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國，又稱荊、荊楚，中國曆史上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個諸侯國。楚國祖先族姓羋，熊氏。最早興起於古荊州之地的楚部落，滅於秦國。轄地大致為現在的湖南、湖北全部、重慶、河南、安徽、江蘇、江西部分地方。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氏。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顓頊帝後第五代吳回，是帝高辛氏的火正（火官），主管天火與地火，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祝，大也；融，明也）。其部落分布在商都朝歌的南方（今河南新鄭一帶）。吳回之子陸終，生有六子，幼子曰季連，羋姓，是楚之先祖。季連之後曰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師，其曾孫熊繹，當成王時，封為楚子（意為楚地的子爵）。
西漢史家司馬遷在《史記·楚世家》中記載西周初期楚人領袖熊繹：“當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此一論述認為商末周初，楚先人祝融的後裔從北方遷徙至“丹陽”。這是楚人首次自中原進入湖北省內，也是楚國首次得到周王室的正式承認。
據考古學家劉玉堂、王紅星、高崇文研究，古“丹陽”當位於丹水和淅水交匯之處（今湖北省丹江口水庫淹沒區），因處丹水之北，故稱為丹陽。
楚人出自黃帝(或以黃帝為先祖的部落集團)，這在我國古代重要文獻中都有明確的記載。《史記·楚世家》說：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
《史記·五帝本紀》又說：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
《世本》、《大戴禮》亦為此說。楚國詩人屈原在其《離騷》中一開始就自稱是：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史記》是我國最早的通史，司馬遷博覽群書，廣采傳說，對楚人先祖之考證，應該是可信的。屈原是楚宗族後裔，對祖先的認定，應該是鄭重的，他本人對自己出自顓頊之後，更是充滿了自豪之情。
傳說中的黃帝時代，大體處於由氏族製向階級社會過渡時期。這一時期，由於社會生產的擴大與發展，原來狹小的民族組織必須被突破。
楚王同宗貴族屈原，在《離騷衝明白地說，自己是“帝高陽之苗裔”。《史記·楚世家》中楚靈王也說過：“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高陽是黃帝孫，昆吾為夏伯，楚王室的族源為華夏族，當是有史籍為證的。
熊繹及其後代是江漢流域最早的開發者，他們的創業曆史是艱苦卓絕的。《左傳》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川I，以事天子。”荊山，在今湖北省西部，漢江兩岸。(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蚧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日：‘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左傳》兩言“篳路藍縷”，皆指楚國熊繹至熊儀(若敖)、熊胸(蚧冒)等十餘代君王。可見楚國在建國以後的相當長的時期，都過著艱苦奮鬥的窮日子。國君帶領臣民跋涉山林，開辟疆土，甘苦與共。麵對周邊各國存在的威脅，尤其是麵對北方周朝軍隊一次又一次的南侵，楚人振軍經武，保持警惕，枕戈待旦。