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 一

我一直認為,寫作不是個人消遣,而是社會責任。凡是作者手裏的文字轉化為讀者眼裏的文章,照時下的話說,就得提供社會正能量。

茅盾先生於1920 年就在《東方雜誌》裏呼籲: “文學是為表現人生而作的。文學家所欲表現的人生,決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會一民族的人生。”“積極的責任是欲把德謨克拉西充滿在文學裏,使文學成為社會化,掃除貴族文學的麵目,放出平民文學的精神。”在近一個世紀前,茅公就亮出寫作的鮮明旗幟,指引我們前行。

曆史是勞動人民創造的。文成縣石垟林場8 萬畝山林,鬱鬱蔥蔥。麵積排名全省第五,溫州市第一,目前生態之優,為全省林場之最。可是,20 世紀50 年代之前,此處原是荒山禿嶺一片。自1958年建場以來的數十年間,林工風餐露宿造林,奮不顧身護林,事跡可歌可泣。我感到,若不把林場創業者的主人翁精神表現出來,像欠了一筆債似的。1982 年,我在石垟林場中學任教,與陶源合作,《綠的旋律》在《園柳》雜誌發表,打響文成縣報告文學第一炮。

西坑佘族鎮山後村中共黨支部書記白碎圖,為造福梧溪佘漢人民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1984 年10 月,挑起建造溪後橋的重擔,他“不靠仙法,一靠國法,二靠民法”,前後集資2. 1 萬元(當時職工月工資30~50 元),“花了七天七夜,又花了七天八夜”,把被洪水衝走的橋腳又灌了起來。白碎圖在三年內,付出“500 工+1600 元”。

我每每經過梧溪,民工戰天鬥地的精神點燃我寫作的火焰。後來,報告文學《彩虹》在《溫州日報》發表。

甲午戰爭、抗日戰爭,日本帝國主義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罄竹難書。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我在《聯誼報》副刊上發表並獲三等獎的報告文學《鐵山風雲》,記錄的就是五千多華工在馬來西亞鐵山反抗日本侵略軍的曆史史實。

國旗是象征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旗幟,熱愛國家就要熱愛國旗。1949 年10 月1 日至1966 年上半年的17 年,我在校讀書教書,沒有一天離開國旗。在禮堂掛國旗,操場升國旗。可是“文革”期間,《國歌》被《東方紅》代替, “升旗儀式”與“走資派”同時“靠邊站”了。1979 年,我在吳坳小學教書,不僅此校沒有升國旗,就連縣城的中學與小學也沒有升。我想到1952 年4 月7 日,南朝鮮巨濟島“71”號集中營被俘戰士,為了表示回國的強烈願望,決定做五星紅旗。曹明用紅藥水將白色綢子染紅,用奎寧丸化的水溶液將剪好的五角星染成黃色,戰俘們輪流一人縫一針。次日淩晨,天一亮,就在島上升起第一麵五星紅旗。值班的美軍、偽軍發現,便大喊降旗,誌願軍戰士堅決不降,敵軍用機槍掃射,吳孝忠、任貴全、孫長青相繼倒在護旗的血泊中。於是,我決定與村書記葉清華商量,到山上砍來毛竹,自做滑輪,後到縣城百貨公司倉庫找出一麵又紅又大的國旗。6 月1 日早晨,本村曆史上第一麵國旗在雄壯的《國歌》聲中,冉冉升起。《山旮旯裏升起五星紅旗》一文在浙江《人民政協報》獲“我與國旗”征文唯一的一等獎。

就這樣,帶著表現勞動人民的責任感,我寫下49 篇散文,結集《綠色長廊》,由遠方出版社出版並獲優秀圖書獎。

最近,中國作協副主席、著名文學評論家李敬澤指出: “從魯迅、胡適那個年代到現在,純文學的誌向是一直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那就是文學的責任。文學家承擔著民族語言和精神的根本責任,這就是嚴肅文學的現代指向。”目前,我遵循純文學的指向,承擔文學的責任,正在整理從1980 年至今積下的78 篇散文,結集為《最後的握手》,交出版社出版。

之 二

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教授兼中國文學係主任、所長劉兆祐,在《治學方法》的緒論中提到司馬遷的《史記》、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顧炎武的《日知錄》等,都是以“博覽群書”為前提的。研究學問“最辛苦的地方,在於資料之搜集”。我編寫《劉基故裏楹聯評注》一書,最深刻的體會也是這一點,文史研究成功的關鍵在於材料的積累,知識的積澱。

在編寫《評注》的5 年中,我走訪南田各景點15 趟,青田石門洞3 趟,溫州圖書館5 趟,幾乎查遍自己7000 冊藏書中的古籍,也勉強可以說是“踏破鐵鞋”了吧。

一是“聯匾”的積累。劉基故裏有誠意伯廟、青田劉文成公祠、南田劉伯溫紀念館、武陽村劉基故居、劉府舊宅、參政公祠等14 個景點,先抄下85 副聯句,33 個匾詞,接著一一校對。

