之官，緣此舞弄”。唐太宗也說： “若欲出罪即引輕條，若欲入罪即引重條。”就是說法吏上下其手，易生輕罪重判或重罪輕判之弊。據此，唐太宗告誡立法者：“宜令審細，毋使互文。”立法的劃一性是保證量刑的準確性的前提，可以避免失入失出與畸輕畸重的斷案，利於采取罪刑法定形式。故《唐律》規定： “諸斷罪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若數事共條，止引所犯罪者聽。”斷罪引律令"反映了唐太宗以刑律的劃一性製約法司斷案從中舞弊的可能。
貞觀立法強調穩定性。唐太宗指出： “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為奸。”。法不穩定，律文多變，易生繁文，導致嚴刑。同時也使人心多惑，無所適從。多變與少變、不穩與穩定，都是互相比較而言，保持法律的穩定性必以少變或不變作為前提。唐太宗要求立法者審慎而行，不可輕立，既立之後， “必須審定，以為永式。”事實證明，唐太宗確立的這個立法準則是認真付諸實施的： “自房玄齡等更定律、令、格、式，訖太宗世，用之無所變改。”唐太宗深知，相對的穩定立法，並非一成不變，對某些不合時宜的條文，必須順應時勢作適當的修改，但應按照嚴格的修改律文手續。
《唐律》卷十四《戶婚》指出： “諸稱律令式，不便於事者，皆須申尚書省議定，奏聞；若不申議，輒奏改行者，徒二年。”《唐律疏議》對此所作的解釋是：召集七品以上的京官，集體討論議決，然後上奏裁定。這就是說，修改律令權歸尚書省，批準律令權歸皇帝，互相掣肘，缺一不可，《唐律》規定將修改權與批準權分立，目的也是保持立法的穩定性。
唐初立法注意簡約性。唐太宗於貞觀元年下達“用法務在寬簡”的指示，貞觀十年又發出“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一罪作數種條”的旨意。立法官員深體上意，斟酌前代法典利弊，所謂“酌前王之令典，探往代之嘉猷”,務在“革弊蠲苛”“刑清化洽”。
問世後的《唐律》,遠較往代刑律簡約，以死刑條目為例， “比古死刑，殆減其半”;也比號稱寬簡的《開皇律》減斬刑為流刑九十二條，減流刑為徒刑七十一條，還廢除了鞭背酷刑與斷趾等肉刑。所謂“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絕非無據。
唐代法律還有以“格”為稱謂的一種形式，法學家也本著“除煩去弊，便於人者”的精神，從二千餘條的繁文中簡擇為七百條。可以說，貞觀立法是當時最為簡約的條文，它有利於健全司法。因為唐太宗簡約法令，意在防止“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奸詐”,而導致法出多門的弊病。
上述幾點說明，貞觀立法，特別是刑法較為完善。對此，封建法學家早有定評： “《唐律》集眾律之大成，又經諸名流裁酌損益，審慎周詳，而後成書，絕無偏倚踏駁之弊。”所謂“審慎周詳”,當然有健全的含義。
立法是法律的製定，司法是法律的貫徹。唐太宗不僅確立了較為健全的立法準則，而且采取了一係列重要措施，以保證貞觀律令的執行。
尊重司法機關執法的相對權力。在封建專製主義製度下，最高的立法權與司法權都集中於帝王。皇帝口含天憲，旨意就是法律，隨意踐踏國法，任憑喜怒行刑，這是毫不奇怪的。唐太宗作為封建帝王，也往往把自己的意願淩駕於國法之上。但是，他畢竟和那些專橫無道的君主不同，強調“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因此，他較為尊重司法機關執法的相對權力，不以自己的“言”來妨礙“法”的實施，從而使司法機關具有執法的相對權力。
唐初司法機關繼承漢晉以來的傳統，對訴訟程序實行由縣，州、中央的三級三審製。即由縣而州，由州而中央，不可越級，層層製約。中央的大理寺是全國的最高法院，審判來自各地的疑難、死刑以及京官的犯法案件。縣州地方的法司職權有限，如對死刑，雖有權判處，而無權批準。隻有報經大理寺複審核準，由中書省或刑部上奏，被皇帝批準後方能執行。大理寺不僅有審批權，而且還有否決權，有權駁回審判不當的案件。它的職責是重大的，它的人選是嚴肅的。而運用大理寺攸關人命的大權正當與否，在於大理寺卿的人選是否妥當。唐太宗從慎刑原則出發，確立了“大理之職，人命所懸，當須妙選”的標準。
貞觀元年，唐太宗任命公直的戴胄為大理寺少卿。其時，朝廷選用士人，個別士人為了金榜題名，不免弄虛作假， “詐偽資蔭”。唐太宗有鑒於此，下了一道“令其自首，不首者罪至於死”的敕令。應選的柳雄隱瞞了偽造的資曆，事後查獲，案歸大理寺判決， “明習律令”的戴胄據法斷為流刑，於是引起了他與唐太宗之間的一場激烈爭論。
唐太宗質問戴胄說：朕已下過不自首則處死刑的敕令，你戴胄不是不知道，為什麽斷為流刑， “是示天下以不信”嗎?