楚國君王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特別注重以先王艱苦創業的事跡對臣民進行傳統教育，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氣，尋求內部穩定和對外發展。蚧冒之弟熊通自立為楚武王，時在公元前740年東周平王三十一年。這在楚國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是春秋初期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一個南方大國的崛起。楚武王之子文王建都於郢，國勢更加強大，江漢一帶的小國都畏懼楚國。到文王之子楚成王即位，已經“楚地千裏”。楚國“結舊好於諸侯”，迫使周天子“賜胙”，要求楚國“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周天子的話流露出對楚國的畏怯之情，同時，不得不承認了楚國鎮撫南方夷越的“首領”地位。
公元前656年，齊桓公率兵伐楚，曆數楚國兩大罪狀，其一即為前文已述及的“昭王南征而不複，寡人是問”，另一條罪狀是：“爾貢包茅不人，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征”。說明楚國不向周王朝按時納貢，已有很長的時間。楚國在齊國重兵壓境的時候，毫不畏懼，嚴陣以待。但出於戰略上的考慮，作了適當妥協，答應納貢，於是與齊結盟，各自罷兵。齊桓公死後，繼起圖霸的宋襄公不自量力，欲召見楚成王，一度被楚所拘。
公元前638年，宋、楚兩軍戰於泓水(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宋軍大敗，宋襄公受箭傷，次年身亡，宋國從此一蹶不振。
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陳、蔡等隊圍攻宋國，宋求救於晉，晉、楚兩國爆發城濮之戰。這是中國曆史上一個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晉國先退避三舍誘敵，趁楚軍方陣大亂時一舉擊敗強大的楚軍，挫敗了楚國北進的勢頭．為周王室一吐幾百年鬱積的怨氣．晉文公重耳也因此一舉而躋身“春秋五霸”之列。楚國雖遭此敗但是元氣未傷，仍然不斷攻城略地。
公元前606年，楚莊王北伐陸渾戎至於洛陽，在東周的王都郊外舉行閱兵儀式。周定王派王孫滿勞師，楚莊王公然探問周朝傳國之鼎的輕重大小，並且揚言說，楚軍隻要折斷戈矛的尖端，就足夠鑄成九鼎了。此後，楚軍鋒芒益銳，所向披靡。在春秋戰國之交，相繼滅陳，滅蔡，後來又滅越，成為席卷南土、問鼎中原的極強盛的國家。楚國兼並的小國，有案可稽的，也在四五十個以上，多在今湖北、河南、安徽、江蘇等地。
《戰國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強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地方五千裏。”楚國之疆域，雖然時有得失損益，“但在其鼎盛時期，據考察其地跨今十一省，兼縣三百餘，為戰國時代最大之國”。””楚國的這種蓬勃發展的勢頭，從西周初年算起，持續了大約700年之久，直到戰國後期楚懷王時代，由於重大決策失誤，才出現轉折。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曆史上分裂割據、戰亂頻仍的時期，也是社會政治發生劇烈變革的重要時期。周王朝從衰微走向瓦解，諸侯各國通過兼並戰爭奪取政權。其中受益最大的，莫過於楚國。楚國從局促於丹陽一隅的“蠻夷”之邦，通過南征北戰，變成“地方五千裏”的戰國時代最大之國，發展速度是很快的。不斷開拓疆土所形成的大範圍內的民族融合，無疑是使楚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一個重要原因。
