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體製大規模建立時期，實際上就是我們不斷衝破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大規模變革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的過程。這個過程可以概括為：以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取代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製。在分析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這個過程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這就是我們的改革實際上是在不斷地將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所批判的理論和體製，引入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係中，引入到我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中，並用它們改革我們的傳統經濟體製。例如，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將非公有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對立起來，認為隻有公有製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尤其是隻將國有製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和基礎，而我們在改革中則拋棄了這套理論和體製，將非公有經濟引入到社會主義經濟之中，而且推動其大力發展，並用非公有經濟改革國有經濟，使國有經濟走向非國有化和股份化，實現公司化股份製改革。又例如，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將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對立起來，認為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隻有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經濟，因而到處“割市場經濟的尾巴”，而我們在改革中則拋棄了這套理論和體製，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將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機製，建立起現代化市場經濟體製。總之，新體製大規模建立的過程，就是不斷衝破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束縛的過程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係建立的過程，就是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製被變革的過程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製建立的過程。
在新體製的大規模建立過程中，我們幾乎涉及了經濟體製的各個方麵和各個環節，如果有興趣的話，大家可以將我國現在的經濟體製與1978年以前的經濟體製做一個曆史性的比照，我們就會發現我國經濟體製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性變化，在現在的經濟體製中已很難看到原有的傳統經濟體製的影子。不過，雖然我國的經濟體製改革涉及經濟體製的方方麵麵和各個環節，但在這場變革中，有四個方麵的變革，起著基礎性和框架性作用，正是因為它們的變革，才引起了經濟體製的各個方麵和各個環節的變革，而且也正是因為這四個方麵的變革，才使得新體製的基本框架最終得以確立。這四個方麵的變革是：現代產權製度改革，現代市場經濟體製改革，現代收入分配體製改革，現代宏觀經濟體製改革。因此，我們對於新體製大規模建立時期的分析，最主要的是要對這四個方麵的改革進行分析。
1.現代產權製度改革
現代產權製度改革是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一項基礎性改革。現代產權製度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兩個方麵：第一，改革原有的公有經濟，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所有製經濟，但因為中國的集體所有製經濟主要在農村，城市中的集體所有製經濟是少數，而農村集體經濟又是改革開放後最早推行聯產承包責任製改革的經濟成分，因而對原有公有經濟的改革，後來就主要表現為對國有經濟的改革，國有經濟改革成了對原有公有經濟進行改革的焦點。第二，大力發展非公有經濟，造就出一種新的經濟成分，並通過發展這種新的經濟成分而使中國產權製度轉變成為混合經濟體製。
