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話裏有個土詞兒“侃大山”，四川人叫做“擺龍門陣”，東北人叫“白話”，還有些地方索性叫做“神吹”或“聊大天兒”。各地叫法不同，含義也不盡相同，但總的看來都是咱平民百姓茶餘飯後磨牙的玩藝兒，原於群眾性極為廣泛的一種消遣和“自娛活動”。
侃者，寓莊於諧也。並非玩世不恭，實乃一種略帶幽默的口頭文學。
善侃之人，則被群眾尊為侃爺。這是個愛稱。女的也稱“爺”，背地裏才叫他侃姐兒。
由於接觸了幾位侃爺和侃姐兒，才有我筆下這篇小說《司馬台考》。
一
據80歲的老參事任安平先生說，一場海灣戰爭就預示著“刺刀見紅”之類的老式武器和攻防戰術即將進入曆史博物館了。
然而他又問道：為什麽2000年前的《孫子兵法》在現代化的戰爭中卻能大放異彩呢？
聽了這話，穿白大褂的陸曉丹小姐隻能抿著嘴矜持地笑笑。臉蛋兒微紅，沒敢插言。她知道，這位腰杆筆直、肚子挺得溜圓的任老頭兒曾經當過國民黨的少將戰術教官，又是黃埔軍官學校最後一期的高材生，大概挺有學問。所以他喜歡聽任老頭兒侃大山，尤其是侃那些她這年紀兒聞所未聞的故事，譬如蔣經國先生的情婦章亞若究竟是怎麽死的（可不是報紙上公開披露的那樣），以及許多國民黨高層人物的生活秘聞等等，真是越聽越有趣兒。隻可惜陸小姐沒有資本與任老頭兒“對等侃山”，心理上多少有些失去平衡。
不平衡就不平衡吧。陸小姐是出於某種特殊原因——一句話說不清楚的大大小小曲曲直直的原因，才走到任老頭兒的病床前。
這是一間“高幹病房”，也叫“保健室”，室內隻有兩張病床，還有比較寬綽的餘地擺置一對沙發，一張書桌，兩把椅子，一個衣架，兩隻床頭櫃和一個盥洗池。桌上還有台燈和一盆不開花的萬年青。有地毯和落地式電扇，以及任老頭兒自己帶來的袖珍型收錄機。這樣的條件，在北京來說，雖然比不上北京醫院、友誼醫院、中日友好醫院、部隊301醫院那些帶套間的真正的高幹病房，卻也比8個人擠住一室的普通病房優越多了。而且，這屋裏剛有一位姓劉的病友故去，心力衰竭，不是傳染病，無須徹底消毒等等，換一下枕巾被單就行了。可是出於心理上的忌諱，還是沒有哪位新病號肯睡這張床。護士長也寧肯讓這張“不吉利”的1床先“晾”一段時間，因此，原本住2床的任老頭兒就如此這般地住上了單間兒。
“任老，您如果不介意的話，就一人住這屋吧……當然啦，您要是，那，我們也可以另想辦法，譬如……”小腿特粗，鼻孔多少有點朝天翹起來的護士長吞吞吐吐地征求意見。
“譬如甚麽？”他追問道。
“譬如，暫時把您調整到普通病房去。”
“不不，我是軍人。”任老頭兒趕忙悅，“我不在乎！想當年，哈，在戰場上，我隻怕活人，不怕死人。”
護士長被他逗笑了：“那好，我們省事兒啦，您就先住單間兒吧。”
不久，小護士們還聽見任老頭在這單間病房裏哼小調兒：
閑來無事出城西，人家騎馬我騎驢，碰見一個挑擔的，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這幾天，任老頭兒的病情惡化，不但尿糖“上加號”，血糖居高不下，而且這消渴之症的種種症狀不斷加重，除了四肢無力，雙手顫抖，更嚴重的是“上眼”了，視力減退，行動不便（且有危險——老年人最怕摔跤呀）。年輕的主治醫師吳珊多次打電話通知家屬，要他們來醫院晝夜“陪床”，然而接電話的總是一個小女孩兒。
“我爸爸上深圳去啦，還沒回來。”
“那，你媽媽呢？”
“我沒有媽媽。”
“唔……你有叔叔伯伯姑姑嗎？”
“一個也沒有。”小女孩快哭了，“我爺爺的病好點了嗎？”
“你叫什麽名字呀？”
“玲玲，任玲玲。”
“玲玲，你有哥哥姐姐嗎？”
“我是獨生子女，”玲玲哭腔地說著成年人的話，“家裏隻有玲玲一個人，9歲，白天去上學，在楊奶奶家吃飯，晚上看家，鎖上門做作業，也看電視，等爺爺和爸爸來電話。9點鍾洗腳、刷牙、上床……”
聽著這個乖孩子的話，吳珊的眼圈兒都紅了。她今年30歲，為了學業和事業，還沒結婚，但她和那些年輕的媽媽一樣，內心裏充滿了母愛。她不能把任安平的病情告訴一個9歲的孩子，也不能叫玲玲停學，前來晝夜侍候爺爺。
正因為吳珊是個“單身漢”，沒有家庭負擔，她就利用班前班後的時間騎車跑了好幾個地方去想轍——這也是北京方言，想轍就是想辦法、找門路。在征得任安平所在單位的同意之後，她決心為這位80老翁請個“特護”。
這種好事兒何須單位同意呢？不，主要的難題是個錢字。
由單位派人來陪床吧，三五天還行，同事們輪流值個班兒，盡義務，發揚團結友愛精神，怎麽都好說，卻非長久之計。到崇文門的三八勞動服務公司去雇個小保姆吧，一月百兒八十的工資由任老自己掏腰包，也還出得起，隻是此類小保姆大都文化偏低，難以擔負特別護理的任務。想來想去，吳大夫想到了自己的醫大同學陸曉丹。對，我去求求她，也許肯幫這個忙。
連跑腿兒帶打電話，吳珊馬不停蹄地在任老的單位和陸曉丹的住所之間搞起了“穿梭外交”，討價還價，比美利堅的國務卿貝克緊張十倍。老天不負有心人，事情終於辦妥了。一個鍾頭一塊錢，單位打報告向統戰部門申請這筆“特護費”；陸曉丹目前正在“賦閑”，雖然媽媽可以從香港寄錢回來，住在姨媽家裏也不缺吃穿，但她還是願意自食其力，便一口答應了臨時充當特別護士；餘下的困難還不少，陸曉丹一天隻幹8小時，別的時間呢，醫院的值班護士多照顧一些，吳大夫自己也犧牲大部分業餘時間，當然是不領“特護費”的嘍。
就這樣，30歲的老姑娘陸曉丹穿上了白大褂兒，既不高興，也不慚愧，而是心平氣和地走到了任老頭兒的病床前。
如果陸曉丹10年前不那麽任性，不騎自行車沿著黃河去做那次“人文調查”，而是與吳珊一起按部就班讀完六年製的醫科大學的話，她現在同樣可以當一名正牌的內科醫師。親朋好友、教授校長，當時不是沒勸過她，係主任還坐出租汽車追到廣安門外六裏橋，大聲嚷著：“陸曉丹同學！回校上課去吧。大學二年級就退學，高不成低不就，將來你會後悔一輩子！”可是陸曉丹不聽勸，給係主任深深的鞠個躬，騎上自行車又上路了。而且，她至今不悔。
路是自己走出來的。陸曉丹是個外柔內剛的女孩子，學醫兩年，深知世上什麽藥都有，還有許多包治百病的假藥，唯獨沒有後悔藥。我為什麽要後悔呢？同班同學當主治醫師，我來當個臨時護士，一天掙8塊錢，比吳珊的工資高得多，哈，何須慚愧。
二
在世人心目中，醫科大學二年級的肄業生來當護士有些屈才。其實，這要看我們對護士作何等要求了。如果僅僅是送藥、打針、量體溫，然後便坐在護士室內撚棉簽，聊大天兒，那，高中畢業就足夠了。而且人們還有“文革”十年及其後遺症若幹年的實際經驗，不論“赤腳醫生”還是造反奪權的衛生員，隻要出身於“紅五類”，雖然隻念過小學或初中，也能當大夫開處方，甚至上手術台主刀。這樣一作比較，陸曉丹當護士的確是大材小用了。
然而，您若真的按照病人的實際需要和護理學的規定，對病人進行合格的身心護理，那麽，大學肄業的陸曉丹也還深感學識不足哩。
這些天，任安平老先生的病情惡化，主治醫師吳珊被迫給他使用了胰島素。一天三針，都由陸曉丹負責注射。她打針並不在行，遠不如一名熟練的老護士，因此格外小心，嚴格消毒，認真遵照“兩快一慢”（進針、拔針快，推藥液慢）的要求，還用棉簽在針口附近的皮膚上輕輕搔撓，分散病人的注意力，以減輕其疼痛感。還好，任老頭兒並沒喊疼。
“陸小姐，請吳大夫來一趟行嗎？”任安平對這位新來的特護很客氣。
“吳大夫下班了。任老，您有什麽事？”
“沒什麽。我隻是想問問大夫，為什麽一開始不給我用胰島素呢？這藥見效很快呀。”
“唔，是這樣的，對糖尿病患者來說，除非迫不得已，是不使用胰島素的。”
“為什麽？你說迫不得已是什麽意思？”
任老先生雖說挺有學問，但對糖尿病卻很無知。再加上醫生、護士隻管開藥、送藥，還沒養成向病人講講病理的好習慣，或者可以說的確養成了向病人“保密”的壞習慣，因此，解釋胰島素的任務便落在了陸曉丹頭上。
“唔，是這樣的，糖尿病是一種很討厭的病。它實際上屬於內分泌失調——胰腺功能減退或者紊亂。在治療上，一般的先從控製飲食入手，不吃甜食，少吃碳水化合物——就是糧食，一天控製在250克就是五兩左右，如果見效就不要吃藥。”
“我已經控製飲食啦，不見效。”
“第二步就是吃中藥，如果還不見效，那就要吃優降糖之類的西藥了。”
“中藥、西藥我都吃過了，都不見效。陸小姐，請你開門見山地告訴我，他們為什麽一開始不給我注射胰島素呢？這玩藝兒真見效！”
陸曉丹被“將”住了。她不願意撒謊——不，這跟撒謊性質不同，但她也不願意支支吾吾，搞甚麽“保密”之類的小把戲，隻好說：“使用別的藥物，是刺激您的胰髒自身分泌胰島素，消化血液中的糖；而直接注射胰島素，見效雖然很快，但是人體會產生對藥物的依賴性，搞不好就要終身用藥——天天打針了。所以，除非迫不得已，決不輕易使用胰島素。”
聽了這種開門見山的解釋，任老頭兒說了聲“謝謝！”便閉目養神了。其實老人家內心裏掀起了波瀾，他這才知道自己的胰髒功能已經弱到了什麽程度，而那終身用藥、天天打針的情景又是多麽嚴酷啊……一轉念，老漢已是耄耋之年，就算他天天打針，還能再打多少年呢！嗐，真是沒什麽不得了的事兒，到時候一了百了。想到這兒，他又睜開眼睛，流露出一絲超然的微笑。
陸曉丹是個乖覺的女人，在任老頭兒的眼皮一閉一睜之間，她已窺察到對方內心裏的困惑和淒涼。是我的解釋過於坦率了麽？還是醫護人員對病人“保密”的小把戲也具有合理因素呢？
“對不起。剛才我對胰島素的那些說法，實在是一知半解……我隻學過兩年醫，當個護士都不合格。我的話，您別往心裏去。”
“不，我喜歡你的誠實！我的胰髒衰弱，神經可不弱，什麽刺激都經得住。舉個小小的例子吧，可以讓你對我有個起碼的了解。”
任安平的例子，確實帶點兒悲劇色彩。
1947年，蔣介石已經著手安排退路，派陳誠去經營台灣了。這位台灣省主席走馬上任的時候從南京帶去了一批心腹幹部，其中就有少將軍銜的任安平。兩年之後，經過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解放軍百萬雄師即將渡江的時候，任安平奉命回到了南京。
“派我回南京，也是‘公私兼顧’，說實話，幾乎就是我自己請求的差事。今天一想，簡直就是命中注定的了。”任安平提起這事就有些激動，不願細說，“當時那石頭城是朝不保夕了，已經逃到台灣的將校同僚誰肯回來？上司派人回南京搶救一批檔案材料，我就自願申請了這個差事，其實是想利用這個機會把滯留在南京的老婆孩子接走。唉……”他深深地歎口氣，又露出了那種超然的微笑。
不用說，陸曉丹也能明白，當年任安平到了南京，恰似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但她仍然對那“老婆孩子”感興趣，就睜大了眼睛往下聽。
“那年我38歲，年輕力壯，拚命把一箱子檔案和兩箱子細軟塞進機艙，就聽見了幾聲槍響——爭著上飛機的軍官們已經互相開槍射擊了。可是我的老婆孩子還沒擠上來。我不忍心扔下她娘兒倆不管呀……”
任老頭兒眼前像過電影似的閃現出幾個畫麵：他又從飛機上跳下來，一手抱起剛滿3歲的兒子，一手推著妻子徐芳往飛機上擠。這架雙引擎的軍用運輸機已經發動了，螺旋槳攪起的大風飛砂走石，推倒了好些軍官的寶眷。不好！艙門還沒關上，飛機就向前滑行了，那隻搭在艙門口的鐵架子雲梯也掉在了跑道上。大烏鴉般的鐵鳥騰空而起，跑道上還有一大群國軍的將校及寶眷絕望地追逐它，就像掃帚星留下的一條尾巴。有些人朝著飛機開槍，還有人把槍口對準了自己的太陽穴……
