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徙突厥

古來歧視、壓迫少族民族的漢族最高統治者不乏其人，唐太宗則有所收斂，推行團結政策。他內徙歸附的東突厥人與設置羈縻府州，就是他推行民族團結政策的集中表現。

貞觀四年，唐太宗平定突厥，突厥表示歸附。接著，唐太宗召集群臣討論如何處置的問題。由於這涉及今後國家安全的大事，故而君臣極為重視，紛呈“安邊之策”,展開熱烈爭論。多數朝臣建議采取“分其種落”,遷徙河南，散居州縣與漢民雜居，以便“各使耕織”。也就是溫大雅主張的對百萬突厥“變其風俗”,使之“化而為漢”。“化而為漢”的具體做法是，將原來已趨統一的突厥部眾，拆散為各個互不統屬的集團，遷徙內地州縣，使其失去遊牧的自然地理條件，化牧為農，改變其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這種不顧突厥族的生產特點與生活習慣的做法，顯然不會受到他們的歡迎，隻能采取強製同化，這必然不利於民族團結。

竇靜反對以上諸人提出的“置之中國”的建議，主張仍居邊塞，分散部落，以弱其勢：妻以宗女，以固其心。

中書令溫彥博主張仿照“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把他們安置在河南一帶的朔方之地， “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唐太宗同意這個方案。

然而，秘書監魏徵激烈反對溫彥博提出的內徙河南的主張，認為突厥“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尤不可處以河南也。”

溫彥博堅持己見，辯駁道： “天子之於萬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除，餘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湣，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宜處之河南。”針對魏徵的心腹之患的擔憂，提醒他如以德懷之， “終無叛逆”。

魏徵亦不肯退讓，舉出晉初遷徙少數民族於中原，導致永嘉之亂，前車可鑒。“陛下必用彥博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

溫彥博明確反對魏徵的夷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迂腐主張，再次強調德化必能使其歸心的看法： “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收居內地，教以禮法，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

唐太宗麵對眾說紛紜的議論以及魏、溫激烈的爭辯，並沒有使他無所適從，而是權衡利弊、擇善而從。以往唐太宗對魏徵的諍諫，無不言聽計從，唯有這次反常。可見唐太宗的民族觀與魏徵有所不同，他有自己的主見，故不盲從。他的處置突厥問題想法正與溫彥博不謀而合，故溫彥博的主張也就是他的主張。

溫彥博的“教以禮法，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的主張，是建立在信任突厥族歸附後德化不亂的思想基礎上的，他批判了魏徵的“養獸自遺患”的錯誤說法，是比較進步的民族觀。魏徵著眼於晉初與唐初遷徙胡族於內地的形式相似的做法，而沒有分別兩代統治者的不同政策。眾所周知，晉武帝對被徙的少數民族純粹作為壓迫、奴役的對象，反而加深了民族矛盾。溫彥博對內徙的突厥族力主緩和矛盾，選擇其上層分子參與政權，從羈縻的願望出發，關係處理較好。

魏徵對此不加分析，就簡單地斷言為心腹之患，立論不免失之偏頗。至於群臣提出的“分其部落”“變其風俗”的辦法，實質上是一種強製性的民族同化政策，與溫彥博的“全其部落”“不離土俗”也是截然不同的。溫彥博的安置突厥的實質，是以尊重突厥族的生產方式、風俗習慣為基點，給予突厥族以某種限度的“自治”權利，顯然是在團結的基礎上，采取開明的民族同化政策。

唐太宗采納溫彥博的內遷主張後，隨之約有十萬戶突厥族遷入中原，其中一萬家定居在長安。唐太宗挑選部分代表人物擔任京官武職，任職五品以上的將軍、中郎將約有一百多人，差不多占了朝廷武官的半數。這個羈縻突厥族上層人物的措施，實質上是對突厥族執行團結政策的具體表現，產生了良好的效果與深刻的影響。如阿史那思摩深得太宗信任，被賜姓李，極為感激，發誓要為唐朝效忠。又如在中央擔任高級武職的鐵勒族契芯何力回本族省親，被人扣留，但他矢誌不渝，以“唐烈士”自譽，以割耳示其忠心不貳。而且唐太宗的籠絡政策對其他民族酋長發生了有利影響，如薛延陀真珠可汗就認為突厥“歲犯中國，殺人以千百計”,平定以後，一定會予以報複： “當翦為奴婢，以賜中國之人；乃反養之如子，其恩德至矣。”唐太宗對內徙的突厥人與漢人同樣對待，還安置他們於內地的肥沃農耕地帶，使突厥人迅速地提高了生產力水平：“年穀屢登，眾種增多，畜牧蕃息；繒絮無乏，鹹棄其氈裘；菽粟有餘，靡資於孤兔。”顯然，內徙突厥能收到團結其族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