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喜歡論前朝曆史，察安危之道，通古今之變，就今人之鑒。他的史論有不少有益的見解，反映了他進步的曆史觀。
唐太宗雖然處處以史為鑒，但不是拜倒在古人腳下，而是立足於現實的致治，故無今不如昔的感歎，而有今勝於昔的遠見。貞觀九年，唐太宗對公卿闡述了自己的功業說： “朕觀古先撥亂之主皆年逾四十，唯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舉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為天子。此則武勝於古也。貞觀以來，手不釋卷，行之數年，天下大治而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言辭之間雖不免自誇，然而例舉的功業是符合事實的。故編著《貞觀政要》的唐代著名史家吳兢，在卷一《政體》篇末了增添了一大段有關“貞觀之治”的史跡，最後的畫龍點睛之筆是， “此皆古昔未有也”,總結了唐太宗今勝於古的勳業。
唐太宗總結前代君主亂政亡國的經驗教訓，力避天意作祟的迂腐說教，多從人事而致王朝治亂出發。總結的重點因人因事而異，大體上有以下三種情況。
其一，著眼於君主酷掠角度。貞觀九年，唐太宗對魏徵說： “頃讀周、齊史，末代亡國之主，為惡多相類也。齊主深好奢侈，所有府庫，用之略盡，乃至關市無不稅斂。朕常謂此猶如饞人自食其肉，肉盡必死。人君賦斂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齊主即是也。"其二，著重於遊幸擾民角度。貞觀十三年，唐太宗同魏徵談道： “隋煬帝承文帝餘業，海內殷阜，若能常處關中，豈有傾敗?遂不顧百姓，行幸無期，徑往江都，不納童純、崔象等諫諍，身戮國滅，為天下笑。雖複帝祚長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禍**，亦由人事。”
其三，著重於決策失慎角度。貞觀二十二年，《晉書》修成，唐太宗在晉武帝史論裏指出： “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把晉之由治而亂歸之於武帝謀事不周而埋下了禍根。從這裏可以引申出，封建統治者如能處置得當，則可避免“海內版**，宗廟播遷”的厄運。也反映了他的國之治亂不由天意，而由人事的進步史觀。
唐太宗是傑出的封建政治家，他引古證今時，有鮮明的政治觀點，古為今用極為明顯，反映了他的功利主義。廢立太子前後，唐太宗由於愛憎傾向不同，對曆史上的帝王廢嫡立庶就有不同的評價。貞觀十年以前，他對太子李承乾沒有廢棄之心，故他征引史籍多以嫡庶需有定分為鑒。
如貞觀初，他以隋文帝廢立失序導致禍亂為鑒說： “隋太子勇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間，固亦早有定分，楊素欺主罔上，賊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滅於天性。逆亂之源，自此開矣。隋文既混淆嫡庶，竟禍及其身，社稷尋亦覆敗。”貞觀六年，他又以漢高祖曾有廢立太子之舉而貶之雲： “孝惠為嫡嗣之重，溫恭仁孝，而高帝惑於愛姬之子，欲行廢立”。
然而，從貞觀十年後的大約六七年時間內，由於唐太宗有廢立太子之意，他就對曆史上帝王廢立失序的事件隱諱不言，而且提出了與傳統的皇位嫡長繼承製相戾的兄終弟及製的主張。如貞觀十二年正月，他對大臣說：“國家立太子者，擬以為君。人之惰短，不在老幼。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這裏雖沒有直接援引曆史，然而兄終弟及亦有因人傳承可循。
對於漢高祖殺戮功臣，由於唐太宗不是泥古不化，也有不同的評價。當他強調君臣共治時，就指責劉邦屠殺功臣的不端。如貞觀六年，他對侍臣說： “蕭何、韓信，功業既高，蕭既妄係，韓亦濫黜，自餘功臣黥布之輩，懼而不安，至於反逆。”當他限製功臣不法行為時，又為劉邦殺戮功臣辯護。
貞觀八年，在一次宮廷宴會上，尉遲敬德因座次在李道宗之下，怒毆道宗，幾至傷目。太宗以史為鑒說： “卿居官輒犯憲法，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之愆。”
唐太宗曾在《金鏡》裏說：“多營池觀，遠求異寶，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蠶織，田荒業廢，兆庶凋殘，見其饑寒不為之哀，睹其勞苦不為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薄賦輕徭，百姓家給，上無暴斂之征，下有謳歌之詠。屈一身之欲，樂四海之民。愛國之主也，樂民之君也。”
唐太宗接受隋亡於虐民的教訓，想做治民之主，樂民之君，故十分強調克己寡欲的君道史觀。貞觀初，他曾對大臣說： “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亂者。”唐太宗的“存百姓”與“正其身”的君道觀的特點是，盡量縮小君民之間的對立，強調指出兩者之間互相依存的一麵。
他的思想邏輯可歸結為：封建王朝的長治久安是取決於百姓的能否生存，而百姓的存亡又取決於君主的自身能否克己寡欲，把國治、民存，君賢三者有機地聯係在一起，並最後立足於君賢。這種觀點雖然誇大了君主個人的作用；然而，它又承認君主的安危、王朝的興亡是依存於民心的向背的。
唐太宗能自發地認識到君與民之間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係，就可緩和對立一麵的矛盾的激化，把相互依存的一麵作為認識曆史、指導現實的君、民關係的主要方麵，這是他倡導克己寡欲，以存百姓，以正其身的君道觀的曆史原因。也是他在《金鏡》裏宣揚“為君之道，處至極之尊，以億兆為心，以萬邦為意”的現實原因。
首先，能自發地認識到人民力量的製約作用。隋末唐初的風雲巨變，使他親身經曆了隋亡唐興的曆史現實，耳聞目睹了人民群眾在社會變革中的巨大作用，因而對他們在社會變革中所發揮的力量有較為客觀的認識。
貞觀六年，他對侍臣說： “隋主殘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蒼生，罕聞嗟痛。”他看到了天下百姓不為隋亡而哀，說明他領悟了人民群眾厭棄隋主。由於太宗即位以來采取了一些順應民心的措施，故唐初饑謹， “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嚐嗟怨，莫不自安。”從而使他看到了民心向唐的趨勢。
由此，他提出了“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的光輝見解。所謂“人推”與“人棄”,就是指隋亡與唐興不由天意而由人事的意思，也就是貞觀君臣反複引用的： “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另一表述形式。這說明唐太宗通過社會實踐活動，看到了人民群眾在帝王廢立與朝代興亡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其次，能有效地運用曆史對比的總結方法。中國是文明古國，古代的浩瀚史籍多數都記載了王朝的典章製度與政治上的重大變革。唐太宗探究前代史事，目的明確，通常使用正反對比的方法，從中獲得教益。如他在《帝京篇序》中指出：予以萬幾之暇，遊息藝文。觀曆代之皇王，考當時之行事，軒昊舜禹之上，信無間然矣。至於秦皇、周穆、漢武、魏明，峻宇雕牆，窮侈極麗。征稅殫於宇宙，轍跡遍於天下。九州無以稱其求，江海不能瞻其欲。覆亡顛沛，不亦宜乎。予追蹤百王之末，馳心於千載之下，慷慨懷古，想彼哲人。庶以堯舜之風，**秦漢之弊，用鹹英之曲?變爛曼之音，求之人情，不為難矣。
唐太宗指出周、秦、漢、魏一些君主暴斂於民是造成國家“覆亡顛沛”的根源。表明自己“慷慨懷古”,並非為古而古，而是讓曆史上的“堯舜之風”發揚光大，暗示貞觀之治的取得是由於善於總結曆史上正反兩麵教訓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