任安平也掏出了手槍，但他畢竟是個戰術教官，知道這小小的彈丸已經夠不著那隻大烏鴉了。等這歇斯底裏的人群平靜下來之後，任安平抱著兒子搜尋了好幾遍，才確信妻子徐芳已經擠進了機艙，而沒有和雲梯一起掉下來。
任老頭兒將這個戲劇性的“例子”講述一遍，就回到了原先的話題上，“陸小姐，這事兒夠刺激的吧？如果神經衰弱，就會發瘋！”
陸曉丹一句話也沒說，心裏直打鼓。這倒不是因為有關胰島素的那段解說詞兒，不，她已經相信了任老頭兒是位神經健全的軍人；她心裏打鼓，倒是由於這個戲劇性的“例子”——她非常熟悉的一段故事！
三
事有湊巧，昨天的《參考消息》上轉載了蔣孝武在台北死於糖尿病的若幹報導。“高幹病房”裏好幾位身患糖尿病的老人，吃過晚飯之後在寬綽的陽台上散步聊天兒，議論紛紛。
“蔣孝武才46歲，說死就死了。”
“就是上個禮拜，頭天住院，第二天吧，6月30號，清早3點查房還沒事兒哩，4點查房也沒事，可是5點就死掉了。”
任安平老先生也坐在這大陽台的靠椅上，扭著頭問身邊的陸曉丹：“這在醫學上怎麽解釋呢？難道台北的榮總醫院沒辦法搶救？”
“可能是腎髒衰竭……搶救也沒用。”陸曉丹想一下，又含糊了，“報紙上沒具體說。”
那位“鼻孔朝天”——決不肯摘掉大口罩的護士長也在場，她的忌諱比較多，不願意幾位糖尿病人議論這個話題兒，便說：“參考消息僅供參考。沒準兒蔣孝武得的是急性胰腺炎哩……”她沒說出口的潛台詞是：跟你們幾個人得的病不一樣，瞎議論沒好處！
可惜幾位老病號不聽她的，照舊議論。
“參考上說，他患糖尿病已經9年了，也就是說，37歲，年紀輕輕的就得了這病。”
“台灣也有人工合成的胰島素吧？”
“當然有，可是，天天注射胰島素，打9年針，皮膚也紮爛了！”
“30多歲患糖尿病，可能是遺傳。”
任老頭兒證實了這一點：“蔣經國先生是有糖尿病，當時叫消渴症。我知道，他喝茶特別多，抗戰時期在江西贛州，還專門派人去買真正的杭州龍井茶。那也是深人敵後哇，很不容易的。不過，蔣孝武是不是真的死於糖尿病？這倒是個很大的問號……”頓了一下他又說，“目前台獨活動很猖獗，國民黨內部的派係鬥爭曆來就十分複雜。蔣孝武剛從日本調回台灣嘛，他回來做什麽？譬如，給他安排個什麽職位呢？把話說白了，這位蔣家王朝第三代的活躍人物，他打算分掌哪一部分權力呢？別人就心甘情願地把權力拱手相讓麽？”
說到“台獨”，在陽台上散步的幾位老病號都湊過來，坐在了靠椅上，想聽任安平這位“少將教官”侃大山了。他們都是“準高幹”，對“台獨”的關心超過了糖尿病。
“鼻孔朝天”的護士長自動退席。隻要糖尿病人不再一門兒心思地議論糖尿病，不增加精神負擔，而是把注意力轉移到台灣乃至爪哇國去，那都不關她的事兒了。
任安平住院兩個多月，對這幾位同病相憐的老幹部也都有了個初步了解。有在編而不在職的局長，有退休的書記，也有離休後享受局級待遇的處長，一言以蔽之，都是共產黨員，都沒去過台灣。隻有他一人是“老國民黨”。因此，茶餘飯後侃“台獨”，即令是橫侃、海侃，也無所顧忌。
“台灣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這是全世界公認的事實，不必細說。單說近400年間，大陸同胞大規模地移居台灣，就有四次。明朝，鄭成功率兵趕走了荷蘭殖民者，光複台灣，這是第一次。鄭成功是福建人，他的幾萬兵將大多是閩南人，再帶上家屬，駐守台灣，這就是台灣人大多講閩南話的原因。清朝統一中國的時候，鄭成功踞台抗清，有人說是正義的，其實是違背了曆史發展的潮流；清朝派大將軍施琅在福建的廈門和東山島訓練了強大的水兵，一舉消滅了反叛的鄭成功部隊，在台灣確立了鞏固的政權，又有數十萬來自大陸的兵將、官員、商賈及其家眷移居台灣，這是第二次。當然嘍鄭成功抗清，以及施琅率重兵平叛，這都屬於內戰，與洋鬼子無關。可惜的是我們至今還上演鄭成功抗清的戲劇，真是糊塗到家了！小心別為台獨分子作宣傳呀。”
這位侃爺侃出來的奇特觀點，真是聞所未聞。陸曉丹忙問：“這跟台獨有什麽關係呢？”
“有！”任老頭兒喝了兩口茶，接著說，“白馬非馬。你也說馬，他也說馬，可說的並非同一匹馬。大陸紀念鄭成功，廈門還新建了鄭成功巨大的石雕像，毫無疑問是紀念他驅逐荷蘭殖民軍的曆史功績，是光複台灣的象征；可是台灣也紀念鄭成功，這就要作具體分析了。有人是希望祖國統一，台灣回歸祖國，才紀念他；也有人津津樂道的是鄭成功踞台抗清，那不是明顯的台獨傾向嗎？”
陸曉丹點點頭，不說話了。她承認自己沒資本與任老頭兒對侃，一時也還不想當個侃姐兒。另幾位準高幹也缺乏這方麵的知識，插不上嘴，便由他說去，反正大家都愛聽，比打麻將強。
任老頭兒又講了第三次大陸同胞大規模的移居台灣，那就是日本侵略者投降之後，台灣省光複，回歸祖國，各省都有不少人去台灣，台胞也有許多來大陸的，皆屬中國人在各省之間的正常流動。第四次則是國民黨從大陸向台灣省的總潰退了。這兩次規模最大，移居台灣的人口數以百萬計。
“這都是曆史。”任老頭兒講台灣是充滿了感情色彩的，“誰也無法改變曆史！曆史決定了台胞與祖國大陸人民有著血肉不可分割的聯係。然而，台獨分子就是妄圖切斷這聯係，強調什麽本地人與外省人之間的矛盾、差別，夢想建立個什麽台灣共和國。唔，你們知道台獨的後台老板是誰嗎？”
幾位準高幹有了發言權。有的說是美帝國主義分子，美國的一些反華議員，始終夢想分裂中國的人；有的說是日本的右翼財團，念念不忘日本軍國主義侵占台灣時期的美夢，忘不了它那個“大東亞共榮圈”，妄圖把台灣省分裂出去，當他們的附庸。
任老頭兒頻頻點頭，“對對，台灣的反對黨裏比較大一點兒的叫民進黨，這個黨裏有人公開說，民進黨就是台獨黨。台獨分子的海外總部就設在日本和美國嘛！那麽，台灣人民，包括國民黨內主張祖國統一的有識之士，他們的靠山又是誰呢？”
陸曉丹也說話了，“是大陸，是祖國，是全世界愛國的華僑和華人！”
任老頭兒笑了，“陸小姐此言有理。我再告訴你一點兒秘密。我的一位老朋友從台北回大陸探親，他對我說：和平統一祖國，這個口號是很好的，但是決不要放棄必要時武力解放台灣的口號——台獨分子就怕這一招兒！其實，國民黨裏的一些人，也是時不時就祭起這個法寶，依靠大陸的力量來製約台獨的分裂活動。陸小姐，台灣人民的靠山是大陸，是祖國，說具體點兒，也是強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聽了這一席話，幾位準高幹心裏挺舒服，因為他們全都當過解放軍。同時感到詫異的，是麵前這位“少將教官”怎麽改造得這麽好？不，任安平的那位老朋友，從台北來的，並沒經過什麽“改造”，怎麽也有愛國思想呢？
陸曉丹似乎更聰明些：“任老，您講的這種情形我能理解，這就叫做大勢所趨吧！”
四
放暑假了，玲玲本來可以天天到醫院裏來看望爺爺，可是爺爺不準。任老頭兒非常疼愛小孫女兒，一怕孩子擠公共汽車磕著碰著；二怕她跑野了心，影響暑假作業；三怕她經常出入醫院，招惹上什麽傳染病，四怕……唉，總之是無限的疼愛化作了種種憂慮。開學上課的時候反而好辦，上學下學有同學作伴兒，在小學校裏有老師管著；現在放了暑假，白天晚上24小時，就算玲玲不往醫院跑，那也免不了在胡同裏跑成個野孩子呀。
任老頭兒懇求陸曉丹了：“我的家庭，老的太老，小的太小……玲玲她爸，就是我當年從飛機上跳下來抱起的那個兒子，唯一的兒子。我給他起名叫任大可，這意思很明白，能夠長大成人也就可以了。我對他沒有更多的要求。咱中國人有個傳統觀念：養兒防老。我沒這個想法。大可的生母去了台灣，我隻能又當爹又當媽，拉扯這個沒娘的兒子，這是我無可推卸的責任，壓根兒就沒想過將來要他贍養我、孝敬我。事實上我隻拉扯了他十幾年，以後我也管不著了，而且，由於我的身份，他也成了黑五類、狗崽子，去到內蒙插隊落戶，自己長大成人的。”
一開始，他恨我，現在我們父子之間的感情也比較淡漠。更叫我左右為難的，是玲玲……陸小姐，請原諒，我說得太多了，可是話少了又說不清楚啊。玲玲的母親也是個插隊的知青，在內蒙就跟大可結了婚，回城之後思想發生變化，互相瞧不起，幾年後就分道揚鑣啦。人各有誌。年輕人各奔前程，我管不了，他們也不讓我管。當年，扔下了這個小玲玲，才3歲，跟我老頭子相依為命，就像當年的大可一樣，也是3歲！我還能再拉扯她幾年呢？
聽到這兒，陸曉丹心裏又打鼓了，老人家想叫我做什麽呢？他知道我是個獨身的“無業遊民”，難道他想叫我……陸曉丹來不及多做猜測，又不能不聽，隻好往下聽。
“陸小姐，我想求你一件事，希望能得到你的幫助。這幾天，我的病情已有好轉，注射胰島素後，手不那麽哆嗦，腿腳也有點勁兒了，多走幾步路也不至於摔跟頭。我想，請你每天勻出兩三個小時來到家裏去照料一下我的小孫女兒行嗎？”
陸曉丹心裏一塊石頭落了地，原來隻是這事兒呀，好辦，她點了頭。
“謝謝你！陸小姐。剛才我的話沒說清楚。我想，還是應該說準確一點才好。你別見笑。你在這裏擔任特護，這工資報酬是我們單位出的。今後，你半天兒在醫院，半天兒去我家，這工資報酬的半數由我個人負擔，公私分明，我不能占公家的便宜。另外，你去我家，是給玲玲當家庭教師，這一點也要明確下來。什麽做衛生啊，洗衣服做飯之類的家務事兒都不要你幹。”
玲玲自己會按時到鄰居楊奶奶家去吃飯。這孩子9歲啦，很聽話，許多家務事兒都會做。你倒是可以多加管教，督促她認真幹活兒。從小培養孩子獨立的生活能力，比那種嬌生慣養的小皇帝小公主強百倍。
陸曉丹又一次點頭應允。她無法拒絕任老頭的每一句話。
難得這位80老翁頭腦如此條理，樣樣想得周全。而且，他還沒當家庭教師，就已經喜歡上自己的學生任玲玲了。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暑假過去，玲玲升入四年級，任安平老先生病情平穩，也準備出院了。主治醫師吳珊找他談了一次話，很坦率。
“糖尿病隻能控製，不能除根兒。糖尿病人住院治療，嚴格說起來，我們醫護人員隻是與您合作，共同摸索一種適合於您的控製病情發展的生活方式。這您已經知道了，首先是控製飲食，生活要有規律，適當活動，避免勞累，還要控製感情，不生氣，不憂慮，不激動——大喜、大怒、大悲、大吃、大喝都不行。”
然後才是正確地使用藥物。您住院5個月，幾種藥物都試用過了，還一度注射胰島素，又慢慢地減了下來，不用啦——這說明您自身還保有一部份胰髒功能，還沒有衰退到完全依賴注射胰島素的程度，這是很值得慶幸的！從目前情況看，一次服用10粒消渴丸，一天3次。比較合適；再過3個月，可以每次減少一粒；當然還要定期複查血糖的情況。尿糖試紙給您帶回去一些，自己測試，一天3次，要做記錄，複查時帶來。我們對您還是很有信心的，因為您有兩大優點：身體底子很好，而且性格開朗、樂觀！
談話時，陸曉丹不在場，參加小學校召開的家長座談會去了——在會上要介紹一下玲玲暑假期間的學習生活情況——
隻有陸曉丹最了解。可是她卻沒想到，在醫院的病房裏，任安平老先生提出了個額外的要求。
“吳大夫您放心，我一定遵照醫囑，出院之後也把病情好生控製住。哦，您是陸小姐的同班同學，又是好朋友，我想請您幫我試探一下，有沒有可能，繼續聘請陸曉丹小姐到我家裏去當特護兼家庭教師？一則是玲玲離不開陸老師，二則，我剛出院，也還需要陸小姐的幫助。時間不會太久。當然啦，此事不必勉強，一定要陸小姐願意才好。我就是怕直接提出來使她為難，才請您先從側麵試探一下。”
