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賣婚

唐太宗的“尚官”修譜原則，使崔民幹從第一等降到第三等，不少史著把這看成是抑製或打擊山東士族的措施。其實，從他禁止賣婚的思想動機來看，並非如此。

唐太宗將崔民幹貶等時，曾對高土廉作了自我表白： “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為其婚姻之間，則多邀錢幣，才識凡下，而偃仰自高，販鬻鬆概，依托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這裏， “舊既無嫌”,表明自己過去並沒有與山東士族過不去的地方，言下之意，現在是不會抑製他們的。所謂“販鬻鬆概”,則透露了唐太宗的思想動機是禁其“販鬻”婚姻而已。因為山東士族之所以嫁女多索聘禮，就是恃其族望的緣故。唐太宗想通過降低其郡望的途徑，達到杜絕其“多邀錢幣”的目的。

為此，他把“賣婚”提高到悖亂禮經的思想高度予以譴責；自然把禁止賣婚視為崇尚禮學的舉動。吳兢深體太宗的這個用意，故他編撰《貞觀政要》時，把重修《氏族誌》列入《禮樂》篇。可見，此舉與崇禮樂、敦教化有關。

南北朝以來，士風日壞，弊端叢生， “賣婚”即其一例。唐初流風更甚，故“太宗惡之，以為甚傷教義”;他還指出：“貶鬻婚姻，是無禮也；依托富貴，是無恥也。”既然無禮無恥，那就非禁不可了。

貞觀六年，唐太宗與房玄齡商量刊正《氏族誌》時，就曾提到山東士族“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禮，甚損風俗，有紊禮經”,表示了自己要修正氏族以整頓風紀的決心。

貞觀十二年，《氏族誌》修成頒行天下，他又下詔：氏族之美，實係於冠冕；婚姻之道，莫先於仁義。自有魏失禦，齊氏雲亡，市朝既遷，風俗陵替，燕、趙右姓，多失衣冠之緒，齊、韓舊族，或乖禮義之風，乃有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結婚媾，多納貨賄，有如販鬻。或貶其家門，受辱於姻婭；或矜其舊望，行無禮於舅姑。積習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倫，實虧名教。朕夙夜兢惕，憂勤政道，往代蠹害，鹹已懲革，唯此弊風，未能盡變。自今以後，明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務合典禮，知朕意焉。

所謂“氏族之美，實係於冠冕”,指出了修譜的“尚官”原則， “婚姻之道，莫先於仁義”,表示反對以郡望廣索聘禮。這個強調“務合禮典”的“嫁娶之序”的詔令，和重修《氏族誌》同年頒行是意味深長的。它把唐太宗刊正氏族基於禁止賣婚的目的，出於整肅“人倫”、維護“名教”的思想動機和盤托出了。

然而，唐太宗以禮製禁止“賣婚”,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氏族誌》頒行後，山東士族雖然因其世代衰微，全無冠蓋而降低了族望，但“新官之輩，豐財之家”則“慕其祖宗”與之聯姻的事件，仍然層出不窮。 “後房玄齡、魏徵、李劫複與婚，故望不減”。新貴為了攀附舊族，不惜多輸錢幣， “競結婚媾”;舊族為了使族望不減，也來者不拒。《氏族誌》的頒行，沒有起到抑製“賣婚”的作用。貞觀十六年，唐太宗隻得再次強調禮製，頒布“自今年六月禁賣婚”的新詔令。但是，由於舊族與新門出於各自的政治利益的需要，一紙詔令是禁止不了的。正如封建史家所說的，而代閥顯者，至賣婚求財，汩喪廉恥。

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屢抑不為衰。太宗晚年尚且如此，到高宗時就愈演愈烈了。一些“衰宗落譜”的舊士族，反而號稱“禁婚嫁，益自貴”,雖有明詔禁止，然而暗中“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高宗朝宰相李敬玄出身庶族地主，先後三次婚娶皆聘山東土族之女，即是突出的例子。高宗以後更是積重難返，如德宗貞元中柳芳序四姓世族，山東士族仍然名列前茅。社會上聯姻照舊崇尚門閥。因此，唐文宗感歎道： “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

唐太宗重修《氏族誌》,企圖抑低山東士族族望，又定婚製貶之： “王妃、主婿皆取當世勳貴名臣家，未嚐尚山東舊族。”而且還阻止某些勳貴名臣的“新官之輩”與之聯姻。這些措施均未奏效，既不能達到禁止“賣婚”目的，也不能禁止山東土族代出高官與抑低其族望。以崔氏為例，終唐一代，崔氏十房共出二十三個宰相，數量之多居舊士族之冠。

而宰相、知政事都是位居三品以上的高官，按《姓氏錄》等第，可排入第一姓或第二姓之列。可見，武則天以降，崔氏家族隨著代出高官，已上升為第一等、第二等的族姓了。所謂抑製山東士族，從曆史發展角度或社會效果來看，也是沒有達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