首先討論國有經濟改革問題。在三十年的改革實踐中，國有經濟改革問題，一直是中國學術界爭論最多的問題。在一些同誌看來，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石，是絕對不能改革的，似乎改國有經濟，就是改變了社會主義經濟的性質。但是國有經濟嚴重缺乏活力和虧損巨大的事實，是誰也無法否定的，因而實踐對國有經濟發起了強有力的變革挑戰，最終使得我們不得不改革原有的國有經濟。改革過程中曾出現過不少改革的思路和方法，但最後基本上集中在這樣的改革思路上：凡是不屬於國家經濟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國有經濟，都要變革成為非國有經濟，實行非國有化；凡是屬於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國有經濟，我們也不再實行國有獨資的方式，而是要發揮混合經濟的作用，即走向股份化，充其量是國家控股的問題，而且控股不一定都采取絕對控製方式（即占51%以上的股份），而是要大量采取相對控股的方式（例如隻控股20%～30%）。因此，自中共十五大以後，非國有化和股份化，就成了國有經濟改革的基本方向，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2004年年初，有人以國有經濟改革中的某些操作漏洞和權錢交易對改革的損害為切入點，大講國有經濟改革就是“國有資產流失”，提出了所謂的“國有資產流失論”。因為這種提法最易於引發民怨，因而國有經濟改革實際上在一段時間內被中斷。但是人們很快發現，所謂流失論，實際上並不是表明改革改錯了，而是權錢交易對改革產生了巨大的損害，這正說明了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而國有經濟改革在停滯了一段時間後，又開始重新啟動，並且不斷獲得巨大成功，例如國有銀行的股份化等重大改革不斷得以推進。但是最近隨著一些具有著壟斷地位的央企的壟斷利潤的上升，有人又開始大講國有經濟是可以搞好的，不一定要搞非國有化和股份化的改革，甚至提出央企要在各個產業領域占據前三名的地位，並進而強調國有經濟的所謂控製力。由此可見，國有經濟改革還需要不斷推進，尤其是要不斷衝破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束縛。
在推動國有經濟改革的同時，我們大力推動非公有經濟的發展。可以說，大力發展非公有經濟，是我國現代產權製度改革的一項根本性戰略舉措。正是因為大力發展非公有經濟，才使得我國徹底擺脫了短缺經濟的格局，非公有經濟在經濟增長、就業、稅收、技術創新等方麵的巨大貢獻，已成為舉世矚目的事實。尤其是非公有經濟引發了我國傳統產權製度的變革，形成了充滿活力的混合經濟體製。但是我們對於發展非公有經濟，並不是一種理論上的自覺行為，而是在實踐的推動中才逐漸地從不自覺走向自覺的。大家知道，我們是在1978年的經濟困境中才允許非公有經濟存在的，而且當時並沒有對非公有經濟做出應有的評價，而隻是將它定義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因而非公有經濟一開始是被限製於小生產和流通之中的。但是非公有經濟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隻要你允許它存在，它就會到處發芽、開花和結果，而不會隻限於被人為限製的狹小範圍內，因而到了1997年中共十五大的時候，它已不再是“必要補充”，而是占據了“半壁江山”，因而我們開始承認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我們開始承認它與公有經濟具有同等的“國民待遇”，並強調非公有經濟要在法律上和競爭上同公有經濟具有平等的地位，即人們所講的“兩個平等”。由此可見，非公有經濟的發展過程，也是我們在理論上不斷創新的過程。
上述以國有經濟改革和大力發展非公有經濟為特征的現代產權製度改革，引發了整個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的變革和社會體製的變革。例如，資本這種生產要素不僅同其他生產要素一起創造了財富，而且也按貢獻一起參與了財富的分配，最終形成了按要素貢獻分配收入的分配體製。又例如，隨著對產權的認可和保護，我們在人權體係上不僅僅尊重人們作為自然人所擁有的所有權利，而且也尊重人們作為財富擁有者所擁有的財產權，從而形成了以尊重人權、尊重財產、尊重契約為特征的法治社會。再例如，在現代產權製度的基礎上，我們開始形成混合經濟體製，這種混合經濟體製不僅使得整個國民經濟充滿活力，而且也為社會和諧的形成創造了良好的體製基礎。總之，現代產權製度改革是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最為重要的基礎性改革，是新體製形成的深厚基礎和出發點。