戴胄反駁說，陛下盡管有至高無上的生殺大權，但是案件既然交付法司審理，法司要忠於法律， “臣不敢虧法”。言外之意是皇帝不應幹預法司判決，他判決冒資土人為流刑是有法可依的。
事實也是這樣，當時《唐律》尚未頒布，依據《武德律》的詐偽律條文來量刑，隻能判處徒刑，加判流刑已是顧及唐太宗的敕令，但斷無判處死刑的道理。 “不首者罪至於死”,顯然是唐太宗盛怒之下的旨意，不符合成文法的規定。
唐太宗雖然感到戴胄說得有理，但皇帝的萬乘之尊的架子一時難以放下，就搬出“君言要立信”來要挾戴胄，說這樣一來卻使他“失信”於天下就不好了。
戴胄認為君主要立信，國法也要立信，而且國法比君言的立信更重要，是“立大信”,於是他談了立法與立信的關係。指出： “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置之於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意思是說，國家立法的目的在於司法，才能取信於天下，君主切不可以一時的感情衝動之言，取代國法，否則就會廢國法而失“大信”。終於使理屈詞窮的唐太宗收回成命，以法斷流。
戴胄要唐太宗“存大信”,表明自己“不敢虧法”,其意顯示君臣應當各司其職。他認為，君主盡管有生殺大權，然而凡涉刑事斷案，應由“憲司所決”從而維護了司法機關獨立斷案的權利。
封建時代的專製君主習慣於獨斷獨行，往往私下敕令，無視國法。因敕令也具法律效力，故造成了司法部門按律斷獄的阻力。辦案法司敢於秉公斷案而觸犯龍鱗，輕者罷官流放，重者身死族滅，這就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法官能否堅持依律司法，不僅取決於法官個人的剛直不阿，而且也取決於君主的開明思想作風。貞觀年間司法機關具有執法的相對權力，不僅是戴胄等法官嚴於司法的結果，而且也是唐太宗強調法官秉公執法的表現。
完善死刑的審批程序從《北魏律》至《隋律》,都有處決死囚三複奏的條文。但是，隋末農民大起義爆發後，隋煬帝一手破壞了這條成文法，濫肆鎮壓： “敕天下竊盜已上，罪無輕重，不待奏聞，皆斬。”把殺人權下放州縣，無異鼓勵臣下濫殺，於是“郡縣官人，又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這就使不少無辜者冤死刀斧之下，必然加深了階級矛盾與社會危機。
鑒於此，唐太宗對死罪的處理就較為慎重。武德九年十一月，與群臣討論“止盜”的辦法，有些人主張“重法以禁之”。如果照此辦理，免不了造成“生殺任情”,豈非重蹈隋亡的覆轍，因此，唐太宗聽了，笑他們無知，並講了一通民之為“盜”及如何“止谘”的道理，明確表示反對“重法”。以“仁政”彌“盜”的思想，正是對隋末濫殺無辜，以致激起人民反抗的經驗教訓的總結。
貞觀元年，唐太宗鄭重地對大臣們說：“死者不可再生”。如果殺錯了人，無論怎樣“追悔”,都是無法起死回生。他建議：今後處決死囚，要由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共同議定。“如此，庶免冤濫”據說，至貞觀四年，全國斷死刑的僅隻二十九人。
正因為唐太宗對死刑的處理較為慎重，所以有時他不輕易相信大理寺的判決。有一次，他親臨大理寺召問被判死囚有無冤屈，一個被大理寺卿唐臨判處死刑的囚犯“嘿而無言”;而被唐臨之前的法司所判的十餘個被連坐的死囚，則“稱冤不已”。唐太宗感到奇怪，忙究其原因，對方答稱： “唐卿斷臣，必無枉濫，所以絕意。”唐太宗讚歎不已地說：“為獄固當若是。”唐太宗不僅強調三次反複查核奏請的三複奏，而且自貞觀五年起還作了“二日五覆奏”的規定。
