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不僅重視往代曆史的編纂，而且也重視當代曆史的編撰。貞觀年間的當代史主要有國史、實錄、起居注等三種體裁。
貞觀三年，唐太宗在宮禁門下省北始置史館，創議由宰相監修國史，首任監修官即為唐太宗的中樞重臣房玄齡。宰相監修國史，史官的政治地位必然有所提高，隨之對史館安排、建置、館員生活待遇等等也會有所改善。正如劉知幾所指出的： “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鸞渚(即鸞台，門下省)為鄰；東都則與鳳池(即鳳閣，中書省)相接。館宇華麗，酒饌豐厚，得廁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宰相監修史著與史官生活待遇的提高，反映了唐太宗對修史的高度重視。有元代史學家說： “唐以宰相監修國史，至今因之。”可見，唐太宗創舉的宰相監修國史具有深遠的影響。
太宗朝的國史由房玄齡監修，房為人正直。修撰史官鄧世隆以及顧胤、李延壽等人又獲“時譽”或“頗為當時所稱”,故所撰國史多屬直筆。後由許敬宗監修， “記事阿曲”,破壞了貞觀的直筆史風。
唐太宗既然以史為鏡，也就很想讀一讀國史。貞觀十四年，他對曆來帝王不讀國史的做法表示不滿，說： “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玄齡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特加解釋， “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唐太宗見過思改的表白，不能視為官樣文章，觀其言，察其行，是有例可依的。即使國史中有記錄他的不善言行，他也不會陷害史官，這可由他既往的虛心求諫、從善如流，不會加害諫官的事例作證。
他認為古來帝王不觀國史，君主不能從國史中獲益，殊為可惜。他炫耀自己的做法與古人不同，想打破慣例，自觀國史，以補君德。從這方麵看，唐太宗自觀國史有他合理的一麵，故房玄齡、魏徵都沒有加以諫阻。然而，此風一開，也有弊端，一些見風轉舵的史官，生怕惹事生非，不敢直書其事。
唐太宗還加強了實錄的編撰工作，改變了往昔不修當朝實錄的做法，決定當他在世時就始修實錄。貞觀十四年，他提出“欲自看國史”時，並要房玄齡“撰錄進來”的要求。“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實錄的成書時間是貞觀十七年七月。實錄的起迄時間是起創業、迄貞觀十三年，餘下的十年史事，生前來不及完成，至高宗顯慶初續成，亦二十卷，共計四十卷。成書於貞觀十七年的高祖、太宗實錄是唐初的第一部實錄，也是有史以來最詳備的實錄。為了鼓勵修史，唐太宗對監修房玄齡詔降璽書褒美，賜物一千五百段，封修撰許敬宗高陽縣男，賜物八百段。
高祖、太宗實錄既然是從國史中刪略而成的，可見，國史詳、實錄略；國史修撰在前，實錄刪略在後。故劉知幾說：“司空房玄齡、始事中許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與自立編年體，號曰實錄。”“自立編年體”當與紀傳體的國史有所不同，類似於荀悅的《漢紀》體裁。
高祖、太宗實錄既然記載當代君主立身行事，又是明知太宗親自閱讀的，經“刪略”後，必有曲筆。如記錄玄武門之變“語多微穩”,就是一例。太宗觀書至此，感到不妥，便要房玄齡轉達他的旨意雲：史官執筆，不應有所曲隱， “即令削其浮詞，直書其事”。封建帝王多以個人好惡歪曲曆史，唐太宗主張直書其事，不為尊者、賢者諱，這是難能可貴的。唐太宗還責令史官應善於鑒別史事性質，褒貶分明，肯定玄武門之變可與周代“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相類，是“安社稷，利萬民”的義舉。通過以史喻史，說明唐太宗不僅好論古今，而且卓有史識。
然而，唐太宗沒有將秉筆直書原則貫徹到底。例如，關於晉陽起兵的首謀決策人物，無論舊、新《唐書》或《通鑒》均一致頌揚唐太宗。詰諸史乘，當非信史，這難怪《唐書》與《通鑒》不加考訂，因為這些史書是以《高祖、太宗實錄》作為依據修撰的，在修史諸公看來也是持之有故的。問題在於實錄本身虛美失真。雖然，實錄的刪編者名義上是房玄齡、許敬宗、敬播三人。然而，房玄齡總司百揆，無暇預聞其事；敬播位在敬宗之下，他的直筆史風也受壓抑。
史載： “初，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修者，頗多詳直”。而許敬宗是實錄的實際主編，他“輒以己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可以斷言，在他筆下，必有掩高祖之長、映太宗之功的傾向。須知，太宗既看到玄武門之變的史事，必然看過開首的晉陽起兵。然而他竟無一辭異議，說明他默認了這些不切實際的記錄，暴露了他竊父功而據為己有的隱私作風。
除了國史和實錄外，唐太宗還十分重視起居注的編錄工作。起居注是中國古代史官記載帝王的言行錄。李林甫注《唐六典》起居郎條雲： “漢獻帝及西晉以後，諸帝皆有起居注，皆史官所錄。自隋置為職官，列為侍臣，專掌其事，每季為卷，送付史官。”唐因隋製，承襲起居舍人外，另置起居郎兩員。郎掌錄皇帝起居法度，相當於古之左史，舍人錄皇帝製誥，相當於古之右史，退而編錄為起居注。唐太宗即位後，從以下兩方麵加強了對起居注的編錄工作。
第一，擴大了起居注史官的人員。唐以前的起居注史官多由秘書郎、起居郎、起居舍人等擔任。貞觀初，除由起居郎任職外，還以他宜兼任，稱為“知起居注”。 “貞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如貞觀三年，杜正倫“拜給事中，兼知起居注”。貞觀十五年，褚遂良“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這些起居注史官，很容易成為皇帝的親近侍臣。他們多以“君舉必書”為己任，詳備地記錄了唐太宗的言行，使唐初大有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傳統。起居注的豐碩成果，為史籍編纂提供了豐富的史料來源。
第二，鼓勵起居注史官秉筆直書。貞觀初，唐太宗對侍臣說到自己每日上朝，為了對天下萬姓負責，出言審慎， “不能多言”。杜正倫針對唐太宗存在言多必少的戒懼心理，乘機指出秉筆直書的職責： “君舉必書，言存左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聞言， “大悅，賜絹二百段。”貞觀十六年夏四月，唐太宗對諫議大夫褚遂良說： “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褚遂良對答史官記錄君主言行， “備記善惡”,目的是使君主“不敢為非，未聞取而觀之也!”唐太宗又問：“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遂良答以“不敢不記”。當時黃門侍郎劉泊在側也說： “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唐太宗用“誠然”兩字表示理應如此，這是以言論鼓勵史官運用直筆原則的表現。
在唐太宗的鼓勵下，貞觀一代史風淳樸，某些良史都有中國傳統的史學直筆遺風，杜正倫、褚遂良、魏徵等人都是佼佼者。這種風氣對高宗時期的史學著作也有影響，如成書於高宗朝的《太宗政典》,是李延壽主撰的，高宗觀之， “谘其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