2.現代市場經濟體製改革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們就開始觸及市場經濟問題，但那個時候人們往往並不直接提市場經濟，而是強調市場機製和市場調節，因為那個時候我們還將市場經濟當作資本主義範疇來批判，不允許公開講我們要搞市場經濟。自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至1992年鄧小平同誌南巡講話之前，人們似乎從實踐中已經感知到我們必須要搞市場經濟，但又因為受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束縛，不能在全黨意識上突破市場經濟這個理論禁區，因而曾經在黨的決議上有過三個不承認市場經濟，但又試圖發揮市場機製和市場調節的作用的提法，一個是1978年提出“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一個是1984年提出“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一個是1987年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其中後一個提法當時因為有主張市場經濟之嫌，所以在1989年“六四”風波後批評市場化改革方向的時候，這個提法就又被放棄了，又回到“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個提法上。由此可見，市場經濟這個理論禁區在當時是不允許染指的。
因此，在這段時間，當時主張中國要搞市場經濟的同誌的理論表現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公開主張搞市場經濟，不過，他們的觀點一般很難在主流媒體上發表；另一種是變相地主張中國要搞市場經濟，他們將市場調節和市場機製當作與市場經濟相同一的範疇來使用，將計劃經濟當作與宏觀調控相同一的範疇來使用，強調市場調節和市場機製的基礎性調節作用，把計劃經濟的作用限定於宏觀調控的範疇之中。我曾詳細地拜讀過這些同誌的論著及文章，他們所講的市場調節和市場機製，和我們現在搞的市場經濟在內容上並無任何區別，隻不過是叫法不同而已；他們所講的計劃經濟和現在人們所講的宏觀調控在內容上沒有太大的差別，隻不過是表達方式上有些差異而已。因此，在當時條件下，許多主張中國要搞市場經濟的同誌，隻是因為中央還未正式承認中國要搞市場經濟，所以不得不用變相的方式將中國改革向市場經濟的方向上推動，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界的特有現象。
直到1992年鄧小平同誌南巡講話之後，我們才正式承認了市場經濟，在中共十四大上提出要建立市場經濟體製。自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現在的三十年中，我們就市場經濟問題實際上主要討論了四個問題：第一，中國到底要不要搞市場經濟？爭論的結果是中國必須要搞市場經濟。第二，中國應該搞什麽樣的市場經濟？我們曾經提出過現代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等提法，但最終的正式提法是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最基本屬性是現代市場經濟。第三，中國如何搞市場經濟？對於這個問題，中共中央曾經發過兩個關於發展和完善市場經濟的文件，一個是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關於建立市場經濟體製的決定，一個是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關於完善市場經濟體製的決定，這兩個決定提出中國搞市場經濟必須遵守市場經濟原則，建立包括市場體係、市場機製、市場秩序在內的完善的市場製度，並根據市場經濟要求而改革經濟體製的各個方麵，形成完善的市場經濟體製，包括形成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收入分配體製、農業經濟體製、區域經濟體製、宏觀經濟體製等。第四，搞市場經濟會出現什麽問題？實踐中人們認識到，搞市場經濟最容易出的問題是腐敗和行政性壟斷問題，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我們要防止和消除出現各種權力尋租的問題，要把反腐敗和消除行政性壟斷作為重要問題來抓。市場經濟本身並不會引發腐敗和行政性壟斷，腐敗和行政性壟斷恰恰是市場經濟的對立物，但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某些體製漏洞確實會引發腐敗和行政性壟斷，因而要大力反腐敗和反行政性壟斷。
市場經濟改革現在雖然在我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那種以姓社姓資的觀點來批評市場經濟的觀點已經基本上沒有了市場，但是仍然有人對市場經濟存有偏見和疑慮，例如2004年就有同誌公開發表文章說市場經濟搞多了，計劃經濟搞少了。這種觀點雖然已經沒有了意識形態方麵的色彩，不再將市場經濟作為資本主義範疇來批判，但卻往往以關注民生的麵貌而出現，例如認為市場經濟帶來了收入差距過大，引發了下崗失業，降低了一些人的生活水平，等等，因而這種觀點是有社會基礎和容易引起民怨的。因為現在還有不少人經常把破產和失業同市場經濟聯係在一起，將收入差距同市場經濟聯係在一起，似乎市場經濟給人們帶來的不僅僅有效率，有財富的快速增長，還有痛苦和麻煩。實際上，這種觀點是不對的。