據記載， “五覆奏，自蘊古始也。”蘊古，姓張，河內相州人。武德九年十二月，張蘊古上《大寶箴》,博得唐太宗的嘉獎，被授予大理丞，即大理卿下屬法官。可是，後來竟死在唐太宗的盛怒之下。事出有因。原來，貞觀五年，張蘊古有個同鄉，名叫李好德，因“言涉妖妄”,被捕入獄。
張蘊古為之辯護，說此人患有癲瘋病，胡言亂語，在所難免，根據法律不該懲辦。唐太宗表示同意。張就把皇帝的旨意，暗中通給李好德。有人揭發張蘊古是蓄意包庇，唐太宗大怒不已，下令把張蘊古斬首於長安東市。平心而論，從法律上說，這樣的問題並不構成死罪。怒殺張蘊古，顯然是一樁錯案。
不久，唐太宗“追悔”了，深感自己辦錯了。他懷著沉痛的心情，向大臣們說：對於張蘊古， “若據常律，未至極刑。”當時盛怒之下，立即下令處死，而諸位大臣誰也沒有提出異議，有關司法機關也不複核查實，這難道符合“道理”嗎?因此，唐太宗頒布詔令： “凡有死刑，雖令即決，皆須五覆奏。”具體規定：處決死罪的，在京城裏要二天內覆奏五次，其他諸州仍舊“三覆奏。”
貞觀一代，是否都照此辦理，很難說。但是，這樣規定多少可以糾正一些冤錯案件，體現了唐太宗的寬仁慎刑原則。正如李百藥在《封建論》裏所讚揚的： “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鹹舉，舉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側”。
死刑審批程序的完善，在《唐律》中也得到了反映。《唐律》規定“死囚覆奏報決”,《疏議》解釋曰：“死罪囚，若不待覆奏報下而輒行決者，流二千裏。即奏報應決者，謂奏訖報下應行決者，聽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滿三日而行刑者，徒一年。”擅自處決與批準後提前處決死囚，要受流刑與徒刑的嚴懲，不可謂不重。這是為了防止隋末“不待奏聞，皆斬”的弊病，本質上反映了隋末農民戰爭對唐初統治者的威懾作用。
禁止逼供，注重求實。封建製度是製造冤獄的禍根，刑訊製度的嚴刑拷打又加劇了冤案的頻繁出現。隋初鑒於前代“有司訊考，皆以法外”,動用種種酷刑，出現“楚毒備至，多所誣伏”的教訓，曾製定限製嚴刑汛囚的立法條文。但隋文帝並沒有依法辦事，他在晚年已開始了嚴刑逼供： “上下相驅，迭行棰楚，以殘暴為幹能，以守法為懦弱”。隋煬帝繼位以後，嚴刑逼供更有惡性發展。
唐太宗吸取了前代刑訊拷掠，屈打成招、含冤而死的冤濫教訓，健全了刑訊製度。貞觀四年十一月，他下詔令：對“罪人不得鞭背”,以免造成死亡。他的意誌反映在《唐律·斷獄律》中，首先是提倡正常審訊， “必先以情審察辭理”,如果法官違法進行“拷訊”,處以“杖六十”的刑事處分，從而使“拷訊”局限在“反覆參驗猶未能決”的一定範圍之內，作為正常審訊的輔助手段。
再者，《唐律》進而對“拷訊”也作了限製： “諸拷囚不得過三度，數總不得過二百，杖罪以下，不得過所犯之數，拷滿不承，取保放之。”對“拷訊”的限製，意在約束嚴刑逼供； “拷滿不承，取保放之”,意在防止屈打成招、釀成冤獄。此外，還規定對法官濫用酷刑，拷掠致死者，要依法懲處： “恐迫人致死者，各從過失殺人法”。這些刑律都著眼於防止逼供，它是刑訊製度上的進步表現。
魏徵進而發展了《唐律》關於刑訊製度的積極方麵，強調法官忠實於刑訊的事實真相。他在著名的《理獄聽諫疏》中，有一段關於“求實”與“飾實”的精彩言論。大意是說：理獄辦案無例外地要根據所犯之事實來審察，凡與案情無關的不能任意牽連。一不嚴訊拷掠；二不旁求罪證；三不耍弄手腕。總之， “所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
