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目前的增長速度過速下滑是因為總需求不足而引起的，而總需求不足又是因為出口需求急劇萎縮而引起的，因而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將國際需求轉化成國內需求，也就是要通過啟動內需來彌補國際需求萎縮而引起的總需求不足，從而實現保增長速度的任務。大家知道，一個國家的國內需求是與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有著直接和深刻的聯係的，所以我們目前要通過啟動內需而保增長，就必須要有效調整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鬆的貨幣政策。

應該說，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於啟動總需求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們都是很重要的，而且它們之間也確實需要有效配合，但是我認為我們現在應該更多地注重運用財政政策，而慎用貨幣政策，貨幣政策隻是在有利於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的條件下，才能被慎重地使用。也就是說，我們應該以積極的財政政策為中心，貨幣政策隻是旨在有效配合財政政策的作用。這樣的宏觀經濟政策組合，對於啟動內需和保持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是有好處的。理由如下。

第一，貨幣政策目標更多地是要追求幣值穩定，而財政政策則更多地是負有啟動經濟的功能，因而我們不能試圖靠貨幣政策來啟動經濟。如果那樣的話，往往會出現通脹與通縮交替出現的不良循環，所以我們要將啟動經濟的重點放在財政政策的身上，貨幣政策隻是為財政政策的調整而服務，也就是為了保證財政政策的有效作用而進行適當地調整。從美國的教訓來看，過多地動用貨幣政策，例如低息甚至無息地增加貨幣供應量，會使每個經濟主體都放棄以收定支的最基本經濟原則，無代價地盲目擴張自己的消費和投資，這種各個經濟主體的“軟約束”，必然會引發次貸危機，並導致金融危機。如果考慮到我國正在經曆著資產資本化和證券化的進程，我們若過多地使用貨幣政策，必將會產生嚴重的資產泡沫化。因此，我們如果過多地使用貨幣政策，雖然會對啟動內需有一定的作用，但在未來必將使我國經濟出現嚴重的通脹現象和嚴重的資產泡沫化傾向。

第二，我國的央行體製現在還並不是一種完全獨立運行的體製，行政體製對它的運行過程的幹預還很大。在這種條件下，一旦我們也像西方國家一樣，將貨幣政策作為啟動經濟的工具，那麽就必然會使貨幣供應量過速增加，推動通脹的快速形成，最終不利於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通脹，都是貨幣過量供應的結果。例如，1998年以前是因為投資拉動迫使央行在再貸款上供應貨幣過多，形成通脹；而2003年以後又因為出口導向迫使央行在“外匯占款”上貨幣供應太多，形成了通脹。因此，此次啟動經濟，我們不能過多地使用貨幣政策，不能試圖增加貨幣供應量而啟動需求，這樣做的結果是必然會引發通脹的。

第三，過多地使用貨幣政策，等於要對社會征收“貨幣稅”，使得貨幣形態的財富縮水，因為隻有這樣才能使人們不想擁有太多的貨幣形態的財富，要將貨幣形態的財富用於投資和消費，從而帶動需求的增加，這是貨幣政策啟動需求的“內在邏輯”，但是這樣做的結果可能會因為我國的特殊國情而反而不利於啟動經濟。因為，我國現在還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障體係，人們不得不自己給自己建立保障體係，人們給自己建立保障體係的最主要作法，是不斷增加自己的儲蓄，這就是中國為什麽儲蓄率高的主要原因。中國人在銀行儲蓄，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屬於投資範疇，而是屬於自我保障的行為。在這種條件下，我們如果依靠過多地投放貨幣而啟動經濟，那就必然會使人們的儲蓄貶值，這對公眾的財富和自我保障是一種重大的衝擊，從而會使人們的預期非常不好，更不敢消費和投資，這反而不利於啟動中國經濟。因此，貨幣政策的使用一定要慎重。

第四，貨幣政策在我國的使用空間實際上已經很小，而財政政策的使用則還有極大的空間。我國國債目前占GDP的比重還不到20%，隻有18%，而美國國債占GDP的比重是360%，日本國債占GDP的比重是120%。如果按照歐盟的說法，國債占GDP的比重為60%也屬於正常的話，那麽很明顯，我國利用財政政策的空間確實還很大，現在我國有能力再發10萬億國債，用於啟動經濟。如果我國每年新增GDP是3萬億的話，那麽每年可以連續再發2萬億國債，用於啟動經濟。如果考慮到中國是一個國家大量控製國有財產和資源的國家，那麽國家借債能力就更大。因此，財政政策的空間實際很大。但是貨幣政策的使用空間則實際上已經很小，還不僅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貨幣多發的現象很嚴重，而且還因為我國國有銀行的“軟預算約束”，已導致了大量呆壞賬的存在。雖然我們幾年前已經剝離掉了1.4億呆壞賬，但實際上呆壞賬的壓力仍然是很大的，因而我國不宜過大使用貨幣政策。

