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國製度雖然一度沒有搞成，但是，唐太宗並不死心，相隔五年半後，即在貞觀十一年六月，正式詔頒，以荊州都督元景為首的二十一個親王為世襲刺史。詔令指出： “建藩屏以輔王室”的目的是使“義存於致治”“誌在於無疆”,即為了唐王朝的長治久安。為此，必須施之以“共治之職”“分土之實”,並以“其所任刺史，鹹令子孫代代承襲”。過了幾天，又詔頒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為首的十四位功臣為世襲刺史。詔令指出周武分封子弟，漢高兼封功臣，均為“固磐石之基，寄以藩翰”,為古之封建良法；魏晉背離周、漢良法，有名無實，非屏王室。為此，總結前代，斟酌利弊，采取君臣“共理”,勳賢“存世”的做法。對功臣“委以藩鎮，改錫土宇”,又雲“今刺史，即古之諸侯”,意即此舉是模擬周，漢封國土、建諸侯的措施。
唐太宗頒下親王、功臣世襲刺史的詔敕，一般大臣是不敢犯顏諍諫的。然而太子左庶子於誌寧、侍禦史馬周卻甘冒觸犯龍鱗的殺身危險，也要把抗爭的道理說清。
於誌寧的疏文指出：封建之舉， “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說理雖然簡單，但是直接麵對太宗的擬古做法提出責難，不愧為有膽有識的真知灼見。
馬周的疏文著重分析世襲刺史的弊病： “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為此，他建議停封諸侯，與其毒害於境內之百姓，不如割恩於現存之勳賢。取消子孫世襲，限於“疇其戶邑”、衣租食稅，也就是維持太宗初即位時的功臣實封差等，這樣就可防止“自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嚐不是諸王?”的極弊。這個建議無異要求唐太宗撤消世封詔令。
由於於誌寧、馬周的有力反對，唐太宗隻得暫緩實行，但是並未下詔停封世襲刺史，真正使唐太宗下決心停罷的是受封功臣的普遍反對。
當“世封功臣”的詔敕頒下後，侯君集轉授陳州刺史，其他功臣也有改變原先虛設或實任的封地的，致使“群臣不願封”,其原委正如長孫無忌所說的： “臣等披荊棘以事陛下，今海內寧一，不願違離，而乃世牧外州，與遷徙何異。”把太宗的長保富貴、苦心設計的一番美意視為流放，豈不令太宗心酸。
於是，出現了受封功臣聯名抗表的事件。由功臣之首長孫無忌出麵，肱股重臣房玄齡附和，於貞觀十三年二月向唐太宗遞交了表文，表文中指出了三代封建雖是聖人“隨時作教”,然而也有“禮樂節文，多非己出”的弊病，以致造成君輕臣重，幹弱枝強的缺陷。接著從四個方麵闡明因福得禍的理由，表文最後以“伏願天澤，諒其愚款，特停渙汗之旨，賜其姓命之恩”作結。
正如王夫之所指出的： “無忌等不願受封”,表麵看來，仿佛不合情理， “夫人之情，俾其子孫世有其土，世役其民，席富貴於無窮，豈有不欲者哉?"實際上，無忌等人另有深謀遠慮； “知其(世封)適以殄絕其苗裔而禍天下，苟非至愚，未有不視為陷阱者也。”貞觀君臣各有打算，但想不到一塊兒，說明唐太宗的世封功臣不是兩廂情願，自然遭到功臣的抵製。
唐太宗不得不表示遺憾地說：“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複發言怨望，朕豈強公以茅土耶!"才不得已於貞觀十三年二月“詔停世封刺史”。從詔頒世封刺史到詔停世封刺史，說明他實行世封的決心化為烏有了。
縱觀唐太宗從貞觀元年“始議封建”,到貞觀十三年“詔停封建”,其間曆時十餘年，曾發生過多次激烈的爭論。建議者隻是蕭瑀，支持者僅是唐太宗；而反對者卻不乏其人。而每次爭議都增加了新的反對者，最後連被世封的功臣也聯名反對，使唐太宗成了孤家寡人。在唐太宗一生的處世行事中，從未遭到如此眾多大臣的抵製，也從未見過他拒納如此眾多大臣的諍諫。可見，他堅持分封侯王與複古封建是何等的固執。
