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是疆域空前遼闊的國家，貞觀十四年的版圖是： “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裏，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裏。”在這片廣袤的國土上形成了一個統一多民族的國家，史載： “弱水、流沙，並通轉軒之使；被發左衽，皆為衣冠之域。正朔所班，無遠不屆。”唐太宗是這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奠基者，他在各族中享有崇高的聲望，被尊為“天至尊”“天可汗”,成為境內各族的共主，這同他推行了開明的民族政策是分不開的，他執行的和親、團結、德化的民族政策就是開明的民族政策的生動體現。
和親政策由來已久，一般是在中原王朝國勢衰微的情況下對周邊少數民族采取的一種政治行動。基於此，封建史家往往將和親視為中原王朝對邊疆少數民族政權屈辱、妥協的代稱。然而，唐初的和親政策卻與傳統的和親政策不同，它是在國勢昌盛的貞觀盛世時期大力貫徹的。因此，它不是屈辱，妥協的象征，而是唐太宗開明民族政策的表現。
和親是指民族上層分子之間的聯姻，封建貴族的聯姻是一種政治手段，它總是從屬於一定民族與集團的政治利益的。就以唐太宗而論，他的和親觀也沒有背離恩格斯所說的： “結婚是一種政治的行為，是一種借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
唐太宗在貞觀十六年對大臣說的一席話足資證明這個論斷： “北狄世為寇亂，今延陀倔強，須早為之所。朕熟思之，唯有二策：選徒十萬，擊而虜之，滌除凶醜，百年無患，此一策也。若遂其來請，與之為婚媾，朕為蒼生父母，苟可利之，豈惜一女!”他指出對付薛延陀的策略是，一戰二和。
戰敗使之威服，自然額手稱慶；但戰爭付出的代價畢竟太大，正如房玄齡所說的， “兵凶戰危，聖人所慎”。在當時“戶口大半未複”到隋盛時的情況下，和親如能使之懷化，同樣達到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亦為良策，故房玄齡稱之為“和親之策，實天下幸甚。”
貞觀君臣為什麽主張和親呢?唐太宗曾有思想披露： “北狄風俗，多由內政，亦既生子，則我外孫，不侵中國，斷可扭矣。以此而言，邊境足得三十年來無事。”從唐邊安寧出發，動機無可非議。然而，他認為嫁女生子則為外孫，外孫總聽母教，母子既有中原漢族血統，自然不敢對外公、舅父發動戰爭。話雖有理，但有點武斷。因為農業民族注重封建宗法、提倡孝道，而遊牧民族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及婚俗與農業區不同，因而其倫理道德觀念亦異。按儒家的封建家族孝道來衡量，未免碰壁，漢初的和親就有這種情況。
然而，唐初的和親卻收到了實效，沒有出現四夷君主政治上的訛詐與經濟上的勒索。甚至，他們為了求得唐朝聯姻，多次遣使來朝、厚加聘金。各族君主都以和親為榮，表示效力唐廷。唐太宗也不負眾望，頻頻下嫁公主與宗女。如貞觀十年，突厥處羅可汗的次子阿史那社爾率部內附，太宗妻以皇妹南陽長公主，委以重要軍職。貞觀十三年，吐穀渾可汗諾曷缽入朝請婚，太宗妻以弘化公主。
同年，吐蕃鬆讚幹布命大相祿東讚為專使，遣唐求婚，以金五千兩，其餘寶玩數百件作為聘禮，唐太宗許以宗室女文成公主為妻。貞觀十五年正月，唐太宗封祿東讚為右衛大將軍，並配婚琅琊公主外孫女段氏。唐太宗還應允西突厥統葉護可汗和乙毗射匱可汗及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等的請婚要求。此外，內附供職的所謂“蕃將”與唐室聯姻的有：突厥族的執失思力尚九江公主，鐵勒族的契芯何力娶臨洮縣主，突厥族的阿史那忠尚宗女定襄縣主，等等。