因為，市場經濟作用的結果確實會引發企業破產和個人失業，但這並不是市場經濟的錯，而是某些企業和個人的經營行為及能力已經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了，需要“退場”了，市場經濟隻是作為裁判而將他們罰下場而已，因此，錯在被“罰下場”的人和企業的自身，而並不在於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在這裏隻是作為一個評價和處罰的指標體係而存在，我們不能把破產和失業的賬都算在市場經濟的頭上。我們尤其應該看到，市場經濟在將有些企業和個人罰下場的同時，也強調對被罰者要有各種各樣的保障，例如要有各種保險和再保險，因而市場經濟本身也是社會穩定器，因為它在使一些人失業和破產的同時，也在千方百計地消除破產和失業所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由此可見，市場經濟改革的方向絕不能動搖。
3.現代收入分配體製改革
收入分配體製是由產權製度和資源配置方式決定的，因而我國經濟體製改革中的現代產權製度改革和現代市場經濟體製改革，也就必然引發了現代收入分配體製的改革。可以說，現代收入分配體製改革是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重要內容。當然，同現代產權製度改革和現代市場經濟體製改革一樣，現代收入分配體製改革也經曆了一個緩慢變革的過程。
在改革開放剛剛開始的幾年中，我們對於收入分配體製改革的討論，基本上集中在兩個方麵，一是清理“極左”思潮在收入分配體製上的影響，例如文革十年中“四人幫”鼓吹按勞分配也反映著資產階級法權，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連按勞分配原則都要否定，所以在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人們所討論的所謂的收入分配體製的改革，實際上就還隻是強調要恢複和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而已；二是批評傳統收入分配體製是一種平均主義的“大鍋飯”體製，認為形成這種大鍋飯體製的主要原因，是沒有真正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沒有反映人們在勞動上的效率差異，因而改革開放剛剛開始後，人們在討論收入分配體製改革時，還隻是認為收入分配體製改革的關鍵，是在於真正貫徹和完善按勞分配原則。由此可見，在改革開放的最初幾年中，我們還並沒有真正進入到現代收入分配體製的改革中，基本上還停留在完善傳統收入分配體製的基本原則的問題上。像按要素貢獻分配這樣的原則，尤其是像按資本貢獻分配這樣的原則，當時實際上還根本沒有觸及。那時人們還認為按資分配是資本主義經濟原則，隻有按勞分配才是社會主義經濟原則，因而當時人們認為收入分配體製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應該更好地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按照每個人的勞動貢獻而分配財富。
不過，由於我們在改革開放剛剛一開始，就推行了農村的聯產經營承包責任製，就承認和允許了非公經濟在一定範圍內的發展，就注重了市場機製在一定程度上的作用的發揮，所以現代收入分配體製的某些原則和機製，在當時也就隨之開始發揮作用了。例如，市場機製開始發揮按效率分配的作用，按資本貢獻分配收入的原則也開始起作用，那些擁有財產的人也開始獲得了資本性收入。正是因為現代收入分配體製的某些原則和機製開始起作用，所以我們就很快打破了原有的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義格局，使社會上出現了收入分配差距開始拉大的趨向。但是，由於當時現代收入分配體製的某些原則和機製還僅僅是在體製外起作用，而體製內（包括政府與事業單位、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等）基本上還在實行傳統的行政性收入分配體製的原則，所以當時的收入差距主要表現為體製內與體製外的收入差距，出現了“搞導彈的不如賣雞蛋的”這類所謂的腦體倒掛現象，也出現了“國有收入不如集體收入多，集體收入不如個體收入多”的這類體製差異現象。正是由於這種收入差距的吸引，所以當時出現了大量的從體製內“跳入”體製外的所謂“下海”現象。
對於上述的收入差距拉大，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學術界產生了一場爭論，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這種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經濟生活中存在著“雙軌”製，有兩種不同的收入分配原則在起作用，一種是傳統收入分配體製中的行政性收入分配原則，體製內的收入分配主要是這種原則在起作用，另一種是新體製的市場化收入分配原則，體製外的收入分配主要是這種原則在起作用，因而我們解決問題的關鍵，是要實行體製“並軌”，實行統一的新體製的市場化收入分配原則；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市場化收入分配原則屬於資本主義經濟範疇，例如按資本貢獻分配收入這類收入分配原則，就是資本主義收入分配製度的主要原則，因而我們絕不能實行“並軌”性改革，我們解決問題的重點，在於限製甚至取消市場化收入分配原則，真正實行按勞分配的體製。由此可見，對於建立現代收入分配體製的問題，當時人們還並沒有取得統一認識。