唐太宗為什麽一再頑固地堅持分封製呢?當然不能簡單地歸結為他自己所說的，渴慕比隆三代，效法文武周公之道。觀其前言後語，主要有以下兩點原因。
第一，出於一廂情願的主觀隨意想法。唐太宗以他在位一半以上的時間熱衷於搞分封製，主觀上主要是出於確保李唐江山的長治久安。任何一個王朝的開創者都要考慮國祚的長遠問題，唐太宗比他們考慮更多，一即位就把此事提上議事日程。但他看到封建諸侯可以羽翼朝廷的一麵較多，而大臣則看到分封帶來禍害朝廷的方麵較多，所以他這種想法帶有較大的主觀隨意性。按他一廂情願的想法，是十分鼓舞人心的。封建諸王，可以帶來“建藩屏以輔王室”的好處； “封建親賢”,可以帶來功臣“子孫長久之道”的好處。這個都從好處去想的想法，盡管流於主觀，但絕非憑空而來。
武德九年十月，即位僅兩個月，唐太宗對玄武門流血事變當然記憶猶新，就向群臣提出了： “朕欲使子孫長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的重大問題，由此“始議封建”。可見， “始議封建”與“子孫長久”是緊密聯係的，是吸取同室操戈教訓的結果。為了不使自己的子孫重蹈李建成身滅的覆轍，想祈求於親親相愛的封建宗法觀念。很自然地認為父子之情具有骨肉之親，付之外藩，以作屏障，最可倚任。唐太宗還從封建血統論出發，推而及之與功臣聯姻，結成親家，以“親賢作屏”,期望功臣後裔“輔朕子孫，共傳永久”。目的是想維持皇室與功臣的既得利益，幻想形成一個皇子皇孫與功臣後裔共存共榮的血緣集團。
其實，這些都是唐太宗的主觀想法。所謂屏藩皇室，談何容易。貞觀十七年，太子承乾與齊王李祐謀反，唐太宗一麵平叛，一麵詔斥李祐“壞磐石之宗”。可見，就在太宗有生之年，就事與願違了。而功臣後裔也不能“共傳永久”,事隔一代，房玄齡之子房遺愛參與謀反，就身死族滅了。
第二，不能審時度勢的片麵執意性。唐太宗熱衷於分封，還與他不能審時度勢有關。他雖然很善於以史為鑒，然而在分封製方麵不能正確總結曆史經驗。貞觀五年九月，他在《長孫無忌等九人各封一子郡縣公詔》中說：親賢作屏，著在周經，支庶畢侯，義存漢典雖褒賢之道，已紀於族常；而推恩之令，未治於胤緒。宜錫寵章，式遵故實。
又在同年十一月詔的《封建功臣詔》中說：欽明慎微之朝，古稽為本……享祚遐長，卜年用永，疏爵以王，錫壤惟三。周監二代，煥乎前史；晉魏迄今，舊章寢廢，維城之義缺如，建侯之道斯絕。王綱暫弛，內無匡救之臣；國步方遠，外無藩屏之衛，致令大盜猖獗，動有覬覦，蒸庶板**，屢遭塗炭。進乖為民之策；退失象賢之典，寧邦固本，其可得乎?
從上述詔書中可以看出，唐太宗十分仰慕周代的分封製。殊不知周代的分封製早已失卻現實性與合理性。對此，後世的封建史家也有察覺，如宋代的範祖禹就對唐太宗“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的泥古不化的封建觀作了中肯的批評：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製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矣。
唐太宗不順時勢變遷，一意孤行，可謂不識時務。後世必欲封建，弱者不足以屏藩，強者適足以資亂，前如曹魏，後如西晉，均有史可鑒。善於以史為鑒的唐太宗對近如魏晉封建史事卻不以為然，對遠如姬周的封建史事則讚其“煥乎前史”,過於拘泥三代封建可享國長久的迂腐濫論，反映了他思想上片麵執意性的缺陷，歸根結底是他落後的政治觀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