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五朝史修成時，唐太宗特頒詔書，申明自己“將欲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所謂“前王”,係泛指秦始皇至隋煬帝的九個世紀的興亡大事，重點是隋秦兩代。然而，既雲“得失”,當包括正反兩個方麵的經驗教訓。大體說，唐太宗對唐以前的王朝興衰曆史，采取以下三種總結形式。
承秦者漢，承隋者唐，唐之得天下，類若如漢。貞觀君臣深知，曆史上秦祚短而漢祚長，若使唐祚長免蹈隋祚短的覆轍，是需要吸取漢以致治的成功經驗的。這是唐初統治者重視借鑒《隋書》的同時，也不忽視借鑒《漢書》的主要原因。
貞觀三年，唐太宗對房玄齡說： “比見《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唐太宗觀司馬相如等文人傳記尚且如此用心，何況與他治理天下關係密切的帝王紀傳了。貞觀十一年，他對高士廉說： “昔漢高祖隻是山東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貴。卿等讀書，見其行跡，至今以為美談，心懷敬重。”這是他熟讀《漢書·高帝紀》的例子。
唐太宗還喜讀編年體的《漢紀》,貞觀三年年底，他為了獎勵涼州都督李大亮的直諫膽識，特賜荀悅《漢紀》一部，認為“此書敘致既明，議論深情，極為治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也。” “極為治之體”,意即從《漢紀》中可以充分吸取大治天下的豐富經驗。
如果說，唐太宗借鑒《隋書》主要是為吸取反麵教訓的話；那麽，借鑒《漢書》可說主要是吸取正麵經驗了。太宗最景仰漢初的高帝、文帝、景帝，然而高帝有殺戮功臣之誚，景帝有誤誅晁錯之失，終不為美，太宗間有指責，唯文帝不見太宗責難。
漢初文景之治當首推文帝之治。唐太宗傾心文帝，以致在治理國家方麵頗多效法。文帝的“夫農，天下之本也”的農本思想， “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的君臣一體思想，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的任賢納諫思想，釋送宮女、“令得嫁”的人道思想，對南越“以德懷之”的民族德化思想；張武等人“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的感化思想等，均可從唐太宗執政時找到借鑒的痕跡。而且還以己德不逮文帝自勵，如貞觀初，群臣議建高閣，他說： “昔漢文帝將起露台，而惜十家之產，朕德不逮於漢帝，而所費過之，豈謂為民父母之道也”。竟不許。
唐太宗既察漢史之得，作為鞏固封建統治的成功經驗，那麽必然對唐初政治活動與史學研究產生影響，遂出現了兩個積極的政治現象。
一是諫官多引漢史作為依據。貞觀十一年，侍禦史馬周上疏，指出唐太宗近年以來奢風抬頭的弊病，援引漢代文景淳樸政風作為對照，提出警告說： “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鼎使高祖之後即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馬周援引的這個史實及其推論，是有說服力的，“久存”與否是唐太宗即位以來經常思考的問題，故他閱後“稱善久之”。
二是激發了史學家研究《漢書》的熱情，隨之出現了一批注釋《漢書》的專家，形成了“漢書學”的重要學科。 “其時漢書學大興，其彰彰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納言，皆名家。”劉伯莊有《漢書音義》二十卷問世，父子相承， “子之宏，世其學。”秦景通治《漢書》,則兄弟相承，名藻一時，人稱“大秦君” “小秦君”, “非其授者，以為無法雲。”姚察著有《漢書訓纂》,其子姚思廉少受家學於其父。
最突出的是顏師古承其家學於叔父顏遊秦，顏遊秦曾“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為學者所稱，後顏師古注《漢書》,亦取其義耳。”顏注《漢書》共一百二十卷，其釋文多有糾正前人謬誤、發明創見者，故史家讚其“解釋詳明，深為學者所重”,故能“大顯於時”。
唐王朝是在隋末農民戰爭的廢墟上建立的，一個“甲兵強盛” “風行萬裏”的隋王朝為什麽僅隔兩代就“率土分崩”“子孫殄滅”了呢?這對親睹其事，記憶猶新的唐太宗來說，不能不引起震懼。有鑒於此，他最重視《隋書》的修撰，讓著名史學家、政治家魏徵擔任主編。魏徵深體太宗的意圖，以史論形式總結了隋亡的原因，又將亡隋與亡秦作了比較，指出： “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
故唐太宗以隋亡為鑒的同時，亦以秦二世而亡為鑒。他曾對侍臣說： “秦始皇初乎六國，據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實為可誡。”秦、隋為什麽二世而亡，這是發人深省的問題，貞觀君臣究秦、隋之失，自然偏重於此。
