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江健三郎的《始於絕望的希望》一文,開宗明義點出:“我已經是個老人,在思考未來的時候,對於也許不久的將來會離開人世的自己,我並不做什麽考慮。心裏想得更多的是生活在將來的年輕人。” “希望與因日本而遭受戰爭殘害的亞洲,特別是與中國人民的真正和解。”

這篇隨筆是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應邀訪問中國社科院時的一篇演講稿。作家1935 年出生於日本四國島的愛媛縣喜多郎大瀨村。

1959 年,從東京大學法文專業畢業,著有長篇小說《個人的體驗》《萬延元年的Football》《洪水湧上我的靈魂》《傾聽雨樹的女人們》和三部曲《燃燒的綠樹》等。1994 年,他獲諾貝爾文學獎。在主編過大江健三郎作品集的翻譯大家葉渭渠的眼中,他是一個深受法國存在主義文學影響因而采取“介入社會”主張的作家,身負強烈的責任感。作家格非聽過其演講後,說他是“一個能將發生的國家事件個人化的作家”。

1960 年6 月,他來我國進行第一次訪問。那一年,日本連續爆發了前所未有的群眾大遊行,抗議日本政府把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定位為軍事條約,大江健三郎參加了抗議活動。

請看,2006 年9 月,大江健三郎應邀訪問中國社科院,他在演講中說: “最近的8 月15 日,小泉首相強行參拜靖國神社。當天晚上,早有預感的我和我所信賴的知識界人士組織了大型抗議集會。”

那次集會,哲學家、原東京大學校長南原繁提到了核武器問題。

經受長崎、廣島爆炸傷害的人類第一個原子彈受害國日本,擔負著和應付的代價,也是日本的出路,是日本民族對世界曆史的使命。關於中國問題,他說,決定日本民族命運未來的,隻能是重新建立在真正和平基礎上的日中兩國關係正常化。它的實現需要一個根本的條件,那就是日本國民要對七七事變以來的戰爭責任做出深刻的反省和深刻的認識。

顯而易見,大江健三郎的態度是:日本要正視罪惡的曆史,這樣才能創造和諧的未來。

現狀如何?恰恰相反。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這是毫無懸念的事實。日本右翼人士竟然對我國台灣、香港的民間登島進行幹擾,這是對我國主權的嚴重挑釁。野田針對韓竹島(韓國稱獨島)糾紛采取了強硬對抗的姿態,從1903 年至1947 年,朝鮮、韓國被日軍強征的慰安婦達20 萬之多,中國、朝鮮、越南在二戰期間被強征的慰安婦也數以萬計。多國無數次敦促日本向慰安婦正式道歉和賠償,當局卻予以拒絕。中國、韓國漁民在公海捕撈,日方肆意扣押。

二戰後,每年的8 月15 日,日本幾乎所有的首相都參拜靖國神社,並違反憲法,擴軍備戰。在倫敦奧運會上,日本運動員服裝,竟明目張膽地印著日本軍國主義旗幟。上述一係列事件,都傷害了日本鄰國和世界人民的感情,日本政府不是迷途知返,而是越陷越深。悲哉!

同樣是二戰的戰敗國德國,態度與之相反。1970 年,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時,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下跪,表達德國的道歉和對二戰的懺悔,此舉震動了世界。

勃蘭特自敘要“替所有必須這樣做而沒有這樣做的人下跪”。對二次大戰,德國應進行深刻的道歉和反省。維列·勃蘭特同東歐多國簽訂了一係列協定,緩和了歐洲的緊張局勢。維列·勃蘭特的一跪,使得全世界都認為德國對戰爭死難者謝了罪。

其實,日本人民是善良的。許多日本人參觀了南京30 萬人被殺的展館後,流淚、下跪,贈送花圈、花籃表示悼念、懺悔。許多日本企業家在我國投資,民間團體交流頻繁,兩國人民往來旅遊,表現了日本人民是友好的。

大江健三郎在文章中,非常沉痛地談道,目前日本政要與政治家中,已經淡化了對戰爭的反省,甚至已經忘卻。大部分日本人已經不再具有那場戰爭的記憶。擔憂的他摘引南原繁的見解:“在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各島施行暴虐,殘害數百萬無辜生命的那場戰爭,如果不是我們民族的暴舉和錯誤,不是對同胞和人類的犯罪,又能是什麽呢?”這段話,代表了正直的日本知識分子和正義人民的共同心聲。

大江健三郎是中國人民的真正朋友。他12 歲時(1947 年),就閱讀《魯迅全集》,從《故鄉》中找到“希望”。他對魯迅作品愛不釋手,一直讀到了晚年,從中受到很大的影響。盡管演講時已經71歲,但他麵對猛烈的逆風,加入保衛憲法第九條、保衛教育基本法的運動中去。這一點,正是我欽佩大江健三郎先生的所在。

他堅信: “當今,在與中國相處中,盡管日本緊緊追隨著美國,一旦挑起戰爭,無論國土還是民族,首先從地球上‘覆滅’的是日本和日本人。這一點連我們最健忘的人們都應當想象得到的。”這就給日本政府指出了一意孤行的惡果,並呼籲:我們必須改變毫無反省的狀態,現在就要開始創造美好的未來。

是啊,迷途知返是希望啊!

2013 年9 月1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