愛國主義精神密切相關的，是寬容寬厚的態度和廣闊博大的胸懷。楚國吞並了如此眾多的國家。縱橫跨越今天的11個省，麵臨的具體情況肯定是極其複雜的。黃瑞雲先生在《楚國論》一文中說：“華夏蠻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曆史淵源各不相同，楚國都能加以安撫。楚國在戰爭中從未有過像秦軍那樣，動輒斬首幾萬，也沒有見過大量俘馘的記錄。”張正明先生也在其所著的《楚文化史》中說：“對於被滅之國，楚人的慣例是遷其公室，存其宗廟，縣其疆土，撫其臣民，用其賢能。即使對於蠻夷，也是相當寬厚的”。正因為如此，楚國才能夠得到各民族的擁護，顯示出強大的開放性和凝聚力，在橫跨大江南北的廣大領域，建立起一個強盛的積極進取的多民族國家，並且不斷強化其臣民的國家認同的觀念，激發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及強烈的本土意識和民族意識。應該說，這是楚國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獲得迅猛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內在原因。
說起楚國人們總能聯係起屈原，屈原出生於貴族。在他生活的年代，楚國已經有了700多年的曆史，正經曆著從盛到衷的過程。屈原屈原從小就懷著振興楚國的遠大誌向。他博學多才，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塾館教育，飽覽當時能夠搜集到的詩書。青年時代走出三峽，步入楚宮，曾做過蘭台宮文學侍臣。屈原見聞廣博，記憶力強，對時代風雲變化了如指掌，擅長口才，很快成為楚國政壇引人注目的人物。
楚懷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屈原由文學侍臣晉升為左徒，僅次於楚國最高行政長官令尹，相當於後來的副宰相。這時候屈原才22歲。他對內經常和懷王一起討論國家大事，頒布政令；對外處理楚國與列國的外交事務。楚懷王非常信任他。當時的戰國形成東西兩大陣營，即西邊的秦國想吞並東邊的六國，東邊的六國聯合起來抵禦秦國的兼並。屈原審時度勢，對內推行舉賢授能、彰明法度、發展經濟、富國強兵的政治路線；對外實行聯齊抗秦、南北合縱的統一陣線，爭取和平環境發展楚國。就在這一年，屈原協助楚懷王邀請齊、韓、趙、魏、燕五國君王在楚國的郢都（今湖北省江陵縣紀南城）聚會，締結了戰國曆史上第二次六國聯盟，公推楚懷王為“縱約長”。楚懷王早年也曾有過繼承先王遺誌，完成統一大業的宏偉構想。他叫屈原秘密起草了一個革新楚國內政的《憲令》，屈原剛完成草稿，便被上官大夫靳尚發現，要將稿子奪去。屈原當然不肯給他。靳尚在職務上與屈原相等，他之所以敢於奪稿，有著複雜的背景和深刻的原因。
屈原在楚國政壇的崛起，他的一係列政治主張的提出，有楚宮內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老百姓拍手叫好，卻引起了舊貴族勢力的一片恐慌。因為屈原的政治主張特別是改革主張，跟楚國早年的改革家吳起有許多共同之處，對舊貴族勢力顯然不利，對楚國內部的親秦派更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這兩股勢力的代表人物是令尹子椒、南後鄭袖、上官大夫靳尚和稍後的公子子蘭。他們結成死黨，在懷王麵前說屈原的壞話，用惡語中傷屈原。懷王雖然對屈原十分欣賞，但他又孤傲自大，頭腦簡單，無主見。懷王經不起鄭袖、靳尚一夥的挑唆，漸漸疏遠了屈原，撤掉屈原左徒職務，任命他掌管王族三姓（昭、屈、景）事務，不讓他參與國家大事。
楚懷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秦相張儀入楚，用重金通過靳尚賄賂懷王寵妃鄭袖，慫恿懷王斷絕與齊國的外交關係。楚、齊關係破裂，六國聯盟瓦解。懷王受了張儀的欺騙，幾次興兵伐秦，都大敗而歸，隻得再度起用屈原出使齊國，修複楚、齊關係。
4、爭霸中原熊通子楚文王定都於郢（今湖北省荊州市西北），此後為擴充領域，楚國與中原的中原諸侯國經常發生戰事。
