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苦難的童年和少年
年幼的格奧爾基很早就顯示出了閱讀和自學的能力。
格奧爾基·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於沙皇時代的１８９６年出生於一個名叫斯特列爾科夫卡的非常貧窮的小村莊，位於莫斯科以南大約１６０公裏。朱可夫一家有４口人：父親、母親、姐姐和他。他們一家的住房非常簡陋狹小，幾乎無法容納一家四口同時居住和做飯。說起狹窄的住處，朱可夫引用了一句俄羅斯諺語自嘲："擠死總比凍死強。"
他的父親名叫康斯坦丁，兩歲時從孤兒院被領養長大，是一名鞋匠，靠修修補補賺取一點微薄的收入。朱可夫的母親烏斯季尼婭也出身貧苦，但身體強健，非常能幹，據說能夠扛起９０公斤重的穀袋。年幼的朱可夫很早就顯現出強健的體格和固執、爭強好勝的性格，這些品質伴隨了他一生。
１９０５年，他的父親和另一名鞋匠在莫斯科剛剛找到一份工作，就發生了縱火事件。他的父親和其他許多工人因為參加罷工遊行一起被開除了，並被驅逐出莫斯科。當時，年幼的朱可夫還不了解其中的詳情。在那些年代，參與政治鼓動和演說的人常常受到沙皇政府的殘酷鎮壓，許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煤礦或鹽廠，或被趕到正在修築的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上服苦役。其中一些罪犯---包括婦女---還戴著手銬腳鐐。參加起義的男人們受到的懲處之一就是鞭笞。警察局有時候還會給犯人穿一種濕的緊身"夾克"，這種夾克幹了以後會縮水變緊，穿著的人會因為受夾而痛苦萬分。
１９０２年，朱可夫６歲了。他清楚地記得那一年秋天對他家來說異常艱難：
莊稼歉收，我們的糧食隻能吃到１２月中旬。父母掙的那點錢僅僅夠買麵包、鹽和還債。多虧鄰居們時不時地接濟我們一鍋白菜湯或粥。這種鄰裏之間的互相幫助比較常見，充分體現了飽受艱難困苦的俄羅斯人團結友愛的傳統美德。
第二年春天，多虧了附近河裏盛產的鱸魚和鯉魚，朱可夫一家的生活才有所好轉。朱可夫說在"運氣好的日子"，他可以給鄰居們送去打來的魚，以感謝他們在自己家最艱難的時候送去的湯和粥。去捕魚的路兩旁生長著濃密的椴樹林和低矮的樺樹林，樹林裏結滿草莓和野楊梅，到了夏末又遍地是蘑菇。附近村莊的人們也來到林子裏剝下樹皮，製作一種被當地人叫做"最新式的格子鞋"的樹皮鞋。
朱可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２０年後回憶起這段時光時說，這些樹林都不存在了：希特勒的國防軍在戰爭中把樹木全部砍倒了，戰後集體農莊又對這片土地進行了翻犁和耕種。
小朱可夫也幫助家人割草、收莊稼。他進了一家教會小學上學，學校距他家有一英裏遠。幼小的朱可夫看到他的一些夥伴們背著從商店買來的皮書包來裝書本和文具，而他的書包隻是他媽媽手工做的麻布包。他說："我告訴母親，隻有乞丐才背那樣的書包，我再也不想背著它去上學了。"
媽媽回答："等你父親和我賺到了足夠多的錢，就給你買一個皮書包。但是，現在你隻能先背著我給你做的書包。"
盡管朱可夫說他很敬重他的父親，可父親經常用舊的方式懲罰他，用皮帶抽打他讓他認錯。朱可夫說："我很倔強，不管他打得多狠，我隻是咬緊嘴唇，從不求饒。"