唐太宗雖將秦皇與煬帝相提並論，然而，對他們的評價並非一概而論。太宗心目中的秦始皇首先是削平六國的雄主；其次才是肇始秦亡的暴君。他曾對魏徵說： “秦始皇，亦是英雄之主，平定六國，以後才免其身，至子便失其國。”故他盛讚秦始皇創業的豐功偉績。
貞觀初，他對侍臣說， “周武平紂之亂，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國，其得天下不殊，祚運長短若此之相懸也?"直至貞觀六年，他對侍臣還說： “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異。”把秦之統一與周武伐紂平列，而紂為無道昏君，武王伐紂一向被儒家高度讚揚為聖王創業的楷模。
據此可知，唐太宗是視秦始皇是個應運天人的創業聖君的。這比起唐初不少大臣一概罵倒秦始皇，甚至把他統一六國也說成是“六國無罪，秦氏專任智力，蠶食諸侯”的一大罪狀，顯得高明得多。唐太宗對秦始皇的評價是，既看到他是創業之君，又看到他是亡秦之源，唐太宗曾從始皇為太子擇師失策這個角度，闡明了秦亡起自始皇，成於二世的觀點：“太子保傅，古難其選。秦之胡亥，始皇所愛，趙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誅功臣，殺親戚，酷烈不已，旋踵亦亡。”而對於隋煬帝的統治，沒有隻言片語的讚揚。可見，唐太宗察秦、隋之失是加以區別的。
其次，考察隋帝得失時，唐太宗也作了具體分析。隋煬帝固然是亡國暴君，然而不能因此完全歸罪於他，因為作為隋初創業之君的文帝也負有責任。貞觀二年，他對黃門侍郎王珪說： “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饑乏，是日才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煬帝失國，亦此之由。”從隋初“富饒”之得，反而導致隋末“奢華無道”之失中，深刻總結了隋亡始自文帝而終於煬帝的曆史教訓。
貞觀年間的官修正史，前有五朝史，魏徵已寫了史論。後有《晉書》,唐太宗為《晉書》親自撰寫了四篇史論。即陸機與王羲之的傳論為文人立言，表明他晚年重文的雅興。晉宣帝、武帝的兩紀史論，有明顯的政治意圖。因為西晉結束了三國以來幾十年的分裂局麵，建立了統一王朝，然而十分短暫，不久就發生了中原地區的大混戰，此後便形成了東晉和十六國、南朝與北朝的長期對峙。
唐太宗作為唐初的創業之君，很想對晉初的創業之君的治國得失進行考察，於是他選取了西晉王朝的奠基人司馬懿與完成統一事業的司馬炎當作主要的研究對象，然後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寫成史論，這就是兩帝紀“製曰”的由來。
唐太宗在《宣帝紀製》裏讚揚司馬懿“文以纘治，武以棱威”的經國大才、“用人如知己，求賢若不及”的識人才華，以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的豁達能耐。然而指責他未能“竭誠臣節”,所謂“受遺二主，佐命三朝”,受君厚恩而“曾無殉生之報”,反而“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幹，遽相誅戮”。即乘曹芳離宮謁陵時，發動軍事政變，史論不禁嚴厲責問： “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當然，司馬懿這種做法絕非忠臣所為；然而，他不願被曹爽奪權才發動兵變。
這場宮廷政變是曹魏宗室集團與司馬氏勳戚集團之間爭奪權勢的鬥爭，不能片麵指責一方。而唐太宗從維護皇權出發，視為逆臣作惡： “雖白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唐太宗在《宣帝紀》史論裏反映了他的忠君思想，是有政治背景的。貞觀晚年，他受到功臣侯君集謀反與渚子結黨奪嫡之爭的刺激，對功臣的防範加深了。他指責司馬懿“見嗤於後代”,無異是借鑒曆史警告李唐功臣，千萬不可有虧臣節。
晉武帝司馬炎的史論，是唐太宗對一個開國君主是非得失、功過成敗的經驗總結。他以寬仁、雄略讚揚了晉武帝的創業君主的帝風，肯定了他統一中國後出現的“民和俗靜、家給人足”的小康局麵，然而好景不長， “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內版**，宗廟播遷，為天下笑”;繼而，唐太宗探其原委雲： “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以及“居治而忘危”“委寄失才”, “藩翰變親而成疏，連兵競滅其本”。正確地分析了司馬炎識不及遠、立嫡不才的失策；還特別指出了分封宗室導致骨肉相殘、嚴重削弱皇權是造成晉亡的亂源。從史論中可以看出，唐太宗想吸取晉朝所以由治而亂、由安而危的曆史教訓。一是治而忘危；二是疏而失慎；三是封藩貽患。
唐太宗對晉武帝所作的史論，既是對自己晚年政治上懈怠的警惕，也是對後繼者李治的告誡，聯係他於貞觀二十二年春作《帝範》以賜太子，作為李治修身治國的借鑒，可知《武帝紀》史論是《帝範》的補充教材。寄望於李治記取晉代“失慎於前”, “貽患於後”的教訓，以免落得個“海內版**，宗廟播遷”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