楚成王時，楚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顯強盛。後來的楚莊王武功彪炳，又勵精圖治，選拔孫叔敖施行文冶，使楚國經濟繁榮、文化鼎盛。前606年莊王征伐陸渾之戎（在雒邑西南），派人向周天子問九鼎之輕重。
前597年，楚圍鄭，迫鄭降，晉派兵救鄭，兩軍於邲會戰，晉大敗。此後，陳、蔡、許、鄭俱從楚。公元前594年，楚圍宋，宋告急於晉，晉不能救，宋遂與楚言和，尊楚。這時中原各國除晉、齊、魯之外，盡尊楚莊王為霸主，確立了楚莊王在春秋五霸的曆史地位。史載，透過戰事，楚國先後吞並了四十五個較弱小的諸侯方國。
邲之戰後，楚莊王稱霸一時，但是晉國國勢猶不可忽視，晉、楚雙方形成南北對峙、各霸一方。前546年，宋國執政向戌倡議弭兵，奔走於晉國執政趙武和楚國令尹子木之間，使晉、楚、齊、秦、宋、魯、鄭、衛、陳、蔡、曹、許、邾、滕等十四國於宋召開弭兵大會。結果由前述十國簽訂盟約，規定除齊、秦等大國外，小國須既朝晉又朝楚，霸權乃由晉、楚二強平分，尊兩國為共同霸主。史稱‘向戌弭兵’。
5、楚國文化戰國時期，楚國藝術取得了光輝的成就，主要表現在音樂、舞蹈、繪畫與雕刻等方麵。
春秋時期，楚國音樂已很發達。楚國設置了樂官，專門掌管音樂事務。如楚鄖公鍾儀世代世襲“伶人”一職。鍾建被楚昭王任命為樂尹，樂師扈子也是以司樂為職的樂官。在樂官的管理下，楚國的音樂水平是很高的。
楚國樂器種類齊全，有鍾、磬、鼓、瑟、竽、筆[竹/虎]、排簫等。這些樂器在湖北、湖南、河南各地戰國楚墓出土的樂器實物得到了印證。
中外聞名的擂鼓墩1號墓所出土的一套，即曾侯乙編鍾。曾侯乙編鍾65件，除去楚王[今/酉]章外，其餘均可供演奏。這64件，包括鈕鍾19件，甬鍾45件。鍾與鍾鈞附件及鍾架上，均有銘文，共2800多字。銘文記錄了曾、楚和華夏各國律名、階名、變化音名的相互對應關係。其中涉及的音階、調式、律名、階名、變化音名、旋宮法、固定名標音體係、音域術語等方麵，相當全麵地反映了先秦楚國樂學的高度發展水平。銘文中列舉了曾國與楚、周、晉諸國和申地之間律名、階名、變化音名的對應關係。其計律名28個。
楚國是南方的民族融合中心，楚國音樂亦表現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點。《文選·宋玉對楚王問》載：“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裏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下裏巴人》當為楚人、巴人雜居地區所流行的通俗歌曲，人們演唱起來，簡直是載歌載舞，場麵十分熱鬧。其餘歌曲，由於難度較大，人們能演唱的也逐漸減少。這一記載，非常真實地反映了楚國這一音樂之邦，在音樂發展中，允許夷夏並存，雅俗共賞，從一個側麵，展現了楚人的開闊胸懷和融夷夏為一體的開放精神。
舞蹈是和音樂相伴而來的。自商周以來，楚國一直盛行巫舞。王逸《楚辭章句》說：“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巫舞實際上就是一種宗教舞蹈，在楚國一直長盛不衰。屈原筆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動地反映了巫舞的各個方麵。
楚國宮廷樂舞不同於民間樂舞，表現場麵要大得多，當然也就要豪華得多。如《招魂》所寫：“肴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鍾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被衣服纖，麗而不奇些。長發曼鬋，豔陸離些。”“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宮廷震驚，發激楚些。”《大招》所寫：“二八接舞，投詩舞隻。叩鍾調磬，娛人亂隻。”
另外，由於隨著各國各地文化交流的密切，楚國宮廷樂舞中也廣泛地吸收或引進了各國各地的樂舞，成為楚國樂舞的一大特點。如《招魂》所寫：“二八齊容，趙鄭舞些。”“吳[俞欠]蔡謳，奏大品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大招》所寫：“代奏鄭衛，鳴竽張隻。”各國各地樂舞同時表演，竟到了“四上競飛，極聲變隻”(《大招》)的地步。
