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圖頁六十三
石刻裝飾
01 ——阿伯萊姆諾(Aberlemno)十字碑，由單塊石板製成，7英尺高——查莫斯(Chalmers)《安格斯的石碑》(Stone Monuments of Angus)。
02 ——聖維吉恩(St. Vigean)教堂墓地十字碑基座上的環形裝飾，安格斯郡——查莫斯。
03 ——inchbrayoe島公墓十字碑中央部分，蘇格蘭。
04 ——梅格爾(Meigle)教堂墓地十字碑裝飾，安格斯郡——查莫斯。
05 ——伊西(Eassie)老教堂附近十字碑基座裝飾，安格斯郡——查莫斯。
注：除了這裏呈現的各類石碑紋飾，蘇格蘭十字碑中還有一類特別的紋樣，由曲線聯結而成的雙圈構成，並且聯結的曲線被裝飾字母Z斜向穿越。它的來源與含義長期困擾著考古學家；隻有在沃爾什(Walsh)的《基督教硬幣》中一枚諾斯替教派的寶石上，我們才再一次看到這種紋樣。
在曼恩島(Manx)和坎伯蘭(Cumberland)的十字碑上，還有安格爾西潘門(Penmon， Anglesea)的十字碑上，出現了與插圖頁八圖22和27極其類似的經典希臘紋樣，這可能是從羅馬馬賽克鑲嵌地麵中借鑒而來。這種紋樣時有出現，但是在手抄本和金屬作品中未有發現。
插圖頁六十四
交織紋樣
01—05、10—22、26、42—44 ——是盎格魯-撒克遜和愛爾蘭手抄本中的交錯織帶邊框紋樣，來自大英博物館、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聖高爾圖書館以及都柏林三一學院。
06、07 ——交錯織帶紋樣，取自大英博物館哈利圖書館所藏《金色福音書》——漢弗萊斯。
08 ——由交織與螺旋線構成的首字母端頭裝飾，取自巴黎圖書館所藏福音書摹本第693號——西爾維斯特。
09 ——交織裝飾，取自《聖高爾愛爾蘭手抄本》——凱勒爾。
23 ——首字母端頭裝飾，取自《盎格魯-撒克遜國王加冕福音書》，法蘭克-撒克遜藝術家作品——漢弗萊斯。
24 ——端頭交織裝飾，取自巴黎圖書館所藏《蒂羅尼安詩篇》——西爾維斯特。
25 ——帶有葉飾與動物形的端頭裝飾，取自《金色福音書》——漢弗萊斯。
27 ——交錯紋折線裝飾，取自《聖丹尼斯聖經》，9世紀作品。
28 ——折線紋，取自《林迪斯法恩福音書》，7世紀末作品。
29 ——交錯紋嵌板，取自收藏於大英博物館的《聖奧古斯丁詩篇》，6或7世紀作品。
30 ——4個相連的三角結構成的裝飾圖案，取自法蘭克-撒克遜風格的《聖格裏高利禮書》，9或10世紀作品——西爾維斯特。
31 ——巨型首字母細部，取自法蘭克-撒克遜風格的《聖丹尼斯聖經》，9世紀作品——西爾維斯特。
32 ——四葉草交織裝飾，取自《蘭斯禮書》——西爾維斯特。
33 ——交織折線裝飾，取自《金色福音書》(放大)。
34、37 ——紅點交織裝飾，取自《林迪斯法恩福音書》。
35 ——交織三角結圖案，取自《盎格魯-撒克遜國王加冕福音書》。
36 ——4個三角結構成的弧形裝飾，取自《蘭斯禮書》(放大)。
38、40 ——帶有交織紋樣、動物與折線的首字母裝飾，取自《林迪斯法恩福音書》(放大)。
39 ——帶有狗頭的端頭裝飾，取自法蘭克-撒克遜風格的《蘭斯禮書》——西爾維斯特。
41、45 ——四角交織裝飾，取自博德利圖書館所藏《裏奧弗裏克彌撒書》。
插圖頁六十五
螺旋紋、斜紋、獸形紋以及晚期盎格魯-撒克遜裝飾