吳珊略微有點詫異，但也沒當成什麽太大的事，便一口答應了去跟陸曉丹談談。
回到醫生辦公室，吳珊又覺得此事不妥，便先對那位鼻孔朝天的護士長說了。沒承想她一聽就叫了起來。
“喲，這不是叫曉丹去當陪老女嗎？”
“什麽陪老女？”吳珊頭一回聽說這個新名詞兒。
“嘻嘻，白發配紅顏！吳大夫你快別去說合這種缺德事兒吧。”
吳珊一聽，又急又氣：“你渾說什麽！我不相信。老先生都80啦……”
辦公室裏還有別的護士在撚棉簽，也憋不住地插進來：
“倒也是，80，當陸曉丹的爹都嫌大了。我看，沒準兒是要她去給那個玲玲當後娘吧！”
吳珊氣得滿臉通紅：“你們該幹什麽就幹什麽去吧！怨我多嘴，把正兒八經的事情拿來給你們磨牙玩兒。”
“不磨牙還幹嘛呀？我看任老頭腰杆兒筆挺，將軍肚溜圓。”小護士學著虎妞的話說，“老爺子棒著呐！”
護士長笑得彎腰岔氣兒，將那特粗的腿腳一跺，罵道：“丫頭家家的也不害臊，大庭廣眾的說這個！”
“棒又怎麽啦？虎妞兒在人藝的大舞台上還敢說呢！”
吳珊實在聽不下去了，嘟噥一句：“你們也快變成侃姐兒啦！”扭頭走出辦公室，身後還有人在說：“侃大山又不納稅，要不就十億人民九億侃啦……”
五
侃歸侃，吳珊受人之托，還是把任老頭兒續聘特護兼家庭教師的意思當作正經事兒對陸曉丹說了。沒想到，曉丹一口便答應下來。
結果，吳珊反而猶豫了。她沒給任老頭兒回話，先把老同學請到自己的單身宿舍裏，衝好兩大杯“滴滴香濃”的麥氏咖啡，要推心置腹地談一談。
“曉丹，你聽說過陪老女嗎？”
“外國小說裏有，電影裏也見過。”
“這到底是一種什麽性質的……職業呢？”
“性質？人民內部矛盾！”陸曉丹笑了一下，“這跟政治無關。從醫學和心理學上講，老年人往往產生一種孤獨感，喏，子女不在身邊，自身行動不便，從工作崗位和社交圈裏退了下來，獨自生活，無法消磨時光，很難克服寂寞。嚴重的還會形成一種病態。在這種情形下，這位老人，老頭兒也罷，老太太也罷，就需要身邊有個年輕人，給他讀讀小說，念念報紙，陪他聊天兒，把外部信息——社會新聞、趣聞、故事、市場見聞之類的種種消息傳遞給他，克服老人那種與世隔絕乃至被社會拋棄的孤獨感、失落感。現在是信息時代，據說還達到了信息爆炸的程度，任何人缺少了信息都是無法生活的。對於一位老人，尤其是工作了一輩子的老幹部、老知識分子，信息爆炸——信息量過大，他受不了，反之，信息量太小，他也無法生活。因此，你說的這種陪老女，實際上是孤寡老人與外部世界保持聯係的一座橋梁。”
吳珊當即就被說服了，頻頻點頭：“沒想到你對這事兒還挺有研究！我隻是感覺陪老女這個名稱不雅，有點兒那個，很容易叫人產生誤解……這個女，那個女，帶有貶義。”
陸曉丹板起了臉：“這要看我們女人是不是尊重自己啦。”
她見吳珊有些尷尬，又緩和了口氣，“當然啦，我也不是要求婦女在一切方麵都跟男人打個平手，甚至比男人還強。女人有自身的特點和弱點。女性溫柔，細心，所以全世界的護士絕大多數都是女的，除了那些以強製手段管理精神病人的男護士，幼兒園的阿姨們也不會換成表叔。同樣的原因，人家隻會聘用陪老女，而不要陪老男。”
“好啦，我同意你的觀點，還不行？”
“不行。吳珊，你腦子裏的世俗觀念還多著呐。陪老女不是貶義詞！她除了溫柔、細心、有耐心和責任心、同情心之外，還需要有比較高的文化知識水平和文學藝術素養。最好還得有點兒幽默感，否則，遇上個脾氣古怪的老頭老太，你如何跟他們建立友誼呢？如果不能建立友誼——忘年之交，又怎麽為他服務？”
“曉丹，你是不是跟任老頭兒，包括他的小孫女兒玲玲，你們之間已經建立了友誼？”
陸曉丹想了一會兒，喝著咖啡，沒有正麵回答：“我不知道……我隻是對這個老頭兒的身世很感興趣。也許，很可能，他還是我父親生前的一位朋友，奇怪的朋友——我父親筆下的一個人物——怪老頭兒。”
吳珊和陸曉丹，這二位老姑娘，並沒有喝咖啡的習慣。也是受了世俗的影響吧，待客不用茶，卻用洋飲料，好像這樣就更體麵些，更禮貌一些。說實在的，她倆連喝釅茶的本事都沒有，咖啡卻衝了兩大杯——又誤以為這“滴滴香濃”的玩藝兒越濃越好，杯子越大越好，哈，自作自受，現在已是晚10點了，卻是越喝越興奮，誰也不困，好作徹夜談了。
“什麽怪老頭兒？你父親的朋友？”吳珊一時摸不著頭腦，心中反而起了懸念，加上咖啡因的作用，便要尋根問底兒了，“曉丹，大學二年級的時候一分手，後來雖說也通過信，見過麵，畢竟這10年不常在一起啦。今晚一談，覺得你的知識麵兒比我寬得多。講講你這10年的經曆好嗎？”
“沒什麽好講的。其實我大致也告訴過你……唉，一言以蔽之：自討苦吃。”
顯然，陸曉丹不願細談自己在改革開放大潮中的甜酸苦辣。吳珊也了解這位老同學的倔脾氣，不願說的時候你逼她也不說，要是她高興了，自會竹筒倒豆子——一粒兒不拉的全都說出來。
“那，你就說說任安平怎麽會是令尊大人筆下的怪老頭兒呢？”
“這也說起來話長啊……”陸曉丹沉默片刻，還是說了個簡單的梗概。
1969年，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謝富治親自作報告，“動員”成千上萬的幹部到農村去“下放勞動”，“插隊落戶”當農民。要求“四帶”：帶戶口，帶家屬，帶工資，帶檔案。隻因為這一招兒太“左”，也太損點兒啦，遭到了多數幹部和農民的抵製，才未能徹底執行。
“我父親是個文學編輯，出版社都散攤兒了，他不走也得走。下放到了密雲縣古北口迤東的司馬台村。工資、檔案、戶口都由軍代表直接轉給了公社。隻因為司馬台是個很小的村莊，沒有房子騰給下放幹部和家屬們住，媽媽帶著我才暫時留在了城裏。”
當時，北京市“革委會”的“紅頭文件”規定得很嚴厲，謝富治先生也講得極其明白：為了照顧廣大下放幹部的生活困難，插隊落戶的頭一年工資照發，此後，一律取消工資，去當貨真價實的農民——掙工分過日子。謝富治先生身披一件軍大衣，從首都體育館主席台的座位上跳將起來，對著萬名下放幹部慷慨激昂地大聲問道：“貧下中農從小就當農民，當到白發蒼蒼還是個農民！為甚麽你們一旦當了幹部，就隻能上不能下，就不能下去掙工分當農民呢？這是一場觸及靈魂的大革命。隻有把家屬和城市戶口全都帶下鄉去，並且取消工資，靠體力勞動掙工分過日子，才能體會到貧下中農的疾苦，才能真正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才能煥發革命的青春，回到革命隊伍裏來——聽明白，我說的是回到革命隊伍，並沒有說回到幹部隊伍、回到城裏來！”
台下響起了一陣陣口號聲，無非是堅決執行“最高指示”之類的豪言壯語。許多人在軍代表的率領下振臂高呼。有些人拚命呼喊，目的是讓軍代表聽見看見，相信他的革命覺悟比別的下放幹部高，以便將他下放到平原村，較富裕的村，靠縣城、靠集鎮、靠公路近一點兒的農村，讓自己和老婆孩子少吃些苦。
跟著大家一塊喊口號的文學編輯陸鈞——陸曉丹的父親，書生氣十足，革命覺悟較低，對謝富治先生的“動員”報告有抵觸情緒，口號喊得不響亮，幹澀的眼眶裏也沒有充滿激動的淚水，大概是被軍代表看出來了吧，這才給以充分“照顧”，提供一個艱苦磨練的機會，下放到離城最遠、條件最差，又窮又小、緊挨在長城腳下的山村司馬台。
陸曉丹苦笑了一下，解釋道：“北京市的幹部隻能在北京市管轄的郊區縣插隊，不像中央單位的幹部那樣可以下放到外省去，所以，再遠，也還是比較近的。我父親下放的小山村司馬台，相對來說，離北京城很遠，但是，離萬裏長城很近。”
就是在司馬台，在這段並不古老的長城腳下，陸鈞認識了一位被“監督勞動”的怪老頭兒，並且與他交上了朋友。
六
“怪老頭兒真的有點怪，50多歲，孤苦伶仃，一個人住在長城的敵樓裏，還養著五隻兔子羊。”
“兔子羊？什麽是兔子羊？”
“你頭一回聽說吧！我也是在爸爸的小說稿子裏頭一回看見這個新名詞兒的。我爸爸在小說裏專門有一大段兒文字描寫怪老頭兒與兔子羊的親密關係。可惜這部手稿已經送到香港去了，要不然就拿給你自己看看。沒關係，我可以簡單點兒告訴你個大概。司馬台是山區，那一帶有一種不值錢的小個子山羊，生下來的羊羔比兔子還小，你就是養它三年五載，長成一隻老山羊了，體重也隻有十幾斤，就像哈巴狗似的，永遠長不大。當地農民叫它兔子羊。這種羊沒有什麽經濟價值，宰一隻，去掉頭蹄下水，落不下幾斤肉，羊皮巴掌大，羊毛又粗又硬，簡直沒用。不過，兔子羊也有優越性，不像生產隊喂養的騾馬牛驢，要吃料，除了草料還得加一些高粱、黑豆、豆餅之類的精料，浪費糧食呀。兔子羊隻吃青草，入冬之後就吃山坡上的幹草。一句話，不用主人喂養，它自己能活著。而且是家畜，不是野羊。”
陸曉丹在吳珊的單身宿舍裏有意無意地變成了侃姐兒。
在侃爺任安平麵前，她缺少資本，不敢對侃；麵對出了校門就一頭紮進大醫院的吳珊來講，情形就顛倒過來了，想怎麽侃就怎麽侃，對方隻能睜大小學生般的眼睛聽著。
兩大杯咖啡，像興奮劑一樣驅逐了睡意，她倆已經談過了11點，連末班車也沒有了，那就接茬兒侃吧，誰困誰就歪在**好了，老同學之間無拘無束的長談，機會難得哩。
“怪老頭兒是個什麽人？”
“下放戶。”陸曉丹進一步解說，“我父親是編輯，下放插隊，叫下放幹部。如果是無業遊民，又有政治曆史問題，或者有過刑事犯罪前科的人，也要全家下放到農村去落戶，那就叫下放戶。”
“這麽說，怪老頭兒是個壞人啦！”
“唉，當時是有這麽一句話：好人不下放，下放沒好人。”
“曉丹，你可別誤會，你父親當然是好人啦！我隻是聽你剛才那麽一說，才認為下放戶有可能是壞人。”
“我不怪你。下放沒好人，是當年社會上的普遍看法。今天看起來當然很可笑啦，像是一句順口溜。這樣的順口溜多得很，譬如：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又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唉，這種封建主義的血統論，在全中國，尤其是紅衛兵運動當中，居然可以占據統治地位。”
“全中國？占統治地位？你誇大了吧！”
“我是隨便說說。不過，‘文革’那10年，包括城市和農村，無論是參軍、升學、入黨、提幹，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就是‘黑五類’或者‘黑幫子女’吧，恐怕是很難有份兒的。”
“那10年，當然是‘左’到家啦，好人壞人也分不清了。”
“那時候你我都在上小學。因為我爸爸的問題，我連戴一條紅領巾的資格都沒有。”
“扯遠啦。還是說說怪老頭的事兒吧！你父親怎麽跟他交上朋友的呢？”
“彼此都不是好人唄！一流找一流兒，豬八戒找孫猴兒。”
“曉丹，你真的生氣啦？”
“沒有。這些話都是我父親小說裏寫的。”
“令尊大人到底寫了一部什麽小說呀？”
“書名他一共起了三個：《司馬台考》，《長城博物館》，《怪老頭兒》。我母親傾向於頭一個名兒，我喜歡第三個。不過，我說了不算數兒，正式出版的時候，還是他們兩口子說了算。”
“他們兩口子？”
“就是我母親和我的繼父林子平。他們兩口子在香港開了一家出版社，從社長到編輯、會計、校對員、推銷員，隻有他們倆。效率不低，一個月就出一兩本書，還能賺錢。”
“你上次去香港，跟這本書有關係？”