無論是民間的巫舞或宮廷樂舞，它都特別講究舞蹈者線條美、律動美。如《招魂》、《大招》多處說到“姱容修態”、“長發曼鬋”、“豐肉嫩骨”、“容則秀雅”、“小腰秀頸，若鮮卑隻”、“長袖拂麵”、“豐肉微骨，體便娟隻”，可見楚人是追求修長細腰之美的，否則舞蹈起來，是不可能達到“偃蹇”、“連蜷”的效果的。1941年在長沙黃土嶺戰國楚墓出土的一件彩繪人物漆奩，共繪有11個舞女，其中二人長袖細腰，翩翩起舞，其餘8人或靜坐小憩，或一旁觀賞，1人挽袖揮鞭，似在指揮，也全都長衣曳地，麵清目秀，體態輕盈。這件漆奩生動地展現了楚國集體舞蹈的場麵，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楚國的繪畫有很大的發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帛畫、壁畫與漆畫等。
《人物龍鳳帛畫》和《人物禦龍帛畫》，是迄今所見我國古代最早的兩幅帛畫，是“早期國畫的雙璧”《人物龍鳳帛畫》，長31厘米，寬22.5厘米。畫中一婦人側立，高髻細腰，寬袖長裙，雍容富貴，合掌作祈禱狀。婦人頭上，左前畫有一鳳，作飛翔狀；鳳對麵畫有一龍，作騰升狀。《人物禦龍帛畫》長37.5厘米，寬28厘米。正中畫一男子，側立麵左，高冠博袍，腰佩長劍，立於巨龍之背。龍昂首卷尾，宛如龍舟。龍左腹下畫有一條鯉魚，龍尾畫有一立鳥(似鶴)。男人頭上方還畫有華蓋一重。人、龍、魚均向左，以示前進方向，連華蓋上的纓絡也迎鳳飄動。整個畫麵呈行進狀，充滿了動感。這兩幅帛畫，基本上運用白描手法，但也有地方使用平塗，人物則略施彩色。畫麵布局精當，比例準確。線條流暢，想像豐富，表現了楚藝術譎怪莫測的獨特風格。
楚國先王宗廟及公卿祠堂，有大量壁畫，壁畫主要內容是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和古代聖賢、怪物。江陵天星觀1號墓槨室的橫隔板上繪有畫。另11幅彩繪壁畫，所繪為菱形、田字和雲紋等幾何形紋樣。
楚國漆器業發達，所以楚人也善於在漆器上繪畫，成為我國古代獨特的藝術珍品棗漆畫，如1941年長沙黃土嶺出土了彩繪車馬人物花紋漆奩、1952年長沙顏家嶺出土了繪有圖案的漆奩、1957年信陽長台關出土了繪有狩獵場麵的漆瑟、1978年隨州擂鼓墩1號墓出土了繪有二十八宿圖案的漆箱和繪有人、物的鴛鴦形盒等。荊門包山2號墓出土漆奩上的《迎賓圖》，繪有眾多的人、物，堪稱楚漆畫中的奇葩，在我國古代繪畫藝術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這幅漆畫，長87.4厘米、高5.2厘米，繪有26個人、4輛馬車、10匹馬、2頭豬、1條狗、7隻雁和5棵柳樹。以黑漆為底色，兼采紅、黃、褐、綠諸色，運用線勾平塗等手法，使眾多的人、物組成一幅色彩富麗、和諧別致、生動活潑的富有立體感和動感的組合性畫麵。
戰國楚雕刻藝術的許多極有特色的代表性作品，如神奇的虎盆座飛鳳、譎怪的“鎮墓獸”雕刻，形態輕盈優美的虎座鳳座鼓，各種形式的雕刻座屏、寫實的木雕鹿、具有抽象意味的木雕辟邪和幡蛇樽以及各種狀態形象的漆盒等等，代表著楚雕刻藝術成就，以及楚人在運用雕刻藝術形式時所表現出來的一些審美意識。
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雕塑作品一般均為各種青銅器物的附飾，如攀附獸或作為器耳、器首、器足的各種動物形象雕塑；也有用作大型器物的支架、底座或附件，如曾侯乙墓編鍾架銅人、虎形掛鉤、編磐架立獸、蟠龍建鼓座等。而較少如曾侯乙墓所出《鹿角立鶴》那樣獨立的青銅雕塑作品。這些作為器物附飾或支架、底座、附件的青銅雕塑大都具有相對獨立的藝術欣賞價值，可以看出設計者在考慮到它們作為附飾與附件的特殊功能，注意到它們與器物之總體藝術風格相統一的同時，是把它們當作一件獨立的藝術品來創作的。因而這些作品往往體現出戰國楚人對雕塑這一藝術樣式的濃烈興味。
楚國的圖騰是鳳。