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邊疆 抗擊東突厥唐太宗統一邊疆的卓越建樹，首推抗擊東突厥的武功，它解除了隋末唐初的嚴重威脅，揭開了中國民族關係史上的新篇章。
突厥是中國北方境內的一個古老民族，北齊，北周時期漸趨強大，建立了“控弦數十萬”的軍隊，進入了階級社會。隋初，突厥貴族集團分裂為東西兩部。東突厥被隋文帝戰敗，納貢稱臣；西突厥也一度衰落。隋末喪亂，東西突厥乘機複振，一躍而為雄據漠北，力控西域，勢傾中夏的強大軍事力量。正如杜祐所描述的： “(突厥)又更強盛，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俱北麵稱臣，受其可汗之號。東盡契丹，西盡吐穀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萬，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大唐起義太原，劉文靜聘其國，引以為援。"劉文靜聘使時，以“財帛金寶入突厥”作為借兵的交換條件。突厥可汗“始畢遣其特勤康稍利等獻馬千匹，會於絳郡，又遣二千騎助軍，從平京城。"二千胡騎，微不足道，唐初不過借其聲威，以作外援而已。可見，李淵初起的力量是嚴重不足的，這可說是他稱臣突厥的主要原因。
由於存在這種特殊的隸屬關係，故始畢不斷欺淩唐朝： “及高祖即位，前後賞賜，不可勝紀。始畢自恃其功，益驕踞，每遣使者至長安，頗多橫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優容之。”所謂“優容”,就是恣其所為，不敢違抗。
武德二年二月，始畢可汗去世， “高祖為之舉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吊其使者，又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往吊處羅，賻物三萬段。”詔“百官”吊喪的隆重儀式是示以國君禮節的反映，以絲織品三萬段孝敬嗣位自勺處羅可汗，這無異是變相的納貢稱臣的繼續。
武德三年六月，處羅率軍助秦王攻劉武周， “至並州，總管李仲文出迎勞之，留三日，城中美婦人多為所掠，仲文不能製。” “不能製”,實為不敢製，這是唐初稱臣於突厥的一個旁證。故同年秋，處羅死，高祖亦“罷朝”致哀， “詔百官就館吊其使”。
繼處羅可汗而立的是頡利可汗，他承父兄之業，兵強馬壯，益輕唐朝。“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悖傲，求請無厭。”所謂頡利“言辭悖傲”,流露了他想君臨中原的野心。不過，這次“優容”為時隻有半年左右，到武德四年四月因雙方軍隊在雁門首次發生衝突，就逐漸消失了。
由上可知，從隋大業十三年六月晉陽起兵交好突厥，到唐武德四年四月雙方交惡，前後將近四年時間，唐初連續向突厥啟民可汗的三個兒子，即始畢、處羅、頡利分別稱臣納貢。稱臣納貢當然是一大恥辱，唐封建統治者與封建史家無不諱莫如深。然而，在得意忘形之餘，也會泄露天機的。貞觀四年李靖大破頡利，唐太宗聞訊喜形於色，對近臣說： “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未嚐不痛心疾首”。“國家草創”,則無國力以禦強敵，這是“稱臣於突厥”的主要原因，至於“以百姓之故”,當屬溢美之詞。
其實，唐太宗指出乃父“稱臣於突厥”,而沒有把自己擺進去是不公平的。據有的學者考證： “太宗實為當時主謀稱臣於突厥之人”,這個結論是站得住腳的。
李世民主謀稱臣，可見，他與突厥可汗的密切關係，而他多次借兵突厥，組成胡漢聯軍，正是這一密切關係的反證。晉陽起兵前夕，他通過心腹劉文靜向始畢可汗借到二千突厥騎兵，組成了反隋主力。這支騎兵可能是由頡利、突利率領的。