第五，我國是一個高儲蓄的國家，對於高儲蓄國家來說，使用財政政策可以起到“一石三鳥”的作用。首先，國家可以通過國家舉債的方式將儲蓄轉化為消費和投資，減緩高儲蓄對經濟發展帶來的負麵效應；其次，國家舉債也為居民的高儲蓄找到一個投資的渠道，可以提高人們的收入，從而通過收入而促進居民消費，使中國經濟逐漸轉向消費導向型經濟；再次，國家通過舉債而啟動經濟，相當於通過向富人借錢而為窮人提供就業機會，提高窮人的收入，從而有利於調節貧富差距，而且這種調節不會危及效率，可以推動效率與公平相結合。因此，我們應該看到中國是一個高儲蓄國家的國情，這種國情決定了中國啟動經濟隻能更多地使用財政政策，而不能過多地使用貨幣政策。

總之，我國這次啟動經濟應該慎用貨幣政策，而更多地使用財政政策。當然，使用財政政策，也有一個盡量提高財政政策使用效率的問題，要更有效地使用財政政策。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財政政策？從目前看，有兩個問題很重要。

首先要把握好財政收入的使用方向。在這方麵，要區分兩種不同性質的財政收入的使用，也就是要區分一般性財政收入的使用和國債收入的使用，這兩種財政收入在使用上是有重大差異的。

在一般性財政收入（各種稅費收入及國有資產和國有資源轉讓收入等）的使用上，要繼續實現六個轉型：一是由生產性財政到公共性財政的轉型；二是由重增長而輕就業到重就業的轉型；三是由重基礎設施建設而輕保障到重保障的轉型；四是由重外需而輕內需到重內需的轉型；五是由重總量而輕結構到重結構的轉型；六是由重國有經濟而輕民營經濟向重混合型經濟轉型。也就是說，要徹底實現原有財政支出結構的真正轉型。

在國債收入的使用上，要完全以啟動經濟為核心，將國債收入完全使用到有利於啟動經濟的方麵：一是國債收入要向公共產品投資傾斜，而且在公共產品投資中，不僅要重視基礎設施，而且要更加注重社會保障製度的建立；二是國債收入要向有利於促進就業的方向上傾斜，把保就業作為國債收入的重要使用方向；三是國債收入要向有利於提高居民收入和啟動居民消費的方向上傾斜，例如，可以對居民減稅和對居民消費進行補貼，以提高居民收入和促進居民消費為重點；四是對於用於啟動生產性投資和用於結構調整的國債收入，主要是要在啟動二字上下工夫，不能代替企業進行生產性投資，更不能代替企業進行產業轉移，而是要以財政補息和減稅等方式實現對生產性投資和結構調整進行導向，要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不能因為啟動經濟而恢複傳統經濟體製。

其次，要加大對財政收入使用過程的監督和約束。在這方麵，我們不僅要加大對一般性財政收入的使用過程的監督和約束，更重要的是要加大對國債收入的使用過程的監督和約束，有三條原則必須要堅持：一是國債收入堅決不能用於政府行政開支，實行收支專門管理，嚴防以各種方式將國債收入用於政府消費，確保國債收入能真正用於啟動經濟，而不被挪作他用；二是堅決打擊錢權交易，防止國債收入在使用過程中出現腐敗，因為國債收入在用於啟動經濟的過程中，尤其是在用於基礎設施的投資過程中，容易產生大量的腐敗，我國1998年用國債收入啟動經濟時，曾經大量發生過權錢交易的現象；三是要防止壟斷趨勢的加重，因為國債收入一般都很難用於民營經濟的投資，往往會被運用於國有經濟投資，因而我們主張國債收入原則上不能作為資本金而投資於國有經濟中，尤其是不能投資於壟斷趨向很重的國有經濟中，國有經濟的資本金原則上隻能來源於國有經濟的利潤，不能來源於一般性財政收入，更不能來源於國債收入。因此，國債收入若要投資於國有經濟之中，隻能作為債務資金，而不能作為資本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