一天，在被父親狠狠抽打了一頓後，他就從家裏跑了，在鄰居家的大麻地裏躲藏了三天三夜。隻有他姐姐知道他藏在那兒，她給他送飯，但沒告訴任何人。最後，一位鄰居發現了他並把他帶回了家。"爸爸又揍了我一頓，然後又十分後悔，原諒了我。"
這段時間，他的教母的兄弟---一個叫普羅霍爾的旅館服務員--非常喜歡朱可夫，經常夏天帶他去打野鴨，冬天去獵野兔。朱可夫很快就能熟練地把野兔從草叢裏趕出來，還能在水麵上找回中彈的野鴨子。
一天，朱可夫的父親又動身去莫斯科了。臨行前，他對妻子說，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工人被失業逼得活不下去了，一次次地舉行罷工。
朱可夫記得母親說道："你最好別摻乎，當心警察再把你抓起來。"
父親走後很長一段時間都杳無音信，全家人又擔心又焦急。他們很快得知１月９號在彼得堡，沙皇軍隊和警察朝遊行的工人們開了槍。這些工人都來自普蒂洛夫軍火生產廠，他們當時正在一位東正教牧師的帶領下朝冬宮行進，他們要求沙皇政府改善工作條件。朱可夫後來回憶，那年春天村子裏來了一些陌生人，他們鼓動人們在政治上覺悟起來，"反對剝削和沙皇專製"。
１９０６年，朱可夫在教會學校完成了三年的學習。上學期間，朱可夫在每個年級的成績都很優秀，還得了獎狀。全家人都很高興，作為慶祝他小學畢業的禮物，母親送給他一件新襯衫，父親為我親手製作了一雙皮靴。冬天的時候，小朱可夫喜歡到戶外釣魚，穿著自製的滑冰鞋滑冰，到附近的山上滑雪。盡管個子還有些矮，但他寬闊的雙肩已經顯示出了他的結實強健。
小朱可夫１１歲時來到莫斯科跟一個舅舅做學徒，在毛皮作坊學手藝。他很快就在艱難的環境中學會了該如何做事。剛到莫斯科那天，他就因為違反了不成文的規定--直接從大家共用的白菜湯鍋裏撈了一塊肉--頭上挨了一棍子。他的工友庫茲馬告訴他，頭上的腫包會讓他學會順從："挨打的時候，你就咬咬牙忍著。一回打，二回乖。一個挨過打的人會勝過兩個沒有挨過打的人。"朱可夫沒有說過他對於這句話有何感想。
星期六的時候，庫茲馬經常帶他去晚禱，星期天帶他去做晨禱和彌撒。"逢年過節的時候，"朱可夫說，"老板就帶我們去克裏姆林宮的聖母大教堂做彌撒，有時候也去耶穌救世主大教堂。我們不喜歡去教堂，經常找機會逃避。但是，去聖母大教堂除外，在那裏我們可以聽到歡樂的大合唱，尤其盼望聽到大執事羅佐夫唱讚美詩，他的嗓音聽起來就像小號那樣美妙。"
朱可夫的手藝進步很快，但仍然經常挨打受罵。"老板經常因為一點微不足道的錯誤毒打我們。師傅、工頭和老板娘也經常打我們。當老板不高興時，我們都盡量躲著他，一旦被他逮著就要挨一頓毒打，甚至打得你耳朵一整天都嗡嗡地響。"
朱可夫的老板經常在訓話時說，別看他虐待徒弟，沒有人能把他怎麽樣。朱可夫說："沒有人關心我們的工作條件，關心我們吃得怎麽樣，住得怎麽樣。學徒工的上帝就是老板。我們遭受奴役和剝削，這是不公平的！"
時光流逝。朱可夫轉眼已經１３歲了，在工作中他"累得腰都要斷了"，但他還是逐漸養成了新的愛好：讀書。這要感謝他的小學老師謝爾蓋·尼古拉耶維奇·列米佐夫，"是他引導並培養我熱愛讀書的！"朱可夫說。老板的大兒子亞曆山大也經常借書給朱可夫看。朱可夫後來回憶，他讀過《福爾摩斯全集》等偵探小說，還有其他一些驚險小說。
我們開始學習俄語、數學和地理，還讀了不少的科普書籍。大多數的星期天或老板外出時，我們通常都在一起讀書。盡管我們小心翼翼、躲躲藏藏，老板還是發現了我們在一起讀書的秘密。我原以為他會把我開除或者狠狠揍我一頓，但是不知為什麽--他居然稱讚我們做的這一切很有意義。