“我就是去送這部書稿的。滿滿登登一小箱子手稿。出境的時候遇到了一點兒麻煩，海關要檢查，那就查吧。等了幾天，他們要讀稿子嘛，結果還是過了關。”陸曉丹停頓了一下，變了語調，充滿感情色彩，“我父親臨終的時候，拉著我的手說：丹丹，爸爸隻有你這一個女兒，可惜你太小，我說多了你也聽不懂……我沒有任何財產留給你，隻有這一箱稿子，你長大了可以看一遍，也好了解一下你的父親。”
陸鈞是1972年結束下放生活的。前一年，林彪摔死了，國內的“左”勁兒略微有點降溫，謝富治也一命嗚呼了，北京市的下放幹部才陸續抽調回城，“落實政策”，安排工作。陸鈞因為有病，回城之後也沒怎麽上班，倒是有了空閑時間寫這部長篇小說。1975年陸鈞病逝，把手稿留給了14歲的女兒。
“爸爸去世不久，我就偷著看這部小說稿子——媽媽不準我看，可是，她也偷著看，一邊看一邊哭。媽媽說我看不懂，硬看，會影響功課。我說媽媽會哭壞眼睛。後來，媽媽和我達成協議，把箱子鎖起來，誰也不看，等我高中畢業之後才讓看。”
“我遵守了這個母女協議。我是1979年高中畢業的，雖然可以開箱子看小說稿了，可是又要準備高考，沒一丁點兒時間。這年，我母親移居香港，改嫁了。家裏隻有我一人，守著爸爸唯一的財產——這部手稿。”
吳珊，上大學之後的事情，雖然咱倆是同班同學，但我的內心活動你也未必理解。學醫，雖是我填的誌願，但主要是媽媽的意見。媽媽和爸爸是同行，中文係畢業之後爸爸當編輯，媽媽當語文教員，打倒“四人幫”之後也當了編輯。那時候還有個很流行的詞兒叫‘心有餘悸’，媽媽總覺得搞文學工作危險，就說，女孩子還是學醫吧，安全係數大一些，將來就是出國，也比搞文學的吃得開。
“可是，我受父母熏陶，從小喜歡文學。在醫大聽課，總覺得枯燥乏味。這時候我打開那隻箱子，認真閱讀爸爸的手稿，思想起了很大的變化。吳珊，魯迅是學醫的，後來他認為醫治人們的心靈更重要，便棄醫從文，成了偉大的作家。我當然不敢跟魯迅先生相比啦，但這思想脈絡頗有相似之處。醫大兩年，越讀越煩。我對自己能不能堅持讀完這六年製的醫科大學喪失了信心。這時候，幾位比我大一些的文學青年決定騎自行車沿著黃河去了解社會，理解人生，去搞一次獨立自主的‘人文調查’，而且決心那樣大，毫不考慮什麽後果，真使我羨慕得五體投地呀！這以後的事情你是知道的，我也不顧一切地跟著他們遠走高飛了……”
吳珊一點兒也不困，聽得津津有味，還時不時地提出自己的問題：“你爸爸這部稿子，為什麽要拿到香港去呢？北京不能出版嗎？”
“你瞧，外人談問題，總和親人不一樣。媽媽早就要這部手稿，可是我舍不得給。春天媽媽來了封長信，說她身體不好，年齡也不饒人，隻希望在精神和體力還允許的時候親自把這本書編排出版，也好了卻一樁心願！同時，她也想我，打算在香港給我找一份工作。”
“懂啦，一個再婚的女人，總會思念前夫的。請原諒我這樣說話，不禮貌。我媽媽也是一樣，隻要她回憶自己的青年時代，就必然想起我的父親——他倆是離婚的，我媽媽並沒改嫁，我父親卻是又結婚了。嗐，不談我家的事兒了。總之，一個家裏有一本難算的賬，一個廟裏有一本難念的經。唔，接著往下侃吧，你為什麽沒留在香港呢？”
陸曉丹冷笑一聲：“當然不會留下。你並不了解我！如果我能留在香港，當年我也就能留在醫大繼續讀書了。吳珊，任老頭兒有句名言：人各有誌。我隻能走我自己的路。”
“對對。”吳珊很隨和，“還是說眼前的吧，你到底為什麽同意去任老頭家裏當特護呢？”
“因為任老頭兒很可能就是我父親筆下描寫的那個怪老頭兒。”陸曉丹補充一句，“要想挖掘人生的奧秘，他的經曆是個富礦！”
七
陸曉丹來到了任安平的家。說準確點兒，是她跑到任老先生的單位，費了許多口舌，辦了幾道手續，才領出來一張空白支票；又到醫院的住院部、財會處、膳食科辦理出院手續；然後叫輛出租車，陪伴任老頭兒一道回家的。此後，還要再回單位去辦理報銷手續。唉，這麽多手續，玲玲辦不了，如果叫任老頭兒自己辦，那糖尿病非“上加號”不可。
“替我謝謝陸老師，三鞠躬！”
玲玲放學回家，歡天喜地。而爺爺的頭一句話，便明確了陸曉丹在這個家庭中的地位。
這個家，表麵看來比較簡單，兩室一廳，廚房、衛生間、陽台，煤氣暖氣電燈電話自來水一應俱全，總共三口人——玲玲的爸爸任大可一年有12個月經商在外——如今加了個陸曉丹，三口人變成人三口。人多好幹活兒，人少好吃飯。這樣看，的確很簡單。然而，俗話說，手心手背——天底下任何事物都有兩方麵、多方麵，仔細琢磨一下，這個家又不簡單了，陸曉丹的擔子相當沉重、繁雜。
特護（或日陪老女）兼家庭教師，這是陸小姐的本職工作。
除此之外呢，還有一大堆雜務事兒懸在半空中，未曾落實呀。
別的姑且不談，單說這個“民以食為天”吧，現在已是一點半鍾了，這三口人還沒吃午飯。不能下飯館呀，一怕挨“宰”——北京話，使用“宰人”這種“極刑”來形容當今的飯店比從前的“敲竹杠”嚴重99倍；二來還得叫出租車，而出租汽車司機同樣會“宰人”。9歲的玲玲在歡天喜地之後直勁兒喊餓。
“你怎麽沒去楊奶奶家吃午飯呀？”任老頭兒有點心疼地問。
“我連早飯都沒吃。”玲玲淨說實話。
“為什麽？唉，你這孩子！連餓都不知道嗎？”當爺爺的真的急了。
“陸老師說的，您今天一早兒出院。我昨天就告訴了楊奶奶，說玲玲以後在家裏陪著爺爺一塊吃飯了，這樣，有玲玲陪著，爺爺一頓就多吃半碗飯！”
任老頭兒把孫女摟在了懷裏，鼻子酸酸的不知說什麽才好。
這邊，陸曉丹已鑽進了廚房，急急忙忙燒開水煮掛麵……
再看那碗櫃裏，除了鹽沒發黴以外，醬油、醋之類的調料，包括碗筷調羹，全都長了一層綠毛。更沒有蔥、薑、蒜。她指使玲玲下樓去買這買那。等三碗陽春麵端上桌的時候，陸曉丹才猛然想起任老頭兒是糖尿病患者，應該多吃肉，多吃蔬菜和豆製品，以便盡可能地減少碳水化合物——糖！
這“一家三口”的新生活就如此這般地開始了。陸曉丹實際上成了女主人。什麽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啦，什麽“上有老下有小”啦，什麽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啦，這些本來與陸小姐毫不相幹的俗務，卻像一貼又一貼的膏藥貼在了她的身上。在這種“新生活”麵前，她沒想過退卻——那不符合陸曉丹的性格。莫名其妙地當上了任家“女主人”，她甚至覺得挺有趣兒，再就是多少有點兒哭笑不得。總之與她退學之後這10年的生活“主旨”不謀而合：自討苦吃。
她住在了任家，與玲玲同一臥室，將8小時特護擴展為晝夜服務，而不多收工資。這樣一來，任安平也感到了某種疑惑——陸小姐的目的是什麽？
每當玲玲背起書包，蹦蹦跳跳跑出家門之際，“哐！”的一聲，單元房門碰上了鎖，這兩室一廳的小天地也就自成一統了。此時若沒有陸曉丹，行動不便的任老頭兒簡直就像蹲監獄。現在，這鴿子籠般的單元樓房內，因為有了陸曉丹而增加了生機活力。任老頭兒或坐或臥，時不時都能看到一個活動的身影，而且是充滿了青春朝氣的身影，相當漂亮的女性身材，在眼前平添了一片亮色。即使看不到，也能聽見她的聲音，說話聲，哼小調兒，矯健的腳步聲或者鍋碗瓢盆的磕碰聲。就算聽不見什麽聲響，任老頭兒也能感覺到她的存在——那麽年輕，生氣勃勃，足以驅散老年人的寂寞和孤獨感。
陸曉丹也充分“利用”老年人這種特有的心理弱點。一會兒是“我給您讀報吧”，一會兒又是“我給您念小說吧”。而她真正的目的卻是“您給我講個故事吧！光聽不講，不利於健康。”
“我能講什麽呢？老古董，誰也不愛聽。”
這是托詞。陸曉丹深知他是一位侃爺，不讓他侃大山就會憋出病來。而且她就是要聽這些“老古董”。眼巴前兒的新聞，蘇聯共產黨解散了，馬拉多納吃官司了，海地政變了，這些信息何必聽你的哩！
“就說說1949年，您在南京，從飛機上跳下來之後的經曆好嗎？那時候我還在閻王爺殿前排大隊等待投胎哩，人世間的信息一概不知，所以最愛聽！您比大學教授都講得好！”
當今的年輕人也是大大狡猾的，他們最會哄騙老頭子。有趣的是某些老人家專門吃捧，被年輕人捧得暈頭轉向，立馬上當。其實，陸小姐隻想印證一下任老頭是不是爸爸筆下的怪老頭——在那部小說稿子裏，怪老頭也有一段“跳下飛機來幫老婆孩子，結果是老婆上了飛機，自己抱著孩子留在了大陸”的戲劇性情節——這跟任安平在醫院陽台上侃的故事如出一轍。難道人世間還有這樣的巧合嗎？陸小姐捧他幾句，就是為了撬開老頭子的嘴，叫他“竹筒倒豆子”。
“好吧，我講，我講。隻要你陸小姐愛聽就行……”
麵對這位漂亮的特別護士，家庭教師，勇挑“女主人”重擔的年輕女人，“少將戰術教官”也忘記了戰術規則，撤掉了嘴巴子上的哨兵。
八
“解放軍很快就突破長江防線，解放了南京。這時我才明白，我老婆徐芳乘坐的運輸機真的成了最後一架飛機！它不光帶走了我的妻子，兩箱子細軟，還帶走了我飛回台灣的夢想。”
我回到住所，換掉軍衣，埋了手槍，收拾一些本已扔掉的不值錢的衣物，背著3歲的兒子就逃出了石頭城——南京是住不得了，那裏有不少熟人，被誰認出來，報告了解放軍，我這個國民黨的少將還不被抓起來麽？我逃到了上海郊區，躲在一位親戚家裏，而且改名換姓——任安平，倒過來念就是平安人。我隻祈望不被共產黨發現，做一個平安人。兒子取名任大可，也是長大成人即可的意思。
“躲到1951年，國內開展‘鎮反’運動。國民黨上尉以上的軍官就是反革命呀！我這少將還有好下場嗎？沒等親戚揭發檢舉，我又帶著大可逃到了北京。為什麽敢往北京跑呢？因為這裏是和平解放的，我與傅作義將軍還有一麵之交，如果一旦被人抓住，我就冒充傅作義的部下，也許還有一線生機吧。這隻是我走投無路時的一種幻想，後來並沒這樣做。”
任安平是江西人。逃到北京以後，無處棲身，便想起了宣武門附近有個“江西會館”，那是解放前就由江西同鄉會創辦的“駐京辦事處”之類的住所。老北京這樣的“會館”不下百十處。七百年帝都嘛，早在明、清王朝，全國許多省、州、道、府就在北京成立同鄉會，設立會館，大小不一而已。會館也有點像今天的招待所，可以招待本省本地來京辦事的人，有時甚至可以免費提供幾天食宿。任安平找到江西會館的時候，身上隻剩下58000元了（舊幣，相當五元八角）。此時，人民政府尚未接管這些會館。管事人見他帶著個5歲的孩子，衣食無著，出於同鄉情義，便撥出一小間客房給他父子暫住。而任安平說得也很懇切，是到北京來找親戚的，一時還沒找到，找到找不到也不會在此久留。
為了一天兩三頓兒嚼穀——北京方言，就是飯食——有時隻吃一頓玉米麵的窩窩頭，也不能餓壞了孩子呀，任安平便天天出去打零工。那時候，北京城裏城外亂糟糟，國民黨軍隊留下的碉堡、戰壕、路障，還有更多的垃圾山、瓦礫場、臭水坑、殘垣斷壁，和老舍先生在《龍須溝》裏所描繪的一樣。人民政府撥出專款，“以工代賑”，將城區的無業遊民組織起來進行空前規模的大清理，一句話，隻要你肯勞動，就餓不死。任安平這年40歲，憑著黃埔軍人的強健體格，也能混跡於“壯工”行列。
可惜孩子生了一場大病。任安平又當爹又當媽，不能出工還得花錢買藥，兩頭耽誤！他身上還有一隻歐米加手表，一支派克鋼筆，一件毛衣，以及南京家裏本已扔掉又撿回來的一套繪圖儀器，也許還有點什麽吧，全拿出來，在宣武門裏的馬路邊上擺了個地攤兒。目的很簡單：救兒子一命。
當時宣武門一帶，不僅地攤兒連片，而且還是傳統的“人市”——賣力氣的老少爺們兒往牆根兒底下一蹲，誰花錢管飯，一招手就跟著走。任安平的地攤擺了三個晌午，也許沒人識貨，也許識貨的主兒缺錢，總之那貴重的手表鋼筆賣不脫，毛衣倒是有人要了。正當他心急如火，進退兩難的時候，一位解放軍幹部發現了他的繪圖儀器。