武德九年七月，唐太宗當麵指責頡利、突利叔侄連兵入擾時，曾說：“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按：應為叔侄)並親從我”一語可證。武德三年秦王李世民“受詔討伐劉武周，師次太原，處羅遣其弟步利設率二千騎與官軍會。”“與官軍會”,就是與秦王軍隊會師，可見，李世民與處羅可汗的關係也很密切。此外，他還與未即位前的頡利可汗也有交情： “初，隋五原太守張長遜因亂以其所部五原城隸屬於突厥。(宇文)歆又說頡利遣長遜入朝，以五原地歸於我。頡利並從之，因發突厥兵及長遜之眾，並會於太宗軍所。”頡利願還五原之地與張長遜部眾歸唐，除了唐高祖“遣光祿卿宇文歆齎金帛以賂頡利”之外，恐怕還與李世民的特殊關係有關，否則頡利不會發突厥兵與李世民會師。
可見，李世民也向頡利借過兵。以上史實說明，唐初李世民比乃父高祖同突厥的關係密切得多。他屈辱借兵，必受製於人，難免稱臣。究其原因，除了鬥爭的策略性之外，還與唐初國力不足有關。
圈州對陣。頡利可汗即位之後，貪得無厭，欲壑難填，唐高祖不勝其擾。武德六年統一戰爭結束，頡利不願相鄰的中原地區出現一個統一而強大的唐王朝；而唐王朝統一之後國力雖然比前強大，然而還不足以引兵抗衡，因而處於被動挨打局麵。武德七年，頡利、突利率眾進攻原州(今寧夏固原縣),旋又南上，入擾朔州(今山西朔縣)、忻州(今山西忻縣),李世民奉命抵禦。由於關中暴雨成災，糧道不通，李世民與諸將頗以食盡為憂，隻得屯兵豳州(今陝西邠縣)待糧。
頡利、突利指揮萬餘騎兵居高列陣，唐軍氣喪。李世民深知敵強我弱，不能硬拚，隻能智退。於是他親率百騎奔馳敵陣，義正詞嚴地指責頡利背約入擾，勇氣凜然地麵召頡利單獨決戰，還聲稱對方若傾兵而來，他就毫不畏懼地以百騎抵禦。頡利猜不透李世民輕騎列陣的個中底細，又不知唐軍虛實，既不能與李世民抗辯，又不敢貿然進擊。李世民抓住頡利的狐疑弱點，故意與突利並騎而語，談到以往的兄弟情誼，責備他踐踏“急難相救”的誓言，突利理屈，無言以對。原來頡利與突利叔侄間已有嫌隙，經李世民的輕騎近前，竊竊私語的布下疑團，頡利便“陰猜突利”與李世民有約，終於以智離間了叔侄，使其退兵。然而，次年頡利又親率勁騎十餘萬，飽掠朔州後，又進犯太原，唐將張瑾寡不敵眾，遭到全軍覆滅、僅以身免的慘敗。
渭橋之盟。武德九年八月，頡利乘唐太宗即位不久，國內政局動**之機，親率精騎二十萬大舉入擾，前鋒攻破武功(今陝西武功縣),京師戒嚴，行軍總管尉遲敬德雖然奮勇挫敗頡利於涇陽(今陝西涇陽縣),然而突厥主力未受損失，頡利繼續進攻長安，他一麵列陣渭水北岸以威懾唐軍；一麵派出使臣對唐廷進行軍事訛詐。
唐太宗識破頡利的狡詐伎倆，采取針鋒相對的鬥爭策略，一麵扣留對方使節，一麵親率數騎列陣渭水之南，隔河相對，指斥頡利背信棄義，頡利在唐太宗的嚴詞訓斥下，無言以對。繼之，唐大軍來到，軍容嚴整，士氣旺盛，頡利知唐軍有備，又加使臣被押，摸不透唐太宗的疑兵之計，不敢貿然揮師過河，隻得與唐太宗在渭橋上“刑白馬設盟”而還。
渭橋之盟，表現了唐太宗的機智沉著的戰鬥作風，才使這一嚴重時刻化險為夷。然而，唐軍畢竟不是力勝，而是智退，肘腋仍然不安，談不到鞏固封建統治。為此，唐太宗深謀遠慮，積極備戰，創造條件，等待時機，轉入反攻。
戰略反攻時機的成熟。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反攻，是戰略的大轉折。出現轉折，不僅取決於決策者的主觀願望，更重要的是取決於有利的客觀形勢。唐太宗初即位，對突厥的威脅，感到“坐不安席，食不甘味”,就以自強雪恥，奮發圖強的精神激勵自己，下定了平定突厥之亂的雄心。
貞觀三年，終於出現了反攻的時機，其標誌是交戰雙方的力量發生了逆轉，突厥由優勢趨向劣勢，唐王朝由劣勢轉向優勢。雙方力量之所以發生消長，主觀上是唐太宗積極創造條件的結果；客觀上是突厥內部出現統治危機的歸宿。
從主觀條件來說，首先，加強軍事訓練，提高士兵戰鬥力。唐太宗即位伊始，鑒於前代君主“不使兵士素習幹戈，突厥來侵，莫能抗禦”的教訓，親自在殿廷教習衛兵射箭，動員說： “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築苑，唯習弓馬，庶使汝等鬥戰，亦望汝前無橫敵。”在唐太宗的親自教習下，衛士射術提高很快，唐太宗對射術高明的衛士賞賜弓、刀、布帛，以資鼓勵，由此“士卒皆為精銳”。