01 ——首字母裝飾，取自大英博物館所藏《林迪斯法恩福音書》，7世紀末作品(放大)。
02 ——折線裝飾，取自大英博物館所藏《格裏高利福音書》(放大)。
03 ——交織動物紋，取自都柏林三一學院圖書館所藏《凱爾經》(放大)。
04 ——斜紋飾，取自蘭貝斯宮圖書館所藏《馬克德南福音書》，9世紀作品(放大)。
05、12 ——螺旋紋，取自《林迪斯法恩福音書》(放大)。
06 ——斜紋飾，取自《聖高爾愛爾蘭手抄本》，9世紀作品(放大)。
07 ——交織紋樣，來源同上(放大)。
08 ——交織動物紋， 取自《馬克德南福音書》(放大)。
09、10、13 ——斜紋飾，取自《馬克德南福音書》(放大)。
11 ——斜紋飾，取自《林迪斯法恩福音書》(放大)。
14 ——交織動物紋端頭飾，取自《林迪斯法恩福音書》(放大)。
15、17 ——交織鳥獸紋嵌板，取自《聖高爾愛爾蘭手抄本》，8或9世紀作品。
16 ——首字母Q，帶有長且彎折的獸形裝飾，取自都柏林三一學院所藏《裏馬克詩篇》，11世紀末作品。
18 ——邊框一角，取自魯昂的《艾塞爾加祝福集》，10世紀作品——西爾維斯特。
19 ——邊框一角，取自大英博物館所藏《阿倫德爾詩篇》第155號——漢弗萊斯。
20 ——邊框一角，取自大英博物館所藏《克努特福音書》，十世紀末作品。
21 ——邊框一角，取自魯昂的《艾塞爾加祝福集》。
22 ——螺旋端頭鳥紋飾，《林迪斯法恩福音書》大型首字母紋飾細部(實際尺寸)——漢弗萊斯。
無論在哪朝哪代，英倫諸島居住者的藝術作品都自成一派，盡顯風流。不僅當代英國藝術獨樹一幟，我們遙遠的祖先也留下了優秀的作品。建築藝術方麵，巨大的德魯伊教神廟仍舊讓人歎為觀止，稍後的年代裏屹立起的巨型十字碑，時有30英尺高，雕工精細，裝飾獨特，古老石刻精妙的工藝與新宗教思潮的滲透渾然一體。
我們擁有的最早建築與裝飾遺存(數量遠超我們想象)[1]與早期基督教的到來關係密切，我們在致力於探尋凱爾特藝術的曆史與獨特氣質時，宗教是不能回避的問題。盡管它具備了濃鬱的民族特色，在裝飾藝術史中有著與其他民族一樣的地位，但迄今為止尚未有人對凱爾特藝術做過係統的介紹。
1. 曆史證據。對於基督教傳到大不列顛的精確路徑，曆史學家眾說紛紜，我們並不試圖去理清其中脈絡，但我們有充足的證據證明，早在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於596年抵達之前基督教早已存在，並且在某些重要教義上，古老的不列顛宗教人士與教皇格裏高利一世(St. Gregory the Great)派遣的傳教士有很大分歧。這個結論完全是根據存世的藝術文獻得出的。教皇曾將不同的聖經版本傳入英國，其中有兩份被保留下來：一份收於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另一份藏在劍橋大學基督聖體學院圖書館。它們是福音書的兩個版本，用意大利語寫就，用了當時意大利流行的安瑟爾圓體字，不加裝飾。每篇福音的首字母與正文字體基本沒有區別，頭一兩行會用紅色墨水書寫；每一部福音書前會有傳道者的肖像(隻有路加的肖像留存下來)，肖像裏的傳道者在圓形拱門下正襟危坐，拱門由大理石柱撐起並帶有經典的葉飾紋樣。除此之外，所有古老的意大利手抄本都完全不帶任何裝飾。