“這是德國造的嗎？”
“是啊，德國造。同誌，您好眼力！”
“你這套繪圖儀器是從哪兒搞來的呀？”
這位解放軍也是40來歲，據此便可斷定不是戰士，而是幹部。他的口音雖屬普通話，卻是南腔北調，尤其是說了個“搞”字，八成是個湖南人了。
“這可不是隨便搞得到的呀，這是我自己使用的繪圖儀器。”後半句話，任安平隨機應變地扯謊了，“不瞞你同誌說，我還是個鐵道工程師哩，從湖南來到北京找工作，可是熟人一個也沒找見，5歲的兒子反而得了大病……沒辦法呀，才變賣這幾件隨身物品。”
“你是湖南人？什麽縣的？”
“我是江西人，在緊靠江西邊上的株洲住家，在機車車輛廠工作。”
“你會畫機械圖嗎？”
“會呀，我還當過機械製圖的教員呐。”
“你現在住在哪裏？”
“就在這旁邊，江西會館。”
“好吧，今天就談到這兒。你把地攤兒收拾一下，這幾件東西就不要賣啦。明天我派人來找你詳細談一次，唔，你叫甚麽名字？”
“任安平。”
任安平萬沒料到與他談話的是位老紅軍，師級幹部。而且，第二天便有位王參謀乘吉普車來江西會館接這位“鐵道工程師”去郊區新組建的裝甲兵學校談話。有關負責幹部問他願不願為學校繪製一批坦克車的教學掛圖？他一口答應下來，並且當天就畫了一張“曲軸”零件圖作為“考試答卷”，博得了對方的初步信任。此後，每天有吉普車接送，而且一小時工資一萬元（舊幣），連江西會館裏的人們也對他另眼看待了。最令任安平感激的，是王參謀把患病的任大可送進部隊醫院，免費治好了這孩子的傷寒綜合症。
任安平畫掛圖十分認真，畫得也相當好。一則，他學過測繪，裝甲兵學校提供的實物教具，恰恰是繳獲“國軍”的坦克車，“少將教官”對它非常熟悉，無論它的發動機總成，還是活塞、連杆等各種零件，以及槍炮等附件，他都了如指掌，“如數家珍”；二則，任安平的智商並不低，外邊正在大張旗鼓地鎮壓反革命，他卻能夠躲進解放軍的學校裏畫圖，這真是“天賜良機”啊，怎能不盡心盡力“埋頭”幹活兒哩！
那位師級幹部並沒忘掉“鐵道工程師”，便責成保衛科對任安平進行審查，先是叫他寫了一份自傳，並且要他拿出畢業證書、聘書、證件，以及能夠證明他履曆表上各段曆史的證明人的姓名住址。這是一番好意，裝甲兵學校並非不需要工程師呀。然而，任安平卻什麽證件也拿不出來。他隻能繼續撒謊，咬牙切齒地咒罵國民黨的散兵遊勇搶光了他的一切。
“裝甲兵學校當然不會留用我了，”任老頭兒對陸曉丹說，“我也警覺起來，不敢在那裏繼續撒謊了，畫完那套教學圖就趕緊走人，免得露出破綻。中國有句古話：言多有失。回到江西會館，我也閉口不提什麽鐵道工程師了。然而，解放軍的吉普車接送，兒子從部隊醫院歸來，王參謀還送給一條軍毯，一件軍用棉大衣，這一切都在無意之中幫了我天大的忙！當時鎮反運動**已過，也沒有什麽人懷疑我是暗藏的反革命了。簡單截說，我撿了一條命，我兒子也撿了一條命。”
九
“陸小姐，說說你的經曆好嗎？”任老頭兒昨天侃得痛快，卻是侃累了。今天玲玲上學之後，他想歇歇唇舌，便先發製人，采取了以攻為守的戰術。
“我有什麽經曆呀！”陸曉丹笑了一下，又修飾自己的話，“我太年輕，當然不能說沒有經曆，但在您老麵前，真是不值一提。講出來也是些個淺薄的小玩藝兒。”
“青年人可不要妄自菲薄呀。你們的知識麵兒比我們這一代人寬闊得多！古人雲：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我看當年的秀才，充其量隻能讀到幾本書，所謂的‘天下事’也超不出國境線，甚至僅僅是長城以內的若幹事。我敢斷定那些秀才沒學過世界地理。他們可能把孔夫子的書背得滾瓜爛熟，當然啦，孔夫子是大學問家，可是孔夫子並沒看過電視。連我看電視都是這10來年的事兒嘛。可別小瞧了這台電視機，有它沒它大不一樣。有了它，世界各地的畫麵兒直接送到眼前，你才能說不出門也知天下事！從這一點來講，你陸小姐的知識麵兒比孔夫子寬得多。”
原來老家夥也會吹捧年輕人。而且年輕人同樣吃捧。一捧就暈頭轉向，立馬上當。
“我這一生當中，”她頭一句話就有誇張之嫌，急忙改口，“不對，請原諒我用詞不當。在我的前半生當中，生活的道路上，有過三個轉折點。我14歲的時候，父親去世，這不能不影響我的性格。有人說，沒有父親的孩子膽兒小。我那時候就是小心翼翼地念書，不敢跟同學爭吵，更不敢得罪老師和鄰居。”
媽媽每天晚飯後就急忙插上了房門，寡婦門前是非多嘛。她的憂慮變成了我的孤僻。同時，也給了我關門看小說的充裕時間。家裏的書不少。我悄悄地愛上了文學，在書裏尋找朋友，陪著林黛玉流眼淚，甚至很佩服妙玉的高潔。
“第二個轉折點是我18歲的時候，考上了醫科大學，國家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我心中充滿了熱情和希望，有了自信心。可是媽媽這年去了香港，嫁給了她早年的同學、中年喪偶的林子平先生。俗話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這都是攔不住的事情。我並不想阻攔。我可憐媽媽，同情媽媽，林叔叔也是個好人嘛。但是，媽媽改嫁，也攪亂了我思想。我心裏像是打翻了許多調料罐罐，酸甜苦辣攪和在一起，真說不出是什麽滋味。我實際上沒了家！住房緊張的姨媽搬進了我的家，我住在學生宿舍裏，星期六回趟家吧，反而成了客人，產生了寄人籬下的感覺。可我心裏又憤憤不平，認為命運對我太不公平，我不服這口氣。不是怨恨媽媽和姨媽，而是怨恨命運。這時我是個沒有收入的窮學生，媽媽經常寄錢回來，我認為這些港幣姓林，不姓陸，就不去提取，讓它自動退回香港去。我決心向命運挑戰了！”
“第三個轉折點是我讀了兩年醫大之後的自動退學。說實話，這兩年醫大我沒有好好讀書。我不喜歡醫學。報考醫大是媽媽的旨意。她認為文學危險，醫學保險。可是我的思想起了變化。據說，尼克鬆總統訪華的時候，有記者詢問美國出現經濟危機的情況——這是個毫不客氣的提問。尼克鬆答得挺巧妙，他說，我很喜歡中文‘危機’這個詞兒——既有危險，又有機會，這符合我的性格。任老，您別驚訝，這也符合我陸曉丹的性格！當時，我已經沒有讀完六年科班大學的耐心了。媽媽說文學危險，可是我愛上了它呀，既有危險又有機會嘛。我不願意再由別人來安排我的命運了？”
“機會果然來了。我的一位高中同學，高考名落孫山，在家待業，開始寫詩，感情相當奔放。他來找我，說是要騎自行車沿著黃河走8個省，進行人文調查，體味人生。文學就是人學嘛！”
這個命題具有非凡的**力。同行的有他哥哥和他哥哥的兩位朋友，其中還有位女友，都是從北大荒歸來的知青，而且都是文學愛好者，發表過多篇小說和詩歌的未來作家。他問我能不能休學半年參加這次自主旅行？哈，我告訴他，何必休學，婆婆媽媽的，幹脆退學不是更自由嘛！
聽了這三個“轉折點”，任老頭兒更加喜歡陸曉丹了。他忽然想起樣板戲《沙家浜》裏刁德一的一段唱腔：這個女人呀不尋常……隻是沒唱出聲來。
“瞧，這就是我的經曆，枯燥乏味。”她抬頭看了一眼掛鍾，“您吃藥吧，我也該做飯去啦。”
“別走，”任老頭兒差點伸出手去，想把站起身來的陸小姐拽住，可是他看見了自己手背上的許多黑褐色老年斑，才有了分寸，君子動口不動手，“別著急，接著往下講嘛，5個年輕人，三男二女，自由旅行，想必非常精彩！”
“是三男二女，但也精彩不到‘二桃殺三士’的程度！”
果然像個阿慶嫂，好一張利嘴。任老頭兒收斂了，接過陸小姐遞過來的消渴丸和水杯，“好好，遵醫囑，按時吃藥。”
“您還得明白，這消渴丸一定在飯前吃，提前20分鍾，讓這藥力刺激胰髒，分泌胰島素的時候正好吃飯，這才有效。”
任老頭兒吃完藥，搬把椅子坐到廚房門口，幫著擇菜，看陸小姐煮飯，也不耽誤談話。
“病人是想明白點兒病理，藥理。可惜大夫們太忙，急匆匆地上班，慌慌張張地下班，風風火火地擠公共汽車，趕回家去肯定也得買菜做飯，洗衣服刷碗，跟公社的女社員差不多，肩挑兩副重擔。她們沒工夫給我講病理。我也能理解大夫們的難處。”
陸曉丹好像又聽出了一點門道，喏，任老頭兒講的女社員，跟爸爸小說稿裏描繪的農村婦女多麽近似呀，肩擔兩副重擔！但她不做追究，急火湯圓吃不得，還是慢慢來。
“任老，這病理、藥理我也說不透。我不是個合格的醫護人員。隻能說個大概。人的飲食當中，許多東西，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吧，經過初步消化之後都會轉化為糖。但是，人身並不能直接吸收糖，還要由胰島素來把它分解為各種氨基酸，才能吸收。如果胰髒功能紊亂，或者衰退，不能正常分泌胰島素，那麽，血液裏的糖就會積存起來，這就是高血糖。同時，還必須通過腎髒把這些無法吸收的糖份排出體外，這就表現為尿糖。您想，病人吃的食物不能充分吸收，還要大量的水將它排泄出去，這種惡性循環，表現出來的症狀就是吃得多、喝得多，反而口渴和消瘦。中醫根據這些症狀，就管糖尿病叫消渴症。”
陸曉丹的解說，是否正確，也沒人追究。但她的存在，確實消除了任老頭兒的孤獨感。也許這就是陪老女的價值吧？也許，當北京、天津、上海、廣州這些大城市率先進入小康社會的時候，伴隨著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陪老女這個新興的職業，同樣會發展起來哩。
十
香港出書比內地快得多。今年春天陸曉丹以探親的名義赴港，將父親這部手稿交給了媽媽。她媽媽有個情緒化的名字叫何愛君，也確實是在內心深處仍然愛戀著前夫陸鈞。她收到陸鈞這部遺稿之後，百感交集，情緒波動，以致3個多月未能進行案頭編輯工作。後來還是在丈夫林子平的勸說和協助之下，才把稿子編完。至於印刷，那就很快了，激光照排，電腦校對，自動裝訂，沒用一周時間就在書店上架銷售了。
這本裝幀精美的長篇小說《司馬台考》印數不多，僅2000冊。這也是香港的行市，如果暢銷，他們可以不停地重印，再版一二十次也不稀罕；如果滯銷，就不至於大量積壓賠錢。當然啦，林子平與何愛君的兩人出版社對這本書並不從金錢的角度考慮，不把盈虧放在心上，主要是為了紀念陸鈞，慰藉作者的親友同學，以及，在林子平的心目中，這本書還具有民俗和學術價值。如果隻從錢眼裏看問題，這本書是不可能在香港出版的，就算何愛君堅持出，林子平也會給它改個具有吸引力的書名。嗐，《司馬台考》，這樣嚴肅的書名，老氣橫秋，遠不如什麽小寡婦或者無頭女屍刺激人。
不管怎麽說吧，《司馬台考》也是陸鈞自己起的書名，何愛君喜歡就行，林子平何必反對。今天，陸曉丹收到郵包，20本精裝《司馬台考》，其中10本有何愛君的簽字，題款贈送陸鈞的生前友好，另外10本由曉丹贈送她自己的朋友。郵單附言中說：內地各大圖書館，已分別寄贈了200冊，請放心。
請誰放心呢？陸曉丹琢磨了好一會子，隻能理解為請父親的在天之靈放心。當然啦，也是讓媽媽自己安心，總算了卻了一樁心願啊。不過，陸曉丹並不喜歡這個“請放心”——了卻心願，預示著媽媽與“往事”離得更遠了。
陸曉丹在這本書裏，首先看到了父親的遺像，父母抱著丹丹一起照的“全家福”，父親手稿的墨跡，還有媽媽寫的序言。