比較而言，唐太宗與供職朝廷的少數民族上層分子聯姻的人次，比之與境外的夷族酋長和親稍多些。究其原因，當與唐太宗的皇室與功臣共存共榮的封建血統思想有關。這些聯姻的少數民族將領都立有戰功，有的甚至立有卓越戰功，他們是參與李唐締造統一多民族的唐王朝的有功之臣。唐太宗向來十分強調論功行賞，不拘一格。他與夷族功臣聯姻，同與漢族功臣聯姻一樣，目的是想結成皇室與功臣的宗法血緣集團，以便世代保輔、長享富貴。
雖有階級、曆史的局限性，但由於他在論功用人麵前不分夷夏，故對供職或內屬的“蕃將”在聯姻、和親方麵基本上沒有歧視，這是他優異於往代封建君主和親觀的一麵，帶有開明的因素。
總之，民族間的和親總比打仗好，它能消除民族隔閡，增進民族團結，促使民族融合，加強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唐太宗的和親政策在曆史上是起了進步作用的。
貞觀朝有為數眾多的和親與聯姻，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當推唐、蕃和親。
公元7世紀初崛起於西藏高原的鬆讚幹布，是個“性驍武、多英略”的藏族君主，他平定叛亂、統一國家、改革內政，對藏族曆史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積極向上，渴慕唐風，於貞觀八年遣使入唐，十年奉表求婚。
太宗於貞觀十四年允婚，十五年初命江夏王李道宗護送文成公主入藏，隨帶了豐盛的妝奩，據《吐蕃王朝世係明鑒》記載： “唐王(指太宗)以釋迦佛像，珍寶，金玉書櫥，三百六十卷經典，各種金玉飾物作為(文成)公主的嫁奩。又給與多種烹飪的食物，各種飲料，金鞍玉轡，獅子、鳳凰、樹木，寶器等花紋的綿緞墊帔，卜筮經典三百種，識別善惡的明鑒，營造與工技著作六十種，治四百零四種病的醫方百種，診斷法五種，醫療器械六種，(醫學)論著四種。又攜帶蕪青種子，以車載釋迦佛像，以大隊騾馬載珍寶、綢帛、衣服及日常必須用具(入吐蕃)。”
鬆讚幹布為唐蕃和親而興高采烈，逢人誇耀道： “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國者，今我得大唐公主，為幸實多。”為了照顧公主的生活習慣，他“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自己則脫去藏服，改穿漢人的“紈綺”。文成公主的入藏，改變了吐蕃的落後麵貌，有助於吐蕃經濟文化的發展。
首先，促進了農業、手工業的發展。文成公主入藏帶去了一些穀物與蕪菁種子，還有各色工匠。高宗永徽初年，鬆讚幹布與文成公主又“請蠶種及造酒、碾、欄、紙、墨之匠”。隨之輸入了唐王朝的冶金、農具製造、紡織、建築、刊陶、碾米、釀酒、造紙、製墨等各種技術。藏民在漢族工匠的幫助下，學會了有關生產技術。相傳山南地區的牛犁法是文成公主教會的，日喀則的銅匠至今還奉文成公主為他們的祖師。此外，文成公主帶去的侍女，也是善於紡絲織帛的能手，她們也教會了藏民的紡織技術。
其次，改變落後的生活習俗。文成公主入藏以前，藏民不知製瓷技術，他們“接手飲酒，以氈為盤，撚秒為枕(碗),實以羹酪，並而食之。”陶瓷工藝傳入後，始改變了這種原始的生活習性。以前吐蕃人以氈帳作為居處， “貴人處於大氈帳，名為拂廬。”自從土木建築技術傳入後，鬆讚幹布帶頭“築城邑，立棟宇以居處”,特別是上層人物，拋棄了住帳篷的習俗。文成公主帶入華麗的綢緞後，改變了吐蕃單調的毛皮衣料。他們除了遣使長安購買絲綢外，還想自己養蠶、繅絲、紡織。
第三，對文化藝術與宗教的影響。文成公主入藏時帶去了一批詩書史籍，促進了吐蕃貴族學習唐王朝先進文化的興趣，促使鬆讚幹布“遣酋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此外他還聘請漢人士大夫“典其表疏”。