一直到了鄧小平同誌南巡講話之後，尤其是中共十四大之後，我們才開始真正進入到現代收入分配體製的改革中，逐漸提出了下述重大改革決策：我們要按照要素的貢獻分配收入，既要按勞動貢獻分配收入，也要按資本貢獻分配收入，實現按勞分配與按資分配的有效結合；我們既要在收入分配中強調效率，同時也要強調公平，實現效率與公平的有效結合；現代收入分配體製體現於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的全過程，因而它既包括初次分配過程和再分配過程，也包括第三次收入分配過程，是三次分配過程的有效結合。
按照上述的原則，在中共十四大之後，我國逐步形成了現代收入分配體製的基本框架：初次收入分配過程表現為市場對企業的分配，企業對各種生產要素的分配，其分配基點是按貢獻分配，包括市場按企業貢獻給企業分配，也包括企業按要素貢獻給要素分配，因而這裏實行的是效率原則，誰的效率高，誰的收入就高，公平在這裏表現為按效率分配，越堅持了按效率分配的原則，就越體現了公平精神。但是初次分配的收入還屬於不可支配收入，其分配結果還要經過再分配過程的調節，調節的重點是解決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調節的機製包括累進的所得稅製度、轉移支付製度和社會保障製度，前者是將過高收入調節下來，並通過轉移支付製度而使低收入者的收入能達到應有的水平，而且使低收入者享有各種應有的社會保障。再分配過程貫徹了公平原則，即防止收入差距過大的原則，因為收入差距過大，會使人們有不公平感，這裏講的公平與初次分配過程中的公平有所不同。不過，再分配過程完成之後，並沒有標誌著收入分配過程的終結，再分配過程還要經曆第三次收入分配過程的調節，也就是有些高收入者還會根據自身的價值取向，以道義性的慈善事業方式，向社會進行各種捐贈，這種道義性的收入分配過程，雖然沒有強製性，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會成為收入分配過程的重要環節，它有效地促進了和諧社會的形成和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由上述分析可見，現代收入分配體製充分體現了效率原則與公平原則的有效結合，是國民經濟高效快速發展和建立和諧社會的基礎，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都具有必不可少的重大作用，因而我們應該堅定不移地發展它，不斷地完善它。但是，近期有人以收入差距過大問題為由，開始指責甚至試圖否認現代收入分配體製，認為這套體製雖然帶來了效率，但也損害了公平，硬是把損害了公平的帽子戴在了效率的頭上。這是不對的。引發我國收入差距過大的重要因素是權錢交易性腐敗和各種行政性壟斷，因而我們現在的問題不是要否定現代收入分配體製，而是要深化改革，消除腐敗和各種行政性壟斷。當然，收入差距過大確實也與現代收入分配體製有某種關聯，例如在按要素貢獻分配收入的條件下，那些資本擁有量太少甚至沒有資本的人，其資本性收入就會顯得太少甚至沒有資本性收入，所以他們的收入就低，與擁有大量資本收入的人的收入相比，就會顯得收入差距過大，但是我們並不能因此而否定按要素貢獻分配的原則，因為這並不是由於實行按要素貢獻分配的原則而引發的，而是由於有些人的資本數量太少甚至沒有資本而引發的，所以我們的選擇隻能是深化改革，有效增加人們的財產，使人們都能擁有應有量的財產，提高人們的財產性收入在自身收入中的比例，從而縮小收入差距。總之，我們必須要堅持現代收入分配體製的改革方向。
4.現代宏觀經濟體製改革
現代宏觀經濟體製改革，是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四項基礎性改革之一。宏觀經濟體製改革的重點，在於重新塑造政府與企業的相互關係，減少政府對企業的行政幹預，充分放活企業，讓企業成為市場主體，而不再是被政府直接進行行政幹預的“生產車間”。因為，在現代產權製度和市場經濟體製下，企業作為獨立的法人主體，有權根據自身的利益要求和價值取向，在市場經濟中選擇自身的經營方向和經營規模，接受市場經濟的調節，實現自身利益和社會利益的最佳組合。由此可見，在現代產權製度和市場經濟體製下，國家宏觀調控既不可能再直接控製企業，也不可能再直接控製市場價格機製，而隻能調控宏觀經濟變量，通過宏觀經濟變量的變化而影響市場價格機製，並通過市場價格機製再影響企業，從而使得國民經濟高效而有序地運行。