魏徵倡導的“求實”精神，在昏暗的封建社會裏是很難辦到的，然而在唐太宗支持下也有個別的例子。貞觀初，崔仁師就是一個典型。據《舊唐書·崔仁師傳》記載，當時青州發生“逆謀”事件，地方州縣官吏濫事“追捕”, “犯人”個個帶上“扭械”,遭到了嚴刑拷掠。重刑之下，誰敢不招，致使“俘囚滿獄”。朝廷派崔仁師前往複查與處理。仁師到達後，一反原先地方官吏的做法，一律去掉刑具，給“犯人”飲食湯沐，“以寬慰之”。
他不搞“嚴訊”,而從實際材料出發，作具體分析，最後隻抓了所謂“魁首”十餘人，其他人通通放回家。青州“逆謀”事件的性質如何，應另作別論。這裏，僅僅從審訊作風來說，崔仁師遠遠勝於青州的地方官員。
實行誣告反坐。誣告反坐源於秦漢刑律，此後曆代相承。《唐律》卷二十三製定的“諸誣告謀反及大逆者斬”的條文，就是顯著例子。《唐律》還發展了誣告反坐的量刑定罪範圍，如“諸拷囚限滿麵不首者，反拷告人”的規定，據清末法學家薛允升考證， “即誣告反坐之辦法也。”誣告不實，即按原告誣陷被告的罪名對原告加以量刑，使誣告者自食惡果。唐太宗為了樹立社會正風，在強調誣告反坐立法的基礎上，又重視誣告反坐的司法，使訴訟程序納入正常軌道。
有一次，發生了誣告輔弼重臣的事件。貞觀三年，唐太宗破格任用魏徵為秘書監，讓他參與朝政。不久，有個長安縣人名叫霍行斌，心懷不滿，造謠言，刮陰風，上書誣蔑魏徵參與什麽“謀反”。唐太宗及時地識破了這個詭計，指出： “此言大無由緒(當時口語，即端緒),不須鞠問，行斌宜附所司定罪。”
魏徵知道後，頓首拜謝。唐太宗又說： “卿之累仁積行，朕所自知，愚人相謗，豈能由己，不須致謝。”的確，自玄武門事變後，魏徵歸附於太宗，前後諫諍二百餘事，無不忠於所事，件件合於朝廷的利益。這一切，唐太宗又是清清楚楚的。所以，對於奉公守法的魏徵根本不用審問，而對那個誣告者則處以死刑。因為謀反者當處斬刑，誣告不實，即按原告誣陷被告的罪，處以斬刑。
又有一次，發生了誣告軍事將領的事件。貞觀九年八月，岷州都督高甑生起先不服李靖軍事調度，後又誣告李靖“謀反”。唐太宗當然不會偏聽輕信。試想，李靖原是當年秦王李世民從斬刀下營救出來的，武德年間跟隨太宗轉戰南北，立下了汗馬功勞；貞觀以來，奉命捍衛邊疆，威震北狄。這樣久經沙場、出生入死、勳業卓著的將領，怎會謀反?為了慎重起見，唐太宗還是派了法官進行調查， “有司按驗無狀，甑生等以誣罔論”,按理應處死刑，但唐太宗考慮到高甑生曾是秦府功臣， “減死徙邊”。可是，高甑生仍不死心，托人求情，希望再予寬大處理。太宗嚴正指出： “理國守法，事須劃一，今若赦之，使開僥幸之路。”以“必不赦”的決心維護了誣告反坐的司法尊嚴。
唐太宗依法執行誣告反坐律，維護了他的用人唯才是舉的方針。魏徵、李靖是貞觀文臣武將的代表，都是唐太宗的肱股重臣。文治武功，堪稱卓越，唐太宗任以重職，信用備至，遭致群小之輩的誣陷，在所難免。但能榮寵善終，殊不多見。如高潁與魏徵均為隋唐初期名相，史稱魏徵“有經國之才”,高穎“有經國大才”,但兩代高才名相遭遇結局卻迥然而異。高穎失寵於煬帝，遭到殺身之禍，以致隋末“刑政由是衰壞。”魏徵受寵於太宗，排除誣告身死之陀，促使唐初政教致化而治。
魏徵說得好： “臣嚐觀自古有國有家者，若曲受讒譖，妄害忠良，必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矣。”佞人得誌，誣告成風，必然使國家陷於衰敗危亡的境地。倘若魏徵、李靖等重臣名將都為讒言所傷，誣告所中，那麽，唐太宗的左右手又有幾人呢? “貞觀之治”豈不付諸東流?可見，誣告反坐的司法是維護“貞觀之治”的法製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