所有這些都是斟滿了感情的濃酒。她的眼淚滴落在書上，啵啵有聲……另一張照片是巍峨的司馬台長城，這是陸鈞1972年結束下放勞動、奉調回城時親手拍攝的。大概用的是國產135相機和國產膠片，那年月極少可能用上進口相機和彩色膠卷嘛。放大製版，景像模糊，影影綽綽還可看出那長城腳下的山坡上似乎有幾隻兔子羊。陸曉丹心頭一動，當時就想拿給任安平老先生看看，最好是送他一本書，證實一下眼前的任老頭兒與書中的怪老頭兒是否同屬一人。但一轉念，證實之後一切都將黯然失色，任老頭兒再講他那傳奇式的經曆時也會受到怪老頭的製約了吧！急什麽呢，等他講出一些“新”玩藝兒來之後，再送書也不遲嘛。陸曉丹最厭煩教師或幹部照著講稿上課、作報告，幹幹巴巴，死氣沉沉，而且，純屬浪費時間，既然寫成了書麵文章，幹脆印發給我們好啦，何苦把大家拘到一起聽你照本宣科念一遍哩！她也有另外的經驗，每當教師或幹部脫開講稿自己發揮的時候，那內容大多是生動活潑、緊密聯係實際的。因此，這本《司馬台考》還是先不出手為好，免得任老頭兒拿它當講義。
“任老，您接著往下講吧。您的這些故事、往事，我聽著卻很新鮮！”
玲玲上學之後，陪老女的業務之一，便是陪任老頭兒聊天兒。
“我講到哪兒啦？”
“講到鎮反運動的**已過，您也離開了裝甲兵學校，回到江西會館。這以後呢？”
“你的記性兒真好！我講，往下講……”
老人是喜歡說話的。交談是人類互相交流的最重要的方式。人體的各個器官、各種機能，經常使用的就發達、就靈敏；
反之就會衰退、老化。交談，不僅動用喉舌，更重要的是活動肺部、大腦和情感。所以，有些可憐的老年人，失去了談話對象就自言自語，嘮嘮叨叨。有的甚至花錢雇個大活人來聽他講話。
“鎮反過後，宣武門這一帶普遍完善了戶口登記。我並不傻，趁著這個機會在順城街租了一間民房，帶著孩子搬出江西會館，趕上了戶口登記。這個竅門兒我找準了，在順城街登記，是長期戶口，要在江西會館登記，那可就是臨時戶口啦。一般平民百姓並不在意這件事兒，我可是十分在意。有了北京的長期戶口，也是我生活當中的一個轉折點呐。陸小姐你這樣想一下，今天，要想在北京落個正式戶口，那該有多難呐！”
任安平說的是實情。這個戶口非常重要。北京是首都嘛！
鎮反過後，為了加強治安管理，人民政府便將無業遊民組織起來發展生產。這一條很必要。譬如，白紙坊、崇文門、前門外八大胡同的妓院查封之後，這一大群煙花女兒也不能轟到大街上去餓死呀。又如，反動會道門的頭目鎮壓了，他手下那些偷雞摸狗、欺行霸市、遊手好閑的嘍羅們，也不能“消滅”掉吧。再如，國民黨遺留下來的黨政軍警人員，既不夠“曆史反革命分子”的杠杠，又不能留用的，包括他們的家屬，也得給出路、給飯吃吧。為此，各級人民政府，一是加強戶籍管理，二是分區、分片、分街道、分胡同地將閑散人員組織起來，從事生產勞動。
對那些有一技之長的人，也能發揮其技能和專長。
街道幹部聽說任安平會畫圖，“解放軍還派吉普車接他去畫圖哩！”便認定了他是個人材，很快就被“組織”到琉璃廠一家謄印社去當畫匠。
“我當然是巴不得地去當畫匠啦！”任老頭兒笑著說，“因為畫匠比少將安全。況且，我在裝甲兵學校掙的那點兒鈔票有限，爺兒倆一天三頓嚼穀，還租了間破平房，我還得給一年躥半頭的大可置辦棉衣裳，還得給他買塊石板寫字兒——轉眼就該上小學啦……總之一句話，我必須有正常的收入才行。”
“在謄印社畫什麽呢？什麽都畫！叫我畫啥就畫啥。當時尚未公私合營。找我們印東西的既有商店字號，也有工廠、單位、學校、機關、個人。譬如，印請柬，獎狀，戲單，包裝紙，彩票，入場券，名片，名帖，信封，信箋，乃至門神，灶王爺，招貼畫，宣傳畫兒。要印就先得畫出花樣子來，包括寫美術字，說好聽點兒叫做工藝美術設計。說難聽點兒是打鴨子上架——全由我這位畫匠承擔！”
“陸小姐，您一定要問我會畫嗎？會！隻要肚皮知道餓，就得會！隻要把少將藏起來當畫匠，就應該會！嗐，我並不笨嘛，好賴也是個走南闖北的黃埔畢業生呀，能畫坦克車、機關槍，就應該能畫觀音菩薩和兔兒爺。至於寫字，行、草、楷書和機械製圖慣用的仿宋體，我本來就會，逼急了，把它們‘混合編隊’，來點兒浪漫主義，再來點畢加索式的變形，哈哈，這美術字可不就出來了嘛！”
“當然嘍，頭三腳難踢。但我也有辦法，自己投點兒資，留點兒神，買幾本畫報，《美術字帖》，《廣告畫入門》，再收集一些點心匣子、茶葉筒、年畫、賀年片、香煙盒兒，哈哈，天下文章一大抄，興你們剽竊文章，就不準我拚湊圖案麽？反正那時候既無商標法也無版權法。我怎麽變戲法兒也無人追究。”
“我們謄印社是街道辦的集體企業，工資偏低，最初一月隻給我20萬元舊幣，也能湊合著活下來了。1956年國家職工普調工資，我們也跟著沾光，給我加到46元。這就很不錯了。”
旺季西紅柿一毛錢一筐，我就自製蕃茄醬，吃到來年開春兒。
我這個畫匠一直混到1966年搞‘四清’為止。工作隊內查外調，追問我的曆史，越追矛盾越多，我來回編瞎話，怎麽也編不圓了，被迫承認是個中尉測繪員。我怕的是上尉那條杠杠——
一越界就是‘曆史反革命分子’了呀！但人家決心深挖，又講政策又攻心，講明隻要自動坦白，就可寬大處理。我哭了一場，承認是上尉。還不行！那就是個少校教官吧。這個價碼兒，雙方滿意，拍板定案。工作隊挖出個隱藏多年的國民黨校官，成績不小。我能隱瞞三級，也不吃虧。
又到吃消渴丸的時間了。陸曉丹去拿藥、倒水。任老頭兒侃興正濃，意猶未盡，又補充一句：“**還沒開始，我就被公安局遣送下鄉‘監督勞動’去了，在密雲縣最北邊的長城腳下當下放戶。剛去一個月，北京城裏就鬧開了紅衛兵。我大概是前世行過善，修下了善果——這次又撿了一條命！”
十一
下午，玲玲照常去上學，任老頭兒卻是憋得難受，午覺也沒睡踏實，就把陸小姐叫過來繼續聽他侃大山。不把當下放戶白撿一條命的故事講完，老頭子就能憋出病來。
陸曉丹理解這種一吐為快的生理現象。前不久她剛從《參考消息》上讀到一則新聞，日本醫生和心理學家共同發現了“女人比男人長壽”的原因，就在於女人愛哭愛嘮叨，更有許多女人屬於長舌婦，張家長李家短，一天到晚不停嘴地說話，將心中的委屈、氣忿、鬱悶全都及時幹淨徹底地吐了出來，所以，“舌頭長壽命也長”。陸曉丹想，這是極有道理的。中醫學說，認為癌症的起因是“鬱結”。換成老百姓的說法，就是“誰想不開誰得癌。”這話是有根據的，不信就回想一下“文革”當中不少知名人士接茬兒死於癌症，大概就是受了林彪和“四人幫”的迫害、侮辱，這口窩囊氣憋在肚裏吐不出來，才鬱結成惡性腫瘤的吧？因此，當代西醫學便衍生了一個新的分支——心理醫學，介乎於心理學和傳統醫學之間，對於治療精神病頗見成效。西醫曆來就有個很大的缺陷，即“頭痛治頭，腳痛治腳”，未能將病人當作一個有機的整體看待，所以才會發生“直了羅鍋腰，人卻死掉了”這樣的笑話。中醫則不然，它沒像西醫那樣過細的分科，從來都是把病人當做整體來對待的。20世紀末期西醫也提出了“整體醫學”的理論。包括心理醫學，都是西醫的一大進步。因此，歐美出現了一些心理學醫師，病人心裏結了什麽疙瘩，可以打電話與之交談，不見麵就能治病。陸曉丹想，從這個意義上講，陪老女也算得半個心理學醫師了吧？隻要我善解人意，通過特護服務，能夠排除老年人的寂寞和孤獨感，甚至消解其內心的疙瘩——“鬱結”，未嚐不是這個新興職業裏帶頭“吃蜘蛛”的人！
任老頭兒容不得談話對象細嚼慢咽地進行思索，便迫不及待地充當說書人了。
“1966年夏天，北京市公安局的民警命令我收拾行李下鄉，那陣仗兒也是相當緊張嚴厲的。大可上學晚，這時候正念高三，身體不錯，喜歡打球，還沒放學回家。我在民警的監督下收拾行李，心想，家裏稍微好一點兒的東西都留給兒子吧，把這些家具、衣物拿出去陸續變賣，也還可以維持一年半載不致挨餓。因此，我隻拿了幾件換洗衣服和一條薄棉被，就被押走了。”
“押到密雲縣的司馬台村，我被‘交割’給治保委員。‘四清’中我交待的曆史材料，也可以算作檔案吧，則保存在公社政工組。我成了下放戶，由貧下中農監督勞動，既不同於本村的地、富、反、壞‘四類分子’，也區別於後來插隊落戶的下放幹部。譬如說，‘四類分子’每月都必須向治保委員匯報思想，生產隊召開任何批鬥會他們都必須站在群眾麵前低頭認罪，也叫陪鬥”；我卻可以坐在社員堆兒裏跟革命群眾一同受教育，不必揪出來當眾‘照相’。而下放幹部每月有4天公假，可以進城回家，按月還發工資；我卻沒有這份兒權利，出村必須向治保委員請假，連續碰了幾回釘子，也就碰明白了——我是根本不準出村兒更不準進城的。治保委員是位複員軍人，他曾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回北京？你就死了這條心吧！像你這樣的反動軍官、國民黨少校，要是落在北京的紅衛兵手裏，還能活到今天？在司馬台當下放戶，不批不鬥，是你的運氣！我這個治保委員，執行黨的政策。大隊黨支部也不準造反派奪權，村裏壓根兒就沒鬧過紅衛兵嘛。
“我很信服他的話。後來聽說，他在解放軍裏當過排長，還是個懂政策的人。但是，在司馬台，我心情很糟，實際困難也不小。第一件糟心事就是兒子的態度問題，大可去內蒙插隊之前，根本不來見我一麵，隻寫了一封短信，要跟反動老子斷絕一切關係，脫胎換骨，走革命的道路。我看著這封絕情的信，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唉，當年要不是為了老婆孩子，我何苦從台灣回南京呢？又何苦從那最後一架飛機上跳下來呢？結果倒是老婆去了台灣，兒子去走革命道路，我老頭子55歲來當下放戶，監督勞動，老胳膊老腿兒的背筐撿糞……”
“撿糞並不累。生產隊長也是個好人，看我歲數大了，又不會幹農活兒，就拿我當個半勞動力，定了個死工分，一天記5分——壯勞力是10分兒——在經濟上並不歧視我，跟老年社員同等待遇。我的任務就是在村子裏和山坡上撿糞。陸小姐你不知道啊，城裏人，文化人，覺得糞便是汙穢之物，還常常把一些破爛貨比作糞土；可是，在農民心目中，糞土就變成了寶貝！毛澤東是農民家庭出身，所以他說‘有土斯有糧’。司馬台的社員們增產糧食的絕招兒就是‘糞大水勤’。可惜的是這長城腳下的山坡地十分貧瘠，又缺水又缺肥，所以生產隊長才派我常年累月去專職撿糞。他說，你要細心，連兔子屎也給我撿回來！”
“陸小姐你甭笑。當時我也想笑。後來才明白，在這長城腳下，半天兒要撿滿一筐糞並非易事。這裏沒有成群的牛馬，生產隊的十幾頭小毛驢兒也是‘瘦驢拉硬屎’，我就算一泡不丟全撿起來也不足半筐。此外，就是過路之人在城牆根兒拉的‘野屎’。幸虧這一帶還有野獸，我每天都能撿到狼糞、狐狸糞、野豬糞，以及羊糞蛋兒——這裏隻有兔子羊，個頭兒很小，所以這羊糞蛋兒跟生產隊長說的兔子屎也就很難分辨了。”
“最大的難題兒不是撿糞，而是司馬台村太小太窮了，社員家誰願意騰出一間房來給我這個下放戶長期居住哩，更沒人敢叫我這反動軍官住到他屋裏去。村裏倒是有幾處磚瓦房，從前是地主家的宅院和祠堂，現在分別由生產隊的隊部、會計、保管員、電工、民兵連部、飼養員、供銷店和小學校占用，雖屬公房，卻是要害部門，除非傳喚，我撿糞都離它遠點兒，繞著走。初來乍到的時候，治保委員叫我暫且在飼養員的屋裏住了7晚上，可是那位喂驢的老貧農革命警惕性頗高，我上炕睡覺，他就不敢合眼，惟恐我半夜偷著給毛驢下毒藥，而且白天就找幹部去告狀，給治保委員提了七七四十九條意見。這位複員軍人也沒轍了，隻好對我說：任安平，咱司馬台的民房太少，可長城上的箭樓子倒是有100多座。你到保管員那兒領幾捆穀草，找個就近的箭樓子先住倆月吧，入冬以前凍不死你。”
容我一段時間，隊委開會的時候再研究個辦法，下雪之前給你解決個有火炕的住處。