英倫諸島上的古代手抄本則全然不同。它們是支持凱爾特裝飾藝術獨立發源的證據所在，關於這些珍貴手稿的年代也備受質疑，所以我們有必要深入古文字學的細節去一探究竟，來證明它的古老與寶貴。誠然，這些手抄本未曾載有年代信息，但有抄寫者在某些抄本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正好幫助我們確認並鎖定這些經卷的年代。通過這種方法，我們可以判斷聖科倫巴(St. Columba)的手跡《聖科倫巴福音書》， Mac Nathi抄寫的《迪馬福音書》， Mac Regol抄寫的《博德利福音書》，以及《阿馬書卷》(the Book of Armagh)，都完成於9世紀或更早的時候。此外，我們還可以從大英博物館和其他圖書館豐富的盎格魯-撒克遜憲章收藏中，找到證據證明這些經卷謄寫於7世紀下半葉到諾曼人征服英格蘭時期。盡管如阿瑟爾(Astle)所描述，“比起同時代的其他作品，這些文本一般用更自由隨意的文風寫就，但它們和同時代書籍有著相似的特征，可以相互印證。”當我們將《科頓手稿韋斯帕西安卷》A1部分，即《聖奧古斯都的聖詠經》，與670年的《東撒克遜賽比國王憲章》，或679年肯特國王Lotharius在瑞卡弗寫就的憲章，769年的《埃塞爾巴德憲章》《博德利福音書》或《聖查德福音書》相互比較，我們就會發現手抄本與憲章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證明凱爾特手抄本曆史悠久的另一個證據，是它們確實被愛爾蘭和盎格魯-撒克遜傳教士帶到了世界各地，並在當地留存下來。曆史上，英國人在歐洲各地建立了大量修道院。例如瑞士的聖高爾(St. Gall)修道院，就是以愛爾蘭人聖高爾的名字命名，不僅如此，修道院所在的行政區也以他的名字命名。這座修道院所收藏的宗教典籍被轉移至公共圖書館中，其中不乏一些歐洲最古老的手抄本，包括大量來自英國的精美卷宗的殘片，它們被當作創建者的遺物頂禮膜拜。同樣，《聖博尼費斯福音書》(Gospels of St. Boniface)仍舊被當作宗教聖物珍藏在福爾達(Fulda)；還有從愛爾蘭人聖基利安(St. Kilian)的墓中發現的《弗蘭科尼亞使徒書》，上麵血跡斑斑，依然存放在維爾茨堡(Wurtzburgh)，每年都會在他的殉道紀念日擺放於大教堂的祭壇之上。
所有這些在英倫諸島上寫就的手抄本，都被證明是9世紀之前的作品，它們展現了與其他民族截然不同的裝飾特征，愛爾蘭或盎格魯-撒克遜的傳教士把這些裝飾風格帶到了所經之處，有的融入了當地裝飾藝術。盡管我們認為這些裝飾風格主要來自早期的手抄本，但說其源於同時代金屬藝術與石刻藝術也不為過；這些藝術在很多時候與手抄本極其相似，所以我們可以斷言，不同品類的裝飾設計可以出自同一位設計師之手。當我們在欣賞巨大的十字碑時，就好似在用放大鏡欣賞一頁手繪的卷宗。
2. 凱爾特裝飾的獨特性。凱爾特裝飾藝術有如下主要特征：第一，它們完全沒有葉飾和類葉飾，也就不存在經典的茛苕葉圖案；第二，凱爾特裝飾圖案極其錯綜複雜，展現了超常的細致工巧，它們一般為幾何圖案，也包括交錯繩結紋，對角線與螺旋線，以及奇珍異獸，這些鳥獸有著長長的冠毛、舌頭和尾巴，交織纏繞無窮無盡。
凱爾特手稿極盡華美，比如《凱爾經》(Book of Kells)、《林迪斯法恩福音書》(Gospels of Lindisfarne)、《聖查德福音書》(Gospels of St. Chad)，以及《聖高爾手抄本》的一部分，其中最華美的那些書頁分成幾個布滿精細圖案的區塊，這些區塊構成優美的十字架，其中一端指向四福音書的開篇處。這些作品的完成需要大量的勞作和無盡的投入[2]，因為哪怕是用放大鏡細細審察，字裏行間找不出一絲漏洞，交織的圖案中也找不出一點瑕疵；並且在所有細微之處裏，配色也呈現出和諧圓滿的效果。