在現代宏觀經濟體製下，國家調控宏觀經濟的重點在於調控首要的宏觀經濟變量，即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相互關係，既要防止出現總需求膨脹，也要防止出現總需求不足，最終要實現總量平衡。影響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相互關係的因素主要有三個：一個是貨幣因素，一個是財政因素，一個是國際收支因素。因而國家調控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相互關係的舉措，主要是三大宏觀經濟政策，即：調控貨幣因素的貨幣政策，調控財政因素的財政政策，調控國際收支因素的國際政策（包括國際貿易政策和外資外匯政策）。這三大宏觀經濟政策是相互聯動和相互影響的。例如，從1998年起，我們為了調控當時的總需求不足，在國際政策上實行了旨在擴大出口的出口退稅政策，在外資政策上實行了旨在吸引外資的對外資更加優惠的外資優惠政策，從而通過擴大出口緩解了總需求不足的壓力，並且最終解決了總需求不足問題。但是這種政策調整也使中國經濟產生了過度地依賴出口的傾向，形成了以出口、投資、消費為主的拉動經濟的增長模式，結果導致國際收支嚴重失衡，國際收支失衡又引發了貨幣發行上的“外匯占款”過大，最終引發了流動性過剩，總需求快速上漲，嚴重供不應求，價格全麵上漲，也就是形成了需求拉動型價格上漲，因而我們現在必須要調整國際政策，減少順差和外資過度流入，解決國際收支失衡問題，從而減少人民幣發行的“外匯占款”的過大壓力，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進而穩定價格體係。由此可見，現代宏觀經濟體製需要三大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配合。
現代宏觀經濟體製的建立，需要全麵改革政府管理經濟的體製和財政金融體製。改革政府管理經濟的體製的重點，在於使政府徹底地退出資源的配置活動，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機製是市場而不是政府，從而使政府從生產經營性主體轉變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公共管理者，重點在於服務，成為服務性政府。金融體製改革的重點，在於實行貨幣政策製定主體、金融企業、金融監管這三者徹底分開的三分開金融體製，強化央行在貨幣政策上的獨立性，並使包括銀行及券商在內的所有商業性金融機構徹底企業化，建立現代企業製度，而金融監管機構的職責在於對金融性企業的經營活動實行有效的監管。財政體製改革的重點，在於從經營性財政，轉向公共性財政，財政的重點不在於創辦和扶持國有企業，而在於對公共產品的投資和維係。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我們不斷推動政府體製、金融體製、財政體製的改革，初步建成了現代宏觀經濟體製的基本框架。
在現代宏觀經濟體製下，國家對於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相互關係的調控，雖然也涉及對總供給的調控，但最主要的還是通過對總需求的調控來實現，因而有時人們將這種調控稱為需求管理。但是自2003年以來，這種需求管理似乎還不足以保證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相互關係的協調，尤其是有時需求管理似乎難以有效實現對國民經濟的快速調控，因而有人據此認為，僅有這種需求管理還是不夠的，我們還應該注重供給管理。這些同誌敏銳地發現問題是對的，但是出現問題並不是因為僅有需求管理不行，而是因為我國的經濟體製的改革還沒有全部完成，體製上還仍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正是這種體製的不完善而使得需求管理難以到位，達不到應有的調控效果。例如，我國近幾年導致需求管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是土地問題，擁有土地的農民實際上並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土地的最終所有者實際上是政府，尤其是土地出售所帶來的好處的享受者是各級地方政府，各級地方政府為了自身的發展利益，往往以便宜的價格從農民手中拿走土地，並以高價轉讓給開發商，從而獲得了巨大的收益，這種巨大的收益推動了投資需求的不斷超常上漲，從而使得需求管理難以奏效。但這裏的問題並不是需求管理不行，而是體製的嚴重扭曲導致了問題的發生。又例如，我國目前的收入分配體製導致了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太低，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太低，尤其是居民收入中的財產性收入比例太低，所以使得居民消費需求不足，這種居民消費需求不足又導致了大量企業將出口作為重要的市場戰略，從而使得出口順差太大，人民幣發行的“外匯占款”太大，流動性過剩，價格全麵上漲，但這並不是需求管理的效力不夠，而是由體製的不完善導致的。因此，我們在宏觀經濟體製上要調整的並不是要加強供給管理的問題，而是要深化改革。優化供給是市場經濟的功能，隻要體製完善，市場經濟是能發揮好此功能的。如果不深化改革而隻強調加強供給管理，勢必會影響到市場經濟主體的權益，從而損害市場經濟。供給學派強調優化供給，但它是認為優化供給是市場經濟的功能，而不是政府的功能，因而供給學派屬於製度學派，即強調製度的創新和技術的創新，而不是強調政府的“英明”。總之，我們應該堅持現代宏觀經濟體製的改革方向，不能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