這樣的自學堅持了一年多，後來朱可夫上了一家課程與市立中學相當的夜校。
１９１１年，朱可夫已經做了三年的學徒。他想繼續上學，但毫無機會，隻好設法繼續讀書。
"我讀報紙……從亞曆山大那兒借來一些雜誌，也用省下來的錢買書。"
朱可夫從車費上省錢。"老板經常讓我出去送貨，給我幾個銅板坐車。我一般都是走路去，把錢省下來買書。"
一年後，在伏爾加河畔的諾夫哥羅德有一場商品交易會。朱可夫的老板租了一個攤位批發皮毛。朱可夫說："我在交易會上的工作就是給賣出的貨物打包，然後把貨物送上伏爾加河的貨輪或送到貨運鐵路貨房托運。"
這是朱可夫第一次見到波濤洶湧的伏爾加河。"我第一次看到初升的太陽照在伏爾加河的河麵上，河水閃著鱗鱗波光。我凝望著河水，久久不願把目光移開，我想，現在我終於明白了，為什麽有那麽多的歌曲謳歌她，為什麽人們把她叫做母親河。"
１９１２年，朱可夫快１６歲了，他很幸運地得到１０天假期回家探親。當時恰好是割草季節，他把這叫做"農業勞動中最有趣的事情"，男人和小夥子們從城裏趕回來幫助女人幹活，以便盡快割完青草，準備好過冬的飼料。
我離家的時候還是個孩子，回來時已經是個１６歲的小夥子了，學徒期也快滿了。在這期間，有許多人不在了，他們中有的去世了，有的去當學徒了，有的去了城裏找活幹。有的人我也許認不出來了，而有的人也不認識我。有的人被艱難的生活壓彎了腰，未老先衰，有的人則長大成人了。
我的母親在車站接我。她變化很大，在過去的４年中蒼老了許多。
我幾乎說不出話來，使勁忍住才總算沒有流下眼淚。
媽媽哭了很久，用她那雙由於長年艱辛勞作而長滿老繭的粗糙的手緊緊抱著我，反複說："我的兒子，媽媽以為再也見不到你了。"
"好了，好了，媽媽，"我安慰她道，"我都長成一個大人了，以後生活會好起來的。"
"但願上帝保佑。"媽媽說。
他們到家時，天已經黑了。
父親和姐姐站在門前的土台上迎接我們。姐姐也長成漂亮的大姑娘了，而父親明顯蒼老多了，背也駝了，畢竟他已經快７０歲了。我們互相親吻之後，他像是想起了什麽，說："我有生之年見到了你，也看到你長大了長結實了，真讓人高興。"
……為了讓家人更高興，我趕緊打開箱子，拿出給每個人帶的禮物。（朱可夫給了母親三個盧布、兩磅糖、一磅糖果和半磅茶葉。）
"太好了，"母親喜出望外地說，"我們好久都沒有喝過真正的糖茶了。"
朱可夫又給了父親一個盧布，讓他上酒館零花。
他母親說了一句："給他２０戈比就夠了。"
他父親說："我等兒子都等了四年了，我們要好好談談，別再提窮的事，免得讓人掃興。"
第三天，朱可夫和母親、姐姐一起去割草。"我很高興，又見到了兒時的夥伴們和最要好的朋友列什卡·科洛特爾內。"
剛幹了一會兒活，朱可夫就感到口唇、喉嚨發幹，但仍堅持繼續幹下去。到收工的時候，他割得比別人還要多。
納紮爾大叔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裏，走過來拍了拍朱可夫大汗淋漓的肩膀，說："幹農活不輕鬆吧？"
"可不是嘛！"朱可夫回答道。
這時，一個他不認識的小夥子插話："人家英國人都用機器割草了。"
"你說得對，"納紮爾說，"但咱們這兒還得靠木犁和鐮刀。"
朱可夫問那個說到機器的小夥子是誰。
"那是尼古拉，村長的兒子。他參加了１９０５年莫斯科的罷工遊行，後來被遣送回來。但他是一個即使舌頭被割了還要繼續詛咒沙皇的人。"
"不錯，"列什卡說，"千萬別讓警察和密探聽見。"
