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朝野上下，輿論一致譴責宜昌保衛戰的指揮官陳誠無能，使這個黨國重臣的赫赫威名一落千丈。他不僅受到國民黨內、軍內和政府內一些要人的圍攻，民眾對此也非常氣憤。在當時的國民參政會上，有人公開散布“丟失國府都門罪責匪淺，不殺陳誠不足以謝國人”的言論。

陳誠認為宜昌失守的原因，與李宗仁在關鍵時刻判斷失誤，抽調江防軍主力北上有直接關係。他陳某隻是在戰役中途臨危上陣，當時敗局已定，絕非他陳某過錯。宜昌失守，他陳某實為代人受過，招來恥辱。

當然，也有人替陳誠鳴冤，時任軍令部長的徐永昌就致電蔣介石：“查敵自宜以北渡過襄河以後，陳部長始兼任第五戰區右兵團長，於六月一日夜離渝下馳宜昌，為時短促。並當敵重點指向方麵，雖盡指揮上之能事，未能固守宜昌，但目下仍在努力反攻之中。所報自請處分一節，似應免於置議，並複慰勉。”

雖有好友相挺，但陳誠仍覺委屈，暗歎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心中雖有萬般理由，卻是有口難辯，陳誠負辱回到重慶，哭喪著臉前去晉見蔣介石，請求處分。

蔣叫他坐下，好言相慰，說：“宜昌守不住，早在我意料之中。當時的情況已經那樣了，我是因為沒辦法，才叫你去抵擋一陣子的，對此，你不必過疚。”

陳誠對蔣介石的明斷感到敬服。因李宗仁不主動承擔自己的責任，一直悶著不吭聲，聽憑輿論對他陳某的攻擊，而對李心懷不滿。

日軍占領宜昌，如同一把鋒利的鋼刀，將中國軍隊對占據武漢的日軍形成的防禦體係劈開了一道大口子，來自長江方麵的險情已到刻不容緩的地步。

北岸李宗仁的第五戰區野戰軍，被日軍緊緊擠壓在鄂西北偏僻山區，對於宜昌方麵，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南岸，薛嶽第九戰區主力因距離太遠，對湘北鄂西地區的防務，也是鞭長莫及。

以宜昌為中心，北起鍾祥，西迤常德，形成了一個數百裏的空間，一個混亂複雜而薄弱的接合部。

宜昌以上的長江三峽段，成為拱衛重慶的天然屏障。若宜昌之敵繼續西犯，突破三峽天險，則重慶不保。

若再失去重慶，國民政府就再無立錐之地。

中國的抗戰，還怎麽堅持？

蔣介石決定在宜昌方麵，新建立一個第六戰區。

他在軍委統帥部高級幕僚會議上指出：“倭寇已緊逼陪都大門，我們已沒有了任何退路，新建立之第六戰區，專司負責拱衛重慶門戶，這是關係到國家生死存亡，關係到民族存亡的大事。因此，第六戰區比其他各個戰區的責任更為重大，比其他各戰區的戰略地位更為重要。我們當前的任務和口號是：軍事第一，六戰區第一！”

那麽，誰將成為兵強馬壯，舉國矚目的第六戰區掌門人？

會上，蔣介石沒有點名，所有的目光凝聚在他的臉上。但是，當蔣用充滿求賢若渴的熱切目光逐一檢視著他的高級將領們時，許多人心裏發虛，承受不住蔣那一對不怒而威的目光的逼視。

沒有自告奮勇者。

誰都知道第六戰區責任重大、特殊，若守不住這最後的一道國門，作為司令長官被殺頭以謝國人事小，背上個亡國滅族之罪而遺臭萬年事大，因而使人望而卻步。

但是，會上沒有主動請纓者絕非國中無人。

個子矮小貌不驚人的陳誠站出來了。

陳誠請求讓他去守這個大門。他的理由簡單而充分：宜昌是在我手上丟掉的，理應由我去守。

不僅如此，陳誠為以示前往第六戰區“戴罪軍前”，為國戍守最後一道國門的決心時，還主動提出辭去他身兼的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和三青團書記長等要職。

這讓蔣介石大感欣慰，覺得自己沒有看錯人。

其實，蔣介石也覺得隻有陳誠去守那門戶，才使他最為放心。

兩人在一起商議組建第六戰區的相關問題。蔣介石問陳準備將長官部設在什麽地方。

陳誠早已胸有成竹，說出一番見解來：“日軍若從長江方麵進攻重慶，江北，有縱橫數百裏的大巫山和神農架原始林區擋道，因此，敵使用大兵團從江北進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從宜昌向西仰攻三峽天險，亦可能不大。長江南岸川湘鄂三省相銜接的邊境地區，大多為丘陵、山嶽地帶，湖南的常德、沅陵、辰溪經四川的黔江、彭水、涪陵，有公路與重慶相通；湖北的巴東、恩施、宣恩、鹹豐亦有公路通四川的黔江而達重慶；宜昌南岸的安安廟經木橋溪、野三關到恩施、建始，有一條人行大道入川，直抵重慶，這些公路和大道，便於大部隊運動。因此，據我判斷，日軍若攻重慶，必然從江南而來。六戰區的防禦重心應放在江南，六戰區長官部也應置於鄂西恩施。”

蔣介石對陳誠的意見甚表讚許，意味深長他說：“恩施，據說古代的夜郎之國就是那個地方。我現在撥五個集團軍給你，望你率領這個夜郎之國，頂住日本這個世界軍事強國！”

為示倚重，蔣介石把薛嶽的第九戰區也一並交到陳誠手裏：第九戰區從此由第六戰區節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