以往的手抄本內頁中，首字母與正文字體大小相等，但有著絕美圖案開篇的凱爾特福音書，其內頁也必是不凡的。首字母常常尺寸很大，在頁麵上占據了很大位置，剩餘的位置留給其他字母，每個字母平均約一英寸高。這些首字母裝飾的開篇頁麵與十字架裝飾頁麵一樣，運用了繁簡不一、風格多變的裝飾圖案。
金匠、石匠和抄經人使用的最普遍、最變幻多姿的圖案是織帶繩結紋，它們或交織纏繞或打成結狀，錯綜複雜，往往呈現對稱或幾何形狀。插圖頁六十三和六十四展示了這種紋樣的各種變化。若是在彩色或黑色背景下給這些織帶上色，產生的效果極富魅力。有些圖案如此錯綜複雜，比如插圖頁六十三的圖5上半部分，如果我們沿著織帶蜿蜒盤轉的走向仔細觀察，或許能夠發現設計的奧秘。有時織帶彼此平行，又相互交織，如插圖頁六十四的圖12。這些樣式裏最簡單的就是雙橢圓紋，見插圖頁六十四圖27的四角；在希臘和敘利亞手抄本，還有羅馬馬賽克鑲嵌地麵中出現過類似紋樣，在英國早期手抄本中還是比較少見的。另外還有一種簡單的圖案叫三角結(Triquetra)，在手抄本和金屬工藝中十分常見；比如插圖頁六十四的圖36中就有4個三角結，而圖30和35是這種圖案的變體。
珍禽異獸紋是凱爾特早期作品中另一個顯著的特點，它包括各種怪獸、禽鳥、蜥蜴、蛇類，造型長而誇張，其尾巴、冠毛與舌頭伸展成織帶裝飾，以天馬行空的方式交錯纏繞；這些紋樣常常是對稱的，但又是不規則的，根據畫麵所需自由填充。偶爾畫麵中會出現人形圖案，但較為罕見，比如水晶宮收藏的莫那斯特博伊斯十字碑(Monasterboice Cross)上，就出現了4個人形交織在一起的圖案，還有德文郡利斯莫爾克羅澤公爵家宅中，肋拱交叉處的圓形凸飾上也有好幾組《林迪斯法恩福音書》中的人形雕刻。插圖頁六十三是幾組纏繞的動物造型。最為錯綜複雜的是《聖高爾手抄本》中的八犬圖(插圖頁六十五圖17)與八禽圖(插圖頁六十五圖15)，而最為優雅的莫過於蘭貝斯宮中珍藏的《馬克德南福音書》裏的頁邊飾(插圖頁六十五圖8)。怪誕設計的典範(插圖頁六十五圖16)當屬1088年聖戴維斯教堂主教的《裏馬克詩篇》(Psalter of Ricemarchus)的首字母Q，詩篇的頭一句即是“Quid Gloriaris”。我們可以看到，怪獸的一處冠毛延伸到鼻子下方，第二處冠毛在頭頂形成誇張的旋渦，它的脖子上圍繞著一串珍珠，身體長而彎折，端頭是兩條扭曲的腿、猙獰的爪以及糾纏的尾，似乎怪獸自己也被困在這繩結謎團之中了。鳥獸的頭部常常被用作裝飾的終結圖案，插圖頁六十四就呈現了諸多案例，鳥獸們張嘴吐舌，卻並沒有失了優雅。
然而凱爾特裝飾中最具特色的圖案是一種螺旋曲線圖案，它由兩三條螺旋線構成，線條從固定起始點即它的反端出發，抵達由其他螺旋線構成的另一個渦旋的中心。插圖頁六十五的圖1、5和12的裝飾就屬於這種樣式，隻是多少誇張了些；圖22是比較正常的尺寸。插圖頁六十三的圖3顯示了這種圖案和斜格紋圖案天衣無縫的對接。在手抄本中，以及比較精細且更為古老的金屬作品和石刻作品中，這些螺旋線往往是C形而不是S形的。插圖頁六十三圖1的中央裝飾就屬於S形樣式，而且設計本身不夠規範，可見它並不是由真正精通凱爾特紋樣的藝術家所作，可能是隨意之作或是受了外來影響。