其次，擴大府兵兵源，推行軍功政策。唐太宗為了有效地抗擊突厥，擴大了府兵隊伍。貞觀年間的府兵有三方麵來源。一是來自太原元從；其中有晉陽起兵前，李世民委派長孫順德、劉弘基招募的萬餘士兵，以後加上李淵與建成的軍隊約有二萬人。二是來自統一戰爭中歸附的軍隊，約有十七萬人左右；上述府兵都是武德年間形成的。三是點丁男為府兵，這在唐太宗即位不久的武德九年十二月才開始實行的。
三類府兵大致都有授田。對太原元從“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以示特殊優待。對歸附的軍人與被點為府兵的丁男，當然不會授予土地。府兵授田質量盡管有所區別，然而不必負擔租賦徭役卻是一致的，這可從武德九年十二月一場辯論中透露了此中信息。當時唐太宗為了加強京師的防禦力量，想擴大征兵範圍。封德彝提出選擇“軀幹壯大者，亦可並點”的建議，唐太宗深表同意，並下詔敕雲： “中男(即次男)以上，雖未十八，身形壯大，亦取。”唐初成丁年齡始為二十一歲，中男當在十六歲，按理不能應征。基於此，魏徵斷然反對，他振振有詞地說： “若次男以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可見，府兵雖授田而不納賦役。實際上府兵是有負擔的，兵役即是徭役，府兵有義務輪流番上宿衛或出征作戰，都要自備兵甲衣糧，這比租調征斂還重。一般農民力不能堪，實際上主要應征對象是富裕農民，正如戴胄所說的： “比見關中河外盡置軍團，富室強丁，盡從戎旅。”這從唐初規定的揀點衛土標準也可看出： “財均者取強，力均者取富，財力又均，先取多丁。”如按財力標準擇取府兵，必把貧苦農民排除在外，實際應征者主要是富裕農民。
據此，府兵不可能是普遍征兵。這就製約著府兵發揮戰鬥力必須具有一定的曆史條件，正如均田是在特殊曆史條件下的土地分配方案一樣，府兵也是在特殊曆史條件下的一種兵役，一旦失去這些條件，府兵必然破壞。而唐初正好具備發展府兵製的前提條件，這個條件是地荒人稀為府兵農民授田提供了物質基礎，從而形成了一個數量相當可觀的自耕農與中小地主階層。這是保證府兵主要兵源的社會基礎。
有了充足的兵源，並不等於有了強大的戰鬥力。要使府兵發揮戰鬥力，必須有相應的政策措施。唐太宗的扶植軍功地主的政策正起到了這種作用，它適應中小地主與自耕農隨著經濟上的發展、要求尋找政治上出路的需要，而唐初從軍殺敵就是一個晉身之階。根據唐太宗的刑不避權貴，賞不遺疏遠的政策，凡立軍功的戰士不分貴賤，皆可升官授田，以致躋身軍功地主行列。唐初奴隸出身的馬三寶、樊興、錢九隴等人因立戰功，皆封公食邑，錢九隴還上升士籍，就是突出的例子。
可想而知，出身農民或地主的戰士立有軍功，上升地主或官僚地主更加大有人在，如薛仁貴棄農投軍，升任將領。獲得勳田轉化為軍功地主以及蘇定方由土豪而轉化為官僚地主就是典型事例。
唐太宗執行扶植軍功地主的政策，收到了顯著的效果。一些應征府兵與應招募兵把保護身家與獲得官爵，勳田的政治、經濟利益結合起來，以致參加對外戰爭成為中小地主與富裕農民發家致富的重要門路，戰爭勝負直接關係到他們的切身利益，故能調動他們的戰鬥積極性，這是唐初府兵(募兵亦然)所以能發揮威力的主要原因，也是唐太宗能建立卓越武功的一個重要條件。貞觀初，唐太宗擴大府兵隊伍，積極備戰，顯然從主觀上為爾後擊敗東突厥創造了人力條件。
再從客觀條件來說，突厥勢力由盛而衰。突厥是個軍事封建主義國家，它雖然征服了薛延陀、回紇、契丹、吐穀渾、高昌等國，但與這些部落沒有共同的民族語言與經濟利益，也很少有經濟文化的聯係，它是一個鬆散的軍事行政的聯合體，各部落臣服於突厥，完全建立在軍事威脅基礎上，一旦這些部落擺脫了突厥的統治，就會使這個軍事行政組織趨於瓦解。貞觀初，鐵勒部的回紇、薛延陀等人相繼反抗，薛延陀還與唐朝結成軍事聯盟，這都大大削弱了東突厥的軍事力量。
東突厥失去了這些附屬國，反過來加深了內部貴族集團之間的裂痕。唐太宗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拉攏突利，使原先突利與頡利之間的矛盾更加激化。貞觀二年，突利終於背棄頡利，暗地相約唐王朝出兵進攻頡利，從而使唐太宗贏得了裏應外合的有利戰機。
