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儲大事 太子李承乾太子稱為儲君，是皇位的繼承者，立儲是封建國家的一件政治大事。唐太宗與曆代有所作為的帝王一樣，十分重視培養太子。然而事與願違，他初立的太子並非理想的儲君，於是陷入了廢立太子的煩惱之中，到貞觀晚年竟成為他政治生涯中折騰人心的事件。最後以李承乾的被廢、魏王李泰的被黜、晉王李治的被立結束了這場內爭，從而對貞觀、永徽的政治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李承乾是唐太宗的嫡長子，武德二年生於長安承乾殿，因而命名。武德九年十月，唐太宗根據皇位世襲嫡長子製原則，立承乾為皇太子，時年八歲。
幼年的承乾以聰明、敏惠獲得唐太宗的喜愛。貞觀四年七月，唐太宗選擇年高望重的李綱為太子少師。李綱的教育內容大體上以儒家君臣父子之道為主，師教嚴肅， “每談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誌”。當時年僅十二歲的承乾“未嚐不聳然禮敬。”唐太宗對承乾能虛心接受師教，表示滿意，為了進一步培養他的辦事能力，於同年五月“詔皇太子承乾宜令聽訟訴”。
然而，承乾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成人後缺乏乃父那樣接觸民間、目睹動亂的社會閱曆，難免眼光短淺，識不及遠。儲君的無比尊貴地位，散慢的生活習性，使他染上了競事奢侈，喜愛漫遊的紈絝邪氣。他不畏群賢，甚至還製造假象愚弄朝臣。當他養成了“飾非”的習性之後，反而坑害了他的政治前途。
唯有唐太宗使他感到畏懼，就盡量設法躲開父皇的嚴厲眼光，企圖極力不讓乃父知道“其跡”,這當然是不可能的。當唐太宗發現了承乾的某些劣跡後，並沒有放棄培養他成為一塊好料的期望。貞觀五年六月，太子少師李綱病逝，唐太宗把教育的重任落到太子左、右庶子於誌寧、李百藥的肩上。
李百藥針對承乾頗為留心典籍及愛好嬉戲的特點，他寫了一篇《讚道賦》,以古來儲君成敗之事諷諫承乾。一個偶然的機會，唐太宗在東宮看到了《讚道賦》,表示十分賞識；並派人告訴李百藥，希望他善始善終地輔弼太子。李百藥心領神會，加勁以淵博的學識頻加諷諭，然而承乾依然故我。兩年後，他隻得灰心離職。
貞觀七年，唐太宗又另覓名師。考慮到承乾雖有過失，然而年輕，可塑性較大，認為隻要有名師指點，總可匡正過失，於是物色了中書侍郎杜正倫為太子右庶子。杜正倫曾為秦府文學館學士，貞觀初以不畏觸犯逆鱗而聞名朝野。唐太宗想借重他的“直道”進諫，協助太子左庶子於誌寧共同輔佐。唐太宗還特意指出： “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設心處地地為承乾著想，真可謂用心良苦。
這時，李承乾腳上患病，不能朝謁，失去了太宗對他教誡、監督的良機，於是群小之輩乘虛而入。引誘這個“好聲色”的太子走上“侈縱日甚”的浪**歪道，於誌寧、杜正倫的直諫都不能使他回心轉意。杜正倫隻得向太宗作了申訴，太宗指示道： “我兒疾病，乃可事也。但全無令譽，不聞愛賢好善，私所引接，多是小人，卿可察之。若教示不得，須來告我。”唐太宗認為承乾的君德缺陷比之生理缺陷更為嚴重，這無疑是對的，然而承乾的病足會反過來加深了他的不懷好感。
杜正倫想不負君望，采取了從正麵誘導的教育方針，著力彌補承乾“不聞愛賢好善”的缺陷。但是屢次開導都沒有奏效，最後隻得攤出底牌，想用乃父的私囑來威懾他，冀其震懼，改過自新。哪知李承乾作表奏聞，唐太宗感到難堪，遷怒於杜正倫泄露旨意，貶為州官，以作懲罰，這反過來又加深了太宗對承乾的不滿。
即使經此波折，唐太宗還未完全失去對承乾的希望，又選中當代宿儒孔穎達為太子右庶子，以匡其失。孔穎達堅守諫職， “每犯顏進諫”,麵折承乾。承乾的乳母認為措辭過重，孔穎達不為所脅，反而“諫諍愈切”;並借承乾命撰《孝經義疏》之機， “因文見意，愈廣規諫之道”。太宗聞訊，予以物質獎勵， “以勵承乾之意”,可是承乾無動於衷。唐太宗隻得另覓名師，貞觀十二年，遷孔穎達為國子祭酒，遂任命著名諍臣張玄素為太子右庶子。