這樣的紋樣又被稱為小號紋樣，任意兩條線聯結形成纖長的弧形圖案，好似古愛爾蘭的小號，尖頭小橢圓橫置於寬口形成了小號嘴。在金屬作品中也有類似案例，愛爾蘭偶見一些用途不明的圓形銅件，直徑約有一英尺，繪有如上紋樣。英格蘭各處也發現了早期盎格魯-撒克遜人製作的帶有此種裝飾的圓形琺琅小盤。這種螺旋圖案在石刻上更為少見，我們迄今在英格蘭發現的唯一一處，是迪爾哈斯特教堂(Deerhust Church)的洗禮盤。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裝飾在9世紀後就再沒有在英格蘭手抄本中出現過了，因此我們可以斷定，這是帶有最古老裝飾的洗禮盤。
另一種凱爾特裝飾圖案也極具特色，它由等距但不交叉的斜線構成，與中國紋樣[3]頗為相似；這種紋樣也叫作Z紋樣，因為它有點類似於字母Z或倒Z形。我們可以在插圖頁六十五的圖4、6、9、10、11和13中看到它豐富的變體。在較為精細的手抄本中，它是以純粹規則的幾何樣式呈現的，而在粗糙的作品中，它則淪為不規則的形狀，如插圖頁六十三的圖1和3所示。
另一種偶爾用在手抄本中的簡單紋樣，是等距離布局的折線構成的台階狀圖案，見插圖頁六十四的圖28和40，以及插圖頁六十五的圖2。然而，這種紋樣並不是最早期就廣為傳播的典型凱爾特紋樣。
最後我們來看一種最簡單的紋樣，它純粹是由紅色小點構成，被大量用在首字母裝飾圖案和其他具有複雜細節圖案的頁邊裝飾中。這種圖案是區分盎格魯-撒克遜裝飾和愛爾蘭裝飾的主要方法之一。有時它們也會組成單獨紋樣，如插圖頁六十四的圖34和37。
3. 凱爾特裝飾的起源。上文介紹的各種裝飾風格從10、11世紀到14、15世紀在大不列顛和愛爾蘭地區流行。因為這種裝飾風格中最純粹最精美的部分出現在古凱爾特民族長久以來的繁衍生息之地，我們便毫不猶豫地稱之為凱爾特藝術。
其實我們刻意回避了一個問題，即究竟是愛爾蘭人從早期不列顛基督徒那裏學到了書寫藝術和裝飾風格，還是愛爾蘭才是這種藝術風格的發源地，後來傳播到英格蘭。我們仔細審查了早期盎格魯-撒克遜手抄本、羅馬手抄本、羅馬-不列顛手抄本，以及英格蘭西部和威爾士的基督教石雕石刻，這些素材幫我們解答了這個問題。聖畢德尊者告訴我們，大不列顛和北愛爾蘭的教堂具備相同的特性，其他一些曆史遺跡也是如此，這給我們提供了充分的論據。盎格魯-撒克遜人和愛爾蘭人一樣，采用了同一種裝飾風格。收藏於大英博物館科頓圖書館的著名的《林迪斯法恩福音書》，或聖卡斯伯特書(Book of St. Cuthbert)，都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證據。這些書卷是由盎格魯-撒克遜藝術家於7世紀末在林迪斯法恩完成的。但還有一個事實是，林迪斯法恩是由聖徒島(Iona)上的僧侶所建，他們是愛爾蘭聖科倫巴的門徒，所以盎格魯-撒克遜藝術家繼承愛爾蘭先輩的裝飾風格也理所當然。當撒克遜人初抵英格蘭時被視為異教徒，自然沒有形成自己的裝飾風格。而在德國北部也並沒有任何遺跡可以提供哪怕一丁點證據，證明盎格魯-撒克遜裝飾藝術有著日耳曼血統。