此外，由於頡利連年對外用兵，對內濫施刑罰，牧民不堪其虐；再加頻年大雪，六畜凍死，牧民生計艱難，而頡利不加存恤，反而重斂諸部。 “由是下不堪命，內外多叛之。”這時被俘的漢人不能忍受非人的待遇，紛紛掙脫奴隸的枷鎖，保聚山險地區，或與突厥牧民並肩作戰。
由上可知，突厥集團處於上層分裂、下層反抗，內有心腹之患、外受腹背之敵的不利境地，勢力大為衰落。唐邊將張公謹據此概括出六條有利戰機，指出： “頡利縱欲肆凶，此主昏於上，可取一也。別部同羅、仆骨、回紇、延陀之屬，皆自立君長，此眾叛於下，可取二也。突利被疑，欲穀喪師，無托足之地，此兵挫將敗，可取三也。北方霜旱、廩糧乏絕，可取四也。頡利疏突厥，親諸胡，可取五也；華人在北，保據山險，王師之出，當有應者，可取六也。”張公謹詳盡周密的分析，是對戰略轉折形勢的客觀總結。唐太宗正是在這種有利條件下轉入戰略反攻的。
定襄大捷與頡利被擒。貞觀三年冬十一月，唐太宗在做好充分準備的前提下，主動反擊。任命並州都督李劫為通漢道行軍總管，兵部尚書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華州刺史柴紹為金河道行軍總管，靈州大都督薛萬徹為暢武道行軍總管，合軍十萬，分道出擊突厥。其中以李靖一路的戰績最為輝煌。
李靖是隋代韓擒虎的外甥，韓擒虎“每與論兵，未嚐不稱善”,隋末歸唐屬秦王麾下。在統一戰爭中，他屢立戰功，具有實戰經驗。兵法理論與戰爭實踐的結合，使他成為一員傑出的指揮官。李淵稱他為“古之名將韓、白、衛、霍，豈能及也!”他的高超戰術是善於捕捉有利戰機，抓住不放，然後出奇製勝。定襄大捷就是他出奇製勝的光輝軍事實踐。
貞觀四年正月，李靖率領三千精騎由馬邑(今山西省朔縣)直趨惡陽嶺(在定襄故城南麵)。唐軍的神速到達完全出於駐紮定襄(今內蒙古清水河縣)的頡利可汗的意料之外，且使他腹背受敵，驚恐的頡利作了錯誤的判斷，他揣測“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李靖就抓住頡利捉摸不透的有利戰機，一方麵派出間諜進行分化離間；另一方麵乘其無備，夜襲定襄，大破突厥，頡利匆匆狼狽逃竄，李靖乘勝奪取定襄。捷報傳來，唐太宗欣喜若狂，大肆讚揚李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澡吾渭水之恥矣!”唐太宗高興之餘，宣布大赦天下，祝酒五日。
李靖出馬邑旗開得勝，李劫出雲中(今山西大同以東)也馬到成功。頡利撤軍磧口，途經白道(今內蒙呼和浩特市西北),白道為河套東北通往陰山以北的要隘，李劫早已埋伏在先，頡利敗兵被堵，被李劫殺得大敗，“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降於劫。”
頡利經此慘敗，已無正麵抗衡力量，隻得遣使謝罪請和，表示願意舉國內附。唐太宗識破他的緩兵之計，將計就計，同意遣使談判，使頡利放鬆戒備。此時，李靖、李劫兩軍已會師白道，他們猜透唐太宗的意圖，為了利於速戰速決，不經疏奏，共同製訂了突擊的作戰計劃。李靖挑選精騎一萬，攜帶二十日幹糧，自白道出發。李劫軍後繼，軍至陰山，俘突厥千餘騎隨軍，複進軍伏兵磧口(今內蒙二連浩特市西南)。李靖則“督兵疾進”,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追及頡利。頡利驚遁，部眾崩潰。此役李靖大獲全勝，斬首萬餘，俘虜男、女十餘萬口、牲畜數十萬頭。頡利率殘兵敗將萬餘人逃遁磧口，被李劫堵擊，切斷了漠北退路。李靖得以一鼓作氣，乘勝追擊，窮盡陰山之北。頡利驚魂未定，又被配合李靖作戰的李劫切斷漠北退路，隻得調轉馬頭，西逃吐穀渾，途中眾叛親離，終被大同道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生俘，時值貞觀四年三月。
前後不到半年時間，就把驕橫不可一世的東突厥征服了。於是，唐太宗把西起陰山，北至大漠的廣闊地帶收入了版圖，統一了唐王朝的北部邊境。次年太宗歡宴兩儀殿，賦七言詩一首： “絕域降附天下平，八表無事悅聖情。雲披霧斂天地明，登封日觀禪雲亭，太常兵禮方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