“就這樣，我自由自在地住進了離村最近的一座磚石箭樓。治保委員和生產隊長分頭前來看過好幾趟，每趟都給捎來幾件鍋碗瓢盆之類的生活用具，還批準我先到保管員那裏預支了90斤口糧。我身上多少還有點錢，去供銷店買了鹽、水桶、火柴、蠟燭、竹殼暖水瓶。我投資最大也是最有遠見的一項基本建設，就是花20塊錢從社員家裏買了一窩5隻兔子羊，人家還白送我一條小黃狗。等到下雪的時候，我已經在箭樓的第一層建起了個溫暖的家！”
說到這個家，任老頭兒眉毛挑起老高，洋洋得意，一件件一樁樁仔細道來，如數家珍。他在每天完成撿糞兩大筐的任務之餘，便去搬運坍塌的城磚，和一坑黃泥，把他居住的這座箭樓第一層的馬道和箭孔砌得嚴嚴實實，向陽麵留了門窗，室內還搭了一方火炕並砌了燒炕的灶火門和煙道。灶口臥上一隻鐵鍋，灶膛旁邊埋進一隻溫水罐，這樣，撿些幹柴枯枝，燒炕、做飯、溫水“三位一體”，節約能源，煙道揮發餘熱，還起到東北火牆或曰土暖氣的作用。此外，小黃狗和兔子羊天天見長，夜晚關進室內，甚至抱上炕來，臥於身邊腳下，互借體溫，“相濡以沫”，相依為命，也組成了一個生動活潑的家。家，這是個象形漢字，上麵有個屋頂寶蓋兒，屋頂下麵有個豬，豬為六畜之首，足以代表其它。今天，任安平的寶蓋兒底下有一人一狗五隻兔子羊，有鍋有灶有炕有玉米豆和水缸。哈，從任何意義上來衡量考察鑒定，這也是個名副其實的家了！
而且，為了拒野狼於家門之外，他還置備了三件武器：柴刀、電筒、燒火棍。尤其是這個手電筒，在野狼綠幽幽的小眼睛看來，一道雪亮的光柱橫掃荒坡，簡直就是恐龍再世，二郎神下凡。它雖然聞見了兔子羊的擅味兒，也隻能夾起尾巴退避三舍，望“羊”興歎了。
治保委員還是負責任的，他視察了下放戶任安平這個家之後，正式提到隊委會上討論。全體隊委一致同意，“就讓任老頭兒在箭樓子裏長期住下去吧！”治保委員還說，“據我考察，他並不想亂說亂動，倒是有長期勞動改造的決心。”生產隊長補充一條，“每天兩大筐糞，連兔子屎都撿回來啦，勞動態度也不賴！”
說是長期住下去，可是誰也沒料到，任安平在此僅僅住了14年。
十二
任安平在箭樓子裏住到第四個年頭的時候，司馬台村發生了一點小小的變化——從北京又發來了一位下放幹部陸鈞。雖然都是“發配”，而且是“好人不下放，下放沒好人”的論調兒占據統治地位，但這下放幹部畢竟跟下放戶有所不同。首先，陸鈞是共產黨員，有資格參加司馬台總共7名黨員的支部會，因此，全村貧下中農心裏都納悶兒：從來都是黨員領導貧下中農，怎麽這個戴眼鏡的黨員反倒要接受咱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呢？不對勁兒啊，沒準兒搞的又是“微服私訪”、“紮根串連”那一套老把戲，今日假裝謙虛，等他摸透了咱們貧下中農的底細，幹部有沒有多吃多占？民兵連長有沒有捆人打人？生產隊有沒有瞞產私分？治保委員查夜的時候有沒有調戲地主女兒？社員家的自留地有沒有超標多留？有沒有社員趕集上店偷賣糧棉油？養兩口豬和10隻雞以上的社員戶那飼料糧從何而來？生產隊的手扶拖拉機有沒有外出跑運輸掙錢“脫軌轉向”？新開墾的荒地有沒有瞞畝虛報、私種“黑田”的？果糧間作的北坡地有沒有養樹欺糧、對“以糧為綱”陽奉陰違的？社員戶有沒有預支借支集體糧款“損公肥私”又拒絕“破產還債”的？好哇，等這位戴眼鏡的白麵書生摸準了咱的穴位、脈搏，他從下放幹部搖身一變就是工作組，就是“四清”工作隊員，揪住辮子下家夥，到那時候他可就不再虛心接受咱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嘍！如此這般眼目下，咱還是不要“教育”他為妙。您聽，這位陸眼鏡在見麵會上說的什麽？“教育者先受教育”，“要當先生先當學生”，那您到底是先生還是學生呢？算啦，文化人說話雲遮霧罩，彎彎繞，咱貧下中農聽不懂，可也不能隨便讓您把咱繞進去！其次，陸眼鏡幹農活兒二把刀，可他幹好幹壞工資照拿，一分不少，還每月4天公假，急溜兒的進城回家，這跟下放戶也大不一樣。所以社員們便給下放幹部編了一套順口溜：穿得破、吃得好，說得多、幹得少，一人一塊大手表，月底月初往家跑，進城理發又洗澡。這順口溜還可以接茬兒往下編。
因為當時北京郊區276個公社、4000多個生產大隊、10000多個生產隊，幾乎隊隊都有下放幹部。大村十多位，七八位，小村三五位，司馬台村又小又窮，僅僅接待了陸眼鏡一位。而且貧下中農對下放幹部的判斷基本不錯——他們隻勞動（接受“再教育”）了一年多，就在那場“一打三反”的運動中全數搖身一變而成了宣傳隊，反過頭來“割資本主義尾巴”了。
戴眼鏡的陸鈞是位文學編輯，當年隻有38歲，經驗閱曆較淺，書生氣十足，一人進村孤零零的，既沒有預見到一年之後的“搖身一變”，也沒有看到司馬台村有什麽資本主義傾向——這個偏僻的小山村實在是太窮了，壓根兒沒有“資本”，何談資本主義呢？當娘的聽見母雞咯咯一叫，就趕緊去雞窩裏摸出個蛋來，叫孩子雙手捧著，小心翼翼，趁熱乎送到供銷店去換半斤粗鹽，或者三盒取燈（火柴），以物易物，這就是社員與社會之間最常見的商品交換。金融、資本、利潤、貨幣流通等等一切現代經濟學的名詞在這兒統統無用，大學畢業的陸眼鏡隻覺得眼睛濕潤了，卻說不出這雞蛋換鹽究竟屬於什麽主義？
因此，當他“搖身一變”之後，也沒有去割誰的“尾巴”。
陸眼鏡進村頭一年，處於“傻吃、傻睡、傻幹活兒”的朦朧狀態，大腦寧靜加空白，連一首朦朧詩都沒寫過。第二年，“搖身一變”而成了宣傳隊員，常被公社召去開會，匯報敵情，他也說不出個子醜寅卯來，被認為“思想右傾”，至少是“思想懶惰”。此時，生產隊的幹部也對他存了戒心，怕他爭當積極分子，“好大喜功”，亂割“尾巴”，所以敬而遠之，連生產隊長也不給他派活兒了。
陸鈞處於這種上下對他都不信任、不喜歡的時刻，才與怪老頭兒交上了朋友。
他二人相識的起因就很怪。陸鈞在村裏吃的是“派飯”，住的是“派房”——生產隊長指派的一戶貧農家裏。唯一的困難是無法適應那個廁所——當地叫“漏茅房”，不但上邊漏天，下邊還跟豬圈連為一體，你剛蹲下，那隻豬就過來張嘴等著了……陸眼鏡大恐而逃。每天都去長城的牆根底下方便。最早發現他這個秘密的是任安平。他又多了一個撿糞的處所。這天，任安平在此撿了個錢包，毫無疑問是陸眼鏡掉的，便主動送還給他。
“您！我真得謝謝您啦……這裏邊有我剛領的一個月工資，還有……嗐，我太粗心，您不送來我還沒發現呢！我明天一大早兒就回北京，回家送工資去，那時候，還不把全家都急壞了哇！我怎麽謝您才好呢？”
陸鈞當場取出一半（40元）來贈送這個撿糞的老頭兒，卻遭到了拒絕。“同誌，別從門縫裏看人——把我瞧扁啦！”他扭頭就走。
5天之後，陸鈞拿著一瓶“二鍋頭”燒酒和一斤豬頭肉，來到任安平住的箭樓子裏聊天兒。這可是怪老頭兒無法拒絕的了。
三杯燒酒落肚，年屆花甲的任老頭兒打開了話匣子。話題不是他自己的身世前途，而是這一段奇異的司馬台長城。
他在這段長城腳下放羊撿糞整5年了，白天抬頭就是長城，夜晚睡覺還在長城的敵樓之中。連夢裏的故事，他的愛妻徐芳，愛子任大可，也是騰雲駕霧來此長城腳下與他相會。
尤其是那狂風暴雨肆虐，如卵冰雹劈頭蓋臉襲來之時，簡直就像萬馬奔騰，飛箭如蝗，滾木擂石，火炮轟鳴。此乃兵家必爭之地呀！是楊六郎鎮守三關口？還是戚繼光在此操練兵馬呢？
任安平看這段長城，真是達到了“滾瓜爛熟”熟透了的程度。這有一個從無意到有心的飛躍過程。最初，他和每一個外來人士一樣，隻感到這段司馬台長城氣勢雄偉，十分險峻，高擋半邊天，長城腳下又是一片荒涼景色而已。後來，當他搬運一些坍塌的城磚回“家”砌牆搭炕的時候，無意中發現一塊兩尺半長的青方大磚上“鑄”有“洪武八年”字樣。再找，又在一塊較小的褐黃色城磚上找見了“萬曆十年”的字跡。他把這兩塊不同的城磚留下，沒有砌到火炕裏去。但是，也還沒有想明白，保留這兩塊城磚有甚麽用處。
現在，1971年國慶節之後，下放幹部陸鈞帶著“二鍋頭”和豬頭肉走進任安平居住5年的敵樓時，這位撿糞的怪老頭兒才又把他保存了5年的帶字的城磚搬出來，像珍貴文物般的請陸眼鏡鑒賞。
“據我研究，”撿糞老頭兒喝著燒酒，口氣不小，“這段司馬台長城——這也是我給它起的名字，始建於明朝洪武初年，在萬曆年間又進行過一次加固和維修。據我判斷，這也是我國——漢族，2000年間不斷修築萬裏長城的曆史上——軍事史上，最後建成的一段防禦工事了吧！此後，多爾袞領兵入關，滿族入主中原，建成了統一的大清帝國，這邊牆也就變成了內牆，失去了軍事意義，無論是漢、滿、蒙、回、藏，誰也不會在自家院子裏再築長城了！所以我認定這是最後一段長城。”
撿糞老頭兒的這段話，聽得文學編輯瞠目結舌，無以為答。不過，當任老頭兒說出了這段長城更多的奇妙之處時，不願意亂割農民“尾巴”、因而沒事兒可幹的陸鈞，也對這段奇妙的長城逐漸產生了興趣。直到1972年奉調回京之後，撰寫那部長篇小說《司馬台考》的過程中，他還數次回訪司馬台，與怪老頭兒促膝長談。
十三
畢竟是受到了年代的限製，撿糞的怪老頭兒對“思想右傾”的朋友陸眼鏡也未敢以誠相待。交談中，他隻承認自己是個“少校教官”；在軍官學校（未敢言明黃埔軍校）讀過一本有關萬裏長城——我國最大防禦工事的資料書；在“二鍋頭”喝猛了的時刻，也說出了他曾為了妻兒從南京逃往台灣的最後一架飛機上跳下來的戲劇性“情節”。這些，都被陸眼鏡寫進了他的長篇小說。
撿糞老頭兒對陸眼鏡談得最多的，還是有關司馬台長城的奇妙之處。雖然陸眼鏡也把它寫進了小說稿，但那僅僅是任安平1975年以前的“研究心得”，還是受到了許多條件限製。
遠不如今天他對陸曉丹侃出來的內容更準確、更精彩。
陸小姐，你不知道，大概也能理解。打倒‘四人幫’之後，雖然沒有誰正式宣布對我解除‘監督勞動’，但村裏對我的管束實際上大大放鬆了。我不但可以跟在內蒙插隊的兒子通信；可以出村兒，到公社衛生院檢查身體；可以買個半導體收音機聽新聞；甚至還可以到生產大隊的隊部去看看《參考消息》。最令我感動的，是生產隊長說：你老人家65啦，雖說身板還挺硬朗，到底也是老啦。隊裏的化肥供應充足，生豬養的也多了一倍，你這撿糞的活兒呀，可多可少，就不必死摳那一天兩筐的定額啦。刮風下雨，不出工也行。隊委會有個意見，再過兩年，還可以把你也列入‘五保戶’呐！由集體保證你的口糧、穿衣、住房、燒煤和看病。這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嘛！
“有了這樣寬鬆的條件，我就進一步考察研究這段奇妙的長城了。其實就是有計劃地去爬長城，對每一座箭樓子都測量一番。”
陸曉丹吃驚地問：“那時候您都65歲啦，還能爬長城？”
“而且是未經修整的、破破爛爛的城牆。”任老頭兒提醒她，“跟現在向遊人開放的八達嶺長城、慕田峪長城可不一樣！碎磚亂石，荊棘雜草，浮土青苔，斷垣裂縫，難爬得很。我之所以爬得動，主要得益於5件事：我是軍人出身，身體底子好；天天撿糞，腿腳輕快；山區的空氣新鮮，沒有工業汙染，我的心肺功能不比年輕人差；第四條是兔子羊給了我很大幫助。那些年我一直養著五六隻兔子羊，夜晚抱到炕上暖身子不得寒腿；下了羊羔兒，我就把老羊宰了，熬湯吃肉，睡羊皮褥子，對身體極有好處！最後一條，是我越研究越來勁兒，司馬台長城把我迷住了！”
說到這兒，任老頭兩眼發亮了，坐直腰板兒，拉起侃大山的架式，滔滔不絕，比茶館裏的說書人還認真。