關於凱爾特獨特的裝飾風格如何從英倫諸島早期的基督教徒中發源，學者們眾說紛紜。有一派學者急於想要推翻古大不列顛和愛爾蘭教堂的獨立性，指出它們其實源自羅馬，甚至認為愛爾蘭那些巨大的十字碑是在意大利完成的。然而，我們並沒有發現9世紀以前哪怕一件意大利手抄本或石刻，與凱爾特裝飾之間有著些許相似之處，因此我們可以立即排除上麵的觀點。法國政府最近發布了羅馬時期地下墓穴中的宏偉作品，淋漓盡致地展現了早期基督徒所作雕刻和壁畫的精美，它們也充分證明了羅馬早期基督教裝飾藝術與英倫諸島並無淵源。的確，上述手抄本中的鑲嵌畫頁麵與羅馬人的馬賽克鑲嵌地麵有著相似之處，倘若它們隻是在盎格魯-撒克遜手抄本中才出現，我們或許可以推測英格蘭諸地也會存在這樣的馬賽克地麵，並且在7、8世紀尚未被發掘，手抄本的抄經人才能從中獲得了繪圖的靈感。但問題是，在愛爾蘭手抄本，以及受愛爾蘭風格影響的手抄本中，我們也發現了裝飾精美的鑲嵌畫，而在愛爾蘭並沒有發現羅馬馬賽克鑲嵌地麵，羅馬人甚至並未造訪愛爾蘭。
也有人會認為，在手抄本中常見的交錯織帶紋有可能源自羅馬馬賽克鑲嵌作品，但其實羅馬的作品淳樸天然，與插圖頁六十三中繁複精巧的交織繩結紋相去甚遠。事實上，羅馬作品中的織帶隻是簡單堆疊，而凱爾特設計則是結繩編織的形式。
另一派學者認為這些裝飾有著斯堪的納維亞血統，我們一直管那些繩結叫盧恩繩結(Runic Knots)，這與斯堪的納維亞的神秘傳說有關。確實，我們在曼島、蘭凱斯特和比尤卡斯爾諸地見到過刻有盧恩銘文的十字碑，裝飾著與凱爾特裝飾類似的紋樣。但是，基督教是由英倫諸島的傳教士傳播到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而且我們的十字碑與丹麥、挪威現存的十字碑相去甚遠；而且我們最古老精美的手抄本要比北歐手抄本早上幾個世紀，所以完全沒有理由認為我們的手抄本裝飾來源於斯堪的納維亞。如果將我們的手抄本與最近哥本哈根博物館古斯堪的納維亞遺跡展[4]中的優秀作品相比較，就能確認這一事實。所有460個展品中僅有一個聖物箱(第398號)與我們手抄本的紋樣類似，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斷定它出自愛爾蘭工匠之手。斯堪的納維亞的木雕教堂(達爾先生進行了精心繪製)和同時期愛爾蘭金屬作品，比如都柏林皇家愛爾蘭學院所藏的琮十字架(Cross of Cong)，它們是如此相似，證明了斯堪的納維亞藝術家對凱爾特裝飾風格的借鑒，這在10、11世紀末的作品中尤其可見。
不僅是斯堪的納維亞人，更早一點、作品更精致的查理大帝流派和他們的後繼者，以及倫巴第的藝術家，都從凱爾特人氣勢恢宏的彩繪手抄本中汲取了獨特的凱爾特裝飾元素。然而，他們將茛苕葉及其他葉飾紋樣融入凱爾特經典樣式，給書頁平添了一絲溫文爾雅的氣韻，這種氣韻正是雖精巧別致卻過於繁複的凱爾特裝飾所缺乏的。插圖頁六十四的圖25取自大英博物館所藏的《金色福音書》(Golden Gospels)，它是9世紀法蘭克藝術精品，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兩種藝術風格的結合。在法蘭克手抄本中，很多紋樣幾乎是盎格魯-撒克遜和愛爾蘭紋樣的翻版(通常尺寸大了許多)，所以這樣的風格被稱為法蘭克-撒克遜風格。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聖丹尼斯聖經》就屬於這種風格，它有40頁被保存在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內。插圖頁六十四的圖31就是取自該手抄本，並根據真實尺寸複製的。