二是“照片”的積累。自攝與請人拍,前前後後共攝了200 餘幀,然後挑選62 幀入書。

三是“作者介紹”的積累。全書有作者68 位,要查實每位作者的姓名、字、號、住址、官職、事跡、著作等,不能有半點馬虎。

四是“說明”的積累。對全書118 副(個)聯匾的出處、思想、藝術進行說明與評論。

五是“注釋”的積累。全書共503 條注釋,對其深奧的字、詞、句一一進行解釋。短的幾個字,長的五六百字。

六是“古書”的積累。注釋中牽涉《詩經》《左傳》《戰國策》《論語》《禮記》《孟子》《墨子》《老子》《莊子》《荀子》《呂氏春秋》《韓非子》《楚辭》《史記》《漢書》《文選》《資治通鑒》《晉書》《三略》《六韜》《三國誌》等100 餘冊(篇)古書,計200 餘處,都要一一查閱,花費工夫之大,難以言表。

之 三

1899 年,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在大學讀書。一次,他問導師數學家明可夫斯基: “一個人,比如我吧,究竟怎樣才能在科學領域,在人生的道路上,留下自己閃光的足跡,做出傑出貢獻?”

導師不回答,默默地把他帶到學校的建築工地。

明可夫斯基說: “這是剛鋪設好的一段新路,混凝土還未完全幹,還沒人走,你踩上去試一試。”

愛因斯坦剛踏上幾腳,就留下了很清晰的腳印。

導師說:“你走在老路上,有沒有留下什麽足跡?”

“老師,我明白了。”

他明白隻有新的路上才會踩出足跡。要創新,隻有創新,隻有不斷開拓新的領域,才會有新的紀錄。

這個故事,給我啟發很大。1989 年後,我調入縣教委主編《文成縣教育誌》。文成縣自南宋至今的700 年教育,從沒有編過史誌。

我麵對這一曆史重任,知難而進,不僅要編成,而且要編好。

編誌開始,我前往麗水、龍泉、東陽、永康、金華等縣市取經,然後擬訂工作計劃。從調查取經中,我發現他們縣市搜集材料步履艱難,教育局布置下去,材料遲遲送不上來,送上來的也與事實不符,拖了編“誌”的後腿。於是我與編輯們商量,必須另辟蹊徑,走自己的新路。

首先考慮編誌程序。我主張分三步:第一步,發動全縣鄉校以上及較大的村校編寫校誌史;第二步在查閱全縣80 所學校的330 萬字誌史的基礎上,再縮編20 萬字的《文成縣校史集》;第三步編《文成縣教育誌》。這樣金字塔式的編誌方法獲得了省教育誌辦公室的首肯。因為這樣,材料全麵、詳細、準確。

其次是編纂方法。運用傳統的編纂方法,還是運用新型的係統論方法,這在編輯的5 人中有過爭論。通過對諸暨、永康、縉雲、河北邢台等縣市的教育誌進行比較,存在共同的毛病就是煩瑣,令人生厭。在幼兒園、小學、中學、職業中專等教育階段中,幾乎是清一色的“德、智、體、美、勞”的安排體例,思想教育中的“學雷鋒”

“五講四美三熱愛”,教育中的“教育方針” “啟發式教授法”,等等,節節出現,層層重複,說了又說,好不囉唆。大部分同誌主張照搬外地老框框,這樣穩當些,省力些。我堅持改革,主張創新,采用科學前瞻性強的“係統論”的編寫方法,因為它簡潔、集中、明了、可讀性強。有人擔心其他省市縣教育誌沒有人用過,恐怕吃不準。為了避免擔心,我特地從遼寧大學購來《教育誌學》一書,對“係統論”部分進行重點學習。後來,大家認識到運用“係統論”可避免傳統方法的短板,結果統一起來了,把各個階段的“德、智、體、美、勞”歸類敘述,一次性完成。我又向市、省教育誌主編匯報,領導一致讚賞,可以大膽嚐試。結果證明,從理論到實踐都是正確的,最終《文成縣教育誌》獲1997 年縣教育科研特等獎。

末了,讓我們以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大會上的演說詞《詩人和作家的職責》共勉。“他們的特權就是去鼓舞人的鬥誌,使人們記住過去曾經有過的光榮———人類曾有過的勇氣、榮譽、希望、自尊、同情、憐憫與犧牲精神,以達到永恒。詩人的聲音不應隻是人類的記錄,而應是使人類永存並獲得勝利的支柱和棟梁。”事實業已證明,社會必須改革,寫作必須創新。寫作者不能重複人家,也不能重複自己。我主編《文成縣教育誌》如此,寫散文,寫散文詩,寫報告文學亦如此。

2014 年7 月1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