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談是我國西漢時的一位著名史學家，在漢武帝統治前期，一直擔任著太史令的職務。他是一位飽學之士，關心現實政治，對自己的史學事業十分忠誠，而且很重視對兒子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的教育。
司馬遷在父親的教導下從小就刻苦讀書，“年十歲則誦古文”。為了讓兒子能繼承自己的史學事業，司馬談讓司馬遷向當時有名的學者孔安國、董仲舒等人學習古代曆史文獻。
但是當時還沒發明印刷術和紙張，書籍本來就少，又加上秦始皇焚書坑儒，僅留下的一點斷簡殘篇不但記載簡略，而且不少事還互相矛盾、真假難辨。司馬談就鼓勵年輕的司馬遷親自到全國各地走一走，看看各地的地理真貌和風土人情，觀瞻曆史遺跡，搜集書本上沒有記載的逸聞軼事。
這是一個大膽的舉動。當時司馬遷二十歲，按照儒家的教誨，“父母在，不遠遊”，到遠方旅行屬於“不孝”的行為。古代交通又很不便利，孤身外出，危險很多。
司馬談不但鼓勵兒子遠遊，而且詳細告訴他一路上應當注意的問題，有哪些可能的線索，怎樣才能搜集到可靠的材料。
司馬遷從長安出發，出武關，經南陽，到江陵，然後渡江南下，到汩羅江邊，憑吊詩人屈原的葬身之處。然後他又來到九嶷山，瞻仰了舜的葬身之地，再到廬山，考察大禹治水的遺跡。他到會稽，訪禹穴，了解越王勾踐臥薪嚐膽的故事，到姑蘇拜訪伍子胥的神祠。他過長江，到江陰，收集韓信的故事。到曲阜，他了解到孔子的生平。他也看了劉邦的家鄉沛縣和陳勝、吳廣起義的大澤鄉。這一個大圈子他走了兩三年，最終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為後來撰寫《史記》搜集了豐富的資料。
公元前110年的某一天，司馬遷從西南訪學回到洛陽，見到了病危的父親。司馬談拉著兒子的手說：“我們的祖先是周代的太史，你再做太史，就是繼承祖先的事業了。我死後，你不要忘記我要寫的史書啊！從孔子作《春秋》到現在四百多年了。諸侯爭戰，曆史記載多被毀棄。漢朝以來，國家統一，出現了許多優秀的人物。可是，我作為一個史官，卻沒能寫成一部把這些事一一記載下來的史書。這是我一生最遺憾的事。”接著，司馬談又對兒子談了自己對“孝”的見解，說：“夫孝始於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最後，他語重心長地對兒子說：“自從孔子死後至今，諸侯兼並，史記斷絕，我作為一個太史令，感到非常憂慮，希望你牢牢記住這件事。”司馬遷低著頭，流著淚，安慰父親說：“兒子雖然缺乏才能，一定盡力完成父親的遺願。”
司馬遷所要完成的父親的遺願，就是寫作《史記》。他決意要使這部史書能夠做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三年後，司馬遷果然擔任了太史令，他利用國家的藏書，開始撰寫《史記》。可是不久，李陵事件發生了。司馬遷為李陵說了幾句公道話，說李陵是因為寡不敵眾而戰敗投降的，這觸怒了漢武帝，他被投進了監獄。因沒錢贖罪，他被判處了殘酷的“腐刑”。受刑之後，司馬遷不堪忍受精神上的劇烈痛苦，曾打算自殺。可是一想到父親的遺誌，想到自己費盡千辛萬苦搜集來的資料，他就覺得自己不能死，《史記》在等待他去完成。如果死去，修史中斷，“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矣”。於是他鼓起勇氣，拿起筆來，夜以繼日地繼續寫史書。
公元前91年，司馬遷用畢生的精力完成了《史記》。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後來各代的史書，大都模仿《史記》的體裁。在文學上，它的成就和影響也很大。《史記》所載的許多人物和事件，成為後來小說、戲劇的題材。它的藝術手法，也成為許多文學家揣摩效法的榜樣。
司馬談對司馬遷的教育，除了把自己的知識傳給兒子之外，主要是激勵兒子的事業心和為他提供“行萬裏路”的機會，這是最難得的。正是這種“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的學習和實踐，使司馬遷搜集到了許多書本上沒有的資料，使他筆下的許多人物栩栩如生。司馬遷在實踐中培養出來的求實精神，使他能夠打破許多陳腐的觀念，敢於為陳勝、吳廣立傳，把他們放到和封建帝王平起平坐的位置上。而且，我們知道當時的旅行條件非常困難。年輕的司馬遷在萬裏跋涉中得到的磨煉，對他後來能夠戰勝人生道路上的巨大坎坷，無疑起著很大的作用。事實上，成大事業而不遇到挫折，這在曆史上幾乎從來沒有過。如果司馬談隻讓他的兒子有書本知識的準備，怕他年紀輕輕出門受苦，臨終前沒有再三叮囑，司馬遷也許不可能在那樣的屈辱中堅持活下去，他也許不可能取得這樣大的成就，《史記》也不一定能夠寫成，即便寫成了，也未必能寫得那麽好。司馬談教子，在曆史上造成了巨大的影響，被傳為千古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