我們不禁要問，那些在與世隔絕的修道院中的早期凱爾特基督教藝術家，是否受了拜占庭和東方藝術的影響，才發展出如此精巧的圖案。事實是，這種裝飾風格早在7世紀末就已經完全成熟了，而拜占庭成為藝術中心是4世紀的事，所以不列顛或愛爾蘭的傳教士(他們常去耶路撒冷或埃及朝聖)確有可能從拜占庭裝飾中汲取了一些裝飾原理與元素。要證明這一點頗為困難，因為七八世紀之前的真正拜占庭藝術幾乎不為人所知。但有明確的一點是，H.Salzenberg精心繪製的聖索菲亞大教堂的裝飾藝術與凱爾特紋樣毫無相似之處；反而凱爾特紋樣和希臘阿托斯聖山(Mount Athos)的早期遺存更為相近，我們可以在迪德龍先生(M. Didron)的《神的肖像》(Iconographie de Dieu)一書中窺得後者的些許風貌。在埃及一章插圖頁十的圖10、13—16、18—23以及插圖頁十一的圖1、4、6和7中，我們會看到螺旋線與繩子組成的圖案，與凱爾特裝飾中的渦旋紋樣有所類似；但是在大多數埃及紋樣中，螺旋線是S形的，而插圖頁十的圖11呈現出C形，與凱爾特圖案更為相似，隻是細節方麵差之甚遠。摩爾裝飾中常見精細的交錯紋樣，這在某種程度上與斯拉夫、埃塞俄比亞和敘利亞手抄本相似，我們可以在西爾維斯特(Silvestre)的著作和《古聖經圖》中見到後三者的諸多案例。所有這些，可能都源自拜占庭或阿托斯山文化，我們或許可以推斷它們有著相同的源頭，隻是愛爾蘭和盎格魯-撒克遜藝術家開發出了自己的表達方式。
我們大膽推斷，英倫諸島的早期藝術家在其他民族藝術的影響下，生發了其獨特藝術風格的萌芽，從而在基督教開始引入到8世紀初期，形成了幾類獨特的成熟裝飾體係，完全有別於其他民族。而隨著羅馬帝國的覆滅，凱爾特風格與整個歐洲一起進入了藝術的黑暗期。
4. 後期盎格魯-撒克遜裝飾。大約在10世紀中期，盎格魯-撒克遜藝術家采用了一種同樣極具魅力且同樣有別於其他民族的新裝飾風格，來裝飾他們的手抄本。這種風格包含了一種邊框式設計，整個頁麵圍繞著一圈金邊，中央空白處填上細密畫或標題。這些邊框由葉飾與花蕾裝飾而成，葉子、花莖與金色邊框彼此纏繞交織，四角裝飾著優雅的圓圈、正方形、菱格與四葉飾。這種裝飾當屬英格蘭南部地區最為精美，最精彩的一例是10世紀後半葉作於溫徹斯特聖艾斯沃德修道院的手抄本，而其中最華美的莫過於德文郡公爵的《祝福集》，這在《考古學》中有過全部彩圖介紹；另兩件作品收藏在魯昂公立圖書館， 水準上完全可以與之匹敵；此外，劍橋三一學院圖書館所收藏的福音書摹本也屬於此類裝飾風格。
毋庸置疑，查理大帝時期，法蘭克流派藝術家在他們精美的手抄本中引入了葉飾，這是後來的盎格魯-撒克遜藝術家在裝飾中采用葉飾的源頭。
J.O.韋斯特伍德(J.O.Westwood)
[1] 布列塔尼加伏裏尼斯島(Gavr’Innis)的凱爾特遺存，愛爾蘭的紐格蘭奇(New Grange)古墓，以及威爾士哈勒赫(Harlech)附近的德魯伊教建築，都展現了原始裝飾藝術雛形，主要包括螺旋線、圓弧線和折線的石刻。
[2] 我們花費一定心力對《聖查德福音書》進行複製，其中一頁包含了不少於120隻奇珍異獸。
[3] 我們在插圖頁五十四的上半部分可以看到一些中國紋樣，和我們在凱爾特手抄本、石刻與金屬作品中看到的紋樣幾乎別無二致。
[4] 在丹麥館的青銅時代片區，我們發現了青銅器上有螺旋裝飾圖案，但總是以S形出現，隻有少數會有較淳樸的圖案組合。在鐵器時代片區，我們也在鐵器作品上發現了華麗的交纏動物紋樣。然而所有展品中都沒有出現交錯織帶紋、斜角Z形紋以及螺旋小號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