李承乾辜負了唐太宗的殷切期望，政治上失寵了，隨之父子之間的骨肉之情也趨疏遠了。貞觀初，太宗親自駕臨東宮，了解承乾學業進展，貞觀七年還時有相見，此後，就不見太宗行幸東宮或與之頻相談論的史載。
唐太宗對承乾之所以日益疏遠，固然是承乾嬉戲廢學、屢教不改所致，然而更為深刻的原因還在於父子之間的政見不同。
首先，文治與武嬉不同。唐太宗執政以來，標榜以文治國，尊賢禮士。而承乾毫不理解唐太宗的崇尚文治，也不懂儲君守成重在守文的道理，一味地嬉戲廢學。
貞觀十三年以來，嬉戲愈演愈烈，發展到嗜好突厥的尚武風習。“造五狼頭纛，分戟為陣，係幡旗，設穹廬自居，又襞氈為鎧，與漢王元昌分統，大呼刺擊為樂。”由嬉戲而武嬉，由武嬉而亂國。說什麽“使我有天下，將數萬騎到金城，然後解發，委身思摩，當一沒，顧不快邪!”“思摩”即阿史那思摩，是突厥阿史那部落的酋長； “設”者，即突厥酋長部下的職稱。武德年間思摩入唐，賜姓李氏。承乾表白自己有朝一日身為天子，卻甘心屈居思摩麾下當一蕃將頭領，豈不荒謬。當唐太宗以“天可汗”統率諸族君臨天下時，承乾卻與乃父背道而馳，津津樂道“偃武修文”的唐太宗當然不愛武嬉亂國的承乾作他的後繼者。
其次，納諫與拒諫不同。唐太宗即位後，大力倡導納諫，並以己能納諫也希望太子象他一樣。而承乾則不喜諫臣、不納善言。從貞觀初到被廢前，諫臣如李百藥，於誌寧，杜正倫、孔穎達、張玄素等人，不是被趕跑，就是關係搞得過於緊張。太子左庶子於誌寧在貞觀七年上《諫苑》二十卷，無非啟發承乾從善如流，承乾置若罔聞。貞觀十四年， “承乾廣造宮室，奢侈過度，耽好聲樂”,他又上書複諫。貞觀十五年，承乾不顧太宗多次宣布的不違農時的政策， “以務農之時，召駕士等役，不許分番，入懷怨苦”,他上書再諫。承乾不僅“覽書不悅”,而且陰遣刺客行刺。太子右庶子張玄素眼看承乾失德被疏愈演愈烈，於貞觀十三年警告承乾若遊獵無常， “終虧雅度”,是“敗德之源”, “承乾並不能納”。
次年，張玄素上書切諫承乾要勤見僚屬，承乾不僅厭聽逆耳之言，而且還“遣戶奴夜以馬撾擊之，殆至於死。”貞觀十六年，張玄素針對承乾“敗德日增”的逆境，再次苦口婆心，提醒他“如其積德不弘，何以嗣守成業?”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這無異是攤出了底牌。承乾竟對太子位危的嚴重警告也無動於衷，還想再派刺客行刺。他甚至說：“我作天子，當肆吾欲；有諫者，我殺之，殺五百人，豈不定?”唐太宗一再宣稱納諫治國，承乾則反其道而行之，自然唐太宗不會喜歡這樣的嗣君。
第三，親賢與疏賢不同。唐太宗立國以來，思賢若渴，一旦發現賢才，必禮賢下士，這是促成貞觀之治的一條政治經驗。承乾則與乃父相反，正如唐太宗所指出的： “不聞愛賢好善，私所引接，多是小人”,既然不愛賢才，必然疏遠正直，狎近群小之輩。貞觀十四年，承乾耽情聲色，疏賢更甚。其突出表現是親近宮嬪、寵信宦官，張玄素說他“親嬖幸，遠忠良”“宮臣正士，未嚐在側；群邪**巧，昵近深宮。”過了兩年，承乾還是劣性未改，仍然是“望苑之內，不睹賢良”。於誌寧也針對承乾令“閹官多在左右”的疏賢做法，提出不可寵信宦官的諍諫。以“趙高作奸，秦氏鍾其弊"及兩漢宦官參政、造成“縉紳重足，宰司屏氣”的教訓作為鑒戒，要求承乾改變宦官“往來閣內，出入宮中，行路之人，鹹以為怪”的現象。可見，承乾疏賢越來越嚴重。既然父子對用人政見如此相戾，當然沒有共同語言。
唐太宗為了鞏固“貞觀之治”的政治成果，必然按照自己的模式來確立合乎他理想的接班人。承乾在文治、納諫、用人方麵不符太宗所望，也就不能維護這個成果，被疏遠是理所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