唐樂也是文成公主進藏時傳入的，她帶去一個樂隊，擁有五十餘件彈撥樂器，對藏樂產生影響，藏民視為至寶，曆代相沿，秘藏在拉薩大昭寺裏。
文成公主入藏以前，吐蕃人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巫教與佛教： “其俗重鬼右巫，事源羝為大神。喜浮屠法，習咒詛。國之政事，必以桑門參決。”文成公主是虔誠的佛教徒，她帶去一尊釋迦佛像，到拉薩以後親自顧問大昭寺的建築，在寺前手植幾株柳樹，人稱“唐柳”或“公主柳”。大昭寺的建築風格也受唐風影響，飛簷重閣、石獅裝飾，形如唐寺。
第四，促使文字和曆法的創改。吐蕃原無文字；記事以刻木結繩為約。
文成公主入藏後，為了適應吐蕃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她勸告鬆讚幹布創製文字。於是，派遣貴族子弟到天竺留學，按藏語特點，參考梵文與古於闐文，製成二十個藏文字母和拚音造句的文法。從此，吐蕃有了文字記載，這對推動西藏文化的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吐蕃原無曆法， “不知節候，麥熟為歲首”。文成公主入藏時帶去天文曆法書籍，傳入了漢族的幹支計時法，於是，吐蕃曆法家參照漢曆，創造了藏曆。藏曆以五行分陰陽配天幹，以十二生肖配地支，幹支配合六十年為一輪，明顯地采用了漢族的幹支相配的紀年法，它對藏族農牧業的發展有一定作用。
第五，促進漢、藏友好關係的發展。文成公主作為漢族人民的友好使者，從貞觀十五年入藏，到唐高宗永隆元年逝世，在西藏生活了四十年，她始終不渝地貫徹了唐太宗較為開明的民族政策，促進了唐、蕃間經濟、文化交流。唐代詩人陳陶在《隴西行》詩篇中以“自從貴主和親後，一半胡風似漢家”的詩句，歌頌了公主入藏對吐蕃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直到今天，藏族人民仍對文成公主懷念和頌揚不已，曆史證明了唐太宗的和親政策的進步作用。
唐太宗和親吐蕃，奠定了唐、蕃友好關係的基石，文成公主入藏，又促進了兩族人民的友好關係。終太宗之世，吐蕃一直追隨唐王朝的外交政策。如貞觀十九年，鬆讚幹布遣大相祿東讚朝賀，奉表稱婿，獻金鵝一隻，製作精巧，高達七尺，中可盛酒三斛。貞觀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出使天竺，天竺諸國都遣使奉送貢品，但為中天竺所掠，王玄策被打敗，逃到吐蕃境內請求軍事援助。鬆讚幹布發精兵一千二百人，歸王玄策指揮，一舉擊敗中天竺軍，喜訊傳來，鬆讚幹布“遣使來獻捷”。
貞觀二十三年，唐太宗病逝，鬆讚幹布極為哀傷，遣使吊祭， “獻金銀珠寶十五種，請置太宗靈座之前”,還致書長孫無忌，表示效忠初嗣位的高宗： “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當勒兵以赴國除討。”高宗為嘉獎其忠心，晉封他為駙馬都尉，西海郡王，後又改封寅王，賜各色絹帛三千段。永徽元年，鬆讚幹布不幸病逝，高宗為他舉哀，派遣右武侯將軍鮮於巨濟持高宗璽書前往拉薩吊祭。
高宗永隆元年，文成公主病逝，藏族人民舉行了隆重的祭奠儀式。為了表示對她開拓唐、蕃友好關係的敬意，在大昭寺、後又在布達拉宮供奉著她的塑像，還擇定文成公主入拉薩的藏曆四月十五日，作為公主誕辰的紀念日。這都成為唐太宗和親政策成功的標誌。直到唐穆宗長慶元年，在雙方共立的《唐蕃會盟碑》中，還對貞觀朝的唐蕃和親作了美好的回顧，指出“和葉社稷如一，於貞觀之歲，迎娶文唐代海船成公主至讚普牙帳”。所謂“和葉社稷如一”,就是開元年間吐蕃藏王棄隸緒讚上表玄宗時所說的：“和同為一家”之意。說明唐太宗的和親政策所結成的唐、蕃甥舅之誼，在唐、蕃友好曆史上有深遠地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