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訂《氏族誌》 統一譜牒唐太宗重修《氏族誌》是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所謂氏族，就是士族。魏晉南北朝是指“官有世胄，譜有世官”的身份性的士族，唐初則指非身份性的士族。唐太宗對唐初士族譜牒進行統一整理，具有深遠的曆史影響。
貞觀六年，唐太宗對宰相房玄齡談到近代士族賣婚弊病時，提出了“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的建議。接著就下令吏部尚書高士廉、禦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菜負責修訂，以便“刊正姓氏”。鑒於隋末唐初舊族、新官發生升降、浮沉，士庶譜牒雜亂無章的狀況，唐太宗作了具體指示： “命土廉等遍責天下譜牒，質諸史籍，考其真偽，辯其昭穆，第其甲乙，褒進忠賢，貶退奸逆，分為九等。”。這是唐太宗修訂《氏族誌》的指導思想，從中可以看出他有三個意圖。
第一， “遍責天下譜牒”,以甄別盛衰。唐太宗曾對高士廉等發布旨意： “天下氏族，若不別條舉，恐無所憑準”。條舉天下氏族，就要“遍責天下譜牒”,看來這是重修全國氏族誌的起點。貞觀八年，高士廉等人條舉了全國八十五個郡的三百九十八個姓，於當年五月進呈唐太宗，史稱“唐貞觀八年條舉氏族事件”。這說明，唐王朝的統一和鞏固，為唐太宗提供了搜羅“天下譜牒”的政治條件。而這個條件，在魏晉南北朝是不具備的。南北分裂時代，各地士族稱雄鄉裏，各自修譜，往往帶有濃厚的地域色彩。唐人柳芳在《姓係論》中指出： “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肖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於、陸、源、竇首之。”紛繁複雜的士族，隨著曆史的變遷，起了變化。
唐初統一時期，總的趨勢是大為削弱： “僑姓”早已沒落， “吳姓”逐漸衰敗， “虜姓”也非昔比，山東“郡姓”亦“累葉陵遲”或“全無冠蓋”。另一方麵，由於唐太宗推行扶植軍功地主的政策，出現了一批“新官之輩”。既然新官與舊族發生升降、浮沉，那麽統一譜牒，重新修訂，就需進行甄別盛衰的工作，剔除一批衰宗落譜，補進一批當代新門。這有下列事實做證。據有的學者研究，唐貞觀八年條舉氏族殘卷，逸十九郡一百三十二姓，“把它和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中所列舉的貞觀氏族即郡姓來對校一下，發現出入較大。”說明貞觀八年條舉郡姓殘卷，並非《大唐氏族誌》殘帙。既然兩者出入較大，說明前者作了較大的訂正。其主要原因是，高士廉純從舊姓氏族條舉，而唐太宗則主張以當世官爵作為標準，故貞觀十二年頒行時必經一番篩選，剔除了一些衰宗落譜，並加進一批“新官之輩”。這樣，後者盡管是以前者為基礎修訂的，但並不完全吻合。如後者至少比前者減少了一百零五個郡姓。
唐初索譜麵向全國，就有互相比較，彼此衡量的餘地。唐太宗選擇熟悉全國各自地區族姓的士族官員擔任這項工作，正是體現了他統一全國譜牒以甄別盛衰的政治意圖。如高士廉是山東地區的渤海著姓，出自累世公卿家庭；韋挺為關中首姓甲門；岑文本為江南士族；令狐德菜是代北右姓，四人分工合編，以便於對四麵八方的士譜進行統一排比。
此外，還吸收了“諳練門閥”的“四方土大夫”參與其事，也含有便於天下統一的修譜需要。可見，唐太宗“遍責天下譜牒”的用意十分明確，就是要以統一時期的全國氏族代替分裂時期的各地士譜，對“累葉陵遲”的各地士族予以剔除，補充了“新官之輩”,以甄別盛衰。
第二， “考其真偽”,以甄別士庶。唐太宗責令全國各地士族進呈譜牒，而士譜是記錄家族門第高貴的憑籍，冒牌士族難免乘機弄虛作假。其實，這個流弊始自魏晉，那時實行九品官人法，確立的選人標準是唯憑世資門第，因此， “百家之譜，皆上於吏部”。由於按譜索官，一些非士族文人為了取得官職，就通過種種辦法，偽造或假冒士族譜牒，於是在選官之前，先要辨別真偽。
誠如柳芳所說： “於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然而，私譜、偽譜仍不時出現，降及唐初，此風依然未息。正如顏師古說的： “私譜之文，出於閭巷，家自為說，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托，無以取信，寧足據乎?”這些“家自為說”的私譜，多係庶族地主偽造的家譜。既然修訂《氏族誌》是為士族地主追源溯流，專立門戶，那麽對以假亂真或以偽充真的庶族譜牒就不能讓其混雜其間，修訂時必須進行一番去偽存真的考訂工作，考訂的依據是“質諸史籍”。
這個修譜原則，在貞觀八年高士廉條舉氏族的奏疏中亦有反映： “其三百九十八姓以外，又二千一百雜姓，非史籍所載，雖預三百九十八姓之限，而或媾官混雜，或從賤入良，營門雜戶，慕容商賈之類，雖有譜，亦不通(婚)。如有犯者，剔除籍。”這就是說，當時除三百九十八郡姓之外，尚有二千一百雜姓之類的庶族地主，即使其中有發跡躋身郡姓之列，但考其先世出身低微，仍不能與老牌郡姓平起平坐，禁止通婚。如有違犯，則被“剔除(士)籍”。維護士族內部的純正通婚，是魏晉以來的傳統，目的是防止士庶混雜，保持士族血統的純淨。
可見，高士廉的修譜思想沒有打破舊有框框；這個奏疏，是被唐太宗“依奏”批準的，亦可想見唐太宗也沒有打破舊傳統。唐太宗還進而提出“質諸史籍”,追查先世身份，這樣，才能把“事非經典，苟引先賢”的漏洞堵塞起來，剔除那些不足為憑的偽譜，也就是庶譜，代之以“刊正姓氏”後的士譜，反映了唐太宗森嚴土庶之辨的思想。
第三， “褒進忠賢，貶退奸逆”,以甄別忠奸。唐太宗製定褒忠貶奸的政治標準，是維護皇權利益的表現。鑒於魏晉以來朝代頻換，臣下亂政的教訓，即位後就大力宣揚忠君思想。貞觀元年三月下詔“褒獎” “昔仕鄴中，名位通顯，誌存忠讜，抗表極言”的北齊尚書仆射崔季舒，給事黃門侍郎郭遵、尚書右丞封孝琰等，以便樹立忠臣的榜樣。次年六月，唐太宗下詔譴責“親為亂首”的隋臣裴虔通，並將其“除名削爵，遷配驩州”。
在詔書中，唐太宗從理論上闡明了“天地定位，君臣之義以彰”的君為臣綱的思想，又從曆史上援引了“凡庸小豎，有懷凶悖，遐觀典策，莫不誅夷”的教訓作為依據。貞觀六年，唐太宗提出褒忠貶奸作為修訂《氏族誌》的標準，正是他以前兩次所下的褒忠貶奸詔書的貫徹。唐太宗以大臣對唐王朝的政治態度順、逆作為修譜進退的原則，反映了他通過修譜，維護皇權，提倡忠君的意識，借以達到甄別忠奸的目的。
由上可知，唐太宗提出修訂《氏族誌》的具體要求，帶有明顯的政治意圖。“遍責天下譜牒”,是為了甄別盛衰； “考其真偽”,是為了甄別士庶； “褒進忠賢，貶退奸逆”,是為了甄別忠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