原來這司馬台長城是一段精美的藝術品！我測量過——請相信，雖然沒有儀器，我這個少將戰術教官卻有多種進行實地測量的土辦法。這段明長城全長19公裏，建築在一座扇形高山的分水嶺之上。這座高山，岩陡峭，又像一條巨大的怪魚，飛躍在燕山山脈的臥虎山和霧靈山之間，而那奇特的長城恰恰修築在飛魚山翹起的背鰭之上！驕陽直射，山岩泛出鐵鏽紅，那長城更像鋸齒形雞冠子頂上鑲著的金邊兒。
“第一個問題出現了：如此險峻的高山奇峰，懸崖峭壁，不築長城，什麽兵馬又能從這刀刃兒上飛越呢？然而，明朝的大軍事家的確在這山脊之上修築了一條不可思議的長城。薊鎮的總兵戚繼光和譚倫最後把它修飾加固成了完整的藝術品。”
說它是藝術品，這是我的研究結論。司馬台長城段的19公裏城牆上卻有135座敵樓！密度非常之大。而且，每一座敵樓的設計、外形、內部結構和容量都不相同！這又是為什麽呢？陸小姐，我這話可不是隨便說的呀。從1976年打倒‘四人幫’，生產隊給了我爬城牆的自由和時間，直到1979年，我才親自考察完了這每一座敵樓。也正因為沒有任何一座敵樓是重樣兒的，它才吸引我從65歲爬到了68歲。
“總之，我用3年時間，掌握了這段19公裏長城和它的135座敵樓的全部第一手資料。這些敵樓——明朝的邊防工事，據我初步分類：有單眼樓，雙眼樓，多眼樓；單層樓，雙層樓，3層樓；有中開門和邊開門的；門窗寬窄、高低不同，又分為磚券和石券；樓內結構複雜多變，有單室、雙室和多室；開間布局有‘田’字形，‘日’字形，‘井’字形和‘川’字形；樓頂又可分為平頂，穹窿頂，船蓬頂，八角藻井頂，複鬥式頂，四角鑽天頂等等。而且所有這些變化，我認為在當時當地的攻防藝術上都各有各的功能和威力——因此，它的總體設計人，建築師，必定是個知識淵博、才華橫溢的偉大軍事家，很可能就是戚繼光將軍本人！”
“陸小姐，人是有偏愛的。俗話說，人心必有一偏。我是個戰術教官，所以從這些防禦工事的設計布局和內部構造上，不難看出我國明代軍事家的攻防藝術和戰略思想來。這比許多兵書都闡釋得更實際，更生動，更具體。瞧吧，那19公裏城牆也因地形之不同而變幻多端：有單邊牆、雙邊牆、磚牆、石牆；有障礙牆、隱蔽牆、口袋牆、夾馬牆、瓶頸口和捉鱉甕城；有炮台、雉堞、箭孔、瞭望台、烽火台和滾木架、擂石口；還有陷阱、護城溝、鹿砦坑和出城衝殺的馬道！望著這些成龍配套的軍事建築群，我好像看到那人仰馬翻的廝殺場麵啦。”
“這簡直就是一座長城博物館！我想，中國的防禦工事，發展到明朝，是不是該作總結了呢？否則為什麽要把萬裏長城各段各處的敵樓都挑選一個‘典型’集中到這裏來興建個長城博物館呢？這裏到底是實戰需要還是戚繼光將軍操練兵馬的演習場呢？這裏一定隱藏著中國偉大軍事家的藝術構思和夢想吧！難道最為尊重傳統文化的中國人就不能揭開這個美麗的謎麽？”
侃山侃到關坎兒上，80歲的任老頭兒竟然流下了幾滴熱淚。陸曉丹驚愕了。她一時難以理解老人複雜的心境，不敢拿毛巾給他擦臉，也不敢打斷他的話語。
任老頭兒好像從對方的表情裏看出了點兒什麽，自己苦笑一聲，近似自言自語：
“司馬台長城，給了我極大的教育。我非常愛它！一個揀糞的老頭子，從心眼兒裏愛上了一截子古長城，如此瘋魔，卻不是笑話兒。愛國，從來就不是個空洞的詞兒。一個少將軍銜的反動教官，隱姓埋名，曆盡風雨，卻在這荒涼的長城腳下嬗變為一個愛國人士，陸小姐你能相信嗎？”
十四
在這個兩室一廳的單元樓房裏，熱心美麗的陸曉丹陪著任老頭兒回憶往事的同時，外部世界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種事體卻在飛速地運轉著。許多事情的發展並不超出人們的預料，也可以說是循規蹈矩，順理成章；也有些事情的發展隻遵循它自身的特殊規律，曲折跳躍，出人意料，或者是一波三折，令人回腸**氣。
玲玲放學回家，從樓下傳達室帶上一封徐芳寄自台北的航空信。通常來信，都是陸曉丹念給老人聽，玲玲也跟著聽。這次不然，陸曉丹看了信封，就連同老花眼鏡一起遞到了任老頭兒手裏，還故意把玲玲拉進廚房去擇菜。她知道任老頭兒的心髒、血壓都還正常，否則真要準備幾粒速效救心丸了。
任老頭兒盡力控製住感情，不動聲色地看完前妻的來信——信息量太大太猛，真的達到信息爆炸的程度了，他沒有心髒病也得閉目養神，讓心跳平穩下來呀。可是，電話鈴又急促響起來，玲玲跑過去接電話，高興地叫著：“爸爸！我是玲玲。爸爸你在哪兒……喲！你在香港啊……你快回來吧！玲玲想爸爸呀……好，請爺爺接電話……”玲玲已是哭聲了。
任老頭兒似乎已經知道了大可他要說些甚麽，依然神色平穩，接了電話，臉上流露出一絲不易察覺的苦笑：“好吧，來吧，42年不算短……趁著我還頭腦清醒……陳怡是你的親弟弟。不是我的兒子，我也歡迎他！”
這頓午飯誰也沒吃好。玲玲非常懂事，爺爺不說，她就不問，心裏想著爸爸，往嘴裏使勁兒扒飯，很快就吃完了。陸曉丹當然更不會在飯桌上問人家的傷心事兒啦。其實，她已經聽出了個眉目，猜出了個大概：陳怡是任大可的“親弟弟”，卻不是任老頭兒的兒子，這種關係還不是明擺著的嗎？假如我媽媽又添了個兒子，那不也是我的同母異父兄弟麽？徐芳去台灣的時候不過30來歲，不改嫁她怎麽生活？誰也不該責怪這種事情的！陸曉丹偷眼看看任老頭兒故作鎮靜的吃飯姿勢，並不認為他會犯病。
表麵上一切如常。午睡過後，玲玲上學，任老頭兒起床。陸曉丹雙手捧過來一本精裝的《司馬台考》，送給書中的主人公——揀糞14年、擅長飼養兔子羊、又深深愛上長城博物館的怪老頭兒。
“這是我父親陸鈞的遺作。書中的怪老頭兒是陸眼鏡的朋友。請允許我代表媽媽將這本《司馬台考》送給您，作個永久的紀念吧！”
直到此時，任老頭兒的心血才衝決了感情的閘門，曉丹！
我的好侄女兒……一語未畢，淚如雨下。
這“紅顏”“白發”之間，再也不能像從前那樣安閑自在地侃大山了。由於任大可和他同母異父的兄弟陳怡明天就從香港直飛北京，任安平與陸曉丹隻能用簡潔的語言互相商討、交底，以應付命運對他們新的挑戰。
“任伯伯，”曉丹改變了稱呼，“大可他們回來之後，我就完成了特護任務，不說辭職，也得回我姨媽家去住啦。”
任安平沒有正麵回答，而是將徐芳的來信給她看了，又開門見山地向她提出問題：“曉丹，這幾個月，你誘導我詳細地訴說生平，不會僅僅是為了消磨時間吧？孩子，對我要說實話。”
由於看了徐芳的來信，陸曉丹才鼓足了勇氣，說出她大膽的計劃。這個計劃10年前就露頭了——繼承父親的事業，棄醫從文，寫小說，當作家——誰知連連受到挫折，但她並沒灰心，而是繼續“探索人生”。
她跟著同學們騎自行車沿黃河去作“人文調查”，隻走了兩個省，就摔傷了。同學們繼續前進。她在縣醫院治療3個月，花光了所有的錢和糧票，隻提著12本采訪筆記，瘸著腿回到了姨媽家。本來還可以設法複學，但她不服輸，拿著這些筆記本，找到各個雜誌社和出版社去談話，請求幫助和指教，她要以此為素材撰寫長篇小說。居然有位主編被感動了，預支她500元稿費維持生活（因為她把媽媽寄來的錢退回了香港）。
一年以後，她的小說並沒寫成，那位主編卻調動了工作。此後，為了擴充知識麵，她到好幾個行業去當臨時工——不是人家不想長期雇用，而是她自動“改換門庭”。去年，她“換”到一位“大款”家中去當家庭教師，居然把那頑劣的“小皇帝”**得不逃學、考5分了，但那個體“大款”從未脫俗，酒後動手動腳，酒醒了又送紅包賠禮道歉，陸曉丹趕緊辭職。今春，奉母命去香港送手稿，，白天上街亂哄哄，看了幾晚電視，越發感到無聊，想起老師說的，香港是“文化沙漠”，便毅然回歸北京。
“任伯伯，我看過父親的手稿，一開始就猜想您是那位怪老頭兒。這本《司馬台考》出版後我又讀了一遍，覺得那內容遠不如您侃大山侃得生動、精彩。所以就想，能不能由我來寫一本續集呢？剛才，讀了徐芳女士的信，更給了我不小的鼓舞。”
原來，1947年任安平在台北開了一間鋪麵很小的書店，由他的副官陳升負責經營。1949年，徐芳隻身來至台北，就成了這間書店的老板娘。歲月飄忽，轉眼42年過去，小小書店已發展成了中華圖書公司。它與大陸、港澳、東南亞的華文出版社保有業務聯係。當董事長徐芳見到這本《司馬台考》，尤其是讀到任安平跳飛機那個戲劇性情節時，便與香港的出版人何愛君取得了聯係，才知道作者陸鈞已經過世，也無處尋找“揀糞的怪老頭兒”了。無巧不成書，此時任大可正在作內地貨物經香港轉口台灣的生意，便托對方在台灣報紙上登了一則“尋母啟事”。很快，70歲的徐芳便帶著小兒子陳怡來到香港與大可會麵了。得知前夫已是人民政府的“參事”，徐芳又找到了兒子大可，那興奮的心情也不是筆墨所能描繪的。從眼前的實事兒來說，任大可的生意自然是更好做了，而徐芳卻不便於到北京來會見前夫。她想了個最順當的事由——派次子陳怡到北京的司馬台長城觀光，同時出資聘請一位大陸的作家，將“揀糞的怪老頭兒”如何升任政府參事的“福祉”等寫成一本書，“敝公司決定付梓精印，台灣讀者也必然歡迎！”
“曉丹，這位大陸作家，我看最好就是聘請你啦。”
“可是，任伯伯，我並不知道您是怎麽回的北京，怎麽當的參事呀。”
任老頭兒一巴掌打在自己腿上，“呔，這還多虧了你爸爸做好事兒呀！1980年，統戰部門清理‘文革’中難以處理的人民來信，這才根據你爸爸1972年提供的線索，派幹部到司馬台村來找我談話。這次，我主動坦白了自己是個隱姓埋名的少將教官，黃埔八期畢業生。我本姓張，叫張……唉，今天連我都不願意提它了。可是統戰幹部回去一查，張某人還是蔣經國在贛州時期的左膀右臂哩。於是便有人說了話：從前的統戰對象大多是老蔣的袍澤，現在也該多團結一些小蔣的朋友啦。就是這樣，一輛小汽車就把我接回了北京城……曉丹，我至今也懷念著那長城博物館，懷念著司馬台的鄉親們！等大可他們回來，叫輛車，我領你們去司馬台觀光！”
夜晚，任老頭兒輾轉反側，難以入睡。他好像又在攀登那奇妙的司馬台長城。他豁出命去爬“雲梯”，過“天橋”，一定要親自登臨每一座危樓去看個究竟。這“雲梯”是100級很陡的台階，又叫“百級通天石凳”，腳下雲霧翻滾，隻有大膽爬上去，才能到達“仙女樓”——對，這裏每一座敵樓都有個美麗的名字，刻在門楣上，誰也不知道這“仙女”與實戰有何關係？
過“天橋”就更絕了。這裏的山脊本身就像刀刃那樣窄，長城修到此處變成了單磚牆。長約百米的“天橋”隻有一塊磚那麽寬，兩側懸崖絕壁，霧汽蒸騰，戚繼光在這刀刃上築牆真有實戰的需要麽？還是僅僅為了壯觀？為了藝術？
過了“天橋”，才能到達這座長城博物館的製高點“望京樓”。任老頭兒頓覺心曠神怡，天高氣爽，渾身熱汗頃刻全消。
“曉丹，你眼力好，極目遠眺，能望見北京城嗎？”
他的夢囈，真的喚來了陸曉丹和玲玲。開了燈，老人家也披衣起身，心思還留在長城上。
“是我叫你們了嗎？來得好。曉丹，你寫這本小說的時候，一定要解開我心裏的謎。中華文化本身就是個美麗的謎。武術變成了功夫。太極拳變成了養生之道。南拳北腳變成了花拳繡腿。攥拳頭打人變成了花巴掌和一指禪。致人於死地的點穴法變成了針灸醫術。十八般武藝變成了京劇武打藝術……天呐，這萬裏長城修建2000年，腥風血雨，馬革裹屍，修到最後難道也變成了旅遊景點、文物、藝術品了麽？”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日於北京作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