朱可夫記得那天晚上，青年們似乎忘記了疲勞，聚在糧倉周圍盡情地歡樂。
我們唱了一支又一支深情動人的歌曲。姑娘們領唱，她們的聲音甘甜醇美，小夥子們以男中音和發顫的男低音接唱。然後我們就一曲接一曲地跳舞，一直跳到都累得跳不動了才停下。天快亮了，我們才各自回家。可剛躺下一會兒，大人們就又催著我們起床割草。一到晚上，年輕人又繼續歡樂地唱啊、跳啊，很難說我們什麽時候才睡的覺。青春年少的日子，年輕人即使不睡覺也那麽有精力。年輕真好！假期轉眼就過去了，朱可夫要回莫斯科了。就在他離家前的那天晚上，鄰近的科斯廷卡村失火了。大火很快蔓延到了附近的房屋、草棚和糧倉。"我們還沒有睡，"朱可夫說，"大家飛快地滾出滅火用的大木桶，抬起來就往科斯廷卡村衝去。就連當地的消防隊也沒有我們到得早。我提著一桶水路過一家門口，聽到有人喊救命，於是衝了進去，救出幾個被嚇壞了的孩子和一位生病的老大娘。"
最後大火終於被撲滅了。朱可夫看到許多村民的全部家當都被燒成了灰燼而無家可歸，有些人家甚至燒得連一塊麵包皮都沒有剩下。回到莫斯科後，朱可夫在一家小旅館裏租了一個小房間，這使他晚上有更多的時間讀書。他已經能夠獨立幹活了，工資也比大家的平均工資高一點兒。
１９１０-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在莫斯科、聖彼得堡和其他工業城市，革命起義不斷，學生集會和工人罷工頻頻發生。在農村，由於１９１１年糧食絕收，農民的生活幾乎陷入絕境。朱可夫回憶，在毛皮行，盡管工人們在政治上還不成熟，"但是，當他們聽說西伯利亞勒拿金礦的工人們慘遭槍殺的事件後，大部分人都同情和支持工人和農民。
朱可夫在他的回憶錄裏寫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說他第一次聽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是莫斯科的外國商店遭到了打砸。他記得是秘密警察和黑幫分子搗毀了德國和奧地利商行，但由於不懂外文，這些人把法國和英國商行也一同搗毀了。
由於受到沙皇政府所謂的"愛國主義"宣傳的鼓動，許多年輕人，尤其是出身富裕的年輕人，都誌願上前線去打仗。朱可夫的表兄亞曆山大也決定報名去前線，並竭力勸說此時已經１９歲的朱可夫一同前往。
朱可夫說"我也有這種想法"，但決定去問一問他很敬重的一位朋友費多爾·伊萬諾維奇，請他幫忙拿個主意。可費多爾·伊萬諾維奇卻嘲弄說："你這個傻孩子！我能理解亞曆山大為什麽想去。他父親有錢，他有理由去打仗。可你呢？--你去打仗是為了什麽呢？是因為你父親被趕出了莫斯科？還是因為你母親因饑餓而得了浮腫病？你要被打成殘廢回來，就再也沒有人要你了！"
一番話說得朱可夫打消了當兵的念頭。亞曆山大氣得把朱可夫臭罵了一通，隨後立即參軍去了前線。但兩個月後，他身負重傷，生命垂危，被送回了莫斯科。
愛情此時占據了年輕的朱可夫的心。他的房東是一個寡婦，他喜歡上了她的女兒。他們都打算要結婚了，但是戰爭卻讓他們的憧憬化成了泡影。朱可夫一點兒也不想去打仗，他親眼目睹了許多不幸的軍人從前線下來都成了殘廢。可政府要求他這個年齡的青年人必須應征入伍。
盡管如此，朱可夫仍然認為俄國正處在危險之中，他暗自下了決心："如果祖國向我發出召喚，我將忠誠地為她而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